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诤言集2015-3-18
来源：东网评论 编辑：水生 诤言是什么？是苦口良药，是逆耳忠言，非常刺激，非常不给面子，非常令人难堪，但历史和时间业已证明，它是一面镜子，是好东西，可以正衣冠，可以起死回生扭转乾坤，更重要的是对当政者而言，可以治国如烹小鲜！ 略输文采的唐太宗——李世民，就紧紧依靠手下的一位目光如炬的诤臣——魏征，力排众议，屡进诤言，甚至不怕杀头，以死相谏，令这位皇帝在经历了自家人惨杀的玄武门之变后，把险象环生的艰难危险局面和混乱状态，治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朝盛世-贞观之治。这个故事流传至今，脍炙人口，翰墨留香。读者如感兴趣的话，笔者大胆向诸位推荐一部由著名导演吴子牛和知名演员唐国强主演的历史剧：《贞观长歌》——是为序。 时局大眼 - 郭大眼 独立评论员
三个角度 看徐才厚病逝影响 03月18日(三) 徐才厚在2013年3月15日卸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刚好一年后的2014年3月15日，他涉嫌违纪被中央调查。更巧合的是，又一年后，徐才厚在今年3月15日因癌症恶化病逝。
严格而言，徐案未判，直至死亡一刻徐才厚仍是疑犯，而军事检察院已因他病故而宣布撤销控诉，但中共十八大后，官方一方面以真假参半的消息暗向海外网站放风，内地官媒则“带领”全国上下民众对疑犯未审先判，在这股由中央带动的违反法治精神的风潮下，徐才厚其实早已身败名裂，虽生犹死。 就在徐才厚弥留之际，《解放军报》三月十二日发表文章，以“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的角度狠批徐才厚家族腐败，强调徐的贪腐行为，有的是他亲手所为，有的则是通过家人收受贿赂；他不仅自己带坏了风气，其家人也起了坏作用。文章指出，许多人腐化堕落，正是从“没有管住老婆孩子”开始的，这些管不好“数口之家”的领导，终会对千千万万的基层官兵造成坏影响。 首先，往内看，以《解放军报》透露的讯息，加上以厉行反腐的总书记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行事风格判断，与坊间一些“罪不及妻儿”、“人亡罪息”的说法商榷，徐才厚的家人恐怕不会轻易被放过，他们的影响虽然远远低于徐才厚本身，但涉案的徐的妻、女被判刑估计是必须的。 前述文章可谓一语相关，既点出了徐才厚自己腐败，也纵容家人腐败这一点，同时亦难免令人联想到，另一名在“修身齐家”方面犯上类似“错误”的中央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截至目前，郭伯雄的弟弟郭伯权虽仍任陕西省民政厅厅长，但其子郭正钢却已涉违法被调查。 从横向看，反腐需要焦点，军中反腐也需要话题，“东北虎”徐才厚既已病死狱中，原本内定他担任主角、“万众期待”的审徐大戏既已提前“剧终”，“你方唱罢我登场”，军中反腐话题看来将不偏不倚落在“西北狼”郭伯雄的身上。同时为免军中反腐话题“真空”，加上为震慑其他军中高层，徐的死恐怕会加速官方对郭案或明或暗的“公布”，客观上很可能会加速对郭案的查办。 不过，随着徐才厚的“殒落”，更让人悬念的，恐怕是从纵向看其影响。在徐的“上面”，至少牵涉两名资歴比徐更深、都曾大力提拔他的前军委成员。从目前看，徐的死或令与他同乡的“恩人”安全落地，但另一个重用徐的顶级提拔者却尚有危机。如果中央加速查办郭伯雄案的话，那么徐的这名“顶级”上司，有可能被“左臂右膀皆为妖”的丑闻或说法所牵连，难以安枕。 从纵向看，另一关键在于目前军中受过徐才厚提拔，不论是其主政过的沈阳军区和济南军区的嫡系部队，还是掌管总政中高层人事升迁大权后“卖官”擢拔的将领，由于徐才厚被正式调查了整整一年才病故，他为保家人安危，对部下问题能供的恐怕都已和盘托出，因此其下线的将领，估计亦寝食难安。当中，最惹关注的，包括军中某些现职的顶级将领。 皇帝的旧衣 - 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
徐才厚的“死亡修辞” 03月18日(三) 官媒3月16日发出电文称，2015年3月15日，徐才厚因膀胱癌终末期，全身多发转移，多器官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在医院死亡。 徐才厚是谁，电文没有交代，它假设全国人民都知道。但除非官媒将自己的市场限定在中国国内，否则不交代徐才厚的身份就是错误的。美国时任总统肯尼迪、里根在美国身份不言自吧，但当他们遇刺时，媒体都称呼他们的职衔，甚至称呼他们全名。如果徐才厚没有身份，官媒又何以要报道他的死亡呢？ 不过真正不同寻常的，是官媒描述徐才厚之死为“死亡”。死亡的确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但把它用在一名前党和国家、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身上，要么显得无礼，要么泄露了心中的仇恨。这种仇恨，很可能只是一种政治戾气，它不是反思制度，而一味归咎于个人。 中国党和国家的高官，在发布死讯时存在一种“修辞待遇”，那就是“逝世”之说，而且是“不幸逝世”。内部有甚么文件规定，我们无从得知。但从经验事实分析，应当是副部级以上、离休老干部死后，讣告上都可以名之曰“逝世”。中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等副国级以上领导人，死亡一向享此待遇。比如邓力群今年2月10日病故，官媒网站报道“原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于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后来因为“死亡修辞”不要钱，于是扩大了使用范围，离休老红军、老八路等不论职务高低，死时都号称“逝世”。原因可能是，国务院、中组部等历年出台文件，让一些老革命、老干部、老同志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令计划百岁高寿的老父离休前本是副处级，现在正享受着副部级医疗待遇。这种待遇往往又被扩展，由医疗而旁及其他，既然“死亡修辞”不花钱，自然能用则用了。 这种“死亡修辞”，应该是一种“中国特色”，在现代国家中，现在除了中国，再也找不到别的同好了。在美国报纸、书籍上，人死就是died(死)了，总统和平民是一样的，没有因人而异的说法。里根死于2004年6月5日， 其夫人南茜发表声明称：“My family and I would like the world to know that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has died after 10 years of Alzheimer's disease at 93 years of age. We appreciate everyone's prayers.”（我的家人和我想让世界知道，里根总统已经死于罹患10年的阿尔茨海默氏症，享年93岁。）前教皇保罗二世的死，大家也称之为died。倒是中国媒体报道时，非说他们“逝世”不可。 也许有以为中国的死亡修辞学具有阶级性、意识形态色彩，这绝对是误解。如果说“逝世”具有无产阶级属性，那应该工人农民也可适用，但实际上他们与此待遇完全无缘。反倒是美国总统、罗马教皇这种“资产阶级的总头子”，被中国官方强加了“逝世”的修辞待遇。也就是说，“死亡修辞”显然与意识形态无关。 如果我们追溯“死亡修辞”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这种修辞学实际上属于一种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等级制度传统。据《礼记‧曲礼下》记载，古代礼制规定：“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死不禄，庶人曰死。”所谓“崩”也者，是天塌山倒的意思，象征天子死生的极端重要性。但据专家结合《左传》等古代典籍研究，证实古人描述死亡时并不严格遵循礼制，除天子之死援例称“崩”外，其他各阶级人物的死既有按礼曰薨曰卒的，也有不拘一格名之曰“死”的。 倒是到了当代中国，死亡修辞学得到极端强调，每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死亡，言必称“逝世”，天下媒体孰敢曰“死”。不仅要修辞到位，遇到大人物死亡，央视主播要穿缁衣，向全中国播哀乐，造成一种天地同悲的气氛。最高领导人一死，还要制造一种天下缟素、神州同哭的景象。今日中国，没人会相信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无产阶级”，其“死亡修辞”待遇与意识形态无关，而只与权势有关。谁权势熏天，谁就连死都跟人民不一样。 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教师就在课堂上讲“赫鲁晓夫归西”、“蒋介石一命呜呼”云云，认为这是一种极高明的语言技巧。1975年蒋介石于在台病故，当时官媒电稿说：“台北消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四月五日在台湾病死。”而很多报纸的标题是：“蒋介石死了”。不过世易时移，现在大陆媒体也不这样“死亡修辞”敌国以及台湾领导人了。 称徐才厚“死亡”，固然是回到了死的事实本身，但毕竟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的参照，所以这个用词仍然饱蘸着感情，属于“死亡修辞”的范畴。名之曰“死亡”很客观，字面上无一肮脏字眼，但咒骂却在其中矣，政治寓意已经溢于言表。其言外之意是说，一个平民之死无足轻重，而徐才厚今日就落得如此下场。 问题是，将徐才厚与平民的死相提并论，难道说平民的“死亡”是一件卑鄙无耻、可悲可恨的事？此将置平民于何地？ 在今日文明世界，所有人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无论你是一名教皇、总统还是一个穷人。中国偏要在人的死亡上弄出森严等级来，使之高度政治化，并以“死亡修辞”以及丧仪的等差来呈现之，此足证当代中国政治的封建属性。 入木三分 - 乔木 北京传媒学者 欢乐的两会 政治的笑话 03月18日(三) 每年的春晚落幕后，中国人就等着看“两会”。春晚屡遭唾弃，根子在于娱乐后面绕不开的政治意图。两会很严肃的事，但也总是开得很欢乐。 欢乐从两会的新闻发言人就开始了。两位资深的外交官，退下来后到两会养老，每年要么笑容可掬地外交辞令，要么就是卖萌大秀“你懂的、任性”等网络热词。台上台下，欢声笑语。 而“任性”在严肃的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就不是笑点，而是最大的亮点：“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他发出了简政限权的信号，但是在党政一体、党大于政的国家，不知他怎么限权？ 总理笑谈中尽显威严，下面的部长们则威严中带来欢笑。财政部长答记者问时说：“有人说地方三公经费有3000亿元，那是胡扯。”台下问那具体的数字到底是多少，回答是他也不知道。这个就很欢乐了，说别人胡扯，以为你知道，原来和我们一样一头雾水呀，呵呵。 财政部的司长对数字倒是记得很清楚，说：“2014年收入14万亿元，不能只花10万亿元，其他4万亿元留着，这无法向纳税人交代。”收上来的钱花不完，不能返还给百姓吗？或者为啥不能减税或退税呢？ 不知今年多收的钱是不由于连续上调燃油税增加的，或者国务院某个部委发个文件就能收税，而不需要人大立法？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表示，“税收法定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总的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再有5年就要实现了，真值得高兴。 税收立法需要时间，那就看看政府的预算，钱是怎么花的。代表、委员人手一本《政府工作报告》，提前发放。可厚厚的几大本财政预算的报告，却每个代表团只有一套，现场发放，一个下午就要审议通过。 要说保密说不过去，中国2015年军费开支8868亿元，增幅10%，这个都可以公开，其他公共财政预算有甚么不可以公开、提前讨论的呢？一下午人均只有两分钟看一套预算报告，还要发言讨论通过。只能用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欣然接受。 尽管有些代表委员偶有不解，着名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还质问，为甚么领导有专用电梯，其他委员不能乘坐？对此教育部长笑而不语，旁边的一位政协副主席回应，其实我也是走上来的。 葛委员的问题虽然跑题，但敢于开口质询，值得肯定。多数开会的认真学习，鼓掌举手，沉默是金。对此，《人民日报》也看不下去了，其官方微博发帖：“在人民大会堂共商国是，这是荣誉，更是责任。如果只知道热烈鼓掌、点头称是，人民民主如何体现？质询政府，请动真格；会场讨论，何惧观点交锋？代表委员当铭记：你沉默，就是人民失语；你认真，民主才能运转起来！” 爱开玩笑的崔永元评论回覆：“说得很中听。我们敢发言你敢发布吗？”一贯严谨的大律师陈有西则发微博问责，代表委员们在质询别人前，首先扪心自问，你们称职合格吗？ 是啊，每年最欢乐的就是两会上的“雷人雷语”，今年也不例外。有人在发言时专门介绍自己企业的经营和产品，有人主张博士可以生三胎以提高素质，有人建议采用农历天干地支纪年，还有人要求部分恢复繁体字。政治太严肃，文化凑热闹，会议每天都有欢乐。 以上这些都是官方媒体的报道，并非道听途说。人民大会堂不是人民医院，不是挂个号就可以旁听。 这边厢波澜不惊地欢乐开“两会”，那边美国《华尔街日报》发长文，称“来自中国各地的3000多名代表们，从衣着绚丽的少数民族到都市亿万富豪，出席这一个熟悉的年度仪式。这威风的聚会是中国政治制度力量的标志，官员们和老百姓都知道，他们应该符合这些仪式，兴高采烈地参与。” 该文的作者中国通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教授，尽管预测中共专制穷途末路，但欢乐看两会的中国人，对这种危言耸听的预测呵呵一笑。 对他们来说，春晚之后看两会，两会之后3.15。不管是文艺的、政治的，还是商业的，都是卖的，也都是欢乐的。 木然言说 - 木然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大学改革 路在何方？ 03月14日(六) 先看搜狐新闻林建华的简历是这样写的：1955年10月生，山东高密人。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12月起在北京大学任教，2002年9月起任北京大学副校长。2010年任重庆大学校长，2013年任浙江大学校长，2015年2月起任北京大学校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再看林建华的改革成就：在北大化学院就任院长期间，推动教授进课堂、建立面向本科一年级学生的顾问老师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就任重庆大学校长期间力推“千人计划”、“百人计划”等人事改革；就任浙大校长期间选定8个院(系)进行综合改革发展试点。 林建华说，高校改革要去行政化，去行政化的核心是行政管理队伍要树立为谁教师和学生服务的观念。林建华改革的措施具有可行性，其改革理念具有现代性。 但问题在于，林建华的改革成果和改革理念在现有体制下能走多远呢？回答只有两种可能性，走不远和走很远，走不远，是因现有体制约束。走很远，就必须对大学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让大学回归教育本质，让大学在去行政化的同时，去政治化，去工具化。就目前来说，林建华的改革夭折的可能性很大，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我们看到，林建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在三所大学当副校长、校长，而当副校长和校长又不是在他个人意志可控的范围内，是组织部分任命的。按着道理和逻辑来讲，他是向任命他的部门负责，而不是向大学负责，既然不向大学负责，那如何服务教师和学生呢？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以向上级负责为主，以向教师和学生服务为辅，如果二者不发生矛盾，两种服务可兼顾，如果二者发生矛盾，向教师负责和向学生负责就要让位于向上级负责。人们不也经常看到，所有大学都要服从和服务于上级有关部门吗？ 第二，林建华校长本身就是行政化的组成部分，如何去自身的行政化？去自身的行政化，就是由行政官僚变成教育家，而且本身必须是教育家。林建华即使有教育家的素质，这样被调来调去的，也难以成就教育家。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必须让大学回归于学术自由的本质，离开了学术自由这一本质，大学也只会成为官僚和政客的集散地。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尊重大学的发展规律，绝不会拔苗助长。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得有一分耕耘，一份收获的执着，不可能耕耘之后，还没见收获，掉头就走。没有教育家的地方，必然会成为官僚和政客聚集的地方，也是让大学教师和学生失去基本学术追求的地方，是让大学教师学生失去灵魂的地方，是让大学教师和学生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地方，是官本位和金钱盛行的地方。 第三，中国的大学，基本上也和地方部门官员一样样子，一个官员一套打法，换一个新官员，就换了新打法。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林建华在重庆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改革具有可持续性吗？这两个地方的新任校长如果不换新的打法，能追求新的政绩吗？他们会活在林建华的影子之下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教育部门及相关部门每年都会提出不同的要求，新任大学校长会在有关部门新要求的背景下，进行具有校长自身意志的改革。他们把大学当成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和实验田，从而不断背离大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让官僚个人意志主宰大学发展规律。 第四，各个大学都有类似于“千人计划”、“百人计划”的举措，这种举措并没有相应的成效。这种计划表面上是尊重教师，让教师爱校爱家，也如林建华所说“近者悦，远者来”，但由于去行政化措施不当，行政化尾大不掉，这些计划成为了大学官僚分赃的重灾区。一些大学的官员成为这些计划的主体，真正有思想的教师，根本进不了这些计划之中，能进入这些计划的是官僚教授和臣教授。那些有思想有学问又不会拍马屁的教授，只有靠边站的份儿。 在大学官本位的情况下，甚么计划都会扭曲变形，甚么好的理念都难以进行下去。大学改革如果不先立规矩，不在规矩之下进行改革，任何的计划都是短命的，都是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的。 当年鲁迅曾经说过，救救孩子。按着鲁迅的思路，救救大学。救救大学，就是让大学回归自由的本质，让大学既有高楼，也要有大师。既有教育家，也要有思想家。既有教授，也要有教授治校。既有大学生，也要有大写的人。 文章天下 - 章文 知名评论员 “海龟御用学者”张维为 03月18日(三) 中国两会期间，正当一些代表委员因其各种不履职行为遭到指责和嘲讽之际，官媒网站赶紧抛出张维为先生的“高论”来救驾。这位被不少大陆网友讥为“海外高级五毛”的张先生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说：如果比较中美两国的民主制度，我可以说，在程序民主上，双方都有很大的改进馀地，但在实质民主方面，中国做的更好，好很多。 且看他的理由：我曾跟美国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你们人民代表的选举不民主，我们这个选举才叫民主。我说我们人民代表的选举确实可以改进，但是你美国国会代表选举，肯定存在太多的问题，美国现在选举的参选率为55%左右，当选率为52%左右，也就是说，100个选民中，只有55人参加选举，你得了55票中的52%的票，也就是20多票，这也能叫民主？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是笑话。 以参选率（参加投票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比例）为55%来指责、甚至否定美国的民主，这实在是无知者的论调。张维为先生自诩“过去20来年，我走访了100多个国家”，但仅就他对美国民主的评点，我只有将他与那些周游列国却只是“到此一游”的观光者划等号了。这些观光者看到的都是浮浅表面，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深入他国的体制核心。 张维为先生以参选率来衡量民主质量，本身就是偏颇的。通常而言，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众参政意识比较强，参选率、投票率也相对较高。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好比压抑太久的阀门，开启时会喷射出大量水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喷水量会降到一个恒量。因此在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参选率、投票率不高是一个正常现象。选民患上“政治冷感症”的背后，是各种机制都已完善，选谁当总统似乎差别不大。尤其是碰到候选人都比较中庸的时候，选民参加选举并投票的意愿更会变低。但是遇到有魅力的候选人时，参选率和投票率又会一下子拉升上去。例如2008年奥巴马参选美国总统，引发黑人参政热，投票率比2004年翻了一番。 研究选举投票的专家们总结发现，“投票率偏低”并非完全意味着选民的反对情绪，有时“对执政党和政府感到满意”也会导致“投票率偏低”。大家觉得没必要换人时，自然也就不想去投票了。 关于“投票率偏低”的多方面原因，张维为先生肯定是不清楚的，尽管他在欧洲旅居多年，且到访过100多个国家。在他的心目中，高投票率和高质量民主是划等号的。难怪他如此自信，因为中国、朝鲜和古巴等国的投票率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啊！ 如果说张维为先生不了解程序民主的要义，那么对于实质民主他更是在“胡说八道”了：过去十年里，中国的人大密集讨论过三农问题，义务教育问题，医疗改革问题，养老问题，环境问题等等，这都是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然后提出各种对策，这就叫实质民主，美国能做到吗？ 首先，张维为先生所说的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正体现了中国“实质民主”的不足，而这也正是因为程序民主不够完善的缘故。因为没有民主机制的保护，农民、工人、妇女儿童的正当权益被侵害，山川河流土壤大气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即以环境问题为例，近两年来肆虐全国的雾霾，就是政府发展经济纵容污染企业的结果。因为缺乏民主机制、无法对权力形成有力制约，民众只能眼睁睁看着灾难的到来。 其次，即便是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也只能在每年一次、为期十天的两会上才得以被重视被讨论，而不像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其议员每天都可以听取和反映选民的心声，随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更关键的是，有些问题连续十年出现在中国人大会上，依然无解，且进一步恶化。 张维为先生还有不少“奇谈怪论”，例如“台湾马英九的工作能力还不如上海的一个区委书记”、“中国今天最高执政团队的经历、素质、能力明显高于西方普选产生的政治人物”等等。我倒不妨就他的话风，草拟一条经得起事实检验的论断：就官员的腐败程度和广度而言，中国明显高于西方民主国家。 不过对于这些污点，张维为先生从来视而不见，或者是认为“瑕不掩瑜”。作为当了多年“外宾”、最近又回到祖国怀抱的“爱国学者”，他写的书里全是亮点，连续推出《中国触动》、《中国震撼》和《中国超越》（他自诩为“中国三部曲”），为中国全方位超越美国摇旗呐喊。 这样的使劲赞美，在我等国人看来，只有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宾”和肩负任务的“御用学者”才会干的事情。那么张维为属于哪一种呢？他去国外之前一直待在中国，因此不能算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宾”，而他现在回到国内兼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如此看来，大概可以称之为“海龟御用学者”了。 观察中国 - 梁逸飞 北京媒体人 中国重兵逼近缅北意在输出安全红利 03月18日(三) 冲突一月有余的缅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缅甸军机多次突入中国并炸死炸伤多名中国公民，这一事件在中国舆论场上引发一片哗然。不少舆论质疑中国军方为何没有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还有很多舆论认为，缅甸军机粗暴袭击中国境内目标有损中国国威，必须予以惩戒报复之。在鹊起的舆论声中，中国军方向缅甸发出强硬声明，要求缅方严加约束自己部队，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中方会采取果断措施，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军方的态度无疑是严肃认真的。声明发出后，中国向靠近缅甸的边境地区派遣了大批战机、防空导弹以及炮兵装甲部队，给缅甸造成大兵压境之势。缅甸显然感受到了压力。随后缅甸方面公开发表声明，除了对事件造成中国公民死伤表示难过外，还配合中方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事发地点调查，一旦查实，承诺严惩肇事者。目前，缅甸军方暂停了对果敢同盟军的空袭，避免再次将炸弹投到中国境内。缅甸军方还临阵换帅，撤换了前线作战部队三个师的师长。 中国军方重兵部署中缅边境，引来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纷纷猜测中国军方此举的真实意图，甚至猜测中国军队是否会强行介入缅北冲突。中国军方强行介入这种可能性尽管不存在，但缅北冲突久拖不决确实让中国很恼火，甚至很生气。原因很简单：一方面，缅北冲突影响中国边境稳定；另一方面，冲突持久化影响中国的国际威望，因为这只能说明中国的外交斡旋能力与对周边的危机管控能力十分有限。仅基于以上两方面，中国就有尽快平息缅北冲突的强烈动机，将当事方从军事冲突拉回到谈判桌上成为中国的外交目标。中国军方部署重兵的举动，就是为了配合这一外交目标的实现。 还需要指出的，中国军方重兵屯集中缅边境，除了警告缅甸下不为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向周边其他国家发出警告，及时划出一条“不得将战火引入中国境内”的红线。众所周知，中国周边并不太平，军事冲突时起，除了当前缅北冲突，还有西北部的阿富汗冲突，以及东北部潜在的朝鲜半岛冲突，周边任何一个冲突点的扩大或激活，都将或大或小地给中国造成地缘羁绊。 周边安全环境一直是中国崛起战略中的重要因素。中国认识到，只有依托周边，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崛起。如何将中国崛起给周边造成的地缘压力转化成周边地区的安全红利，一直是中国战略界思考的问题。这些年来，中国的周边外交行为已经从“被动维稳”走向“主动化解出击”。从2014年开始，中国的周边外交“更上一层楼”，体现出强烈的主动管控意识，试图通过战略再部署，重塑周边地区秩序。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让周边分享中国崛起的发展红利外，让周边分享中国崛起的安全红利，不可缺少。帮助缅甸平息内部军事冲突，甚至帮助转型期的缅甸化解各种压力与风险，都是中国向周边输出安全红利的重要体现。 总而言之，中国军方重兵部署缅北边境这一举动，既有及时划红线、打预防针的考虑，又体现有强烈的管控思维，目的则是让周边分享中国崛起的安全红利，最终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周边地区安全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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