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东北，制造了“奉天（今之沈阳）事件”，进而霸占了东三省。正是在这一年，我的大姐呱呱落地，出生在位于世界一个偏远角落的小山城——先达。因为是个‘好’字，父母亲都想有个男丁，所以给大姐取名为阿招，希冀她能把一众弟弟招来。 上苍果然不负有心人。随后的一年,也就是1932年，大哥来到了人间。接着，1934年、1935年、1937年和1939年，我、三弟、四弟、五弟就象跑400米接力赛似的，一个又一个从娘胎里跑了出来。1941年，不甘寂寞的小妹，也降临人世。1948年，也就是二战结束后的第三年，包尾的小弟姗姗来迟，给父母亲的添丁事业，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家中，男的数下来，我排行第二，所以，姐妹兄弟们都“老二”、“老二”的叫我。不过，因为我是凡人一个，也没有深得孔老夫子的教诲，所以，我自认当不了“孔老二”的徒子徒孙。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时，我快三周岁了。脱离了襁褓中的我，已经在咿呀学语，仿佛听到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抗日救亡的歌声，也仿佛听到了那时候大人们每天都在热烈讨论的话题：抗日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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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按捺不住，偷袭珍珠港，从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时，在这之前的拂晓时分，有“马来亚之虎”之称的日寇中将山下奉文率领其第25集团军，强行在暹罗南部的宋卡和北大年以及马来半岛东北部沿海地带的哥打峇鲁登陆。
两天后的1941年12月10日，英国皇家海军的两艘主力舰“反击号”和“威尔斯太子号”，在马来半岛东面的南中国海域展开的历时一个半钟头的海战中，出乎众多军事家的意料，被日寇的海军战舰和“神风敢死队”驾驶的战机击沉了。大不列颠帝国统治海洋的时代，终成往事。
紧接着，1942年2月中，被英国首相丘吉尔誉为“不可攻克的堡垒——新加坡要塞”，也被日寇攻占了，英军司令白思华举起白旗向日寇投降了。至此，日寇终于打开了进一步进攻盛产石油、树胶等丰富战略资源当时称为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尼的大门。
1942年3月，日寇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击败荷兰殖民主义者，攻占了棉兰和整个苏北地区。从那一天起，小山城的居民和全体印尼人民一样，就在日寇的铁蹄下艰难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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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至1945年8月，日寇占领先达期间，我约莫8至11岁大，曾到‘日治时代’的先达华校上学。那时候，日寇梦想长期统治和掠夺其占领下的地区，因此，对当地人民（包括华人华侨子弟）实行奴化教育，灌输向天皇和大日本帝国效忠的思想，以培养可以为其利益效劳的奴才。它在学校里，从一年级起就强迫小学生学唱日本国歌和学习日语。记得先生教日语时，要我们先学a、e、i、o、u的发音。可惜的是，我对学日语的兴致不高，所以，直到如今，就只会说“Sayonara”（再见）、“Arigatok”（谢谢）和日寇的一句国骂：“Bakearo”。
我记得，日寇当时搞什么大的集会，都是在先达小山坡上一个清静优美的公园里举行。我们这些小学生也给学校当局像拉夫似的被硬逼着去参加。也许是因为年纪小，什么也听不懂，而且烈日当空，晒得汗流浃背，实在不耐烦，所以，除了在窃窃私语，小声说笑，一听集会结束要三呼“万岁”的口号，我们这些顽皮的小学生便雀跃三百，随着人群大声喊叫：“Pangsai”（闽南话大便的意思，跟日语‘banzai’即万岁的发音相近），全然不知有什么后果。
所幸的是，在日寇占领先达期间，我们全家人总算没有遭遇太大的劫难。虽说，家里的生意一落千丈，差不多到了“坐吃山空”的田地，我们也像小山城的所有居民那样，被逼着去开荒种蕃薯、玉米和其它杂粮，但还不至于过着完全无米下锅的悲惨日子。
当然，在此其间，我家也像小山城的一些居民那样，也发生过遭到日寇侮辱而且是既危险又难堪的事。第一件是，父亲骑着自行车经过日寇岗哨时，因没立即下车向哨兵致意，除受到训斥和罚站，还差点挨鬼子的耳光。另一件是，日寇攻占先达后，曾四处乱窜，骚扰民居，还闯入我们避难的菜园里。因为是大白天，男人们都不在家，只剩下老弱妇孺，这些禽兽闯进我家的木板房时，见到只有外婆和母亲，竟欲非礼母亲。没想到，在此紧要关头，我那个子非常矮小，平素吃齋念佛、胆小怕事的外婆，不知从哪里得来的勇气，挺身而出，挡在拿着插上刺刀的步枪的鬼子面前，不让鬼子再往前走，并大声喝道：“你们要干什么！” 鬼子在外婆正义凛然的态度面前，终于不敢造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我们都在事前按母亲安排躲藏在房子后面的草丛里，等鬼子撤退后，母亲才敢把我们带回屋内。等大家惊魂甫定时，母亲给我们讲述了刚刚发生的那一幕惊险情况。我们听了，除为母亲捏了一把冷汗，也为外婆在危险时刻，不顾个人安危、誓死保护亲人的英勇行为，深感敬佩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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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经历了3年多血与火的洗礼的先达中国居民，同当地人民和世界人民一起，终于迎来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因为就在那一天早上，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高代表——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了。此时，我快十一周岁，也跟大人们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想当年，日寇投降的喜讯在先达这个小山城引起的轰动效应，实在不比其他地方逊色。记得胜利消息传来的那一天，先达的大人小孩无不欢欣鼓舞，喜出望外，结果闹了一出令日寇占领军啼笑皆非的“喜剧”，给死寂了多年的小山城平添了一点生气，也给憋足了3年多“鸟气”的小山城中国居民，痛痛快快地在日本鬼子面前，抒发了一次胜利情绪。 话说胜利的那一天，不知是那位“仁兄”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盟军已经在苏北登陆，并且正向先达方向开来。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于是小山城轰动起来了。大人小孩受消息鼓舞，争先恐后走上街头，并且自动聚集一起，排成队伍，举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浩浩荡荡、欢天喜地的向着先达附近的一个小市镇——三板头方向进发，根本就不管有没有得到日寇的批准。我也不甘落后，全程紧跟这支游行队伍。
日寇军队则在一旁看傻了眼，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收到有关的消息。然而，它们还是提高警戒。当游行队伍走到医院和韩江公会时，我亲眼看到日寇的军官们手握日本式长刀，士兵们架起机关枪或拿着插上刺刀的长枪，如临大敌，一直严密监视着这支被胜利的喜悦和盟军登陆的消息冲昏头脑的队伍。
可不知怎么的，这支队伍越走越远，盟军的影儿始终没有出现，于是开始往回走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这支队伍只好作“鸟兽散”了。幸好当时日寇已签“城下盟”，不敢轻举妄动，否则，可能发生一幕血洗小山城的“惨剧”。
不过，当时大人和小孩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妥，而且并不死心，回到市内还眼巴巴望着先达入口处的班段（Pantuan），企盼着盟军的到来。
午后，大人们才弄清楚这个消息完全是一件“流吔”，据说是有人故意造出来的，大家才知道上了一次不小的“当”。空欢喜之余，结束了这场可供老一辈先达人回首往事时增加谈资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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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先达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原先躲在地下进行抗日爱国活动的前辈们以及在他们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新血，一个又一个都走到前台‘亮相’了。在他（她）们的大力推动下，小山城的进步民主爱国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各种进步团体，如职工会、青年会、妇女会，一个又一个如雨后春笋般浮出地面；各种文娱歌咏体育活动，一个接一个精彩纷呈。《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延安颂》直至《歌八百壮士》（即中国不会亡）和《新加坡河》的嘹亮歌声，响彻小山城的上空。我们姐妹兄弟喜气洋洋地“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从新回到自己人办的先达华侨学校，接受新思想的启蒙教育。正是从那时候起，我们全家从拥护蒋委员长抗战转到支持共产党解放全中国，我本人也从‘蓝屁股’变成了‘红屁股’。
先达——小延安的美称，由此而来，刹时间，红遍了整个苏北地区。
可以说，许许多多的先达人，从我们的父辈起到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也深深的热爱着生养了我们的那一方水土的。他们中的许多‘佼佼者’，为祖国抗战，为新中国成立，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甚至牺牲，尽了自己作为祖国儿女应尽的一点责任和义务，同时，也为印尼人民反抗荷兰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经济建设的事业，为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自己的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2005-8-21)
补充：日寇进攻先达前后逃难生活点滴
日寇进攻先达前后，我家曾两次到附近乡间地区避难。最后一次的地点，是在班段附近的一个菜园子里，父亲和几位先达的同乡就在那里合盖了一排的板屋。我们几家闲极无聊的孩子，每到晚上时分，就会围拢在屋后的草丛旁边，说笑讲故事，时而又会一边唱着儿歌：“荧火虫，夜夜红，飞到东，飞到西，好象一盏小灯笼…..”，一边忘情的去捉拿在草丛中飞来飞去闪闪发光的荧火虫,完全忘却了迫在眉睫的战争和危险。有位年纪较大的孩子，拗不过我们的要求，讲了一个“蚂蚁搬米的故事”。初始，大家听了觉得非常新鲜有趣，可是，他一连讲了好几晚，都是小蚂蚁每天只能一粒又一粒搬米的情节，到了孩子们睏了,想睡觉了,他又说得待‘下回分解’了，如是这般几次之后,孩子们才恍然大悟，给这位老兄耍了。不过，当时，他是不是当“愚公移山”式的寓言讲给大家听，就不得而知了，至少我那时还没有这个觉悟水平。有时，故事讲闷了，我们几个‘胆大包天’的孩子，还摸黑跑到菜园里偷摘主人家的黄瓜吃，一听有什么动静就拔脚飞奔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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