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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达通讯(第154期)

2015-6-29 11:33|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851| 评论: 0|来自: 北京先达校友会

摘要: 先 达 通 讯(第154期)《先达人社区网站》北京先达校友会 www.siantarpeople.org 2015年6月28日
先 达 通 讯
(第154期)

《先达人社区网站》
北京先达校友会   www.siantarpeople.org  2015年6月28日

目    录

先达《中华学校》恢复原名    ——家乡一草一木无不在心中        林绣妮
纪念耀东  感动重温                                                                黄书海
耄耋老妪林秀兰的感慨                                                            林秀兰
曾加廉寄语                                                                            曾加廉
从“破罐子破摔”谈起    ——书海先生印象记                               凡  夫
东爪哇峇杜(BATU)游                                                          陈永和
临江仙·悼黄树泉老师                                                             朱  蓝
心安之处就是家    ——回忆趣事                                              张育珍

书海手记:
先达《中华学校》,1909年由陈顺丹等一批乡贤创办。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因印尼政局突变,被迫关闭。半个多世纪以来,几度易名,历经沧桑。最后以苏丹阿贡校名生存了下来。
2015年3月28日,在海内外先达乡亲汇聚苏丹阿贡学校举行联谊大会上,在印华校董、顾问和众乡亲见证下,以简单而庄重的仪式,宣告恢复《中华学校》原校名。
这是对良知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


先达《中华学校》恢复原名
——家乡一草一木无不在心中
     先达  林琇妮 (Lily Halim)  
踏入先达苏丹阿贡学校大门,见到了熟悉的面孔,有我敬爱的校董和老师们,倍感亲切加喜悦。2015年3月28日,由先达苏丹阿贡学校主办的先达乡友联谊晚会迎来了海内外先达游子相聚在学校大礼堂。我很庆幸能重回母校担任晚会的节目主持人。晚会场面盛况空前。居住于香港,北京,澳洲,雅加达等地的先达乡亲们也趁着清明节回家乡扫墓时,前来参加这一年一度的聚会。大家相聚在一起,犹如一个大家庭,欢笑声连连不断,一声声乡音入耳~“先达国语“倍觉亲; 面对面开怀畅叙,情更浓。有时候家的味道不仅仅是父母的饭菜,家乡话也是一种独特的“味道”。
晚会在舞龙舞狮表演过后正式开始了。我的主持搭档是苏丹阿贡学校的其中一名男老师。首先介绍了出席晚会的贵宾。其中有前苏西洛总统的顾问,目前也是先达苏丹阿贡学校顾问 BapakLetjen (Purn) Dr. TB. Silalahi SH. ,在苏丹阿贡学校董事黄元根先生的陪同下步入大礼堂。BapakLetjen (Purn) Dr. TB. Silalahi SH.本身出生于先达,是先达人的好朋友,特地从雅加达赶过来参加先达人的盛会。先达市议员欧阳保耀先生也上台致辞。之后来自雅加达的著名歌手黄玉玲女士以及来自棉兰的两位女歌手轮流上台表演。精彩的节目将晚会气氛推向高潮。
我本身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都是在苏丹阿贡学校上课。在校期间也经常参与学校各种类型的活动及比赛,也因此受到了老师们及学校董事们的关照。苏丹阿贡学校向来非常注重汉语教学,所以非常积极地派华文老师到中国深造及培训,也多次申请中国华文教育志愿老师到先达苏丹阿贡学校任教。老师们的辛勤努力使学生一天比一天更进步。之前,苏丹阿贡学校的一名友族学生荣获由先达华文教育促进会主办的华语演讲比赛的冠军。
苏丹阿贡学校建校时,起初用的是中文名字 “中华学校”。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印尼面临政治变动,政府中断了所有的华文教育,华校被迫关闭,先达“中华学校”也因此改名为“SULTAN AGUNG”学校。几十年来“SULTAN AGUNG ”学校名扬海内外,学生们创下的佳绩更是给学校的名誉增添了不少的光彩。虽然如此,炎黄子孙饮水思源,不忘本的优良美德至今都还流传着。学校董事会决定将原先的校名“中华学校” 正式挂上。选择了这次晚会,在苏丹阿贡学校顾问 BapakLetjen (Purn) Dr. TB. Silalahi SH. ,学校董事会代表黄元根先生,陈来发先生,张振坤先生等及诸多先达社会人士的见证之下,象征性地揭开了布条。“中华学校”四个大字再次问世。现场的来宾们也一同见证这具有历史性的一刻。
晚会在宣布幸运奖后结束。虽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但散会之后,礼堂外面还挤满了人。乡亲们舍不得离开,难得见到了久别的老朋友、老同学、老邻居,不尽多谈一会儿话。而我正要回家的时候,在礼堂外遇见了爸爸的几位朋友。其中一位叔叔告诉我说,现阶段会说“先达国语”的年轻人不多了,所以除了学好华文之外,“先达国语”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一门功课哦。听到这里,我幽默地用“先达国语”回答,“多谢叔叔的鼓励,memang 我讲的“先达国语”有点 macet-macet,tapi还算过得去啦 ”,大家听了之后笑开了。 
通过这一场晚会,我深刻地感受到先达乡亲们浓浓的亲情,团结的先达心。话说白发早已生,,乡音仍未改。虽然来参加晚会的乡亲们很多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但他们的热情依旧。希望往后每一年的先达乡友联谊晚会能召集更多的乡亲前来参加,彼此联络感情,增进这血浓于水的亲情,因为我们血脉相连。

纪念耀东  感动重温
黄书海
耀东比我长两岁,是我的挚友、诤友。
对他的“走”,虽早有思想准备。但5月29日,噩耗传来,还是令我深感震惊和十分悲痛。
十几年前,他不幸患上肺癌,全靠药物保守治疗,效果很好,让他赢得宝贵时间到世界各地、特别是祖国各地参观游览和参加各种聚会,这是耀东和嫦娥晚年最开心惬意的一段日子。
今年初,在耀东住院前,我们通过电话,我邀他一起参加“2015年世界先达人相聚雅加达”大会。他说只要健康条件允许,他一定会去。但又补充一句:我现在的生命是以日计算。相约一个月以后要办的事,那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3月20日,我们飞雅加达前,我给他打了电话,他的女儿可诗说:爸爸肺出血,已入住医院重病室。我要可诗转达我们对耀东的衷心祝福,希望他能转危为安。说完,心里沉甸甸的,一种不祥预感袭上心头。
6月3日,可诗来电话说,爸爸的追悼会开得很体面、很温馨。爸爸生前好友来了不少,送来的花圈和盆花,殡仪馆都容纳不下。爸爸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
由于路途遥远,我和瑞玲除了以北京先达校友会和我们个人名义送花圈外,只能对可诗表示:我们为“殓不凭其棺、葬不临其穴”而深表歉意。可诗要我替耀东写生平简介和怀念文章,还说,爸爸生前经常说,他很爱看《先达通讯》,特别是黄叔叔写的文章和那本书,他看了很受感动。
可诗说,爸爸临终前说,黄叔叔对爸爸的了解,要比我们家人了解得更多。爸爸过世以后,可请黄叔叔写点悼念文章。
我听了,为之感动,为之动容,并欣然允诺。
耀东出身贫寒,高小五年级后便辍学,出来做生意为稻梁谋。耀东寄宿在先达南京街普天药房张声善家。“耀东孩幼实辛艰,先达读书住普天”,以陈达民诗为证。
生性坚强的耀东从最底层做起,他走遍先达周边园丘和乡村,收购土特产和橡胶条拿到城里卖。他的吃苦耐劳,使生意越做越大。
后来,他发现,橡胶产品:方块胶、胶片、碎像胶等,比一般土特产更容易来钱。于是他租用双桅大帆船(Tongkang),把一船一船的橡胶制品,驳运到新加坡转卖。耀东曾带我到过去他经常登陆的码头去看一看。他若有所思地说:没想到,我的发迹就是从这个码头开始的。
他很懂生意经。在贸易上赚的钱,很快转投到几家塑料制品厂,如雅加达牙刷制造厂等。在商场,他并不墨守成规,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做生意的本能。但他不贪心,不冒太大风险。
为了避免印尼盾不断贬值所造成的损失,他把所赚取的印尼盾及时换成美元,并在新加坡和香港等地购置房产。他的家产不断扩大,每年收入颇丰。这种殷实的经济基础,使他能够利用昂贵的美国药物治疗肺癌长达十几年成为可能。
耀东常跟我说,“我的健康是靠钱买来的”。
他理财的能力和成就,大家有目共睹。
他理家的能力和成就也令人十分钦羡。
他和嫦娥育有一男两女,都受过高等教育。现在大儿子接管父亲在印尼的所有家业和生意。大女儿可蓉和小女儿可诗都在新加坡银行界工作,属白领阶层,收入很可观。
子女对父母都很孝顺,照顾无微不至,左邻右舍有口皆碑。
耀东和嫦娥晚年酷爱旅游。一方面经济条件能办到。另一方面兴趣使然。
耀东经常来电话,我的习惯反应是:你现在哪里?他的回答总是出乎预料:或汕头,或昆明、或上海、或延安、或乐山大佛、九寨沟、或澳洲、新加坡、雅加达、或欧洲某国……几乎游遍了祖国各地和世界各国。北京就来过无数次。我昵称他为“先达的徐霞客”(明朝旅游家徐霞客)。
耀东旅游,不是走马观花,为游览而游览。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看看祖国各地的变化,看看世界各国的变化。
1974年红卫兵年代,他第一次闯入北京。他对当时北京社会的混乱和落后,印象深刻。改革开放以后,他无数次来北京,亲眼目睹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满足和自豪。但每每提到那些本可以改进和克服的社会陋习和弊病,仍有切肤之感。
我和瑞玲、铁生、清香曾多次与耀东、嫦娥夫妇一起参加聚会,游览天津、溏沽、北戴河、九华山等地。他们还带领福英、齐爱、新荷到石家庄、西柏坡等地访古问今。
福英说,在西柏坡革命历史博物馆里,居然挂上蒋介石身着军服的大幅相片,这使她大为吃惊。这也说明:中国共产党十分尊重历史、十分大度。这与台湾形成显明对照。在台湾不能有毛泽东的照片,谁拥有它,则会被扣上“共匪”罪名,大祸临头。
在相聚的日子里,令人感动和刻骨铭心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耀东尊师重教。当得知庄兰老师来北京时,他说,庄老师是他先华学校的班主任,曾打过他屁股,这次一定要设宴为她接风。师生俩在旅馆见面时,耀东深情地说:“庄老师,您是我先华学校的班主任,还记得我吗?您还曾打过我屁股呢”!庄老师端详了一会儿,还认不出来。耀东说,我是普天药房的。一听普天药房,庄老师马上紧握学生的双手,激动地说:“记得,记得”。我插上一句:“他现在已是大老板了。”庄老师幽默地说:“如果打屁股就能打出一个老板,当年我应该多打几个才对。”大家听了无不畅怀大笑,并为这种纯朴、真诚的师生情谊深深感动。
2007年3月,我和瑞玲、铁生、清香结伴到先达参加“世界先达同乡联谊大会”。
承蒙耀东、嫦娥夫妇盛情邀请,3月21日我们飞抵新加坡。远在旧金山的香玲闻讯也飞来加盟。我们五人住在耀东家里,吃、住、行全包。
更令人感动的是:耀东把新加坡已知又联系得上的先达人:何百兴、黄玉霞、黄鸿美、洪玉深、张笑仙和她两个女儿邓丹蓉、邓晶蓉等都召集在一起,并设宴款待,共叙旧情。其乐融融。
我们在耀东家虽然只住了三、四天,但殷切的款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却终生难忘。
面对那一张张温馨而欢快的照片,旧时之景,故去之事,难忘之情,历历在目。
2012年,耀东、嫦娥兴致勃勃地参加了“世界先达人相聚北京大会”,这是耀东最后一次参加的先达人大聚会,还为大会捐了款。而广大先达乡亲热切期盼他参加“2015年世界先达人相聚雅加达大会”,却不能如愿。呜呼,哀哉!
耀东兄,安息吧。您的一生,过得很实在、很有意义、很值得。
古诗云:“人间系情事,何处不相思”。您永远活在先达乡亲心中。

耄耋老妪林秀兰的感慨
福州  林秀兰
书海:
大前天,收到《先达通讯》153期,看了心情十分沉重。本想昨天给你打电话,但心情一直没调适过来,拖到今天才给你打。
看到那么多老校友一个个走了,实在受不了。昨天我正阅读《通讯》时,又突然接到噩耗:福州苏北校友会主席黄庆合因胃癌走了。
悲上加悲,几乎令人窒息。
泗来是个大好人。我跟他交往虽不多。但他和黄文和几年前来福州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他为先达乡亲做了那么多好事,大家一定会怀念他。泗来很顽强,与帕尔金森病搏斗了那么多年,在许多聚会和旅游中,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就凭这一点就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
你的二哥树泉,走得太可惜了。他给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他曾到丁宜教书。丁宜的华侨社交时都讲闽南话。树泉不会讲闽南话。他教初小三年级,教学以及和学生沟通,讲的都是普通话。所以三年级的学生讲普通话,是全校最好的。
当时,校长丁颖清曾表扬树泉,说他学习刻苦,肯钻研,有点甘为孺子牛精神。
你为他写的悼辞,令我感动。他的经历和遭遇,在华侨干部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管顺境逆境,矢志不渝。
少棠的走也是很突然。我没有跟少棠直接联系,她的很多情况是她的堂姐雅贤告诉我的。她的爱人陈清泉,也是先达人,搞印尼文翻译,可惜英年早逝。
张耀东的情况,我主要是从《通讯》中了解到的。要说和耀东有什么联系,那就是他的夫人嫦娥,也是丁宜人,是丁宜蓝派的富家闺秀。
耀东很热心,为促进先达人大团结大融合,做了很多好事,他以身作则,增进蓝派兄弟姐妹对新中国的了解。对他的恩德,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我这一生,最感荣耀的是:1956年我和李婉玉有幸代表丁宜华侨妇女界到雅加达欢迎宋庆龄副主席访问印尼。几百名印尼各地华侨妇女代表,汇集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为了不让宋副主席过于劳累,代表们主动要求老人家坐在沙发上,各代表鱼贯入场,免去握手礼,亲切地向老人家点头致敬。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宋副主席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我比你长五岁,今年已八十八。身体健康越来越差,特别是双眼,视力越来越弱,看《通讯》要靠放大镜。你一直鼓励我写文章,已经写不了啦。我争取活到九十岁,即使最后两年,眼睛瞎了,也无大碍。你说,是吗?!
我和你虽未见过面,但心灵是相通的。每次看你的文章,与你通话,都非常愉快。很可惜,现在我的老同学铁生已无法交流了。请代我向铁生、清香问好。
书海注:接了秀兰大姐电话,心里五味杂陈。大姐回国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华侨农场度过的。其艰辛,不言而喻。
她最后一个心愿:就是能到北京来看一看,到天安门广场走一走。什么时候能来,以何种方式来,谁又能说得准。但我衷心希望:她保重健康,不要轻易放弃内心的念想。有了念想,每天的生活都会充满阳光。大姐,您说是吗?!

 
曾 加 廉 寄 语
书海:
近期先达通讯收悉,谢!
你辛苦了,为常联络探问各地先达同乡同学,四处奔走,组稿编写报道,难得!
得悉先达高龄同乡,曾在先达并肩共事,也一个个先后走了而无限悲痛。又得知曾于1949年5月间在九龙达德学院见过一面的王謙宇,今定居深圳,身体尚佳,无限欣慰。
我虽然陪同老伴出席了先达人大联欢,能见到的我曾教过的学生和曾在先达共事的老同事也掌指可数,感慨万千。顺此至歉。
本人已89了。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眼下无大病缠身,甚为庆幸,也顺此向还健在的老同乡、老同事致问候。
希望此复信给你转载下期通讯和先达人网站。


夕阳絮语
 从“破罐子破摔”谈起
——书海先生印象记
澳洲 凡夫
当“破罐子破摔了”这句民间谚语,出自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口里,我听得楞极了,而迫不急待地打破沙锅问到底。他说,“文革”的冲击,对每个人都是考验。经不起考验者,破罐子破摔。反之,振作起来,走自己的路。他属后者。老先生非常坦然地将一生的遭遇倾吐而出,令我们一众朋友听得口瞪目呆,这位老先生就是黄书海先生。
    黄书海这名字,我早已有所闻,且清澈响亮得很;但也只知道他是回归中国,实现他的爱国、奉献自己年轻生命给其祖国建设的寻梦者而已;他多年来一直在外交部工作,且是经常伴随国家领导当印尼文翻译,是中国政府培养出来的甲级翻译员;那是我的先达朋友们,洋洋洒洒地向我介绍过的。
    第一次和他见面,是2012年在北京举办的【全世界先达人相聚北京】盛会前夕,我随好友陈杰昌伉俪到他的老朋友家里作客时,见到这位耳熟能详的老先生,心里就升起一股仰慕之心。那时,他已踏入八十高龄,高高挺直的身材,没有丝毫龙钟老态;洪亮清爽的嗓子,听不出半点老人沙哑语音;而他滔滔不绝地诉说他的一生遭遇时,双眼露出了炯炯之光,嗓声高昂亢奋;而内容却是如此的丰富引人。说到高兴时,他会抚掌哈哈大笑,说到伤心时,他低语沉重。他不但是个资深的翻译家,更是一位可以令听众全神倾听的演讲家,我心想。
2012年的那场【世界先达人欢聚北京】的盛会里,黄老先生是颗闪亮的明星,他的许多旧雨新知老人,争相和他拍照;慕名而未曾见面的年轻后辈,纷纷前来握手,会说话的说:“久仰了”,不说话的默默点头示敬。我有幸,两者都做到,兴奋得很。
    今年,世界先达人的相聚在印尼椰城。盛会于2015年3月22日在首都雅加达的Sun City大餐厅里举办,据说是世界先达人聚会以来,最令人满意的一次。除了筹委会表现出了旅椰的两家先达人团体的良好互动和合作的成果外,大会也大放了今后先达人和谐相处,爱山城山水,亲故乡人的光明曙光。黄老先生风采依旧,三年的相隔,时光并没有让他添增老态,反而,满脸红光,精神奕奕,在演讲中高呼,先达乡亲,以和为贵,迎接来年的大团结,举办更辉煌的先达人盛会,这是乡亲们的热烈期盼。他以“Horas Siantarmen!”结束他的演讲,赢得满场掌声。
我有缘和黄老先生直面接触,聆听他的教诲,是在他随同华中高一组本哲旅程里。我虽非高一组成员,但获该组的同学们的欢迎而参与了那次旅行,因此有幸和黄老先生结伴同行。三天两夜的时间里,共同用餐、玩乐、游戏,距离拉近不少;因此有大把机会,和黄老先生相处,围绕在他的身旁,听他的述说。他将他的一生事迹,毫无保留地娓娓道来。
于是,他的怎样回国、受到怎样的待遇和培养、怎样伴随国家领导当随行翻译员、怎样在国家领导人出语欠恰当时,给他们提醒、怎样遭受文革时期的被打压,当牛鬼蛇神、怎样的被平反……等等,听得我们向往非常、羡慕万分。
    黄老先生的高浓度的爱国热忱、始终没有因为国家遭受祸难而稍减、而离弃,忠诚至今。他说:“我以诚待人,也以诚待己!”,让我真正感悟到了:人之伟大,在于忠贞和诚信,也在于能坚持信念,守得了高超品格!我平庸一生,能于晚年认识和结交这样豪放和豁达的乡亲老人,仰慕他的一生经历,也算幸运,而为印尼之能出此出群拔萃的人物感骄傲,为有如此达贤能士的故乡感自豪!祝福他老人家青春常驻,长命百岁!期盼,来年有幸再见,再聆听他的教诲!

东爪哇峇杜(BATU)游
雅加达  陈永和
山清水秀苹果乡,自古batu有名响。旅游胜地今建起,名气遐迩飘芬芳。
耄耋好奇组团往,一路见证慰欢畅。游园广阔览目多,古车博馆最吃香。
历代古车露原装,代代车型展模样。看花老眼心佩服,创造精神值敬仰。
以牛拉车最为先,人力载车历百年。蒸汽內燃一使劲,交通工具惊动天。
时代交车年年变,一代更比一代尖,感谢祖宗勤创作,宝贵智慧造福田。

盛 情 难 忘
batu闻名传耳旁,乐龄组团共向往。泗水乡亲情意重,无微不至热心肠。
洗尘讲究大排场,慰劳破费听演唱。隆情盛意铭五中,回馈之心难予忘。
谨此向泗水的梁丽娇,李兴平,尤雪英,袁振强,李金莲,林双凤,黄海波林金芳夫妇,杨柳絮等校友的热情招待,致万分谢意,并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临江仙·悼黄树泉老师
汕头  朱蓝

一片丹心光日月,
堂堂正正一生。
腥风血雨骨铮铮。
霜严颜更洁,
雪傲见枝青。

壮志曾谋天下乐,
谁知魔怪狰狞。
修身锻炼更多情。
长眠豪气在,
挥泪吊精英。

心安之处就是家
——回忆趣事
雅加达  张育珍
我出生于棉兰,六岁时父亲在先达一家板厂当经理,我们全家就搬到先达。我们住在谭林街板厂办事处。我和育文哥就到“先中学校”读书。不久,日本鬼子来了,白天晚上都会响警报。有一晚,我们睡得正甜,忽然警报响了,母亲马上吹熄灯,叫醒我们,摸黑带我们躲到屋后“防空洞”里。白天有警报更糟,有一次,母亲正在做饭,我正在洗澡,全身都是泡沫,也得匆匆忙忙跑进“防空洞”,“防空洞”里又暗又闷,躲在里面真不好受。
那时市面很乱,接着学校停课了,父亲送我们到工厂去避难。徐儒农伯母带着素蓉、旭彬、泽彬、华彬和我们一同去。另一家母亲是“娘惹”,他家女儿剪短发,穿男装衣,我们叫她“哥哥”。我们住在河边的板屋,刚到时,见到小河很高兴,就下河去玩。真不幸我的脚被水蛭吸住了。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水蛭怕口水,于是文哥他们都向我的脚吐口水,才把水蛭除去,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敢下河去玩了。
有一天,我们站要桥上钓鱼,不小心全弟跌进河里去了1,我很快跳下河里,拉着他的手,文哥他们也下河来帮忙,最后是一位叔叔把我们救上来的,那时全弟刚会走路,他长得黑黑胖胖、眼睛大大,蛮可爱。真没想到全弟那年没被水冲走,四十多年后(1983年)育全弟还是因为出海钓鱼,遇风浪沉船溺毙。
我们在那儿住了半年,雨季来临了,我们住的房子淹水了,父亲带我们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住。我们到树林去玩,看见一只“大猫”,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可能是只小老虎。晚上听到老虎的吼叫声,证实是老虎,母亲再也不许我们到树林去玩了。那时日本人已占领苏岛,父亲接我们回先达。
不久,我们搬去Kandang Besar住,文哥和武弟就到“中华学校”读书。我第二年才入学,从二年级读起。我们班是“少慧级”,我和陈素莲、周玉钻、吴莲女、陈玉凤等常在一起。中午喜欢到素莲家听她弹钢琴,有时到公园去玩。有一次,玉钻带我们到她哥家采水果,回到学校迟到了,是刘毅老师的课,结果我们都被罚站。
玉钻同学回厦门探亲,我们班开茶会欢送她,我和莲女合作做九层糕。我们把做好的糕送去为她饯行。在送去的路上,我们打打闹闹,不小心把糕打翻在地。玉钻从厦门回来后就有了“厦门小姐”的雅号。至今提起“厦门小姐”先达人都知道是她,她长得标致,完全配得起这个称呼。
有一年,中华学校创办人,很有名的侨领陈顺丹老先生过世时,我们全校师生都去送殡,表示对他的尊敬,然后我们学生每人都得到一个红包。
六叔张绵松、六婶龚瑞花因在棉兰参加抗日运动,为了躲避日本人,到我们家来住。那时他们同志有几位已被捕关在先达监狱里,为了想见他们,六婶时常带我和文哥到监牢对面朋友家。
我们在屋外玩,见牢门有人出入,马上通知六婶。有一晚,有几个印尼人来我们家搜查,第二天,六叔和站婶只好搬到菜园去住。我和文哥有时会送些吃的和日用品给他们。六婶还在我们家产下堂妹如友。
小时候,我不爱读书,像个男孩子,整天跟着哥哥和弟弟到处玩。黄木贤和我同班,又住在我家隔壁,他每晚都会把所有的课本很大声的读出声来,我在窗外听,文哥叫我温习功课时,我就说我学会了。
印尼独立运动时,荷兰人进攻先达。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忽然枪声响了,老师叫我们躲在桌子下,我害怕,哭了。可枪声还是响个不停。接着下一场很大的雨。雨停后,枪声也停了。文哥带着两个弟弟来接我,我们到职工会找父亲。父亲带我们回家,路上看见很多尸体,真可怕。
1946年,珠珠出生了。第二年十二月,我们家又添多一个弟弟。为了帮母亲照顾弟妹,我休学了。那年我刚上四年级。在“中华学校”两年半里,我学到很多东西,认识很多好同学。现在除了李荪梅和孔炳吉常见面外,其他的同学都不知道哪里去了?非常想念你们,我小学的同学。
我不喜欢黄凤招老师,因我没能准时交学费,她用尺打我手心。那学期武弟和我同班,她把武弟的算在我“手”上,结果我被打两下,那时我很伤心和难过,很委屈的哭出声来。回到家还在哭,母亲知道后,也跟着掉眼泪。我最喜欢的是钟卿云老师,她像姐姐一样爱护我、关心我,教我功课。我们班去郊游时,一路上她牵着我的手,拿东西给我吃。她结婚后,还带我到她夫家去玩,又教我绣花,可惜她很年轻就过世了,我永远怀念她。
春节前后,观音庙有庙会,请潮州戏班来演出。我们邻居都是潮州人,也很爱看潮州戏,我更不用说了,可能是因为我还在娘胎时每天都在听母亲讲故事吧。
当年,祖父到唐山去选媳妇(母亲和三婶),知道母亲识字又会唱“歌册”(内容是一些历史故事或传说,如山伯英台、陈三五娘、狄青征西等,每句七个字,要用潮州话唱),买了很多部“歌册”带回印尼,母亲一嫁来棉兰,每天除了工作外,还要唱“歌册”给祖母听。在先达时,邻居和亲友也常来我们家听母亲唱。观音庙演戏时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除了下大雨,我们每晚都会去看戏。庙会上有我爱吃的麦芽糖和冰棒。我们又相约一起做潮州糕,然后到观音庙去拜拜。母亲还给我们每人都抽一支签。
有一年,通往观音庙的桥正在修建,见有人走左边的小水沟,我们也跟着走。我一手把妹妹,一手提篮子,走在最前面。走没多远,往下一看,哇!水那么深,再向前看,糟了!还有这么长的桥要走。我一害怕,不敢再走了。妙娥的母亲走在我后面,她问我:“你为何还站着不走?”我说,“我怕,我想倒回去。”她说:“桥这么小,不能转身,而且你母亲他们也跟着来了。”我又问她:“我想爬过去。”她听了很紧张的说:“你手把妹妹,不能爬,不要怕,也别急,一步一步慢慢走,很快就到了。”好不容易走到对岸,我怕得全身发抖,哭了。
我家右边有一间印度教堂,种很多甘蔗,守教堂的印度老人有时会送几支甘蔗给我们。文哥和武弟把甘蔗当刀剑武器来玩,又当马来骑(从潮州戏班里学来的)。我家屋后种花和木瓜。几年前陈德华老师回棉兰时亲口跟我说,他小时候常到我们家找文哥玩,用弓箭射我们种的木瓜。我们还养鸡和鸭,文哥和武弟抓蚯蚓来喂鸭子,看到蚯蚓在鸭笼里爬行,有的还会跳,把我吓坏了,从那时起我最怕蚯蚓了。有一次,一只母鸡失踪了,原以为从此失去了这只母鸡,没想到,不久它带着一群小鸡回来了,真让人喜出望外。
文哥和武弟自己削陀螺来玩;他们糊的风筝飞得高,很多人跟我们买来玩。小时候,武弟很好动,看到树上有鸟窝就爬上树去摘下来。小鸟在窝里张开口,吱!吱!叫,我们用碎米和水喂它,不久小鸟都死了。文哥再也不许我们抓小鸟来玩了,现在想起来我们的童年是很快乐的。
1950年元月,六叔病危,父亲在六叔临终时,把发弟过继给他,就在六叔头七前,父亲带我和发弟一同到棉兰去。从此我们最小也是最爱的好弟弟,变成六婶的儿子如谊。那时,他刚病愈,瘦瘦的,看了很心疼。当我们分别时,他哭着叫“姐姐”,我很难过。回到家,我和母亲两人泪眼相望,接着母女俩抱头大哭。
不久,我们搬去丁谊。小姑母张木英住在丁宜,她在家教裁西装和车花,我就到她家跟她学手工,从没想过要再读书,但文哥一定要我重返学校读书。在他的坚持下,我就到刚开办的“华侨学校”读书。因停学太久,四年级只读半年就跳到六年级,所以感到很吃力。那时文哥和武弟都在棉兰读书 ,不能请教他们,幸亏父亲会外文,他可以教我。教我们数学的麦希汗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他很耐心的教导我,我本来对数学特别有兴趣,所以很快就学会了。在他们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学期结束时,我考到第一名,我很高兴。我第一次考到第一名。
小学毕业后,父亲送我到棉中升学。我们的学校在“不地沙”,教室和宿舍都是亚答屋。我考进“棉中十三组”,有两百多人,都是来自苏岛各地,分成四个班。就我们班有六十三人,级任是李炯安老师。我住宿在学校“F组”,有24人,组长余冰心,是先达人(赵秀英老师的女儿)。她来棉中读高中,她多才多艺,常教我们唱歌和跳舞。她很照顾我,有一次,她眼镜跌坏了,我陪她去配眼镜。我是路盲,不认识路,她近视很深,没眼镜戴看不清楚,结果闹了很多笑话。在棉中第一学期结束时,李炯安老师到宿舍告诉我,我考到第一名。冰心听了问我:“什么,你整天躲在被窝里能考第一名?”她会这样问那是因为棉兰和丁宜一样,只上半天课。在这里读书很轻松,没事做时,我喜欢躺在床上,而且不管有睡没睡,我都习惯一上床就要盖被单。到今天我还有赖床的坏习惯。
第二学期,新校舍落成,我们搬进新校舍。我们的宿舍在二楼,教室在楼下。在新教室读了一个多月,我病了。其实这病是一年前开始的,左颈生三粒不知名的东西,稍微多活动就头痛、发烧。父亲带我到“丁宜红毛丹医院”和“丹容勿拉哇医院”去看医生。这一年,我每天都在服西药和打针,但那三粒杯东西却越来越大,而且很痛,痛到吃不下也睡不着。医生要我每三天到医院去电疗一次,因为这样我只好乖乖地回家去养病。
经过了几次电疗,患处红红的,又痛又痒,但一点效果也没有。我灰心了,有几位同学还有李炯安和林天幹老师写信来关心我。我跟他们说:“我的病不会好了,我的生命快完了。”说真的,那时的我已经绝望了,我觉得我快死了。那年,我才十多岁,那段日子我过得很痛苦。
有一天,林礼明同学来看我,他跟我母亲说他有位同乡(福州人)是一位很有名的中医,不如找他试试看,他可以带我去找他。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才到那中医的家。把完脉,他开两张药方和一包药粉给我。他说:“服第一张药方会腹泻(排毒),三天后再服第二级药方(补药),两张药方轮流服。每天两次用旧红砖热敷患处,再用清水少许和药粉调和擦在患处,一个月后再来复诊。”
服过中药和母亲细心的照料下,不到半年,那三粒东西慢慢缩小了,不痛了,我的病好了,我很高兴,我又可以上学去了。校方要我再读初中一下。李炯安老师说如果我要读初中二上,他帮我报名,要我当新生再投考。那学期是从数学分数来分班,结果我考进“二上丙”班。教我们数学的黄国庆老师很会教书,他解释得很清楚,所以我很喜欢上代数这门功课。每次考试都考到满分。他和同学选我当我们班的代数课的组长。李炯安老师带我去参加“学艺社”。每次出去练歌都是男同学接送。有一次,陈文珠同学载我出去,在回宿舍的路上,我们跌倒了,幸亏只受了点外伤。老师和同学都很照顾我,知道我刚病愈,义务劳动和大扫除都不要我参加。
我很喜欢宿舍生活。晚饭后和杨秀英、黄汗水、张宝珠等一起到操场散步,看同学打球。晚上在教室温习功课,睡觉钟一响,我们就要回房睡觉。考试时,有时同学要“开夜车”,只好躲在楼梯口的灯光下。舍监张尚志来查房时,他们赶紧回房假装睡觉,舍监一走,他们再回去继续“用功”,真有趣。
有一次,卫生股要我们每个人打十只苍蝇,我们几个人合作凑够十只,然后轮流拿去交,结果被发现了,我们只好再重新去找苍蝇。我和纪素銮怕蚯蚓,被同学知道后,有些同学就抓蚯蚓来吓我们,我们怕到躲进冲凉房,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条弄断的红橡胶圈。每星期六,我和杨炳辉、邱思赏、郭玉娥等都会搭火车回丁宜。有一次,我们还没买车票,眼看火车快开走了,我们只好先上车。检票员当作没看见,放过我们。从此我们搭火车不再买车票了,但也不是每次都这么好运,有的检票员会叫我们补票或收小费才肯放过我们。
1953年6月,我们又搬回先达。于是我就转到先达“华侨中学”,在“持恒级”读完初中三年级。重回学校的三年半里,我在丁宜、棉兰和先达,每学期都考到最好的成绩。初中毕业典礼那天,陈于胜伯父跟我说他要资助我回国学习,我很感动、很感谢他老人家对我的爱护和关心。我因体弱多病,所以选择留下。接着在华中高小部教了两年的书。
1975年,我搬回棉兰。2009年,搬来雅加达,很多朋友问我是哪里人。翁克忠老师也曾经这样问我。我棉兰出生,住的时间最长也是棉兰,我应该是棉兰人吧!但我跟他们说我是先达人。因为先达有我童年的回忆。育文哥告诉我:“心安之处就是家。”所以我现在的家在雅加达,但我还是先达人。
附注:在陈捷昌兄府上,认识他的好友凡夫夫妇,我本来就爱读他写的文章,他送我一本“夕阳絮语”,我爱不释手。他说:“趁‘老年痴呆症’还没来临,把过去所经历过的事都记起来,留下美好的回忆。”我有同感,所以写下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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