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玉灿与“觉醒”—连载之一

       本文张大勇先生作者近照

 

      今年是可敬可亲的印尼杰出华人领袖和导师——萧玉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前些时候，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了纪念他的盛大而隆重的集会。许多专家、学者以及他的家人和旧雨新朋前来参加这些集会，一起缅怀萧玉灿先生作为一位华人代表人物在印尼现代斗争史上，在独立后诡谲多变的印尼政坛上，在促进和维护印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史上，在争取华人群体不受歧视地融入印尼主流社会以发挥他们在建设一个公正繁荣的印尼民族国家中的作用历史上，以及在捍卫华人华侨的正当权益和解决双重国籍问题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他不仅仅是印尼华人的一面光辉夺目的旗帜，而且是印尼国家和民族史上功勋卓著的一位英雄。他的这一崇高地位，在我们华族中至今暂时仍无人企及。

       有关萧先生在上述这些方面的丰功伟绩和历史地位，他的家人、专家、学者和权威都在纪念集会上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评论，笔者在这里就不想赘述了。笔者想向大家介绍的是萧先生和觉醒以及笔者之间一段长达30多年不为人知的情缘。笔者所说的“觉醒”，不单指《觉醒周刊》，还包括“觉醒文化基金会”以及“觉醒”大家庭，因此，为了尽可能做到全面、客观和准确，本文不能避免要“从头说起”，有些地方可能有所重复，这点还请大家体谅。

                     

       《觉醒周刊》是谁创办的
      如所周知，萧玉灿先生诞生于东爪哇的泗水。他早年的峥嵘岁月，都是在泗水和玛琅等地度过的。二战后的独立初期，他随印尼政府和苏加诺总统转移到中爪哇的日惹、三宝垄等地活动。1950年代初，他作为年轻的共和国的一名国会议员来到了印尼首都——雅加达。此后，他和家人就一直定居在这里，直至最后被迫离开印尼前往荷兰治病。他一生中最光辉而不平凡的岁月，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作为一位杰出的华人政治家，萧先生眼光独到，深知为了争取群众和提高他们的认识，办报和出版刊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1950年初，他一到雅加达，经熟人介绍，听说黄长水先生在大南门的“统一印刷所”（Percetakan Persatuan）要转让，就想方设法，找到一些开明华商的经济支持，把“统一印刷所”买了下来。有趣的是，“统一印刷所”对面，正是一生跟萧玉灿对着干的“竞争对手”——杨明月所办的《竞报》和《明星周刊》的大本营所在地。随后，萧玉灿跟杨明月就是在这同一条大街上演了一场对台好戏。

据说，萧先生买下“统一印刷所”后，于1951年7月办了一份印尼文报纸，名为Harian Rakyat（《人民日报》），接着又办了一份周刊Sunday Courier（《星期日信使》）。这两份报刊的创办，从言论到发行，都是冲着杨明月的《竞报》和《明星周刊》而来的。

1953年底，萧玉灿先生与一位从新加坡来印尼避难的政治人物和资深报人——余柱业相遇，谈话间提起他想办一份中文刊物，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主张，刚好余柱业此时也想有份有意义的工作做，以便一展抱负，因此，他们一谈就合，于是就决定办一份根据萧先生建议取名为“Sadar”的周刊。这个刊名也正合余柱业的意思，因为他作为一个资深报人对这个印尼文刊名，情有独钟，觉得寓意深刻，使他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醒悟”、“觉悟”等等词语，最后据他告诉笔者，经过一推一敲，终于敲定了“觉醒”这两字给这本即将诞生的刊物作为刊名。这就是《觉醒周刊》刊名的由来。

值得注意的是，《觉醒周刊》的印尼文刊名，却不用Mingguan Sadar，而是用Mingguan Chiao Hsing。这点，我们所有的“觉醒”同事当年和后来都没一位觉得有何不妥，也没有一位提出不用前者，而用后者的疑问。坦白说，至今，我也想不起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1954年，笔者仅19岁多，一个初三未毕业的青年，而且另有任务在身，也未曾与萧先生谋面，哪有可能与萧先生合作创办《觉醒周刊》？所以，后来有人说《觉醒周刊》是萧先生和笔者创办的，笔者实在受之有愧，实在不敢贪天之功。应该说，《觉醒周刊》是应时代要求和印尼社会需要，由萧玉灿倡议并得到余柱业支持而联合创办的面对印尼华人社会的一个刊物。

如今回想起来，萧先生与余柱业之所以能够一拍即合，创办《觉醒周刊》，也不是没有历史渊源的。首先，萧先生作为一位华人领袖，在抗日时期实际上就已跟闻名遐迩的华侨爱国领袖——陈嘉庚先生认识，因为当时陈嘉庚先生为了躲避日寇的追捕，曾从新加坡流亡到萧先生家乡泗水附近的玛琅避难；40年代中，萧先生和印尼政府代表团前往印度参加一个重要会议途经新加坡时，曾请陈嘉庚先生给予经济上的支持；60年代，萧先生以印尼国籍协商会名义创办共和大学时，陈嘉庚先生也曾应允捐赠一块地，准备给共和大学作为校址之用。而余柱业在二战后作为大名鼎鼎的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在马印两国人民的反帝反殖事业中，也曾与印尼的进步人士有来往和接触。1950年，余柱业在新加坡转入地下之前，也曾在陈嘉庚先生主办的《南侨日报》工作。因此，笔者以此推论，萧先生和余柱业早就相识，彼此心意相通，有共同语言。这是他们能够合作创办《觉醒周刊》的根本原因。

                     伯乐和恩师
     萧先生比笔者大20岁，余柱业比笔者大16岁，不论年龄、学历、知识和人生的历练，都是老前辈。笔者在他们面前，可以说是一个“乳臭味干”的小伙子。不过，有一点令笔者可以自豪的是，由于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以及家父“不耻下问”的谆谆教诲，笔者有着一股劲，一股“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因此，在他俩眼里，笔者还算是一个“孺子可教”的青年。

     应该说，如果没有这两位伯乐和导师，没有他们的赏识、教导和提拔，笔者早年从事的新闻出版业以及笔者个人，就不可能取得后来的发展和成就。当然除了他们俩，实际上笔者一生都好运，不管在顺境或逆境，都能遇到好几位伯乐和导师，从各个方面，给了笔者巨大的帮助和教导，没有他们，笔者能走到今天，也是不可想象的。

     话说回来，在认识萧先生之前，笔者先认识了余柱业和他的夫人曾爱善。当年，由于余柱业在新加坡从事反英反殖活动，身份暴露，被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悬赏5000元叻币通缉，他在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岛再也无法立足，于是接受组织的指示，通过家母所建立起来的一条地下航线，他和爱人先后秘密转移到雅加达。

      余柱业最初并不懂印尼语，但因为他是新加坡著名的莱佛士学院毕业的高才生，中英文了得，对他来说，掌握印尼语简直是易如反掌。他来到印尼棉兰后，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改名换姓，取得合法身份。之后来到雅加达，逗留一段时间之后，熟悉了环境，还曾打过几份工（当过一间自行车店财库和陈露薇女士主办的《印华经济月刊》编辑）。最后可能是机缘巧合，遇到了萧先生。当时余柱业夫妇和家母、笔者以及弟妹们一起住在Jambatan Lima的 Gg Mesjid一所竹板屋（Rumah Bilik）。

余柱业跟萧先生合办《觉醒周刊》之后，就专心致志地办好刊物，辞退了其他工作。他的爱人曾爱善（家母和我们都叫她阿B姐）负责校对。由于他们不便公开抛头露面，萧先生和余柱业商量后，决定起用一位来自中爪哇日惹的华裔青年——吴孝义，担任《觉醒周刊》主编，萧先生自任社长。

       吴孝义是萧先生培养的干部，年纪也比笔者大十多岁，其时就在《星期日信使》当记者和翻译。他虽没受过高深的中文教育，但他的中文理解力很强，对中国古典文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以及武侠小说，尤感兴趣，他居然有办法把这些古典文学作品翻成印尼文在《星期日信使》刊登，并且广受侨生们（峇峇）欢迎，令笔者不能不佩服得五体投地。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吴孝义在《觉醒周刊》1959年底停刊后，即意兴阑珊，回老家日惹了，这是笔误。实际上，他在“觉醒”工作期间，也同时在萧先生后来创办的印尼文《共和国报》（Republik）兼职当记者，直到1962年该报被当局勒令停刊为止。1964年，印尼国籍协商会棉兰分会主席张希石先生来雅加达的时候，曾要求萧玉灿先生派一批干部到棉兰创办一间印尼国籍协商会的机关报Harian Harapan（《希望日报》），他作为一名记者，也是被萧先生点中的五名干部之一，而且后来他在《希望日报》期间，曾应《苏门答腊民报》社长和主笔朱培琯等老前辈的邀请，出任《苏门答腊民报》名誉社长，以应付当地政府规定外侨报纸的负责人必须由印尼公民担任的需要。好在他在1965年9-30事变前，就已返回老家日惹，侥幸躲过一劫。

     孝义兄是一位侨生，能用普通话跟大家沟通。他为人老实，生活简朴，穿着随便，对物质生活没有所求。他就居住在Mangga Besar快乐世界背后一带的贫民窟里。对笔者这个“后生仔”也非常信任，完全放心，并多方鼓励，以致“觉醒”的稿件由笔者编和改，他从不过问。而且，他作为主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接到“请柬”出席各种庆祝酒会时，也非带笔者这个“无名小卒”一起去参加，见见世面不可。他和同事之间的关系融洽得很，每周开会讨论编辑内容从未有什么龃龉。他一生追随萧先生，可以说是萧先生的一位难得的好干部。他早年在新闻文化和介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方面，对促进印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和纪念的。

                   

         笔者是怎样参加“觉醒”的
       1954年初，《觉醒周刊》创刊一直到年中，笔者根据组织交给的任务，继续在母亲的帮助下做着“水客”的工作。不过，那时笔者和余柱业夫妇住在一起，对他们在“觉醒”的工作发生了兴趣，因此得空时经常会骑自行车到“统一印刷所”探望他们，看看他们是怎样工作的。兴许是阿B姐发现笔者对校对工作有着浓厚兴趣，她便鼓励笔者也动手参加校对，尽管笔者对自己的中文水平和工作能力是否胜任仍存有一些顾虑。于是，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笔者在“水客工作”圆满结束时，便正式投身到“觉醒”工作，也不计较有多少酬劳。殊料，不久后，他们夫妇俩因另有任务要到苏北去，便把《觉醒周刊》的全盘工作交给笔者，从此笔者被“逼上梁山”，要不要都得干下去了。

      据记忆，“觉醒”创刊时的页面是16开本共32页，笔者被迫接手时，“觉醒”的全职人员仅笔者一人，要负责编、改和校对，而且，由于“觉醒”初期就在“统一印刷所”二楼的中文排字房排版，印刷则由“统一印刷所”的印尼工人负责，笔者不得不还要监督每期的付印和出版工作。所幸财政和发行方面，是由萧先生办的《星期日信使》的经理和发行部负责。

      另外一位就是上面提到的担任主编的吴孝义。萧先生每周发表在《星期日信使》的“国会通讯”以及其他重要言论，都是由他翻成中文在《觉醒周刊》刊登的。他自己每期还要撰写“和读者谈心”、“社会百态”等栏目的稿件。
      
       还有一位就是如果笔者今天不“揭密”的话，相信连《生活报》的领导、同事以及他的家人都未必知道的梁培基先生，一位在《觉醒周刊》创刊第一年就自告奋勇跑来“觉醒”帮忙的《生活报》记者。记得那是在他主动要求下，为“觉醒”翻译了好多重要文章，包括当年发表在印共理论刊物《红星》（Bintang Merah）杂志上的艾迪等印共领导人的报告。

       梁培基先生也是报界老前辈，思想进步，热情肯干。最近笔者才知道，他年龄比笔者大二十二岁，我们之间可说是“忘年交”。然而，他从最初见面起，对笔者这个后辈，表现得非常谦虚，非常关怀，特别是在笔者征得萧先生同意到苏北跑一趟，为“觉醒”生死攸关的未来筹募一笔“养命钱”的时候，他竟义不容辞地答应到“觉醒”协助吴孝义主持“觉醒”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时一个月。试想想，当年如果不是他见义勇为慨然协助，笔者又如何能放心得下到苏北出差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培基先生果然不负所托，为“觉醒”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宝贵时间，他本人也默默地给“觉醒”留下了珍贵的遗墨，他对“觉醒”的贡献是巨大的。笔者深信，他跟“觉醒”的这段“秘辛”，他是不会随便向别人提起的。1965年9-30事变之后，他坚持留在印尼，而且就在《生活报》社址开办的医疗所,继续用他学会的中国针灸医术给印尼老百姓治病，直到1972年离开人世。他一生贯穿着助人为乐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一生中心甘情愿地为人民服务的人，是白求恩式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可敬人物！！

        

        萧玉灿支持苏北之行
     大家知道，萧先生热衷于办《觉醒周刊》，但他自己并不懂中文，也不懂讲普通话和方言，而笔者因为刚从新马求学返回印尼，印尼语也不灵光，连日常会话也还没掌握，如今已想不起来是如何跟萧先生沟通的。只记得萧先生是我们的前辈，当年像是一位饱经风霜、满头银丝、脸上常常挂着笑容的长者，他身上有一股魅力，令人感到他很慈祥、和蔼、可亲，特别是对我们这批来自“苏北的年轻人”很信任。所以，1954年底“觉醒”面对财政困难几乎办不下去时，他完全支持笔者回苏北（主要是棉兰、先达等地）向华社筹集资金。

        这次苏北之行，大有收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笔者临行前见了司马文森文化参赞，得到他的“祝福”。另外，笔者自己本来就是先达人，而且有两位学长和战友在1953年3月之后，也因被英帝通缉,在母亲协助下先后流亡到先达。他们后来都在先达一间华校任教，已有近两年时间了。其中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新加坡上海书局陈岳书先生的公子——陈蒙洲。他家跟抗日时期流亡到新马活动的著名文化人如胡愈之等老前辈很熟稔，所以，蒙洲同苏北许多有名望的华社领袖也有某些联系。

       过去，笔者提到苏北之行，只强调了为“觉醒”筹得了宝贵的“养命钱”，这是一方面。实际上，它还为“觉醒”今后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解决了干部问题。因为笔者返回雅加达约半年后，蒙洲就离开先达来参加“觉醒”的工作。紧接着跟随他来“觉醒”工作的人才络绎不绝，如陈展湖、吴国胜、张志华等。他们后来都成为“觉醒”的栋梁，甚至《觉醒周刊》停刊后，我们按萧先生的要求到印尼文日报《共和国报》帮助发行部工作，接着又以“觉醒文化基金会”名义经营各种语文的图书出版工作后，也还有先达人陆续参加工作。

        笔者想，兴许是这个原因，才有“觉醒”的人都是“来自苏北的年轻人”之说。不过，更重要的是，经过此行，笔者取得了萧先生的进一步信任，尤其是后来萧先生自己要务缠身，除了国会议员的工作和各种酬酢活动，印尼国籍协商会（Baperki）成立之后，身为主席经常出差到各地推动会务，发表演说，还要写文章和国会通讯，实在无暇顾及《觉醒周刊》的日常具体工作。他可说是非常放心地把“觉醒”的发展全寄托在我们身上了。这体现了萧先生对年轻人的充分信任和高度尊重，没有他的知遇之恩和厚爱，“觉醒”的事业和笔者自己是不可能取得后来的发展和成就的。

                 

           传播萧玉灿的思想和主张
     最近，笔者在《先达人网站》看到吴福锦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黄老（指黄书海兄，笔者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在书中描述的萧玉灿先生，更是勾起了我幼年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萧先生是印尼华人社会久负盛名的风云人物，所主编的《觉醒周刊》是当地五十年代最具潮流特色的进步刊物。在家兄的启迪下，我成了该刊物的小读者，它所刊登的许多文章，尤其是一些社评，观点旗帜鲜明，锋芒所向，一针见血，拜读后，受益匪浅。它启发我追求进步、向往自由，促使我开始关注印尼社会，关注印尼华侨华人的基本概况。”

     由此可见，《觉醒周刊》从创刊时起，立场鲜明，言论切中时弊，因而得到华人社会和读者的欢迎和赞许，是跟萧玉灿先生一生的追求、主张和人格魅力完全分不开的。

       萧先生旗帜鲜明地追求在印尼建立一个不分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各族人民平等包容、友好相待、在政治上独立自主、经济上公正繁荣、文化上多姿多彩的社会。他，毫不动摇地支持苏加诺总统许多正确的思想和主张，包括苏加诺提出的“纳沙贡”（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这个可以容纳三大思想潮流实现民族大团结并具有重大历史创意的政治方案；他，不遗余力地为加强和促进印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并在解决印中两国历史遗留下来的双重国籍问题上，敢于向中方进言，让周总理对他的独到见解表示折服；他，甚至终生坚持不渝地使用萧玉灿的华人名字而不随大流改为印尼名字，也赢得印中政界人士的佩服和尊重。
   
       早在1954年，萧先生就已成立了一个其成员基本上是由华人组成的印尼国籍协商会，萧先生作为一位抗荷独立斗争年代就追随苏加诺总统的爱国者，并在印尼政界享有相当高威望的华裔领袖，随着形势的发展，声望日隆，印尼国籍协商会在印尼各大城市的分会日增。

       此时的《觉醒周刊》，也从早期举步维艰的状态，发展成日益受广大华人读者欢迎的一份杂志，销量逐年增加，从第一年的只有几百份，发展到最后被停刊时每期已超越一万份。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可用一位报童的话来形容：“Mingguan Chiao Hsing lakunya seperti pisang goreng”(《觉醒周刊》就像炸香蕉那么好卖)。后来有些学者说，“觉醒”的销量达到五万份，笔者只能在这里表示感谢他们对“觉醒”的厚爱，这个数字是个误会。“觉醒”作为一家华文杂志，跟同时期的各种华文刊物相比，能有一万分的销量，已经是史无前例的了。

        另方面，“觉醒”分布的范围几乎遍及印尼各大城市，国外的销量虽少，但包括新马、中国、越南等多个国家，影响大。据说，中国内部的“大参考”也有转引“觉醒”的一些材料。这说明，广大华人社会以及国外舆论界对印尼社会和萧先生的言论异常关注和重视。大约在这个时期（记忆中是在1957年左右），萧先生常常以印尼国籍协商会主席或国会议员名义发表演讲和言论，或特别应“觉醒”之约写的文章，“觉醒”编辑部都会在第一时间翻译出来发表在当期的周刊。

        不仅如此，为了扩大影响，编辑部还会在星期六“觉醒”出版的当天，就把萧先生的有关演讲或言论发给雅加达的《新报》、《生活报》、泗水的《大公商报》、棉兰的《苏门答腊民报》、《民主日报》等当年在印尼华侨社会中具有江湖地位的进步报章发表。应该感谢这些华侨报章对萧玉灿先生的厚爱和支持，她们不仅立即在星期一全文转载了萧先生的演讲或言论，而且都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登在头版的显著位置上，其结果，不仅令萧先生声望日隆，影响力日增，也很自然地提高了《觉醒周刊》在广大华人读者心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与此同时，萧先生在1950年代中还创办了一家由他担任主笔的印尼文《共和国报》，作为等同于印尼国籍协商会喉舌的机关报，以便进一步直接面向广大的印尼读者，宣传萧先生和印尼国籍协商会在各项重大问题上的主张和观点。记得“觉醒”编辑部个别同事，如吴孝义、陈展湖等也都同时在《共和国报》兼职，当记者，尤其是1960年《觉醒周刊》停刊后，觉醒原有的经理部和发行部的全体同事都搬到位于Hayam Wuruk大街负责印刷《东星报》（BintangTimor）和《共和国报》的一所规模比较大的印刷厂楼上办公。我们先是与《共和国报》原来的发行部人员合作，之后则由《觉醒》全部接管过来负责。

        还记得，1961年苏联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印尼访问的时候，《共和国报》出版了号外，我们发行部全体工作人员，从上到下，拿着报纸，沿着他途经的道路，向欢迎的人群一个个叫卖。之后，我们还到Senen一带华商比较集中地区去推销，说服他们订阅。与此同时，我们利用《觉醒周刊》的代理和订户网络，发信征求他们成为《共和国报》的代理或订户。从此，《共和国报》的发行出现了新局面，销量不断增加，并开始面向全印尼。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当年在印尼文报界敢说敢言、不怕正面挑战军方的《东星报》于1962年遭到被军方禁止出版的厄运，《共和国报》也因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未能幸免。萧先生在印尼报业史上自己直接主持的报章从此划上了句号。

         

       斗争日益尖锐 萧先生的提醒
      从萧先生第一天踏足雅加达的1950年代起，印尼国内左中右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加上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列强在背后呼风唤雨以及荷兰殖民者残余势力的垂死挣扎，特别是以纳苏迪安将军为首的亲西方陆军势力乘机崛起，印尼政局越来越动荡不安：内阁不断更迭，议会各派系山头林立，争吵不休；地方叛乱一个接一个，有的甚至公然与中央对抗，另立政府；苏加诺总统几次遇刺，险些丧命；收归国有的西方企业落入了军人的口袋；纳苏迪安提出了军人的“双作用论”（Dwi Fungsi），公开鼓吹军人要干政，后来印尼政坛上声名狼藉的从业集团党（Golongan Karya）就是这一理论的产物；蒋帮国民党特务分子极端仇视印尼政局向左转，以及印中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发展，他们在印尼反苏加诺总统以及反共反华的各种事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极其恶劣作用；苏加诺和哈达这对自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时起，作为印尼民族团结象征的二位一体（Dwi Tunggal），随着政治上分歧越来越大，哈达辞去副总统的职务，宣告破裂。

        如今回过头来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尽管苏加诺总统越来越左倾，印共势力已经从1948年茉莉芬事件的血泊中重新崛起，一跃而成印尼的第四大党，地位举足轻重，中间政党（印尼国民党和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也都支持苏加诺的主张，印尼国内外的形势似乎很好，但是都不能阻止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干扰和破坏，甚至各种反扑。就在1958年雅加达军事掌权者颁布了一条钳制外侨报纸出版的反动条例，禁止非印尼文报刊的出版和发行，接着苏加诺总统自己也颁布第10号总统条例，禁止外侨在印尼县以下的行政单位营业经商。在这种情形下，一股反华排华恶浪迎面扑来，许多华文报章拿不到准证被迫停止出版，《觉醒周刊》虽然是印尼国会议员萧先生当社长、印尼公民吴孝义任主编的刊物，也拿不到继续出版和发行的新准证，在出完最后一期后被迫停止出版和发行了。

       正是在这种日益尖锐的斗争形势下，大约是在1959年至1960年前后，萧先生在他家的几次内部谈话中，对时局和《觉醒周刊》工作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和批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印尼右派军人利用第10号总统条例在西爪哇苏甲巫眉地区，主要是芝马墟制造了排华事件，当时中国驻印尼总领馆的领事为了了解情况，曾亲自前往该地视察，但在路途上却遭到某些别有用心的军人拦阻和无礼对待，引起各界包括舆论界哗然，认为这是有违外交礼节和惯例，公然向中国政府挑衅的行为，“觉醒”也发表了一篇由笔者执笔的评论，批评军方的无礼行为，有损印中友好关系的发展。对此，萧先生认为，这些批评没有错，但不一定由“觉醒”出面，加上“觉醒”是华文报刊，面向的只是华人读者，其作用和影响力有限，说出来也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反而会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以一些口实，给自己招致不利后果。显然，萧的意思是要我们讲究策略，不要赤膊上阵。

         第二、早在1965年9-30运动发生之前，萧就在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次谈话中，看似突然有感而发，议论起东南亚各国共产党  （包括印共和马共）领导人的年龄问题。他说，这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太年轻了。当时我们听了实在有点不知所措，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而且，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们这些年轻人适合议论和考虑的。

       如今回想起来，他之所以这样说绝不是无的放矢，显然是针对印共领导人当年对两名印共著名元老级人物阿里明和陈粦如的不当处理而发的。因为在他看来，阿里明和陈粦如在印共斗争史上，在印尼独立斗争史上，即便是没有功劳也是有苦劳的代表人物，不能因为有缺点错误或不同意见就把他们开除出党。何况阿里明不仅是印共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曾任共产国际代表，据说还到过延安，也到过马来亚见过后来任马共总书记的陈平，而陈粦如则是萧的引路人和导师，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为人低调，曾任印共副总书记，还经历过茉莉芬流血事件和数度坐牢的严峻考验。

        可惜的是，萧这番语重心长的谈话，我们当时未能深刻领会。实际上，他是在提醒我们这些年轻人，不论在任何时候，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胜利冲昏头脑，不可以骄傲自满，必须保持不骄不躁、谦虚谨慎的作风。

        第三、1959年9月底，“觉醒”翻译了一篇印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1948年9月茉莉芬事件的文章登在自己的周刊上，引起蒋帮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极大兴趣。他们如获至宝，立即向时任陆军副参谋长的加托-苏布罗多告密，而这个有“虎将”之称的苏布罗多正是当年在茉莉芬事件中下令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的反动军人头目之一。其时，正是国内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排华反华声浪越来越高涨的时候，他们于是利用右派军人掌权者颁布的禁止外文报刊出版发行条例，要求军方禁止《觉醒周刊》于1959年底后继续出版和发行。萧对这件事并没有太多责怪。他知道，《觉醒周刊》对蒋帮分子来说，简直就是眼中钉肉中刺，非去之不快，因为许多华侨报纸不便说的，《觉醒周刊》作为印尼公民又是国会议员和华人代表人物萧玉灿办的杂志就敢说，敢揭露。

          不过，萧先生长期来曾不断提醒我们，“觉醒”是进步刊物，不是印共刊物，“觉醒”代表的是印尼广大华族的立场，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要知道自己的斤两。即便对北京电台印尼文广播在抨击印尼右派军人的暴行时使用的某些用词，萧也会指出来告诉我们，太过刺激，不太适当。因为他觉得，收听印尼文广播的印尼群众，包括各阶层的群众，不能不要照顾他们的感情和接受程度，毕竟对他们来说，北京电台是外国电台，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跟苏加诺总统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关系友好。 
       萧的这些谈话和提醒，从后来政局发生的骤变来看，应该说是很有“预见性”的。当然，他作为那一时代的华人领袖和代表人物，也不能不依据当时政治形势和客观条件，特别是当时的力量对比，去创造历史，去从事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建设一个公正繁荣、不分种族实现民族团结的印尼式社会主义事业。中国有句话说：形势比人强，个人的力量和作用是有限的，有的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萧与《希望日报》
       1964年前后，棉兰印尼国籍协商会分会主席张希石先生前来雅加达见萧玉灿先生，请求萧先生派几个干部到棉兰创办后来取名为Harian Harapan（希望日报）的报纸，当作棉兰印尼国籍协商会的机关报。

        张希石先生是一位老革命家。1909年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亚沙汗，曾在棉兰上小学，1920年代回中国上中学和大学，后因参加中国进步学生运动，遭到当时北方奉系军阀迫害，被迫返回印尼的原居地教书。在当地华校教书期间，宣传进步思想，并与朋友成立“反帝大同盟”，矛头直指荷兰殖民政权，遭到荷兰殖民者逮捕，关进监牢，甚至被流放到荒无人烟专门关押印尼独立斗士位于西伊里安的利辜岛。在那里，他有幸认识了印尼举世闻名的独立斗士、后来成为印尼开国总统的苏加诺，彼此间建立起亲密战友之情谊，所以他后来每次到雅加达都可直接到总统府跟苏加诺见面。1959年8月，他还获得印尼社会部授予的“印尼独立先锋”的称号，表彰他在开创印尼独立斗争中的贡献。不仅这样，张先生也是一位资深的报人。他在二战期间，从流放地转移到澳大利亚时，曾任悉尼印尼独立委员会出版的印尼文《自由印尼简报》的领导工作，1951年任棉兰印尼文版《民主日报》主编。因为这样，他跟萧先生自然是老相识，老朋友，彼此意气相投，有共同的斗争目标。他非常欣赏萧先生的立场和主张，他本人一直是棉兰印尼国籍协商会主席，活跃于当地印尼社会和华社，有很高的威望和广泛的人脉关系。

        萧先生对他的这个要求，当然很乐意助他一臂之力。于是，在萧先生的决定下，派了我们五名干部去棉兰。这五名干部第一位是Tan Fu Kiong（陈富强），是萧先生创办的《共和国报》主编。他是地地道道的侨生，所受的教育是印尼语和外语，他完全不懂华文，也不会讲华语或方言，但他为人耿直，是位忠于自己事业的知识分子，跟印尼报界的人际关系也很熟，是未来《希望日报》主编的适合人选；第二位是曾任《觉醒周刊》主编的吴孝义，也曾任《共和国报》记者；第三位是陈展湖，原来是《觉醒周刊》的记者，也曾在《共和国报》当记者，他和吴都是为了帮助陈富强在创办初期，加强编辑部力量而去的；第四位是张志华，笔者的堂弟，他参加“觉醒”工作后，一直负责经理部和发行部工作，他去是为了帮助《希望日报》建立经理部和发行部，负责培养当地这方面的人才。至于笔者，从工作上看，是不一定要去的，但张老先生和陈富强都要笔者非去不可，特别是张老先生以笔者去过棉兰，跟当地华社头面人物都打过交道，有助于创办过程的顺利完成为理由，坚持笔者一定要去。

       我们一抵达棉兰后，张先生就请了客家厨师设家宴来招待我们这五位来自雅加达的客人。笔者知道，这是客家人接待人客的一种最热情和最亲切的方式。随后几天，张先生就忙着张罗各种会面，寻觅办公地点，接洽印刷所等等。我们五位就分工合作，协力在计划时间内完成各自的任务。

        后来的发展的确相当顺利，有张先生自任社长，有当地华社头面人物和各方的支持和赞助，《希望日报》在十天左右的时间内就正式出版和发行了。对张先生和当地印尼国籍协商会及各有关人士来说，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因为他老人家和当地印尼国籍协商会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时，正是苏加诺总统的纳沙贡主张高唱入云的时刻，也是印共势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希望日报”在当地创刊，当地印共人士也喜出望外。实际上，《希望日报》作为一家进步报纸，也需要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记得《希望日报》创刊的时候，适逢中国国庆节，中国驻印尼棉兰总领事许天林也特别邀请我们五位参与其盛。有趣的是，那一天，棉兰华社名人陈洪也有到场，他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聊家常。其实，笔者很早就认识他，因为战后他曾来到先达中华中小学校当校长，其时笔者仅有11岁，是该校的小学生，在学校大操场集会上见过他讲话。记忆中，他没过多久，就离职了。所以，笔者认识他，但他并不认识笔者。

        笔者在《希望日报》正常出版后不久，就决定回雅加达“觉醒”总部复命。临行前一晚，笔者和富强兄一起到当地一家露天茶室话别。我们谈了什么，如今已经记不清楚了。只有一件事，令笔者至今记忆犹新，就是当年创办时，笔者看到编辑部请了好几位印共人士当编辑和记者，而且记起萧先生过去对我们的几次谈话，特别是张老先生千里迢迢请我们过去是要办一份当地印尼国籍协商会机关报的嘱托，于是，笔者鼓起最大勇气向富强说，请他务必注意这一点，不要把《希望日报》办成当地印共机关报。没想到，他却平静地回答说，他这次临行前夕，约多（印共第三把手，主管文宣部）曾约见他，要他把握好形势，积极宣传苏加诺和印共主张，不怕被说成是印共报纸。笔者听了不便再说什么。那时真的是形势比人强，大家都以为形势很好，几乎是胜利在望，令张希石先生后来也无可奈何。

         笔者回来后，展湖和志华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也先后返回雅加达“觉醒”总部。孝义兄曾应当地《苏门答腊民报》主笔朱培琯老前辈的邀请，担任该报名誉社长，如果没弄错，他最后也回去自己的老家定居。这里也应提一提朱培琯老前辈对觉醒和萧先生以及进步文化事业的关怀和支持。笔者还记得，当年《希望日报》创刊时，就是由承印《苏门答腊民报》等进步报刊的“苏门答腊印务公司”承印的。没有这个条件，《希望日报》要在如此短期内顺利出版，是不可能的。此外，朱培琯先生虽贵为《苏门答腊民报》社长和主笔，是新闻界的老前辈，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很看重，对《觉醒周刊》很感兴趣，对其发表的评论表示赞赏。

        我们五名干部，最后就剩下富强兄一人，继续留在那里当《希望日报》主编。1965年9-30事变后，当地反共反华气焰非常嚣张，当地右派军事掌权者甚至对当地印共和华人华侨团体和人士进行疯狂镇压和大屠杀。笔者在1970年代初，在北京遇到了彩莲姐，她是棉兰叶剑青先生的夫人。叶先生是棉兰华社的一位进步商人，为人热情友好。笔者早年走水的时候曾在他家住过，这次我们五位干部到棉兰来，他们夫妇也很热情接待，让展湖和笔者住在他家。叶先生还亲自雇车请我们五人到气候宜人、物产丰盛的马达山一游。据彩莲姐说，9-30运动事变后，富强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没有出逃，结果不幸被捕，最后失踪，至今还不知道他的尸身埋在何处。她还说，由于富强兄长期埋头于新闻事业，加上性格内向，不善于跟异性交际，年过三十，尚未结婚，当时好多热心人要给他介绍对象，结果如何，她也无从知道了。

        至于张希石先生在9-30运动事变后的遭遇也非常悲惨。不用说，他一生的努力和心血都付诸东流。在反共反华的白色恐怖阴霾笼罩下，他作为当地印尼国籍协商会主席，又是一位著名的独立斗士和《希望日报》社长，自然成为主要的打击目标之一。他在棉兰沙湾街的住所是他弟弟开办的电器铺，遭到了暴徒们的严重破坏，店里的商品以及家庭器具被抢掠一空，他本人幸好不在店里，躲过一劫。1970年底，笔者到澳门时，有一次在大街上见到他，彼此都不敢相认。直到1971年底左右在北京偶遇，他才敢邀笔者到他的房间叙旧。此时的他，年已62岁，显得非常苍老，瘦骨嶙峋，头发灰白，精神压抑。谈起这场骤变，他老人家非常想不通，老是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为什么？………

          对于一个亲历过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北洋军阀迫害，30年代至40年代又遭到荷兰殖民者数度野蛮迫害，二战期间又受到战火洗礼的革命志士来说，过去的这些迫害，他从未怕过，也从未动摇过。但是，印尼的1965年9-30事变后他所面对的反共反华大屠杀，不论其手段之残忍和规模之可怖，都令他非常吃惊，也非常想不通：为什么大权在握的苏加诺总统和印共为首的左派力量，竟然毫无反抗的能力，任由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动力量一步步反扑，一步步宰杀，一步步篡夺政权，最后就连他所崇敬的苏加诺总统自己，于1966年3月被剥夺权力后实际上也成了阶下囚，不到数年便郁郁而终。

苏加诺总统在三军和警察部队中的力量去了哪里？号称拥有300万党员和两千多万工农群众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的印共及其领导人去了哪里?成千上万分散在印尼各地的党员和群众盼星星盼月亮的等待，就连一个指示也没有，最后竟成了反动军人任意宰割的羊羔。他实在想不通。我也实在无言以对，因为笔者也想不通，更何况笔者除了经历了这场骤变，还经历自己内部的文化小革命，许多问题有待想通。

          这次跟张老先生的偶遇，在没有得出什么结论的情况下，互道珍重后又一次分别了。没想到，竟是一次诀别。据朋友后来告诉我，张老先生于1988年5月2日在澳门逝世，享年79岁。他想必是带着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郁郁寡欢的情形下，离开了这个世界的，遗下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未竟事业。不过，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是，印尼已从黑暗统治中苏醒过来，印尼人民的政治觉悟在一步步提高，印尼是大有希望的。

       萧与觉醒文化基金会
     笔者最近才从1958年的《觉醒周刊》里发现，Yayasan Kebudayaan Sadar（觉醒文化基金会）在那一年就已存在，是当作《觉醒周刊》和《共和国报》的出版机构而成立的。不过，我们在《觉醒周刊》上仍旧使用觉醒出版社名义出版。当年我们都全力以赴地为办好《觉醒周刊》而努力，也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笔者清楚记得的是，《觉醒周刊》停刊后，我们除了到《共和国报》负责经理发行和财政工作，同时计划从事图书出版发行事业时，萧先生首先建议以觉醒文化基金会的名义进行，理由是：名正言顺，从各方面看都很适合，而且以基金会名义，在法律上属慈善性质机构，不需或可少缴纳什么税。对此，我们完全没有异议，因为萧是我们的总负责人，又是法律专家。

     其次，萧先生建议，对原有的觉醒文化基金会进行改组，他自己不再担任基金会的名义负责人。他提议邀请印尼党主席威尔多约任基金会主席，林群星律师任法律顾问，其他几位也都是跟萧先生“同声同气”的名人，但笔者已忘了他们是谁了。萧的这个建议，我们也完全赞成和支持。改组和注册的具体工作，就由我们的法律顾问林群星和“觉醒”经理部经理张志华负责处理，而“觉醒”的各项工作则按计划进行。

    上面介绍过，“觉醒”停刊后，我们接手了《共和国报》的发行工作。它的发行量随后日增，发行范围越来越广，遍及印尼各大城市。这里就不多说了。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共和国报》的财政工作，萧先生随后也要我们负责。在这方面，应该感谢当年一些华商和侨界人士对《共和国报》的厚爱和关心，可以说，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共和国报》作为一家非牟利的印尼国籍协商会的机关报，是难于长期维持生存的。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仰慕萧先生为人及其思想主张的华商和侨界名人当中，笔者经常跟他们接触的有：黄培集、许乃昌和吴玉祖等先生。笔者记得，我们经常到黄的家开会，商讨《共和国报》的业务和财务问题，也常常到小南门许先生的店里碰面，有时中午就在那里随意用饭。他们对萧先生及其事业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共和国报》早在1965年9-30事变发生前好几年，就被禁止出版了。这件事说明，印尼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即便在苏加诺当政的旧秩序时代，其负能量和霸道行径，是一点也不可以小觑的。这股反动势力对进步舆论的打压，是一点也不吝啬的。

         不过，在《共和国报》关门后，我们却迎来了“觉醒”的另一个黄金时代——觉醒文化基金会图书出版业务蒸蒸日上的时代。

        我们从出版由觉醒自己同事编辑、翻译的书籍做起，如：把原来刊登在《觉醒周刊》上的印尼语讲座的内容，编辑成学习印尼语丛书：《印尼语新闻选读》、《印尼语语法》、《印尼语谚语》加以出版，受到热烈欢迎。坦白说，在当年“印尼语讲座”的编者是谁，没有多少人知道。就算“觉醒”内部也只有几位同事知道。现在，应该是向广大读者和朋友公开出来的时候了，他，就是张琼郁前辈，先达著名进步人士，当时用的笔名叫巴赫波伦。他在抗日时期曾蹲过日寇在先达的监狱。先达和苏北的华人社会，尤其是文教界，几乎是无人不晓，连笔者父母和年仅十一二岁的笔者都知道他。后来才听闻，他的革命资历和才华比起王谦宇老师等毫不逊色，他的印尼文水平和办印尼文报的经验就没得说了。

        1950年代初，印中建交后，他就来到雅加达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当翻译。笔者第一次见到他，是代表“觉醒”到大使馆与司马文森文化参赞会面的时候。当然，笔者与司马参赞交谈是不用翻译的。笔者一见到他，就认出他，而且记得他是谁，因为他给笔者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记得战后的头几年，正是他风华正茂的年代，他不但长得帅，身材适中，脸色红润，皮肤白皙，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而且演戏、打篮球方面，样样在行，是先达和苏北一带的一位“红人”。不过，这位前辈非常谦虚，笔者每次见司马参赞时，他总是坐在一旁，默默不语，从不出声。

        后来，吴国胜兄随蒙洲等从先达来“觉醒”工作后，由于他和张前辈私交甚笃，蒙他带笔者到张前辈在使馆人员住宅区住家见面。在谈话中，张前辈表现出对“觉醒”的极大兴趣和重视，也很想为“觉醒”做些什么。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接触到在华人社会中推广和学习印尼语的迫切性问题。于是，在他自告奋勇的提议下，决定在《觉醒周刊》上开设印尼语讲座栏目，最初是每期两版，随后才增加到三版，由他一人负责主持。

         印尼语讲座推出后，好评如潮。笔者和书海兄在新世纪重逢时，承他透露，当年大使馆工作人员学习印尼语所使用的教材，主要就是张前辈在“觉醒”编写的这个印尼语讲座。应该说，张前辈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是无私的。

         大家都知道，当年中国的外交人员的生活是很艰苦朴素，廉洁自爱的。我亲眼看到司马文森参赞使用一条破手帕抹嘴，令笔者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张前辈为《觉醒周刊》编写印尼语讲座，也不计较个人名利和酬劳。他由始至终，以饱满的热情，为广大印尼华人学习印尼语默默无闻地奉献了自己的力量。甚至他返回中国后，听说觉醒文化基金会把他编写的印尼语讲座分册出版的消息，他非常高兴之余，还写信鼓励我们继续努力编写这类材料，对自己，则只要求寄给他几本样书就好。

        据悉，张前辈回国后担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尼语系主任，夙愿得偿，发挥了自己的专长，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印尼语人才，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关于印尼语的著作，为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交往，加强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今天，受他影响和教导的印尼语人才，已是名满天下。

        在张前辈这几本著作打响头炮后，在觉醒文化基金编辑部主任陈展湖的主持下，先后出版了由展湖自己编写的《印尼语语法初步》、廖荣胜编辑的《印尼简略语词点》以及由陈展湖、李希田、廖荣胜和张泰泉等编撰的《简明印汉词典》（分平装本和精装本）。此外，还出版了展湖自己翻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选》和描写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著名小说《青春之歌》等。

为了扩大我们的发行范围和发行面，以便深入到印尼各地各阶层的读者层面，我们除了利用《觉醒周刊》和《共和国报》时期拥有的代理和订户网络，向原有的这些代理和订户推荐文化基金会出版的图书外，还加强了图书出版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我们翻译出版了一整套外国经典文学的印尼文连环画，如法国作家莫泊桑的《项链》（Kalung）、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Don Kisot）、俄国文学家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Tamak Haloba）、天方夜谭里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Alibaba Dan 40 Penyamun）、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里的《小人国和大人国》、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以及《鲁宾逊漂流记》等不下数十种。这套连环画，是笔者1960年代出差到新加坡逛上海书局时，看了爱不释手，买回来推荐给展湖后，由他负责翻译成印尼文出版的。没想到，这套连环画居然大受欢迎，我们印刷时已有所估计，每本印了10000本，也供不应求，第二次印刷往往要加印5000至10000本。

          得益于这套连环画，“觉醒”出版和代理的其他图书开始打进传统主流市场了，就连当时印尼全国最大书店Gunung  Agung也愿意代理和销售觉醒所有印尼文书籍了。说来大家也许不信，而笔者自己也没想到，印共第三把手约多，居然成了这套连环画的热心读者。为此，他特别通过印共华裔议员曹德崇先生约笔者到他家见面，当面对这套连环画表示赞赏，鼓励我们今后要出更多受大众欢迎的各种好书，包括连环画。

         大家知道，约多的文采不仅在印共内部，而且在印尼文坛也是没多少人所能企及的，就连苏加诺总统这个大演说家，也都很欣赏他，要他协助起草重要演说。1959年十一中国国庆前夕，笔者就曾亲身聆听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庆祝国庆大会上发表的激情洋溢的演说，凭笔者记忆，题目是：“今天的中国，就是印尼的明天”（Tiongkok Hari Ini Adalah Hari Esok Indonesia）。当年坐在主席台中央位置上的都是中国和外国兄弟党的顶尖人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胡志明、苏斯洛夫等，还有英共总书记波立特等坐在侧面的位置上。而作为大会秘书长的廖承志主任，则在台上不时地走到周总理身旁，“交头接耳”，非常忙碌。此情此景，依然历历在目。

          而具有悠久历史的Gunung Agung书店，是印尼最大的书店，其所卖的图书，琳琅满目，不仅有国内出版的印尼文图书、杂志，就连外国著名出版社出版的进口图书和杂志都有，是当时拥有雄厚财力进口外国图书杂志的书店。这个书店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许多外国学者、专家和游客，就连新加坡总理李光耀60年代初来雅加达时，也必定会光顾这家书店。

        与此同时，我们还出版了原觉醒广告部负责人吴国胜编辑的Pilihan Lagu2 Indonesia（《印尼歌曲选》），到1965年9-30事变前总共出了4集。吴国胜也是先达人，抗日时期就是一个“红小鬼”，常常帮大人们当交通，有一次他竟敢在日寇军火库偷手榴弹；抗荷时期，他参加过活跃于苏北山区的印尼人民军游击队，也曾被荷军逮捕，最后侥幸获释。正是在人民军转战马达族人居住的地区的时候，他采集了不少马达族民歌，最著名的就是Butet（《宝贝》）。1960年代，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刘淑芳随团来印尼访问，曾应苏加诺总统邀请到总统府用马达语演唱了这首民歌，国胜兄在介绍和教唱这首歌方面，的确出了不少力气。

随后，印尼著名作家阿南达-杜尔也不请自来到觉醒文化基金会总部，要我们代他再版自己早期写的一本小说Di Tepi Kali Bekasi（《在勿加西河畔》）。至于稿酬，他表示不计较，并说，他之所以不让官方的Balai Pustaka继续出版，主要原因是对方过于挑剔。我们当然无任欢迎，而且还考虑今后出版他的所有作品。

       不过，阿南达-杜尔的左倾立场，招致国内右派势力忌恨。他虽然在印尼文坛上早就负有盛名，1965年9-30事变后，也难逃一劫。他先是被关押在雅加达监狱，之后被流放到偏远地区荒无人烟的布鲁岛，不经任何审判，前后被关押了长达十四年，直至1979年底才获释。

         但是，迫害和折磨、苦难和流放，都摧毁不了这位印尼文学泰斗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十四年间,他在艰难困苦受尽折磨的条件下，完成了《人间世》等八部反映印尼民族主义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为争取印尼民族的独立而艰难奋斗的心路历程的小说。

        这部小说也是作者自己一贯高举的国际人道主义崇高精神的生动写照。据说，阿南达-杜尔获释后不久就把这本小说交给一家名为Hastra Mitra的出版社出版，大受欢迎，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很快就一版再版，1981年4月当出版社准备付印第四版时，遭到苏哈多政权的禁止。但《人间世》却受到国际媒体的高度评价，风行全球，许多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澳洲、日本、德国直至美洲等国，也出版了自己国家的文字版本。

        接着，印尼人民文化协会（简称Lekra）负责人黄海春也要求我们代理他们的所有图书。黄海春是与印共华裔议员曹德崇同辈的另一个印共华裔议员，他是在约多直接领导下负责人民文化协会的日常事务。人民文化协会出版的图书，包罗万象，主要的有诗歌、短篇小说、画集等等，展湖翻译的《青春之歌》也是以人民文化协会名义出版的。黄海春自己也翻译了原古巴著名革命战士切-格瓦拉的Perang Gerila（《论游击战》）以觉醒文化基金会名义出版。之后，就连印尼著名儿童文学家和小说家Rukiah Kertapati主编的儿童刊物Kutilang（《画眉》），也要求转给我们出版代理和发行。她个人写的印尼民间故事和小说，也交给我们出版。她的住家，后来成了觉醒文化基金会编辑部的所在地。

         至此，觉醒文化基金会出版和代理的图书，总算是引起印尼图书界和文化界的注意。就在1965年前后，印尼图书界，主要由著名书商和出版社，包括Balai Pustaka、Gunung Agung以及印共书店和出版社Yayasan Pembaruan（革新基金会）等牵头，就在独立广场附近的青年宫举行了一次全国性书展，我们也获邀参加。当然，我们知道，“觉醒”的图书出版代理工作，只有几年时间，自然不能跟这些书店和出版社相比。但从以上的介绍，大家可以了解，“觉醒”出的书有自己的特色，代理的书也相当广，作者的分量也不轻，所以，同事们都跃跃欲试，决定参展，决心给自己擦亮招牌。

         为此，特别邀请了长期为“觉醒”设计图书封面的著名美术家温悲鸥帮忙设计和布置展台。结果，在温悲鸥日以继夜的赶工下，“觉醒”的参展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给同事们带来极大的鼓舞。

老温是名画家，在印尼美术界，也有相当高的名望，但他一点架子也没有，什么工作都愿意干，任劳任怨，中国艺术团或侨总文艺演出的后台布景的设计、布置直至操作，他都尽力帮忙去做，从不计较。1965年9-30事变后，他临行前还特意到笔者家道别，很关心笔者的安全。当时家里很乱，没什么可招待，笔者只炒了米粉和以茶当酒给他送行。幸好70年代和80年代，笔者和他在北京和香港都曾相遇，之后就失去联系，最近才知道他已逝世。未能送这位老友最后一程，实在是一件憾事。

        差不多与此同时，“觉醒”与中国的中外文图书代理机构，也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当时，中方有一位北京国际书店代表陈飞先生在中国驻印尼使馆办公。他知道“觉醒”有自己的代理和发行网络后，甚感兴趣，并表示愿意把国际书店负责发行的图书和杂志也同时批给我们代理和发行。在这种情况下，“觉醒”除了印尼国内的图书，同时也代理中国的中外文图书和杂志了，而且很快就发展成中国中外文图书杂志在印尼最大代理机构之一。有趣的是，印尼各地的中文书店也直接向我们要书和杂志了，包括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大书店，如雅加达翁福林先生的南星书店、方定勋先生开的Ok运动体育用品店、棉兰著名的大地书店等等，至于快乐世界内的所有中文书店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代理的中国图书的一大特色是，除了理论书、工具书之外，连环画和歌书的数量每本都在万本以上，歌书有的达到两万本。尽管如此，实际上仍然供不应求。连环画内容非常丰富，中国古典文学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红楼梦》，甚至其他历史故事书都有：现代作品方面，《鸡毛信》、《红岩》等等也有，中国有的我们几乎都有，有的时候为了照顾海外读者的需要，中国没有的，我们也有。

        我们还和国际书店代表达成协议，准备把中国著名文学作品的连环画翻译成印尼文由觉醒文化基金会在印尼出版，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并且愿意无偿地提供这些连环画的电版或样板，以减轻印刷费用，使这些书的定价可以适应印尼读者的购买力。这方面的出版工作，在1965年9-30事变前也已准备就绪，有的已经付印，有的甚至已经印好了，如《鸡毛信》（Surat Bulu Ayam）。笔者还记得，承印这本连环画的就是原《印尼语文学习》合伙人之一的杨兆骥先生，当时他自己出来开了一间用脚踏印刷机的小印务所。事变后，这本书当然不能发行了，但“觉醒”分文不少地把印费照付给了他。

        我们和国际书店代表之间，从一开始就建立起友好和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这里试举两件事说明：第一，就是当年他获悉“觉醒”自己已出版《简明印汉词典》，他立即通知有关单位暂缓把中国编印的《印中大辞典》付运来印尼。因为他知道，国内编印的这本词典，单单页数就多得多，内容和收集的词汇自然也多得多，水平也很高，价格又更低。第二，1960年代正是越南人民抗美斗争高潮，越南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本《南方来信》。我们为了表达印尼人民对他们的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决定由展湖翻译成印尼文后，以人民文化协会名义出版。殊料，国际书店代表获悉后告诉笔者，中国外文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南方来信》（Surat2 Dari Selatan）的印尼文本，而且已经付运来印尼了。不过，他主动表示，为了不影响“觉醒”出版的销量，他决定把北京出版的先压下来，暂不发行。   后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