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傅树楷医生是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外孙，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中，他作为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主要领导人之一，被李光耀政权以莫须有罪名横加逮捕，不经审讯就被关押了17年才获释。沉默了二十多年后，他终于在去年底不惜冒着再坐牢甚至倾家荡产的风险，出版了一本新书《“华惹时代风云”》，并在今年初一次新书推介礼上的谈话中，提及他身陷囹圄时与几位难友一起共度患难的动人故事，其中对曾福华同志着墨最多，表达了傅医生对福华同志的深厚感情和敬意，以及对他因受到李光耀政权的迫害以致英年早逝深感悲愤和痛惜，以下就是傅医生讲话有关内容：

福华出身于柔佛（应是彭亨）一个富裕的橡胶园主家庭，因为这样，他的家人有能力送他进新加坡华侨中学住校读书。1954-1955年（应是1949-1951年8月）在华中求学期间，他成了学生运动的一名活跃分子。殖民当局来学校要逮捕他，他逃跑了。随后他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进行地下活动。1961-1962年，他溜到廖内群岛。他曾返回新加坡活动几次，有一次险些被捕，他趁着夜晚从后门逃跑。

当他最终被捕时，政治部严刑拷打他。这样折磨他，不是因为要获取口供——政治部吹嘘对此已了如指掌，而是为了要从根本上打垮他的反抗精神，以便据实否则就捏造事实加害他的朋友。所以，他们企图使他在政治上“被中和掉”。

他告诉我，有一天他们非常粗暴地殴打他，使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于是从坐着的凳子上站了起来，然后抓起凳子一只脚，准备朝第一个殴打他的敌人猛击下去。他已经有意去死，不过那些家伙并不想死。他们赶紧往后退，并且通知姓王的副监狱主任（我们戏称他为“上海王”，因为他是上海人，并且曾加入英国情报部门服务，随后被派来新加坡政治部）。他过来了，估量当时的形势。他了解到，企图用令人疼痛的措施来击垮一个人的斗争精神，对一个已经有意去死的人，完全是徒劳无功的。他终止了严刑拷打。后来，福华被送到明月湾中心。我就是在那个有五间囚室的牢房里遇见他以及太宝和何标的。

福华很善于交朋友。他爱和狱卒谈天说地。在活动时间，他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一旁抽烟。最初，抽的是香烟，之后由于财政困难便改抽烟叶。他很少和我们一起锻炼。

不管晴天或雨天，（下午）喝完茶，我会在监狱里的空地上跑步，跑了一圈又一圈。何标和太宝最初有顾虑，不过后来也来参加跑步。他们认为，既然傅医生能在雨中跑步不至于病倒，那么他们也一样能做到。我鼓励他们参加锻炼，因为这样做有助于克服我们大家都面对着的精神忧郁压力。我告诉他们，这个办法就是，跑完步，乘着身体还暖和，立即去冲凉，绝不可坐下来，让潮湿的身体吹风，以致着凉，这将增加得感冒的机会。

有一天，福华要求看监狱医生。值班医生Dr.Singh来了，不过是在过道的入口处见福华。福华投诉说肚子痛。他只是摸一摸福华的腹部，开了普通解酸混合剂（腹痛药），由下午值班人员送来。于是，福华服了一剂，临睡前又再服一剂。

我们像平时那样被关在自己的囚室。当天晚上约11点，他在呼叫我。我和他的囚室之间相隔着一间空置的囚室。不过，我能清楚听到他从过道里传过来的叫声。他说，他依然感到非常疼痛。吃下的药物并没能缓解他的痛苦。我实在爱莫能助。所以，我只好要求他强忍痛楚，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再想办法，我还答应，第二天早上囚室的门一打开，就会去看他。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眠，他也一样。我可以听到他因痛苦发出的呻吟声。

当狱卒来把过道和我们的囚室的门一打开，我立即冲到他的囚室。囚室里漆黑一团。在我们的囚室并没有照明灯。光线是从过道里的微弱灯光照射进来的。在昏暗的亮光下，我用手触摸他的腹部。使我大为吃惊的是，他的腹部有一个又大又硬的肿块。这意味着他得了非常严重的晚期癌症。我站起身，一边思考着如何打破沉默，把情况说给他知道。他必定已感觉到有某种非比寻常的严重事情发生。可能是我的神色过于严肃吧。他说：“树介，我并不怕死。告诉我真话。”

那天早上，得到他的同意，我把他的诊断结果写了下来，同时请求监狱当局送他到中央医院作进一步检查。我清楚知道，他的病情预后非常糟糕，已经无药可救了。不过，我没有告诉他。兴许李光耀政权会把他从医院释放。这是我的希望。但是，结果并非如此。

第二天，他被送进中央医院的A外科手术室。几天后，他又被送回来，说是他的病无法医治了。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来安慰他。翌日早上，要他迁移的命令下达。有关的狱卒带来了命令和轮椅。我们要求知道，福华要被迁移到哪里。我们获知是去樟宜监狱医院。

这跟在樟宜的普通医院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大家都清楚，这家医院的情况。它简直就不是一家医院。它只可说是一间宿舍，一个开放式的病室，两边各有一行的床位，左边的第一张床位和右边的另一张床位是被用铁栅围起来的牢笼罩着。因为这样，一个拘留者在这里是与其他囚犯隔离开来的，不过，当那些男护士朝病室一暼的时候，却可以看见你。

何标第一个起来发言。他走近福华身边，并且轻声问福华，是否愿意去那里。福华犹疑不决。他不想去，但是如果他说“不”的话，他将造成拘留者和监狱当局之间爆发一场斗争，这种情况是他想避免发生的。太宝说：“福华根本就不可去那里。拘留者不应受到这种对待。”

福华望着我，征求我的意见。我摇头表示反对。我们意见一致，完全团结在一起。于是，他下定决心。他叫那位狱卒返回去，告诉监狱主任他不打算去。

没什么事发生。也许我们所获得的言过其实的名声还能起一点积极作用。接着，几天之后，一道新的命令下来了。福华将被送回中央医院。我们仔细考虑这道命令。监狱当局会不会欺骗我们？对各个方面考虑研究之后，我们一致认为，监狱当局是有诚意的，而且是认真的。我们和福华说再见，祝他平安。这时，我们已热泪盈眶，但我们还是强颜欢笑。我们一定要像他那样勇敢。我们清楚知道，这将会是诀别，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他。

福华的确是被送到中央医院。这个消息，我们在第二天的家属探监时间获得证实。经过数天后，福华被释放了。约一周后，他在家中逝世，他的家人和朋友都侍立左右。

福华是一个革命者。他对死毫不畏惧。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充分意识到自己对社会、对人类负有的责任。

曾福华烈士的一封遗书

1978年3月初，曾福华同志被发现患了肝癌，并已进入危险期。这个不幸的消息一传开，狱中同志都十分悲愤，并纷纷向他表示亲切的慰问。曾福华同志对战友们的关怀和爱护表示感激，写了一封充满革命豪情的复信。信中流露了他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深厚感情和无限忠诚，同时也表现了他的高贵革命品质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同志们读了这封信，无不流下眼泪，心情无比激动，无比沉痛。大家都从中受到巨大的鼓舞。这封遗书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我患了癌症，这对内部治安局会有些麻烦，他们不愿意看到我死在牢内，又舍不得放掉我。对他们最有利的办法是：我同意出国。我估计他们会着重在出国的问题上，向我及家人展开进攻。

我的主意已定：第一，坚决反对有条件释放；第二，坚决反对出国；第三，为了坚持无条件释放的立场，宁可失去较好的治疗机会。

我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我必须首先从政治上来考虑个人疾病问题。

不管敌人会耍出什么花招，在同志的全力支援下，我有充分信心粉碎敌人的思想进攻。

这里的同志对我的关怀无微不至，什么事都不让我做，所有最好的东西都要我吃，而且细心了解我家庭今后可能发生什么困难。

你们的关怀和鼓励，使我心情无比激动，眼泪不停地流，几次哭出声来。同志们都渴望我的病能治愈，至少也多活几年，以便为革命做一点事。我也希望至少多活几年，以弥补过去工作的不足。但是我所面对的是少有治愈机会的癌症，我只好面对现实，准备迎接死神的到来。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早在被捕前，我就不止一次地考虑过死的问题。被捕初期，甚至在比较平静的明月弯拘留营期间，我都考虑过为革命而死的问题。死，没有使我感到恐惧。所以当我知道自己患上癌症时，心情平静，坦然处之。我所从事的事业，是革命事业，不论是壮烈地死去或平凡地死去，不论在战斗中死去或因病死去，都是为革命而死，我是死而无憾。同志们不必担忧我会烦恼，绝无此事。

我对家属无牵挂，家庭经济不会有问题。红枣（按：曾福华同志的妻子）有了十多年的磨练，深信经得起打击。孩子们早已习惯于不同爸爸生活在一起，而且都在健康的道路上成长着，我希望红枣能把他们培养成为有革命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最后，谢谢你们的关怀和鼓励，感谢你们的革命支持！ 致革命敬礼！

曾福华 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