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柱止中流》 节选： 我们初三班的“领军人物”——卢业勋 作者：张泰永 来源：香港足印出版社出版《砥柱止中流》一书 数年前参加美兰的追思会，意想不到的与半个多世纪前在同一校园里读书的一批校友相遇，兴奋之情难于言说。因为是前来悼念老战友逝世，大家只好极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握握手，点点头，低声问候。 令我特别欣喜的是，当年我们亲切地称他老卢的同学，居然也来了。他，是我记忆中最难于抹掉的一位老战友。见到他，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穿过时光隧道，记起那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就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又一幕地在脑海里浮现： 地点：新加坡华侨中学 时间：1950年代初 人物：初三班108条好汉 1951那年，我们初三班有三班(甲、乙、丙)，据说共有同学108位，因此，前不久离开人世的新加坡著名左派人士陈仁贵在纪念林清祥的文章里曾写道:：“108是个吉祥的数字，它令人想起中国文学名著《水浒传》里的108条好汉”。 陈仁贵对初三班的赞誉，的确非溢美之词，因为在新加坡争取民主独立斗争史上就涌现出来自初三班以林清祥为代表灿若明星的众多著名人物，这早已是众人皆知的秘密，不必赘述。 本文想介绍的则是当年在初三班里一直默默耕耘、埋头苦干、保持低调的同学——卢业勋。他，实际上才是真正的非晁盖则宋江的“领军人物”。 恩人 老卢和我都是从1949年初起，入读华中初一班的，他一直在甲班。他小学时的一位同窗好友——佘文锁，到了初三时则和我同在乙班上课，而且是同桌好友。记得当时清祥、福华、清泉、水双都是甲班同学，和我一样属比较活跃份子，被英殖民当局看作是“眼中钉”，非去之不快。所以，到了1951年8月，当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派警察和特务企图镇压华中校园里刚刚冒出头来的学生活动时，清祥、福华、清泉和我等榜上都有名。（注1）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由于心里毫无准备，又无斗争经验，一时真的不知所措，幸好在这个关键时刻，遇见了老卢，赶忙问他如何是好，他二话不说，要我们立即“走为上计”。于是，福华和我便急忙从学校后山一旁的小路溜出学校，躲过了一劫。从那时刻起，福华和我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生活和学习了近三年的母校，学业中断，转入地下，以初三未毕业的学子身份，随后投入到20世纪后半期风高浪急的斗争浪潮中拼搏,义无返顾地成了反对英殖民统治的“好汉”。 对我个人来说，老卢之有恩于我，还不止于这件事。记得当年由于我的联系人在念完初一之后就不知所踪，临别前还说会有人来联系我，结果直到我出事之后始终都不见“来人”，所以我转入地下后并无组织关系。幸得老卢的帮助，我不仅有地方可匿藏，而且才得以正式恢复组织关系。加之，他的爱人吕红帐还是石君的联系人，因此，我们之间，关系非常深。我对他始终保有一种与别不同的特殊感情，尽管1952年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日子里，音信杳然，彼此都不知对方还在不在人世间。 这次能在他乡久别重逢，我们都觉得非常幸运，兴许是这个大时代对我们的眷顾吧。当然，今天的他，已步入耄耋之年，而我也早已踏入古稀之年。所幸的是，他虽曾身陷囹圄，遭到英帝的严刑拷打和残酷折磨，如今身子还是很健壮。我除了想感谢他对我的“救命之恩”，还想了解彼此分别后发生的许多事，特别是有关他本人的身世和鲜为人知的斗争事迹，毕竟他在我心目中是我们初三班的“领军人物”，在他身上肯定保有许多郁于当年组织严密细则规定，至今仍未公开的绝密资料。 确 认 我最想先了解的有两件事： 第一，1951年8月在英帝特务和警察来学校准备逮捕福华和我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够那么坚决果断地要我们立即“走为上计”呢？ 其次，他到底是不是我印象中的初三班的“领军人物”？这个猜度有没有错？ 对于第一件事，他的答案简单明确：当年也就是1950年代初，组织上曾向他强调指出，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我们许多干部和同志被捕，不是长期坐牢受折磨，就是被无理驱逐出境，损失很大，因此，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遇到敌人来逮捕，在有关同志身份可能已暴露的情况下，应该坚决拒捕。 对于第二件事，时至今日，已无什么必要隐讳了，他坦诚相告：当年他的确是在学委领导下华中初三班“抗英同盟”小组组长，他联系下的盟员，离开学校后都成了新加坡反殖斗争运动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上面提到过的在政坛上被李光耀视为头号竞争对手的林清祥、工运领袖方水双、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的曾福华，以及初三班同学陈世鉴、佘文锁、龚清泉、庒焕廷、谢宜殿以及薛济团、黄维勇等等。(注2) 据他说，他早期的领导人是马共新加坡市委会属下机构——学委会负责人黄茂宗的弟弟——黄茂川，1951年底黄茂川不幸被捕后（注3），他哥哥黄茂宗也被捕和被驱逐出境，学委负责人为黄明强。此时，老卢的组织关系便改由黄明强直接联系。1954年下半年，黄明强撤退到印尼后，仍然由明强通过书信传达指示，直至老卢最后于1956年被捕为止。他同时告诉我，1951年底初三班一伙同学参加中学会考罢考斗争后，也离开了学校。他联系下的小组成员，随后大部分都到社会上工作，参加到工会进行活动，因此，他后来的职责主要管工运，1954年5-13反对服兵役的学生斗争，他并无直接参与，1955年爆发的福利工潮（注4）则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身 世 老卢1931年12月出生于海南岛的乐会（现称琼海）。8岁那年，也就是日寇快入侵海南岛时，为了逃“日”,追随父亲的足迹，从海南岛乘坐帆船，先到雷州半岛的湛江，然后由水客把他带到二十世纪初期英国人统治下的小岛——新加坡。据他说，当年海南岛老乡跟福建广东沿岸的贫苦人家一样过着极其穷困潦倒的生活，纷纷不顾大浪滔天，南下谋生，有不少乡亲甚至远到印尼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注5）找生计。 他的祖父和父亲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先后南来。年仅14岁的父亲，初来乍到时在年龄比他大20岁的大伯开的一间咖啡店打工。据他说，那时父亲每月的工钱仅得18元。后来他们一家共7口人，有四个兄弟、一个妹妹，几乎全靠父亲一人维持生计。记忆中母亲每天到巴杀买菜，钱包里只备五毛钱。他们一家一直就住在梧槽律（白宫酒店附近）一带贫民区。父亲后来被迫自己做海南鸡饭来卖，养家糊口外，还要供子女上学读书，卢家生活之艰难和潦倒，由此可想而知。 老卢的童年跟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抗日爱国的教育和战火的洗礼，战后在兴化人创办的宏文小学就读，所以，1949年他和一批宏文小学的同学佘文锁、龚清泉、陈世鉴、林光霖等（注6）入读华中初中一年级的时候，都几已超龄。这是日寇南侵带给南洋各地华族青少年的一个后遗症。 老卢和这批校友新思想的萌芽是在宏文小学时期由林芳兰校长和班主任李培兰语文老师亲手栽培的。林芳兰校长和李培兰老师也是兴化人，原在福州读书，早年曾参加学运。1927年蒋介石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进行反革命大屠杀时，先后被迫流亡海外。林校长先到马来亚的怡保落脚，后来才来到新加坡宏文小学任教。李培兰老师的丈夫参加了红军，不幸在长汀（注7）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她随后便带着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逃离虎口，冒着极大风险来到新加坡。林校长和李老师在宏文小学任教时，对同学们谆谆善诱，耐心教导，不但教同学们课本上的知识，而且教同学们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她们自己也都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为新中国的成立出力。 与此同时，战后中国国共两党正进行的两个中国之命运大决战以及战后新马等地反殖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共产党的声望如日中天，这时代的强音也拨动着老卢和这批宏文同学的心弦。实际上，他们在小学时所受到的这些革命教育和影响，使他们在思想上已成为“左倾”份子。 入 盟 在这种背景下，老卢和这批宏文校友入读华中初一不久，就被吸收为“抗英同盟”盟员，并不奇怪。事实上，他们之间在来华中前已经有约在先，谁先找到“关系“，应立即通知大家。结果，是佘文锁最先找到“关系”，而不是老卢。有趣的是，后来老卢却成了这批宏文同学的“头儿”，而不是文锁。 据老卢说，其原因是组织经过考察，认为他比较单纯，老实，沉默寡言，不好出风头，而且他的斗争勇气，在入盟时就曾接受严峻考验。 大家知道，1949年是英帝于1948年6月20日宣布紧急状态法令后的第一年，新加坡英殖民当局对新加坡人民特别是华校实行高压统治，白色恐怖阴霾笼罩，然而在这种氛围底下，年仅十七八岁的老卢毫不畏惧，勇气十足。当夜幕降临，校园里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学校工作人员和寄宿生都进入梦乡的时分，他经常骑着脚踏车，悄然无声地溜进学校，然后，把车子随意在树旁一放，便走进每间课室，把秘密传单或其他宣传品如《自由报》等放进同学们的课桌，甚至于几次把革命红旗升上学校的旗杆，迎风招展，令学校当局，尤其是英殖民统治者大为紧张。 不仅如此，初期在黄茂川的领导下，他还参加过在市面贴标语的地下活动，不过，有一次他未经组织同意，自作主张与文锁到街上张贴标语，差点出事。那次行动是在惹兰勿刹一带，当他俩正在贴标语之际，他突然发现有几个黑影向他们走来。他当机立断，一面立即命令文锁赶快逃离，一面出拳猛击正拿枪要逮捕他的特务，把那个特务打翻在地，才得以脱身。 此外，1950年代初，为了骚扰敌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他也曾根据组织指示，率领他领导下的小组成员，进行过多次拦截巴士枪身份证和烧车行动。据说，有一次，他带着红帐装成一对情侣，叫了一部黄色的士乘坐，要司机开到他和茂川约定的地点，到达后，他和红帐立即下车，然后和在那里等候多时的茂川一起动手，把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淋到车里，接着把火一点，这部的士转眼间就熊熊燃烧起来。殊料这把烈火惊动了附近的警察局，马上派警察前来追查，他们三人也立即四散而逃。 抢身份证、烧车等过激行动，虽然令英殖民当局及其走狗特务疲于奔命，也同时造成群众的不便和一些损失，因此，被党中央1951年10月1日决议（注8）所否定。不过，通过对以上往事的回忆，不难理解后来老卢能得到组织信任，成为初三班的“领军人物”，他的地位和威望的形成，绝非偶然。 被 捕 不幸的是，被捕的厄运终于在1956年2月1日降落到老卢的头上。事缘1951年8月英帝来学校欲图一网打尽我们这批活跃分子的时候，错把平素大家都认为是“好好先生”的关丹高一班同学——周密，也划为其中之一。其时，周密眼见福华和我都溜之大吉了，于是他在薛济团同学的掩护下，也逃离学校，并在当天中午来到济团同学的果园与我们会合，令福华和我颇感吃惊，因为福华和我从1949年起就同周密在一起生活，特别是福华，本来就是周密的老乡，对他的情况和家庭背景了如指掌。随后就在果园里，根据当时几个主要同学决定，福华和周密由老卢的部下黄维勇安排到汤申律五英里处的胶园里一所锌皮盖的板屋匿藏，清泉和我则由杨考军同学领到他家里匿藏。因为这样，当后来老卢经常到汤申律的地点联系福华的时候，就让周密知道了他的身份。 随后几年，福华和周密一直就呆在此处，他们后来跟附近一家邻居的姐妹花非常熟悉，其中的妹妹后来还跟福华结为连理。周密当时非常热情，用整套小学课本，帮这位原本目不识丁的农村姑娘学文化和算术，使她后来在福华于70年代被捕和牺牲之后，能够历经辛酸和白眼，含辛茹苦，艰难奋斗，不仅把福华的两个孩子拉扯成人，自己也成为新加坡拥有数十家取名福华销售燕窝参茸的连锁店的成功企业家。 应该承认，周密在这方面功不可没。遗憾的是，后来周密回到关丹教书，引起了内地特务的注意。糟糕的是，周密在教同学们学唱歌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在森林和原野》这首丹麦民歌已被英帝在宪报上列为禁歌，竟然在教室里教唱，特务得知后，立即以教唱反英歌曲的莫须有罪名，把他逮捕和进行严刑逼供。结果，他经不起敌人的拷打和折磨，供出了自己1951年8月在新加坡出事经过，而且把汤申律匿藏地点以及薛济团、黄维勇和老卢等的身份都招供出来；济团被捕后，也因为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又把清祥的盟员身份供了出来。 1956年正是新加坡左派反殖独立运动，包括学运、工运和宪制斗争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英帝及其傀儡政府林有福政权已在密谋对新加坡的进步力量采取进一步的大规模镇压行动之际（注7），老卢之落入敌手，自然令他们“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使用威逼利诱的各种手段，妄图从他身上打开一个突破口。 严 刑 老卢被捕后，初期被单独监禁在警察总部拘留所。期间，敌人不停地对他进行秘密审讯，也不准他见律师和家人。这种情形，前后长达三个星期之久。 英帝政治部特务先是对他利诱，要他主动交代自己的身份、组织秘密、成员名单，同时威胁说，由于周密告密，他手下的成员薛济团已把清祥的身份供出来了。薛济团后来见到老卢也直认不讳自己经受不住敌人的拷打和折磨，供出组织秘密，而且说，敌人接下来的折磨和拷打将会更加厉害，要老卢坦白交代。然而，不论是敌人的威逼利诱或济团的劝降，都被老卢坚决拒绝了。于是敌人的政治部特务和打手就开始对老卢严刑逼供。他们所使用的招式，不外三种： 第一个叫“拳打脚踢法”。他们出动四五条彪形大汉围住审问，当老卢拒绝回答问题和招供，就遭到你一拳我一拳，打过来打过去的殴打，有一晚整整打了有几个小时。其中一个海南人主持最坏，专打老卢的肚子，拳拳到肉。老卢回忆说，这些坏蛋对他拳打脚踢的时候，很注意讲究“技巧”，要做到不留痕迹，以免将来有可能公开审判时被抓到证据和把柄，对其不利。 第二个叫“冷冻法”(注9)：先是要老卢脱光身子用冷水淋身，而且不准用布或面巾抹干，然后硬硬把老卢拉到马力开到最大的冷气机面前吹冷气，令他冻得全身都在发抖，连牙齿也在不停地“打架”，异常难受。 第三个叫“电击法”：先用块布把老卢的双眼蒙住，然后带着他兜圈子，让他失去方向感，这样做，是害怕老卢以后公开审判时说出地点。接着就使用手摇发电机，电击老卢的脸部、眼睛、胸部、乳头甚至命根子的部位。老卢说，那时候被电击的感受实在很不好过，身体像被火烧似的，胸部到大腿的皮肤几乎都烧焦了，简直痛不欲生。 此外，在这三个星期单独监禁期间，随时受到敌人用拳头和巴掌殴打成了“家常便饭”。一位政治部的英国官员几乎天天都会到监房来检查老卢身上有无留下被打的痕迹，表面上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实际上是怕有朝一日公开审判时“露馅”。 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初三班的“领军人物”——老卢，完全经受得起敌人对他所进行的严刑逼供和百般折磨，自始至终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崇高牺牲精神，绝不向敌人露出半点口风，绝不向敌人低下他那高昂的头颅。 据老卢透露，他之所以能顶得住的“秘密”，除了坚定的信念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平时也有做足“功课”，就是注意阅读许多革命志士在牢狱里与敌人斗争的英勇事迹，其中一篇登载于《自由报》黄茂宗所写的狱中报告，里面就有提到敌人对被捕的革命者惯用的这三种刑法。另外，还有一种做法，没有运用到老卢身上，就是把被捕革命者押解到柔南去见所谓前游击队领袖接受“洗脑”。因此，老卢在精神上早已做好准备，他觉得既然其他同志能够顶得住敌人严刑逼供，自己没有理由做不到！ 历史证明，老卢做到了！即便他被英帝单独监禁和严刑逼供了整整一年，甚至被敌人打倒严重受伤在医院治疗了十天才出院。不仅如此，老卢还利用在医院养伤的机会，趁敌人不察，把偷偷摸摸写下的向组织报告自己被捕经过的字条，扔给了站在篱笆外前来探监的父亲，以便组织了解情况，紧急疏散一些点，警惕敌人进一步破坏，避免受到更多的损失。 尾 声 英帝政治部特务眼见无计可施，又怕这件案子棘手，夜长梦多，于是密谋使用英殖民者当年对付誓不低头的革命者惯用的手法：驱逐出境来解决老卢这个“烫手的山芋”。可恶的是，在这种情形下，英帝特务还想利用老卢父亲爱子心切的心情，进行威胁和恫吓，大敲竹竿。由于老卢家本来就经济拮据，艰难度日，父亲后来就靠挑着担子卖海南鸡饭为生，根本就没有油水可敲，但是，为了让老卢能早日脱离魔掌，不再受折磨，父亲只得忍痛向一些乡亲借钱来满足这些特务的贪欲。 1957年2月，也就是被捕一年后的一天，老卢终于被押上一艘开往中国广州的轮船，跟一批英勇不屈的新加坡反殖斗士一起，两眼满含着热泪，望着那缓缓远去的自己曾经学习、生活和战斗过的热土——自己的爱人和刚出世不久未曾见过面的孩子以及家人还留下来的地方，奔向自由的新天地，开始了人生又一个新旅程。资料显示，这批被驱逐出境的斗士，史称第37批，当中就有当年活泼可爱的初一班同学郑有领等。 可以告慰大家的是，经历了这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以及敌人的铁窗岁月和非人折磨，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老卢，虽然疾病缠身，每天都要进食十数种药丸，身体却依然还是那么健壮，双肩依旧那么结实，脑子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数十年前的往事。 随后他还告诉我，回到中国后，由于年龄偏大，失去了继续升学的机会，被分配到广东的一家华侨农场劳动。她的爱人吕红帐，也就是石君在南华女校念书时的联系人，1958年来到中国与他团聚，一起在农场工作，经受了艰苦的磨炼，尝尽人生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滋味，在把孩子拉扯大之后（注10），过早地被癌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这是唯一令我们感到非常惋惜的一件憾事。 在结束这次长谈之前，我突然问他：“老卢，你在经历了这条人生的漫长斗争道路之后，如今回顾过去，你最想说的话是什么？”他的回答既不是对青春无悔，也不是对自己的斗争事迹感到骄傲，而是要吸取令他一生难忘的斗争教训，就是在地下斗争中千万不可发生横的关系。他的惨痛经历就是一个力证，在这方面，他是深有体会的。 他说，在1952年地下组织制定和要求同志们坚决执行组织严密细则之前，不同小组的成员之间发生横的关系的事例，比比皆是。他随口就举了诗人傅辑炎和蒙洲等发生横的关系的例子。幸好他们后来都流亡到印尼，没有酿成大祸。另一个事例就是他一被捕，敌人在审问时就点出他的身份，令他想起在好几年前念初一时曾和一位名叫庄晚钦的同学发生横的关系。其时他们之间曾约定，谁先找到“关系”应互相通报。老卢后来找到“关系”真的告诉了庄晚钦。结果，庄晚钦在他之前被捕并当了叛徒，也把他出卖了。 他最后再次强调，当年要不是因为没有坚决遵守地下工作的严密细则，发生横的关系，让跟自己无直接关系的人知道他的身份，了解了许多具体情况和组织秘密，他可能不至于被敌人发现和逮捕，以致最后被驱逐出境，从而改变了自己青少年时代所选择的道路。这是血的惨痛教训，对一个地下工作者来说，绝不能等闲视之。 注1. 清祥是在前一天晚上在家被捕，被关了一星期便获释，并回校上课。年底也参加了中学会考罢考斗争，跟一批同学被学校当局开除，最初曾到一家英校读书，之后接受组织的意见，便全身投入到工会运动和宪制斗争中去，成为新加坡独立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名留青史的一颗明星。有趣的是，据老卢说，当初清祥对组织这一决定，有点诚惶诚恐，生怕自己担当不起这一重任。这一点除了反映了清祥害羞的性格，也说明清祥的谦虚和平实，而在接受下来之后，他就一往无前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完成时代交给的使命。 注2. 清泉是兴化人，是老卢宏文小学同窗，跟清祥、水双、福华、焕庭、宜殿等都是甲班同学。他父亲是新加坡绿色巴士公司的董事，水双等后来到绿巴工作就是他通过父亲关系介绍的。可以这样说，50年代初马共地下组织的工运干部是从这里培养锻炼出来的。 注3. 茂川是福建永春人，跟泰永从初一起就同级同班，1950年读初二时，他就不知所踪，后来才听说他原来是抗盟在华中的一个负责人，由于革命需要中途退学，当了一名职业干部。他是在检查属下的一个小组在张贴标语的行动中，为了掩护和勇救这个小组的两个成员（其中一个是考军同学），和特务发生激烈打斗而被捕的。因为这样，他被捕后受到敌人特务特别是那个在打斗中被茂川狠揍了一顿的特务，在秘密审讯严刑逼供时，对他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殴打，令他被打到不停地上吐下泻，全身肿痛，几次都晕了过去，以为自己没命了，他已抱定牺牲决心，准备豁出去，跟敌人斗到底。最后，敌人怕闹出人命，先后把他送院疗伤三次，住了共约九十天。敌人这些疯狂的逼供和殴打，不但撬不开这位英雄式人物的口，还不得不面对他的挑战，他坚决要求敌人对他拿出证据和进行公开审判。他后来还告诉我，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华中校园里大树上迎风招展的那面五星红旗，就是他在那天深夜摸黑溜进校园挂上去的。这面标志着新中国诞生的五星红旗，也可以说是当年在新加坡这块土地的上空飘扬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他的哥哥，黄茂宗原是马共新加坡市委会属下的学委会负责人，在茂川被驱逐出境之后，也被捕和驱逐出境。 注4. 1954年4月发生的福利巴士工人要求资方承认巴士工友联合会为代表自己的工会的斗争，由于资方有黑社会和英殖民当局的撑腰，态度嚣张顽固，于同年的5月12日演变成一场暴力冲突。事件中一名年仅17岁华校生被一名警官开枪击毙。然而，工人们的斗争得到广大学生和群众的支持，令资方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 注5. 望加锡（Makassar）位于印尼苏拉威西（Sulawesi）岛,现名乌戎潘当（Ujungpandang）。 注6. 林光霖是兴化人，家里原来是开脚车店，也是老卢的宏文小学同窗，据介绍林光霖还担任过李光耀从政后的华文教师，“全权代表”方壮璧和李光耀之间的联络人。 注7. 请参考陈平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英文本）第280页有关内容。 注8. 林有福政权在英殖民者授意下，于1956年下半年对新加坡左派反殖进步力量（包括工会、农会、妇女联合会和中学联等群众组织，进行了大规模镇压行动，把包括人民行动党议员林清祥等在内的群众领袖逮捕入狱，其中一些不经审讯就被驱逐出境。这是英帝于1948年6月宣布紧急状态法令后在新加坡对公开斗争中的反殖爱国力量进行第一次最大规模的镇压行动。 注9. 敌人称之为“冲凉”。 注10. 老卢和红帐共有三个儿子。老大是在老卢于狱中时出生，红帐因老大生下不久就回中国与老卢团聚，不得已把他留下来交给老卢姐姐扶养，老二、老三都在中国出生。 （2012-11-14日初稿，11月20日定稿） 附：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当年初三班纪实 张泰永 著 原载于21世纪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的《内安法下的忠魂》一书中的《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第五节 1951年，福华和我顺利升上初中三。他仍在甲班，我仍在乙班。跟初中二时一样，还有一个丙班，加起来，共三班。有一篇纪念林清祥的文章：《林清祥的政治生涯》里，提及我们初三班是这幺说的：“1951年，华中初中三共三班，有108位学生。108是个吉祥的数字，它令人想起中国文学名著《水浒传》里的108条的好汉”。（见《林清祥的政治生涯》一文，作者：陈仁贵；译者：杨培根，载于《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上册） 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如今回想起半个多世纪前，年仅十多岁的初三班同学（当然还有全新华文中学男女学生），的确像“水浒传”里的好汉那样，毫无畏惧，敢于造反，造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傀儡的反，成为争取新马独立的好汉。他们中佼佼者的鲜活脸容，至今依然闪现于我脑海里。 不过，话说回来，福华和我作为初三班成员，当年实在未曾留意过初三班有多少条好汉，也未曾想过日后会成为其中一条好汉。我们只是注意到，初三班同学之间的隔阂日渐消除，关系日益密切，活动日渐增多。 三班里要数甲班出的好汉最多。记忆中，除福华、清祥外，还有方水双、龚清泉、庄焕庭、谢宜殿、卢业勋等；公开活动中最为突出的，自然要数清祥和水双了。如所周知，清祥和水双后来在反帝反殖争取新加坡独立运动中，双剑合璧，为维护和捍卫新加坡人民和工人的利益，曾跟殖民当局和盘剥工人的资本家进行坚决的斗争，双双成为新加坡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和政坛上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 如果没记错，福华和清泉则是甲班主席的当然人选。清泉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他老爸是“绿巴”董事，当年他就表现出响当当的辩才。不过，说实话，业勋这个一直保持低调、不轻易抛头露面的同学，才是三班当中非晁盖则宋江的“领军人物”。大家都亲热地叫他“老卢”！ 乙班同学里，记得的有佘文锁、杨考军、颜自强、杨闰钿、宋绵有、吴浩钧和一位廋高个篮球打得不错姓胡的同学。乙班主席是宋绵有，个子瘦长，作文不错，后来回中国去了，如健在，也许还在天津。 佘文锁和我同桌，几乎无所不谈。他是个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甚至认为穿得越邋遢就越革命的人。这也难怪，他当时的家，就在奎因街开了一间旧机器修理铺，回家后要和油污打交道，从他身上有时还能闻出那股油污的气味。不过，他也有书卷气的一面：爱读书、看报、写文章，经常给报馆投稿，还把刊登了的文章给我看。就我所知，他原来是和清泉、老卢一伙的小学同学。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殖爱国运动蓬勃发展时，他也是活跃分子之一。据说，如今的他，已成为新加坡教授级人物，印尼问题专家之一。 丙班同学当中，较有印象的是陈世鉴以及一位名叫郭炳章（？）的同学。陈世鉴是丙班主席。值得在这里一提的是，陈世鉴正是1957年在人民行动党内部搞“政变”、差那幺点就把人民行动党“一分为二”、令李光耀大为恼火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郭同学身材魁梧，篮球打得不错，是校队队员之一，自然是初三联队队员之一，后来据说成为新加坡有名的殷实商人。 这一年，初三班的课室又从钟楼下面搬到钟楼左侧一排新盖的双层建筑物。甲班教室设在二楼尾端的一间，乙班在其隔壁，丙班以及初中二的教室在楼下。陈世鉴的弟弟——陈世聪，以及李永素、郑有日等，是初二班的积极分子。 福华一伙关丹同学（我已算是半个关丹人），此时也从只有“一衣带水”之隔的杜尼安路，搬到拐入南洋女中路口的武吉知马路约四英里半处。那里有一排双层店屋，我们租用了其中一间的楼上安身。楼下则为吉兰丹来的同学租用，他们当中有华中生，也有南中女同学。他（她）们都是沾亲带故的同乡，所以无所避忌。 还记得，我们一伙当中，计有陈万和、岑今汉、周密、福荣、福华、刘金灶、我以及一位姓詹的同学（詹忠谦的亲戚），共八条汉子。今汉、万和、周密当时都是高中生。万和就是前面提到过发展福华为“读者”和“盟员”的那位，他的数学一流。 楼上十几平米的空间隔成两间房，八条汉子分成两伙人，各占一房。房内家徒四壁，只有一张桌子，两张长椅，以及各自用装炼乳木箱制成的小柜，供放衣物、书籍之用。平时，两伙人就在各自房间里活动，晚上温习完功课，把桌椅收拾好，席地而睡。 跟以往寄宿生生活大为不同的是，一大早起床，洗漱完毕，吃过早餐，就得沿着武吉知马路步行约十分钟到学校上课。中午放学，又得急急忙忙赶回家煮午餐。晚饭也得自己弄，虽然时间比较从容。其间，还得挤出时间回校打打球，锻炼身体。 记得当时烧饭煮菜的杂务，八条汉子都得亲自动手，“无一幸免”。我们分两人一组，负责每天的膳食。福华和谁同组，早已忘了。我则和周密一组。周密家庭清贫，父亲是位穷教书先生。幸得他早“当家”，对买菜煮饭驾轻就熟，手脚麻利，我跟着他学到了如何烧饭煮菜的基本功。那时，为了赶时间，中午来不及煮饭烧菜，一般都煮粥吃，越简单越好。由于人多，还买了印度人用以煮饭的最大号的平底铝锅来煮粥。至于当时谁理财，每人每月要交多少生活费，已记不得了。 回想起这段学习、生活的日子，既紧张活泼又团结互助。更为难得的是，那幺多条来自不同籍贯（万和、今汉是广府人、周密、福荣、福华是福建人、金灶好像是兴化人、姓詹的同学是海南人、我是客家人）、不同年龄、不同班级的汉子，拥挤在面积不过十几平米的狭窄空间里，彼此之间从没因各自生活习惯、兴趣、思想和性格的差异，引发过口角或争吵，更不用说大打出手之类不愉快的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对于我们来说，与原来在学校寄宿的生活相比，无异于一次很好的磨练，其好处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现在每日三餐、清洁卫生都得亲自动手，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当一个四肢从来不锻炼的“少爷”了。 进入初三后，我们三班“好汉”的读书观念，也比以前积极，因为我们开始认识到，要争取和团结大多数的老师和同学，再不能“吊儿郎当”了，必需在学习方面做出表率，才能让他们信服。 教初三班国文的，是一位中年老师，还记得他姓王，名字忘了，忘不了他讲的课别具特色，生动有趣。他活似一位私塾先生，端坐在同学们面前，讲述古诗词时，兴头上来，便一面摇头晃脑，一面口中吟咏：“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完全陶醉于其间，忘乎所以，自得其乐之神情，溢于言表。同学们第一次目睹老师如此讲课，自然感到新奇和有趣。不过，同学们，就算比较调皮者，并没有讪笑他，反而很喜欢他，尊重他，因为他教同学们学会欣赏不少底蕴深厚、意境不凡的古诗词，使同学们对古文学的兴趣和欣赏能力都获得提高。 王老师吟咏的这首词，叫什幺名字，何人所作，实际上早已忘了，查遍《唐诗三百首》，并无所获；四处问人，也不得要领。后来，一家熟悉的书店老板推荐一本红旗出版社出版、周宏让主编、名为《跟毛泽东学文》的书给我，买了回家随手一翻，一首似曾相识的诗篇《琵琶行》映入眼帘，读了开头的第一句“浔阳江头夜送客……”，不禁喜出望外，这不正是我要寻找的那首词吗！作者原来就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令我更为惊喜的是，全球亿万人敬仰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非常赏识这首词，他阅后写下的批语是：“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呼？”（原文引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见《跟毛泽东学文》第131页）需要说明的是，“江州司马”指的正是白居易，因为他其时做谏官触犯了皇帝，被贬为江州司马，故名。无独有偶，据《跟毛泽东学文》编者介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一千古传诵的佳句，也是出自白居易16岁时写的一首词《赋得古原草送别》。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意外收获。 记得，王老师还教了另外两首古诗词，一首是唐朝“诗圣”杜甫反对当时朝廷穷兵黩武的《兵车行》，另一首是毛泽东誉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爱国英雄”——宋朝抗金名将岳飞的《满江红》。《兵车行》这首唐诗，不重温的话，差不多已忘光了，只有开头的一句：“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还有印象。不过，岳飞大有气吞山河之势的名篇《满江红》，相信许多同学至今不仅仍然会背，而且仍然会唱：“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福华虽然唱得不很好，同样能把它背下来，因为这首传颂了八九百年的名篇所产生的深远社会影响，在古代诗词中没有一篇能和她媲美，尤其是词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凶奴血”所抒发出来的那种豪迈气概，更是令人豪情万丈，热血沸腾。另外,在王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导下,我们的作文,尤其是议论文的写作水平，提高不少,许多同学都获得80分以上的高分。 那时，为了进一步搞好与王老师的关系，三班一些同学在假日期间，曾经结伴到他在樟宜的住家拜访，令他很受感动，觉得我们确是“孺子可教”也！遗憾的是，福华和我都没料到，和王老师这段师生情，不久后就被迫中断了。据说，王老师后来对于反殖爱国学生运动，都举双手表示同情和支持。 初三班“冒尖”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首先，作为初三毕业班(1954级)，单是自己班里的事务和活动都排满了日程：要收集和编辑同学们和各种活动的资料、照片，准备将来出毕业特刊；参观工厂，如南益树胶厂和黄梨罐头厂、百事可乐厂、花莎尼汽水厂、和和饼干厂等，以增广见闻。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同学们平生第一次参观在当时算是比较具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打开了眼界，初步了解了其生产过程，同时亲历其境，目睹工人们的劳动以及工厂的生产设备和环境。福华、我和每个同学都非常感兴趣，并且从参观过程中获得了书本上所没有的一些知识。 此外，当时学校体育主任决定举办校内篮球班际赛，我们初三班联合起来组成了初三联队，决定参赛。福华和我都获选初三联队员。与此同时，为了参加这次班际赛，需要制作一套初三联的球衣和球裤，这件事就交由金灶和我负责。记得金灶和我从奥运会的五环旗获得灵感，设计了一套印上三环紧扣和“初三联——1954”红色图案，并带红捆边的黄色球衣和左右两边各一条红杠杠的黄色球裤，拿到位于大坡大马路附近的吉灵街（吉灵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当年对淡米尔籍印族同胞侮辱性叫法）一家体育文具用品店制作。这套新球衣裤做好后，拿回来看，效果不错，队员们都满意。 眼看就要开赛了，连南中的一些女同学都约好要来给初三联队加油打气的时候，福华和我双双“出事”，书没得读了，新球衣和新球裤也没得穿上，留下无限感慨。 记忆中，初三班的对外活动，是从野餐开始，而且是由南华女中初中一同学主动来约请的。她们当中较活跃的有吕红帐、严明花、蔡石君等。最初，她们和福华那班来往较密。虽说算起来她们属“小妹妹”，但红帐却是初三班的“大哥”——老卢的爱人，也是明花、石君她们南华初一班的“大姐”，所以由红帐和老卢幕后“牵线搭桥”，让这些“小妹妹”出面来联络初三班搞野餐活动，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就我记忆所及，野餐活动早在念初一（1949年）时，各班级都有举办过，不过全是各班级自己搞的清一色男生野餐，没有与外校女生联合起来办。 明花和石君后来与初三班关系熟了，曾到福华一伙关丹同学在武吉知马路四英里半的居处做客。顺便说一句，明花哥哥——自强，和我同班。那时，我虽失去组织关系，但我“不甘寂寞”，总想为组织“添砖加瓦”，所以，晚上有空，偶尔会坐“绿巴”到坡底找他，想发展他为“读者”。后来才知道已有人“捷足先登”。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彼此之间的交往，我和他俩兄妹曾经一起到新加坡市政大厦前的大草坪走走，一面坐在南国夜空下纳凉，一面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记得当时自强曾提出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万一被捕，遭到敌人严刑拷打，要怎幺样才能忍受皮肉之疼？才能不变节投降？”说实在的，我作为一个未经斗争锻炼和殖民地牢狱之灾的“后生”，一时间真不知要怎样回答才能令他和自己都满意，想了片刻，才说：“主要靠坚定的思想信仰和斗争意志，以及不怕牺牲的精神”。 南华女中同学打开初三班对外交往的大门后，紧接着，南洋女中的同学也来正式约请我们联合起来搞野餐活动了。当时她们还要初三班各派代表一名到南中去和她们的代表讨论有关事宜。记得担任甲班代表的是谢宜殿，乙班代表是我，丙班代表是谁已经没印象了。对方则是南中高级师范班的同学，按我当年推想，她们应该算是我们的“学姐”。作为高级师范班的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将是担当“百年树人”重任的教师。 有趣的是，后来与她们接触多了，才发现她们中好些同学都特别喜爱用动物名称给自己取个绰号，如“老鼠”、“野猫”、“野兔”、“野象”等，不一而足。仅此一点，不难想象她们当年是多幺天真、活泼、烂漫和充满青春气息的一群。而我们这些男的，年纪可能比她们小，却显得有点“老气横秋”。实际上，在其后的反殖爱国民主运动中，她们和南侨、南华、中华等女校同学一样，也是最积极、活跃、出众的一群。 接踵而来的野餐活动越搞越红火，参加者遍及全新华文中学各班级的男女同学。在这种情况下，南中的这一群同学和我们初三班同学，被较低班的同学看作是“老大姐”和“老大哥”，因此，他（她）们在搞野餐活动时，经常会邀请“老大姐”和“老大哥”的个别同学参与，给他（她）们打气，助威。 当年，每逢星期天，一辆又一辆满载着华校生去野餐的罗厘车，为了接送参加的同学，穿梭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朝着樟宜勿洛或榜鹅的目的地开去，车上青春激越、热情奔放的歌声随处飞扬。这种似曾相识的热闹情景，蔚然成风，引起沿途路人带着惊羡的目光驻足观赏。回程时，同学们玩得疲倦了，歌声仍然不断，尤其是《别离歌》：“唱起我们的歌来，不要为别离悲哀，我们是现在的主人，伟大责任在身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向共同的目标前进，好像不分别一样。……”的歌声，一直激励着鼓舞着同学们的士气！！ 可以说，新加坡华文中学生正是从此时开始，以一种合情、合理、合法并适应年轻人特点、使殖民当局难于以任何借口加以阻挠和破坏的活动方式，冲破了殖民当局长期来以紧急状态法令这个紧箍咒，对新加坡华文中学生的公开活动所施加的诸多野蛮无理的限制，为日后新加坡学生运动和其它反殖爱国民主进步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些野餐活动同时彰显，那个时代的全新华文中学生，即便是初中一年级的中学生，所特有的凝聚力和出众的组织能力。野餐活动的每一项准备工作，从联络异校，租车订餐，购买水果汽水，安排游戏节目以及其它组织工作，无不由负责主办班级年仅十多岁同学自己一手操办。 由于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有条不紊，加上游戏节目丰富多彩，还有众多内容健康、旋律优美、容易上口而且适合年轻人特点的歌曲，可以大唱特唱，尽情地唱，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的野餐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同学们玩得开心到乐而忘返甚至是乐此不疲的地步。 我们玩的游戏节目内容如此丰富，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差不多记不全了。不过，李光耀在其回忆录里提及当年我们华文中学生在野餐时玩过的深受同学欢迎的一个游戏，叫“抓领袖”，倒是提醒了我。请看，他是这幺说的：“我看过他们在野餐会上玩‘抓领袖’的游戏：二三十个学生围成圆圈，人人都摸鼻子、拉耳朵或拉衣袖，目的是要抓领袖者认出带头改变信号，使其它学生也立即跟着改变的人。队员合作的话，领袖不是那幺容易被抓到的。”（见《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第220页）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不惜花费笔墨提及华校生那个年代所玩的“抓领袖”游戏，当然不是因为他有闲情逸致来欣赏这个游戏，而是因为他想借题发挥，说明“亲共分子”在日后的群众运动中之所以能善于操纵群众大会和指挥群众行动，把一切都编排得很好，靠的就是通过玩这种游戏学会了控制舞台的技术。他甚至认为，林清祥后来之所以能声名鹊起，除了靠自己的演讲，靠的就是这种控制舞台的技术。李资政的想象力未免过于丰富了，游戏就是游戏，果真有如此大的作用，是我们这些游戏的“始作俑者”所始料不及的。 记得我们还玩过一个叫“传红包”的游戏。与“抓领袖”一样，数十位同学先围坐一团，然后由一位同学背对着集体，或放音乐，或敲锣打鼓，让“红包”在数十位参加者当中传来传去，经过一定时间（约数圈）后，乐声或锣鼓声就会突然中止，此时，“红包”落到哪个同学手里，他就得拆开“红包”第一层纸，看看里面写的要求，然后按照要求，出来表演节目，或唱歌，或讲故事、或猜谜语，或说笑话。因为这样，每个同学都怕“红包”传到自己手里时，乐声或锣鼓声突然中止，于是，往往不接稳，就抛给下手，“红包”便越传越快，同学们的情绪就越高涨。可以说，这个游戏紧张、刺激和好玩之程度，绝不输给“抓领袖”。 此外，还有一个游戏节目，叫“传口令”。先选出一位负责发口令的同学，接着把参加者分成若干队。游戏开始，由负责发口令的同学把口令低声告诉向他（她）小步跑来的队长，他们听了之后，又急忙往回跑，把口令低声传给自己的下一个队员，就这样一个传一个，传至最后一个接受口令的队员，他一听，不管听清楚与否，便拔脚向发口令的同学跑去，把口令复述一遍，结果看哪队传的又准又快，谁就赢得比赛。这个游戏也很好玩，一个简单的口令往往传到最后竟然“错误百出”，令同学们开心不迭。值得庆幸的是，至今尚未听说有人给这个游戏扣上进行军事训练的“大帽子”。 除了游戏，我们还跳一种源于苏联又由中国“引进”的舞蹈，就是边跳边唱“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行个礼来握握手……”的集体舞。至于“交际舞”，我们是“敬而远之”。 其实野餐活动中所有这些文娱节目，都是为了搞搞气氛，使同学们玩得开心、愉快、尽兴，别无他意。而且，这些节目如果没记错，都是从介绍青年人玩游戏的书上“移植”过来的，并非我们所创造。 说实在，更能鼓舞人心的，是那些深受同学欢迎，后来在全新华文中学生的野餐活动和各种场合，大放异彩的众多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歌曲：有解放前后中国年轻人爱唱的歌曲，如《团结就是力量》、《大家唱》、《跌倒算什幺》（这首歌可能是由《坐牢算什么》改过来的）、《朱大嫂送鸡蛋》、《读书郎》、《古怪歌》、《茶馆小调》、《坏东西》、《傻大姐》以及王洛宾的多首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康定情歌》、《都达尔与玛丽亚》、《掀起你的盖头来》、《沙里洪巴》等，有台湾民歌：《高山青》（后来在《阿里山风云》电视剧里改名为《阿里山姑娘》）、《我爱我的台湾》，有苏联歌曲：《光荣牺牲》、《贝加尔湖之歌》、《喀秋莎》、《海港之夜》、《青年团员之歌》、《快乐的人们》、《深深的海洋》等，英国民歌《当我们在一起》，苏格兰民歌《友谊万岁》，还有印尼马达族民歌以及一首上面提到野餐归途上必唱的《别离歌》。 这些歌曲当中，有的在日后反殖爱国运动中成为鼓舞斗志、影响深远的歌曲，如《团结就是力量》、《我爱我的马来亚》（由《我爱我的台湾》改编）、《在森林和原野》等。世事沧桑，提起这些歌，相信参加过当年野餐活动和独立斗争的朋友，依然是津津乐道，回味无穷。至于马来亚本身的革命歌曲，在当时白色恐怖环境下，只能在私底下传唱，记得有两首：《树胶花开》和《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歌》，在同学们当中，广为流传。 令人捧腹的是，《在森林和原野》这首旋律优美动听，轻快活泼，深受同学们喜爱的丹麦民歌，其歌词原文是这样的：“在森林和原野是多幺逍遥，亲爱的少女呀，你在想什幺？摘下一朵美丽可爱的鲜花，这是多幺美丽呀多幺美丽呀！鸟儿们都在歌唱，鸟儿们都在舞蹈，少女呀你为什幺悲伤又苦恼。哪年哪月哪天哪个时辰，亲爱的少女呀，你来猜猜看。哪年哪月哪天哪个时辰，烦恼苦闷完全消散，快乐又悠闲。这样的日子不远了，只要心儿没有老，幸福的生活呀就快要来到。这样的日子不远了，只要心儿没有老，幸福的生活呀就快要来到”，我们从《外国民歌选》“引进”时，为了使这首歌的格调高一些，就信手把歌词中几处“少女”的字眼，稍稍改为“朋友”，谁知这一改，给人们以更大的想象空间，竟收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果。同学们越唱越起劲，越唱越喜爱。数年后，殖民当局“如梦方醒”，把这首歌与马共游击队同英殖民军展开的丛林战挂钩，判定她是一首鼓吹马共领导的森林战的歌曲，因此，在其《宪报》上煞有介事地宣布为“禁歌”。由此可见，当年英殖民当局的神经，脆弱到何等地步！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读书郎》这首在上个世纪40年代许多孩子耳熟能详的歌曲，其词曲作者宋扬，数年前已于北京逝世，享年86岁。据介绍，他年轻时即投身中国革命，创作了不少革命歌曲。1944年秋，他在广西参加抗敌演出四队工作，由于日军战机轰炸，转移途中不幸负伤，到一家陆军医院治疗时，刚巧医院附近有所小学，每天看到小学生背着书包经过病房门前去上学，有一天，忽然灵感如泉，一夜间便写出这首不仅在当时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广为流传，而且在南洋各地（包括新马、印尼）华校生当中热烈传唱的《读书郎》的词曲：“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 《古怪歌》则是他创作的另一首深受欢迎的革命歌曲。这首歌以轻松、诙谐、具有民谣风的词曲，对国民党统治下蒋管区种种贪污、腐败、结党营私、欺压老百姓的黑暗现象，予以无情的鞭挞。记得歌中是这样唱的：“往年古怪少啊，今年古怪多啊，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了锅啊，……古怪多啊古怪多，古怪古怪古怪多，月亮西边出啊，太阳东边落啊，天上棱罗地下裁啊，河里的石头滚上坡，滚上坡。……”，这是《古怪歌》的第一段歌词，其实第二、第三段歌词，更为精彩。就时空来说，这支歌距今至少已有六十年历史,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已进入21世纪所谓全球化时代，抚今追昔，唱一唱《古怪歌》，她的韵味和针砭时弊的力量依然十足，丝毫不减当年。 福华在野餐活动方面，虽说不是很活跃，不过，在主持甲班工作以及接下来的其它活动中，如救济火城火灾灾民的赈灾工作方面，已崭露头角。记得这一年某一天黄昏时分，一位名叫王如明的高班同学（与黄明强同班），前来我们在武吉知马四英里半的住处找福华，要他去联络南中同学一起研究救济火城灾民的赈灾活动。福华听了有点为难，一来他和她们并不熟悉，其次，他比较不习惯单独和女同学打交道，再说这位王学长来得太突然了，跟我们也“非亲非故”，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虽如此，那时我们年轻，“热情可嘉”，也顾不了许多，于是，福华和我商量后，由于我和她们几个认识，决定由我出面。王学长自然赞成，还趁热打铁，要我即刻动身去找她们。 可是，我们连她们住哪里都不知道，怎么找？后来，灵机一动，想起楼下住着几位来自吉兰丹的南中同学，便向她们打听。结果，通过她们终于打听到“野的一群”中的一位的住址。我没多加考虑，便冒冒失失连夜坐“绿巴”到坡底上门去找。幸好她不仅没给我“闭门羹”吃，知道我的来意后，还热情地领我到某个地方与“野的一群”里几个主要同学见面。彼此就赈灾问题，特别是就如何在全新华文中学生当中开展和部署救灾活动进行商议后，时间也晚了，我怕搭不上最后一班“绿巴”回家，就赶紧和她们道别。回到住处，我把商议结果告诉福华，日后，初三班的救灾工作实际上是由他负责。 说起王明如学长，他的“趣闻轶事”还蛮多的。其一，因为他的头长得特别大，同学们尤其是女同学喜欢拿他开玩笑，称他“大头”，他也“受之无愧”；其二，他曾发表文章，公开鼓吹追女子的“公鸡论”。据他自己介绍，他正是像公鸡追母鸡那样，死缠硬磨，穷追到底，几经周折，终于把爱人追到手，因此，他的“公鸡论”，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不过，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些广为流传的“趣闻轶事”，而是他向福华和我谈起他跟马共总书记陈平很熟悉的故事。当时，听他这么说，以为他在吹牛，我们都抱着将信将疑、姑妄听之的态度。 时隔半个多世纪，读了陈平回忆录第二章的记述，才晓得总书记本姓王名文华，他父亲南来初期，曾在新加坡一家经营汽车和自行车零件生意名叫万丰隆的公司打工，当学徒。后来几经努力，才“自立门户”，在霹雳实兆远甘文阁36号店铺开了一间万丰隆分店。据回忆录介绍，万丰隆老板姓王，是总书记父亲同一个王姓村子里的老乡，而我后来听说，王如明就是万丰隆老板的公子，难怪他当年敢于对我们夸说，跟陈平很熟稔了。 此外，这期间，各校同学还热衷于举办电影招待会的活动。记得那时几乎每周举办一次，门票收入作为赈灾等公益事业用途。地点多是在位于惹兰勿刹路附近的《丽士》（REX）戏院。在当时的环境底下，同学们只能挑选一些内容比较健康的西片和国语片放映。记得西片方面，有《百万英镑》、《乱世佳人》等。如没记错，还有一部苏联片（片名忘了,只记得其主题曲《贝加尔湖之歌》）。国语片方面，放映了好几部，其中之一叫《清宫秘史》。当年我们把它看作是一部揭露清廷秘史并由著名导演朱石麟和著名演员周旋、舒适主演的宫闱片，理应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而且，这部电影的故事并不怎么样，没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不料，数年后，这部电影受到严厉批判，批判文章的题目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着实吓了我们一大跳。 从参加和组织野餐、救济火城火灾灾民到组织电影招待会的活动，新加坡华文中学生的反殖爱国学生运动已开始浮出水面。殖民当局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正密切窥伺着。它在学校里安插的“职业学生”，也不断把学校的情况和学生中活跃分子的活动向其报告。我们虽说有所防备，但这些活动毕竟触动了殖民当局的根本利益，于是，就在这一年（1951年）8月的某一天，拿华侨中学的一批同学（主要是初三班）开刀了。 记得那一天上午，刚上完一节课，我走出二楼教室到走廊休憩时，望着宽阔校园郁郁葱葱的景色，不料，见到一辆黑色“棺材车”（警车）正从入口处的小路缓缓驶入学校，然后停在钟楼校长办公室下面。我忽然感觉不妙，想必有事发生，便走下楼去，正想往校长室看个究竟，还没走几步，就与一位认识的校工相遇。他对我说：“张泰永，校长要你到他的办公室”。说完，继续往前走。我迟疑片刻，也掉头往回走，正好福华急匆匆迎面走来。原来，他也被“传召”。 我们一商量，觉得事态严重，因为他当时在武吉知马四英里半住处用炼乳箱做成的小柜子里藏有组织文件，我则有刚油印好的一大叠新歌纸（其中有一首苏联歌曲《假如明天战争》），留在柜子里，准备下一次野餐活动发给同学们传唱。我们一致认为，这些材料万一被发现，肯定是“凶多吉少”。 就在我们踌躇不决之际，很凑巧，老卢往我们走来，我们赶紧把情况告诉他，要他给我们出主意。他听了我们的话，果断地表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听了，也没问清楚该跑到哪里，就拔脚往小食部（在李异南老师住所附近）的后山方向飞跑，然后沿着学校边沿一条杂草丛生的山路，小跑到位于武吉知马路约五英里半处的路口。 坦白说，作为外地生，此时此刻，该往何处躲藏，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头脑里一片空白。兴许是“天无绝人之路”抑或是“吉人自有天相”吧，就在这个时候，一辆从坡底开来的“绿巴”停在附近的车站面前，没想到，从车上走下来一位皮肤黝黑、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小矮个，仔细一看，那不正是福华、清祥同班同学——龚清泉吗！福华和我就像见到救星似的，顿时喜出望外。原来他在车上已经看到福华和我正在路旁犹疑张望，特意从车上下来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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