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黄大使在印尼的日子里 --连载二

在印尼建立良好的私人友谊

黄大使在印尼期间，为和印尼各界人士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断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也方便了公务上的交往。黄大使经常说，外交是处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但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交谈才能完成。他同印尼政府官员，上自苏加诺总统，下至一般政府官员，都建立了良好的官方合作关系和令人满意的私交。

1958年，黄大使回国述职，有较长时间没有回使馆。苏加诺总统在一次招待会上见到甘野陶代办和我，问我为什么这一次没有随同黄大使回国。接着又问黄大使为什么久久不回印尼?并要甘代办催黄大使回来。他诚恳地说，黄大使在印尼任职期间，对印尼有着良好的合作态度，他和印尼政府都感到满意，希望黄大使再回来担任几年大使。   

黄大使和苏加诺总统交往时，谈话方式较随便，气氛轻松，往往没有什么能称得上是突出的话题。但并不是没有实质性内容。这可称之为演奏“无标题音乐”。有时也来一段“变奏曲”。苏加诺总统很喜欢“即兴演奏”，不喜欢“大乐章的交响乐”，但他特别欣赏谈画的“咏叹调”。  

有一年，为了出版画集，苏加诺总统曾两三次邀请黄大使去参观他的藏画。有一次，他请黄大使到总统府，到他的卧室去看。壁上挂的是美女肖像和睡着的维纳斯一类的油画。他笑着说，这部分藏画过去不公开，因为一公开就会受到一小撮死顽固的伪君子所攻击。那批人都不懂这批画是艺术作品，需要用艺术眼光去欣赏，绝不能用庸夫俗子的眼睛去观看。他请黄大使看看画上的色彩、线条、构图和造型，问黄大使那些画好不好。黄大使赞扬了他的艺术鉴赏力。苏加诺总统说：对那些不懂艺术的伪君子谈这些，简直是对牛弹琴。

看完画后，他请黄大使到独立宫后凉台大厅喝咖啡，又谈起华人画家说中国的山水画大部分是水墨画作品，每幅作品所表现的画风、格局和意境都充满中国特色。黄大使说，“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这是唐朝大诗人王维的画学秘诀。

 数月后，黄大使夫妇在官邸宴请苏加诺总统和哈蒂妮夫人时，苏加诺总统看到黄大使挂在壁上的一幅齐白石的画，十分钦佩，说色彩浓淡协调，很有动感。黄大使介绍说，齐白石是一位观察力很强、很细致的现实素描大师。苏加诺总统说，据华侨画家李曼峰介绍，齐白石有几幅讽刺朝政的画，使用印象派手法，把朝庭的腐败无能淋漓尽致地揭露于纸上。  

苏加诺总统经常请黄大使到茂物总统别墅参加晚会或座谈。有一天下午适逢茂物雨后初晴，总统别墅的草坪、花坛和荷花池都显得格外艳丽，绿叶荫浓，骤雨乍过，珍珠乱撒，打遍新荷。有几只小鹿在那草坪上悠哉悠哉。苏加诺总统请黄大使观看，而且把话锋转到养鹿问题上，说，他只准许在园内养鹿，而不养其他动物，特别反对把鸟养在鸟笼里。他说，他年轻时曾被荷兰殖民主义者抛入监狱，后来又送他到苏岛明古莲去“修养”过着“罗漫蒂克”的孤岛生括，所以他深知自由之可贵。他一边说；一边深有感触地摘下黑色“白齐”帽，搔搔头，让黄大使看看他那几乎秃了顶的头，说他已老了，再也做不了王子公主童话般的美梦。黄大使说，总统并不显老，只能说是更加成熟了，已是一位成熟的大政治家，印尼共和国总统!苏加诺总统颇有感慨地一笑，似乎还想再谈下去，但欲言又止。他在想些什么?也许是早年的回忆激起他那柔情的烦恼！

苏加诺总统同第一夫人法玛瓦蒂关系破裂，分居而不离。后来，苏加诺总统又娶了第二夫人哈蒂妮。这件事当时成了反对派攻击苏加诺总统的话柄。在外交场合如何妥善处理同这两位夫人的友好关系，确实是一个棘手问题。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印尼时就遇到这个问题。印尼官方人士和一些印尼妇女组织都希望宋副委员长首先去看望法玛瓦蒂。但也有一些印尼团体持反对态度，他们希望宋副委员长先去看望哈蒂妮夫人。在这个问题上，黄大使采取不介入的正确态度，把矛盾交由印尼礼宾司处理，结果安排得令各方都满意。宋副委员长在雅加达参观访问时，看望了法玛瓦蒂。法玛瓦蒂对宋副委员长亲自来看望，非常感动，并亲切地称呼宋庆龄为“姐姐”。在访问茂物时拟顺便会见哈蒂妮夫人。不巧，由于当时哈蒂妮夫人不在茂物，未能会面。直到数年后，哈蒂妮夫人应邀访华，宋副委员长才同她会面。苏加诺总统和哈蒂妮夫人对此甚感满意。

在外交礼仪问题上，黄大使很重视国际上公认的做法。但也要大家注意当地政府的一些不尽相同的规范和习惯做法。他说，“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只要不贬低我们的尊严，都应注意遵守。   

50年代末，苏加诺总统经常在茂物总统府举行晚会，每次都邀请十多位大使和代办出席晚会，其中必有中苏美的3位大使。他外出到印尼各地视察时，也经常邀请5至7位大使同行，其中也必有中苏美的3位大使。在晚会上或旅途中，苏加诺总统喜欢找些大使随便闲聊，谈笑风生。据当时的印尼外长阿卜杜加尼说，苏加诺总统同中国领导人和黄镇大使也经常开开玩笑，但开的都是“高级玩笑”。苏加诺总统访华时，曾对毛主席说，在抽烟方面，毛主席堪称第一，从抽烟中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主席回答说，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我是湖南人，但在吃辣椒方面，我就不如苏加诺总统，因人各有长处嘛。   

苏加诺总统在上海参观访问时，也曾在宴会桌上和陈毅副总理闲谈起亚非会议期间的一些花絮，说他非常钦佩陈毅副总理在一次午宴上一口吞下4根极辣的小辣椒(野山椒)，使他感到惊讶。但陈毅副总理却岿然不动，显示出军人的英武本色和豪迈气魄。陈毅说，一次吃下4根辣椒很容易，虽然当时感到辣极了，但一会儿就过去了；如果像苏加诺总统那样餐餐都吃辣椒，那可就不容易了，贵就贵在坚持到底，就要象总统那样把反帝反殖进行到底。苏加诺总统笑了，说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是元帅、是诗人，善辞令，会说出动人的诗句；黄大使既是将军，又是画家，会说又能绘出悦目的书画。陈毅副总理紧接着说，苏加诺总统是三军最高统帅，是演说家，是印尼人民的喉舌，善于唤起群众千百万，为印尼共和国的繁荣和富强而奋斗。苏加诺总统大笑，转过来问黄大使，在双方互不相让的僵局下，怎么办?黄大使顺口回答说，“团结起来，为维护世界和亚洲的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奋斗。”与苏加诺总统同桌的贵宾们都听得发愣了，但都喜形于色。苏加诺总统则举杯建议为印中友好关系，为大上海的解放者陈毅元帅的健康干杯。陈毅副总理建议为中、印尼友好关系、为印尼共和国总统苏加诺的健康干杯。苏加诺总统在上海就这样经历了一次“极其愉快”的晚宴。

 黄大使和苏加诺总统的交往就是在那种又轻松又随便的气氛中进行的。 

 黄大使很尊重苏加诺总统这位为印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促进亚非人民的团结、反帝反殖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领袖人物，也很理解苏加诺总统这位富于浪漫色彩、富于“平民主义”理想的领导人物。他们在相互交谈中并不把各自的理论观点强加给对方，而是相互尊重，各自保留不同观点。如黄大使当时对苏加诺总统忽视经济工作而热衷于一些表面上的改革运动持有不同的看法，但他在艺术地、婉转地表达之后，就不再坚持。

副总统哈达又是另一典型的人物。他有一副严肃、坚毅的面孔，戴着厚厚的宽边眼镜；一派学者的风度。他的性格与待人接物和苏加诺总统就大不一样。他不那么激动，发表意见较慎重。他很讲究按荷兰人的那一套礼仪，对黄大使彬彬有礼。每年伊斯兰开斋节，黄大使夫妇都去向他们夫妇祝贺佳节。他们也必以丰盛的茶点招待黄大使夫妇。通过交谈，黄大使知道他是一个肯用脑子思考问题的人，比较重视印尼的经济建设，早在革命时期就发表了《印尼未来的经济》一书。  

1957年9月，哈达夫妇应周总理的邀请访华并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哈达回印尼后向报界发表谈话，说新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出乎他的预料，使他感到惊讶和钦佩。他的讲话虽然引起反对派的攻击，但他表示只能讲老实话、讲真情。他在黄大使举办的一次宴会上谈起他访问新疆的情况，说陪同他们夫妇的是前国民党政府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维吾尔族人，讲一口流利的德语，使他们无须通过翻译就能直接对话。他说，他远没有想到中国还用这样的人，而且有那样的才华，真是大有希望。

黄大使和国会议员、文化界人士也建立了很好的交情。他们经常来使馆参加电影招待会或其他小型招待会，黄大使那为人热情，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平等待人的态度，很能激发在场的客人畅所欲言，随便交谈。

记得在一次邀请国会文教小组议员的招待会上，有些议员谈起印尼和中国双方的文化交流很不够，说他们对中国传统艺术和传统美学知道得太少，只听过华裔谈过《三国志》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作品；反过来，中国人对印尼的文化艺术知道得就更少了，只知道一两首配着六弦琴唱的马来民歌和马来“龙跟”舞。但他们也承认，他们自己对印尼文化艺术也知之不多，这要归咎于荷兰殖民主义的统治。

黄大使说，亚非地区的古国曾经创造了高度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字典籍和文学著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万恶的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才使亚非地区的文化处于停滞状态，甚至遭到严重破坏，从而阻挠了亚非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是非常重视国际文化交流的，特别重视对东方学的研究。   

也有些议员和文化界人士批评中国翻译出版的文学作品文字太生硬，“直译”几乎失去了文学语言的风采。苏加诺总统也曾提过类似的意见。黄大使允诺把这些意见转告国内有关部门，力求改进，并希望他们多和使馆文化新闻处联系。

黄大使在印尼期间同总统府办公厅主任坦姆席尔也很有交情。后来坦姆席尔也出使法国，在巴黎同黄大使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苏加诺总统访法时，还约见黄大使，并应黄大使的邀请赴宴叙旧。

黄大使十分重视做好驻印尼外交使团的工作，而且交了不少朋友。他离任前，曾担任过两年左右的外交使团团长。这里讲一点微妙有趣的花絮。按照在先权的排列，黄大使是第一位，美国大使是第三位，第二位是菲律宾大使，但他经常回菲律宾休假。因此，在正式场合的座位上，黄大使和美国大使经常并排而坐。摄影记者对这样有趣的镜头是从不会放弃的。美国大使霍华德•琼斯也曾为此笑出声来，惹得边上和后排的人也禁不住仰头大笑。印尼礼宾司司长为照顾黄大使的特殊情况，经常安排翻译坐在黄大使后头或在两位大使之间。这位美国大使态度并不僵硬，每次陪同苏加诺总统外出旅游，一见黄大使，他总是先打招呼。有时两位大使在进出口处相遇，他往往先停下来，有礼貌地说声：“团长先请。”

黄大使夫妇和埃及大使夫妇的交情也颇深。埃及大使和夫人经常宴请黄大使夫妇品尝埃及“蒸饭”。埃及大使夫人生长在伊朗，与伊朗贵族有亲戚关系。他们也经常邀请同中国尚未建交的伊朗大使出席作陪，并介绍给黄大使夫妇。后来，伊朗大使和黄大使建立了很友好的个人关系。他说，伊朗和中国建交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希望将来能在德黑兰或北京相见。

埃及大使还把沙特阿拉伯大使介绍给黄大使。埃及大使夫人又另约时间把沙特阿拉伯大使夫人等介绍给黄大使夫人，这是根据阿拉伯的习俗，男女分别会见。埃及大使和沙特阿拉伯亲王有特殊的亲戚关系，曾探询沙特和中国建交问题。沙特大使每次会见黄大使时都请黄大使品尝浓烈的阿拉伯咖啡。

黄大使夫妇和菲律宾大使夫妇、泰国大使夫妇等几个尚未同中国建交的亚洲国家驻印尼使节也都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菲律宾大使向黄大使介绍了他和罗慕洛等老一辈菲律宾外交官的关系，并且希望黄大使访问菲律宾，说签证绝对不成问题，而且可由他保证予以一切必要的外交方便。泰

国大使也表示，如黄大使有意经泰国停留观光，可事先通知他，他可通过外交部予以一切必要的安排并提供方便。他们都向黄大使表示，虽然国家间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并不妨碍私人间的交往。黄大使除了感谢他们的诚意，还引用周总理在亚非会议期间对菲律宾罗慕洛外长和泰国万•威他耶恭亲王的谈话，坦诚地阐述了我们睦邻的对外政策。就这样，黄大使通过私人交往，却为促进建交做了不少工作。

黄大使在印尼期间，还积极开展了同其他亚非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驻印尼使节的友好工作。除蒙古和阿尔巴尼亚没有在雅加达开设使馆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设有使馆。他们把中国大使馆的庭院视作社会主义国家使节度周末的俱乐部。每周六下午2时，各使馆人员就陆续到中国大使馆来游泳或举行篮球比赛。苏联驻印尼第一任大使朱可夫也经常来参加活动，同黄大使一聊就是大半天。每逢“五•一”节和元旦，社会主义国家使节都在中苏两大使的带领下轮流在各使馆举行联欢会。当时驻印尼的社会主义国家使节间的团结友好气氛的确是很浓厚的。

当年南斯拉夫驻印尼大使对黄大使也很友好。铁托总统访问印尼时，在总统府的招待会上，他想方设法安排黄大使同铁托总统见面。这位大使经常向黄大使表示，南中之间存在着误解，是被一些难于说清的历史假象所蒙蔽着。黄大使同南斯拉夫使馆也礼尚往来，赞扬南斯拉夫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光荣业绩。

在西欧驻印尼使节当中，法国大使同黄大使的私交也很好。在交际场合，他每次都主动找机会和黄大使闲聊。记得有一次，他邀请黄大使到官邸品尝法国葡萄酒，从法国雪利、柯纳克到香槟，饭后还请黄大使品尝法国的各种干酪。他希望黄大使将来有机会到法国时，会喜欢法国的这些名特产。黄大使也回请他品尝中国菜。当他1961年准备离任回国时，特意拜访黄大使，商谈关于他拟取道广州、上海、南京、北京，然后乘北京---莫斯科特快经苏联回法国的计划，他同时携带他的爱犬，请求中国政府提供方便。他办完苏联的过境签证后，就到我使馆申请签证。当时适逢陈毅副总理访问印尼，经陈副总理批准，很快给他发了签证，并按照国际携带动物过境的规定予以适当的通融。他很高兴。

辞  别  印  尼

 中、印尼双方签订友好条约后，苏加诺总统告诉黄大使，他将于1961年6月间再次访问中国。因此，黄大使不得不提前于4月间照会外交部，通知关于他的离任和离开印尼的日期以及临时代办的委任，并请外交部礼宾司安排辞行拜会，以便他回国参加6月中旬苏加诺总统第三次访华的接待活动。

黄大使临别前夕，朱安达首席部长在官邸为黄大使饯行，感谢黄大使同印尼政府的良好合作，使得中、印尼双方，在共同目标的努力上相互配合、相互同情、相互支援，从而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他说，印尼各界对黄大使的合作极为满意。他对黄大使的离任感到惋惜，但对黄大使回国后另有高就感到高兴，并致最良好的祝贺。苏班德里约外长在欢送宴席上也说了同样赞美的话。   

朱安达夫人、苏班特里约夫人、沙多诺夫人、阿鲁齐夫人、哈迪夫人、苏佩妮夫人等都为黄大使夫人先行回国，未能参加辞别会面感到惋惜。她们赞扬说，大使夫人平易近人，为人朴素无华，是印尼姐妹的好朋友，希望她将来有机会重访印尼。亚非和东欧国家的一些使团团长夫人，也在使团欢送黄大使的招待会上向黄大使赞扬大使夫人是使团交际事务上的好带头人。

60年代初，总统夫人哈蒂妮访华，在天安门上观赏焰火时，曾谈起她和黄镇夫人在印尼很有交往，经常相互拜会，说中国使馆的夫人们作风正派、不矫揉造作，不像一些西方妇女那样“活泼”得近乎轻浮，也不像有些大使夫人那样摆出“贵夫人”的傲慢架子。黄大使夫人朱霖在印尼使馆期间，为配合使馆的工作，开展使馆夫人的对外活动，增进同各国妇女间的姐妹友好关系曾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印尼留下深厚的友谊。

1961年5月上旬，黄大使离开印尼。我和黄大使同机回国。离开印尼的当天上午，雅加达格玛腰兰机场的贵宾室挤满了前来欢送的各界人士和东欧国家驻印尼的大使、代办。飞机起飞时，欢送的人群还向黄大使挥手致意，表达依依惜别之情。黄大使也挥动手臂，从窗口致意：“再见吧，印尼!”。

从舷窗往下俯视，雅加达尽收眼底。独立广场前大理石建筑的总统府，加查马达大道的中国大使馆，东南的平畴绿野，西北蔚蓝的爪哇海……上下与朝阳相辉映，在窗框上构成了一幅多美的瑰丽水彩画啊!有人说，每条大河都有自己的碧波，每片田野都有自己的绿叶；是的，印尼是有自己秀丽的姿色。黄大使就在那里留下了他美好的足迹，他在50年代出使印尼的岁月，也留下了中国人民对印尼人民的友好情谊。

转眼间，30年过去了。对于印尼，黄大使始终怀有深厚的友好感情。他敬重这个富有反帝反殖光荣传统的国家和人民。如果今天黄大使还健在，能亲眼看到中国和印尼经历了一段风风雨雨之后重新恢复邦交关系，那该会多么高兴呀!念30年前旧日情景，恍见黄大使遥望南天，祝愿中、印尼友好关系千年久万年长。他那豪爽的声音，恍惚还在我的耳边萦绕回响。   

黄老离开我们一周年了。我谨此表达对他的哀思与怀念。

1990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