先达首位留洋博士——张仲绛

2009年欣逢母校先达中华学校创办百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尽管历程坎坷，但她弘扬中华文化，培育人才的崇高使命始终不渝。

在一代又一代热心教育的侨贤大力支持和一批又一批辛勤教师精心教诲下，母校为祖国和印尼培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他们为祖国和印尼的自由解放、建设发展，为中印两国的友好合作作出了贡献。先达中华学校功垂千秋、恩泽万代。

在众多的优秀人才中，我向广大校友推介母校的首位留洋博士张仲绛，他是仲强、仲宣、仲璧之兄，新英、仲增、仲深（游）、仲欧之堂兄。

仲绛（1909——1984年）广东大埔人，出身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常无隔宿之粮，其父张杏园被迫过番到印尼先达当伙夫谋生。经数载刻苦勤俭，略有积蓄后，张杏园与弟张让三合夥开办万源栈商号。仲绛12岁时随母到先达与父团聚，就读于中华学校。同班同学有：陈学勤、林克之、张佐昌、李鑫端、陈玉意、陈玉娟、陈玉娥、姚香琴、霍福好、谢琼英等。

仲绛在读书时期，目睹了荷兰殖民者压榨迫害华侨的悲惨境遇，荷兰人打死华侨，赔偿的钱还不够买一条狗！也无人敢站出来伸张正义，使他受到很大震动，从而萌生了长大要学法律当律师的志向。

1925年16岁的仲绛受到学校的鼓励，并获叔父张让三的支持，不顾其父要他从商继承产业的愿望，毅然回国升学。

在短短的一年中，他自学中学的数理化课程，于翌年考上广州中山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入中山大学法学院。在同学眼里，仲绛是一位善于广交朋友、口才出众、品学兼优的学生。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以学生领袖身份出任广东省各界抗日救国会常委，组织青年学生抗日，抵制日货，打击奸商，并主持抗日旬刊工作。

1932年毕业留校任助教。次年出任广东省地方自治训练所教务主任，月薪高达二百余元，而他仍保持俭朴生活，把大部份收入用来创办华夏中学和接济贫苦学生。

1934年年仅25岁的仲绛通过竞选当上广东省参议员。他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在参议会上揭露东江防军走私军火、包烟包赌的罪行，触怒了军阀李扬敬。李杨言要杀死他，仲绛被迫出国留学。

1936年春，他先在德国柏林大学研习德文，后转入马堡大学专攻刑法学，1938年秋取得法学博士学位。

学成后回国，时值日军大举入侵我国，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仲绛对一些昔日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军阀不战而逃非常不满，常对友人发泄自己的激愤之情。

1941年仲绛到重庆中央政治大学任教，讲授犯罪学、刑法学等课程。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往南京。因看不惯国民党内争权夺利，他于1947年回广州中山大学执教。

1948年6月，他出任湛江市市长，曾想用自己的法学知识为人民做些事。上任后正遇几十年未遇的水灾，他一面救灾，一面整治内部，撤换了一些贪官污吏，释放了一些政治犯。时有国民党特务王某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仲绛亲自密查，向法院起诉，王某被判十年徒刑，百姓拍手称快，香港报界亦报道，赞仲绛为“平民市长”。但为此他又得罪了上峯，被以疏忽职守、裁减刑警人员为名记大过处分。自此他觉得当初的愿望无法实现，毅然辞职。离湛江时，不少民间社团自动前来送行。

新中国成立后，仲绛从香港回广州中山大学执教，曾任德语专业教研室主任。他辛勤耕耘，潜心研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德语人才。除了担任行政和教学任务外，他还与他人合编了《简明德汉辞典》等。

1956年他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曾任民革广东省委员会委员，省民革对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等。

“文革”中，仲绛亦受到冲击，但他始终不怨天尤人，超然处之。打倒“四人帮”后，他倍感心情舒畅，对祖国满怀信心。

1980年中山大学复办法律系，他重返讲坛，不顾年迈体弱，积极培养研究生，热情帮助中青年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宣传法制与法治思想。他编写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刑法概述》、《犯罪学史之发展》、《青少年犯罪的社会根源原因与对策》、《青少年犯罪研究方法现代化初探》等文章。他还参加编写与审定《英汉法律字典》。

1984年10月，仲绛不顾75岁高龄，一个月内奔走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参加会议，终因操劳过度诱发肝病。回穗后，他仍抱病修改论文参加研究生答辩，终于身体不支入院治疗。在病床上，他仍仔细推敲有关立法草案。弥留之际，他留下遗言：“要健全法制，实行法治，国家方能长治久安”，勉励后人要为加强法治而努力。

仲绛毕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他为人光明磊落，待人诚恳，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乐于助人，生活俭朴。

我们为母校培养出如此出众的前辈感到自豪，为他的过早逝世深感惋惜与悲痛。

注：资料引自《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丛书》和《客家名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