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眼看先达
——“明珠”、“小延安”及其爱国民主运动
张大永 引子
日前，我家世交熊守炎先生女儿志仁小妹来电，要笔者在半个月内为苏北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中心写一篇关于先达爱国民主运动史的文章，对此，笔者实在不敢贸然应允，因为，我年仅13岁时，也就是在1947年7-8月间，当荷兰殖民军从棉兰占领区发动陆空军事警卫行动并占领先达后，便在父亲的带领下，与三弟一起到马来亚的锡都——怡保念书了，从此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和哺育我成长的这方水土。 由于这个原因，我对日寇南侵后直至战后抗日爱国志士们在先达所进行的爱国民主运动及其传奇人生，知之甚少。幸好当年既是亲历者又是践行者以及我所受的进步思想教育的启蒙老师，如萧邦杰老师、王谦宇老师等仍健在，而且还有一位我儿时的同班同学、后来又当上国家领导人印尼文翻译家的黄书海兄依然笔耕不缀，我想，由他们来做这件事，再适当不过。无奈志仁小妹以时间紧为由，非要我动笔不可，我只得答应下来，对她说，我只能以童眼的角度来介绍半个世纪前发生在先达这个美丽小山城的这场至今看来依然有着深刻历史意义的爱国民主运动了。
多峇湖畔的一颗明珠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人给先达这个美丽的小山城取了一个文艺味十足的美名：“多峇湖畔的一颗明珠”。先达，应是当之无愧的，我以为。
在儿时的印象中，先达是一个山明水秀，环境清幽，气候宜人，物产丰盛的小山城。她，虽说只有几条主要的街道，人口也不多，可交通方便，商贸发达，是西米龙坤地区土特产的主要集散地。
先达离苏北首府棉兰，只有120多公里的路程。战前，苏北各地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白种人种植园主和达官显贵们都把她当作消遣度假娱乐的胜地。方圆仅数十公里的小山城，有一个树木参天花卉盛开的公园，每当傍晚时分，三三两两的人群都会来这里散步谈心；公园附近有一家专供白种人和绅士门享用的高级酒店和网球场；再往上走，有一个绿草如茵的足球场，那个年代的“Pasar Malam”（夜市）就在这里举行；再向左拐过去，就是一个齐集各种禽鸟异兽以及筑有假山和小桥流水的动物园，每年的新年或节假日，动物园里挤满了大人和欢蹦乱跳的小孩。此外还有一个设施不错的游泳池。除了那间高级酒店和网球场，这些好玩的去处，少不了我们儿时的踪影。
先达这个小山城，可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式的电影院就有三家:Orangi（奥兰芝）、Deli（日里）和Rex（丽士），还有一家专演大戏或杂技的戏院。放映的中西名片(包括印度片和日治时代的日本片)应有尽有。记得三、四十年代的国产片《中华儿女》、《渔光曲》、《马路天使》、《夜半歌声》、《木兰从军》、《岳飞》、《孟丽君》、《秦香莲》、《火烧红莲寺》、《文素臣》等片子都曾在小山城上映。印象较深的一部电影是讲孔老夫子周游列国的，片名忘了。也许因为年纪小，只知道老夫子是圣人，电影里却只见他老人家东奔西走，犹如丧家之犬，（这是孔老夫子自称的）到处碰壁，没人要。大些时候才知道，“不耻下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等名言，都是出诸老夫子之口。至于那间戏院，上演的多是潮剧经典：《樊梨花大战薛丁山》、《铁公鸡》等。想当年，各式各样名片公演时，影戏院外那种人山人海的盛况，如今想起来依然令人兴奋不迭。
那时候，从先达到棉兰，坐汽车只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坐火车则比较慢，少说也要三、四个小时，中途在直名丁宜(TEBING TINGGI)停留的时间最长,因这里是苏北铁路交通的枢纽。但在那个年代，坐火车却也别有一番“风味”,可以放松心情饱览沿途美丽的风光。不过，当火车在呜、呜、呜呼叫着全速前进时，从车窗外飞来的“星星之火”，虽说不会酿成“燎原之势”，可一不留神就会把衣服给烧成小“窟窿”。另外,还得提防火车走动时,车窗经不起晃动，会突然掉下来,把手砸伤。 如今闻名于世的多峇湖，离先达也只有数十公里、约一个小时的路程。还记得，小时候，学校组织野餐时，笔者曾“到此一游”，留下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尤其她那浩淼无际、碧波荡漾、清澈见底的湖水以及归途上，汽车走在高高的山边蜿蜒曲折的公路上，望着斜阳辉映下，红霞满天，山水一色，湖面上扁舟一叶的美丽景色，令幼年的我十分陶醉。
此外，先达稍远的周边地区，还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可以和马来西亚金马仑高原比美，气候特别凉快，盛产各种蔬菜和奇花异果的马达山（Brastagi）。聚居在马达山和多峇湖一带的居民，大多数是信奉基督教和以好勇斗狠、妇女不让须眉闻名的各个不同部族的马达人。这一带地区出产的水稻和蔬果，如红糙米以及西红柿、包菜、柑（Jerok）、马奇沙（Markisah）等，新鲜好吃，还输出到新马市场。这里流传的许多隽永动人的神话，以及传遍亚洲许多国家的荡气回肠、优美动听的民歌，如《Sengko Sengko Nai Nang》、《星星索》、《宝贝》等，更是自小就耳熟能详的歌曲。
先达地方虽小，又处偏僻一角，却得风气之先，并不闭塞。她可称得上是得天独厚、人才辈出的地方。这里汇聚着来自“唐山”各省市不同籍贯的游子，他们大部分都是由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冒着生命危险，飘洋过海来到这里寻找生计的穷苦人家。有福建省的龙岩人、福州人、闽南（即福建）人等，广东省的潮州人、客家人、广府人等；还有少量的外省人，如湖南人、山东人、上海人和江浙人等。
外籍人方面，有白种人，还有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先达除了有Kampong Melayu（马来村），还有一条Kampong Kling（吉灵村）的街名，而且我依稀记得，皮肤黝黑的“吉灵人”，靠饲养各种牛只和挤牛奶维生。
先达的乡亲父老都保留着各自家乡的习俗，讲各自的方言，做着各具特色的行业，人数多的还有各自的同乡会。在抗战时期，这些海外游子基本上都能同舟共济，都能“枪口对外，齐步前进”。当然，二战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外形势变化，“红屁股”和“蓝屁股”之对垒，脱颖而出，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要特别提一提的是，先达的中国人，特别是年青的一辈，不分省籍，不分政治派别，彼此之间都爱讲一种走遍印尼和中国都没有的“方言”——“先达国语”。她听起来，很像四川话，据说，是早年来先达教书的先生，国语（普通话）讲不正，以至以讹传讹，流传下来的。直到今天，先达人不论走到世界任何角落，一碰面都爱用这种特有的国语交谈，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现先达人之间那种他乡遇故知的亲热劲。
一如前面所说，先达也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不论在印尼的政界、商界和文化界，她都出了不少名 人。说来也奇怪，先达的中国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市里，自成“一国”，真正懂印尼语的并不多，不过，中国解放后担任印尼语教授、专家和翻译人才的，几乎都来自先达。而且，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年青一辈的先达人走出来到印尼各地奋斗打拼。而在先达的印尼人当中，也出了一位位高权重的名人，他就是在苏哈多掌权的新秩序年代当上外交部长的阿当-马力（Adam Malik）。他的家原是来自苏西的米南加保人，正好在我家隔邻，经营峇迪布和宋葛帽生意。因为是邻居，父母亲跟他家相当熟稔。此外，据我所知，2004年担任印尼政府情报主任的也是先达人。2012年9月，我参加北京世界先达人聚会时，印尼驻华大使也莅临盛会，并上台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还与特邀嘉宾——来自马达族地区歌舞团的男女团员一起唱歌跳舞。不出所料，大使先生果然是一位才艺出众的先达人。
可见，先达这方水土不仅成就了许多当地的华侨和华人，也造就了许多当地土生土长的印尼人。
“小延安”美称的由来
1931年日寇侵占东三省之后，不断把其侵略魔爪伸向全中国。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号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一致对外。南洋华侨在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及其他爱国侨领和抗日志士的号召和推动下，也群起响应。 位于地球偏僻一隅的小山城——先达的上空，也响起了抗日救亡的歌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九一八’，‘九一八’！……”。
父母亲像众多华侨一样，不愿当“亡国奴”，密切关注国内时局的发展，关注国家的前途、中华民族的命运，并且响应当时“国民政府”的号召，踊跃捐输，支持国家抗战。出生于1931年的大姐，在先达幼儿园就读时，在老师的带领下，也参加了到大街上义卖筹款的活动，支持祖国抗战。
1941年12月8日，日寇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马来亚、新加坡等东南亚邻邦先后沦陷。许多原先从中国南来新马活动的爱国抗日志士和文化人，如胡愈之、郁达夫、巴人等等，为了逃避日寇的追捕和杀害，纷纷乘船偷渡来苏门答腊西部的武吉丁宜等地避难，并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活动。
次年3月，日寇又攻占了荷属东印度（即今日之印尼）多个地方，包括苏门答腊首府棉兰等地。资料显示 ，巴人老前辈（即王任叔）和他的夫人刘岩，是在1942 年10月从苏西转移到苏北的棉兰和先达的。他们与日寇南侵前就在苏北棉兰等地进行抗日活动的“华抗”（苏岛华侨抗敌协会）和“反盟”（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取得联系，共同筹划和领导了当地的抗日斗争。
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出卖，1943年发生9-20事件，导致两个抗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爱国抗日志士被捕或被杀，巴人和刘岩被迫转移到先达一带乡间避难，一直到日寇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就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得到当地一些幸免于难的爱国抗日青年的协助和掩护，安全地躲过了日寇的追捕，并继续从事抗日秘密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培养了不少爱国抗日青年，提高了他们的理论认识和思想水平，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新形势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日寇投降后，巴人和刘岩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这批朝气蓬勃的进步青年，纷纷出来进行各种活动，并且到先达的中华学校教书。巴人老前辈和他的夫人刘岩也亲自到学校教课。在他们的努力下,爱国进步团体，如职工会、妇女会、青年会如雨后春笋般浮出水面。
老师们在课堂上，不仅讲课本上的知识，也讲国内外大事，讲《西行漫记》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教唱革命歌曲《延安颂》、《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以及各种抗战歌曲《歌八百壮士》、《新加坡河》、《长城谣》、《救国军歌》、《旗正飘飘》等等，激越嘹亮的歌声，响彻了先达上空。
说实在的，那时候，年仅十一、二岁的我，就爱上了这些歌曲。学校举行歌唱比赛，我的参赛歌曲，就是《歌八百壮士》。记得当我站在台上，张开喉咙激动地放声高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引得台下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此外，在黄妙贤和黄妙珍老师的安排和指导下，我和她们的侄儿黄光辉同学还在学校大操场举行的文娱晚会上，表演了《黄河大合唱》里的《河边对口曲》。还有一次，黄妙贤老师还安排我在陈斯刚老师表演的一出抗日剧里当“活道具”，在戏里每当他被日寇特务拷打时，我就躲在幕后哭叫着“爸！”一声。另外，三弟和我只相差一岁，身高和摸样长的也相似，又是调皮贪玩的孩子，也被表演叠罗汉的大哥哥们看中，吸收我们参与演出。
可以说，当年先达的文娱演出活动轰动了整个山城，记得这些演出多是在日里大戏院举行，每次演出都由吉他乐队先出场，演奏轻快悦耳动听的夏威夷乐曲，随后精彩夺目的节目纷呈，有安排得很紧凑的“叠罗汉”节目、歌咏和戏剧等，吸引了先达的乡亲父老和孩子们的目光，每晚都座无虚席。记忆中，当时我也曾带着浓厚的兴趣观看了巴人先生自己编剧的反映华侨劳工反抗白人种植园主残酷剥削的《五祖庙》，深深地触动了我幼小的心灵。。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苏北地区的印尼人民政权中心也曾设在先达，得到了以巴人等老前辈领导的先达左派爱国民主人士的热情协助和支持。他们努力引导和说服一些华侨改变对印尼人反对荷兰殖民者、争取民族独立斗争采取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保守思想和态度。他们领导下的先达妇女会、职工会、青年会等进步团体，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主动地与印尼各界的人民团体一起，在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八一七印尼国庆节，联合举行庆祝活动，共度佳节，增进友谊；而先达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文泉老前辈及其下属吴国胜等，还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印尼人民军的游击战，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荷斗争。
先达的这些进步活动红遍了整个苏北地区，“小延安”之美称，由此而来。影响所及，我家“与时俱进”，由支持蒋委员长抗战转而支持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从此以后，我家一众大人孩子都成了“红屁股”，除了堂弟和我留在海外闹革命，大哥早早就病故，其余姐弟妹（包括堂姐），都先后回中国学习和参加工作，外婆和父母亲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回国养老。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变成一个热烈的“红屁股”的时候，外婆曾幽默地对我说：“小心啊，阿永，不要由‘红屁股’又变成‘赤屁股’了！”由于年幼的缘故吧，那时候我对这句话，并不理解，只当是外婆开玩笑说的话。其实，现在想来，这句话富于哲理，是她对从小就热衷于政治的小外孫未来人生旅途发出的“预警”：千万不要由极左变极右。
3.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和引路人
1953年初，我接受组织的任务，在母亲帮助下，为建立一条地下航线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先达。 记得当年离开时，先达这个小延安已被荷兰殖民军占领，巴人老前辈被捕，母校被“蓝屁股”夺回，进步团体和爱国民主运动遭到镇压，那是“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然而，由于印尼人民的英勇斗争，以及1950年代“四海翻腾云水怒”的国际形势，荷兰殖民者被迫结束了它在印尼长达350年的殖民统治，小延安——先达，已然“旧貌换新颜”。恰似“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的一派新气象。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左派团体的铜乐队，坐在大车上，为办喜事的人家，沿街轮番吹奏起《歌唱祖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激动人心的革命乐曲。电影院里放映着许多新中国和苏联出品的电影，书店里销售着新中国和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革命书籍和唱片，令你目不暇接。
此时，先达的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响应祖国的号召，回中国深造或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巴人（王任叔）获委任出任新中国驻印尼的第一任大使，得到苏加诺总统欣然同意；受他影响或培养的许多老师和同学先后到中国大使馆担任印尼语翻译，另一些则投身到棉兰的中印文报刊工作；先达中华学校教育出来的许多同学都分散到苏北各地小城镇当教师或校长。可以这样说，先达小延安的美称，不仅传遍苏北地区，而且已经名扬海外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先达爱国民主运动之路硕果累累，自然是跟战后亚洲和世界人民（包括印尼人民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这一“五洲四海风雷激”的时代潮流息息相关的，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与此同时，也是跟巴人老前辈的正确指引以及他的许多优秀的学生——当年的亲历者和践行者的努力工作和无私奉献分不开的。没有这一切，要取得以上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时间和历史证明，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不仅爱国爱民主，支持中国人民的反蒋解放战争，而且也爱印尼及其人民的自由和解放斗争，支持他们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巴人等的革命激情和身体力行，实际上，也给当年印尼华侨指明一条正确道路：只有跟印尼人民一道，同甘苦，共患难，自己的权益才能得到有力的保障，自己的前途，才会有光辉的未来。这一点，对于今天已成为印尼公民的华人，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时间和历史还证明一点，由于巴人等老前辈及其培养和教导的年轻一辈所进行的这些活动，使得先达的中国人和当地的印尼人都能友好相处，即便在战乱的岁月以及苏哈多掌权的新秩序年代发生大规模反华排华逆流的时候，先达地区的华人所受到的打击和损失，相比之下，也是比较轻微的。
为了让读者更加清楚和深入地了解巴人老前辈等在先达流亡期间所进行的工作和活动，我谨向读者推荐他的一位高足——王谦宇老师写的题为《巴人先生与共学社》的纪念文章。王谦宇老师在这篇文章里，饱含着对先生的深情厚意，以生动的笔触和具体的事例，把巴人老前辈作为先行者和引路人的作用和贡献都描绘出来了。我以为，只有像王谦宇老师那样的亲历者和践行者，才能写出如此感人至深的文笔。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巴人先生与共学社
王谦宇 《共学社》是巴人先生在先达组织成立的一个学习团体，《共学社》这个名字也是巴人先生起的。1946年6月，巴人先生从荷占领区的棉兰转移到先达来，先达当时是印尼独立政权苏东州的首府。在先达，巴人先生担任华侨总会联合会的顾问，除了继续指导华侨爱国民主运动，支持印尼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外，他致力写作，并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用于青年干部的培养教育。开初是定期举行学习讲座，每星期一次，主题是国内国际时事评论，以及青年如何自学进修的问题。47年初，为了更有系统地促进青年干部的理论学习，巴人先生建议成立《共学社》。 《共学社》的成员是青年会、妇女会和教育工会的骨干，人数约四五十人。学习方式是讲课、自学和小组讨论相结合。每星期上课两次，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下午。《共学社》开设两门课程，《文学概论》和《哲学》，此外还穿插着几个有关群众运动工作方法的专题讲座。巴人先生亲自讲课，两门课程都编写了讲义印发给学员。巴人先生曾经说过，人活在世上，要有一个哲学的头脑和一个科学的态度，还要有一点文学的趣味，或许这就是《共学社》开设两门课程的因由吧。
巴人先生讲文学，重点是讲文学来原于生活。先要做人，做一个革命者，才能写出革命的文学。他灌输给我们一些文学知识。学员中除了少数读过先生的《文学读本》，大多数是在课堂里第一次听到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弗里奇的名字，也是第一次接触了诸如“典型"、”形象”、“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些生疏的文学专词和概念，知道了文学艺术原来是起源于劳动，而不是作家的笔。 课内和课外，先生都提倡读书。他说，只有读书，才能扩张自已的知识；马克思的书、文艺作品都要读，尤其要增加自己的历史知识。一个时候，他看到我沉迷于历史书的阅读时，十分高兴，给以鼓励。他说知识不丰富，生活的意义就不能理解得深刻和透彻。他还说，本本的书要读，生活的书更要读。鼓励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去锻练，在生活的旷野上去驰骋”。他担忧我们的是浅薄无知，只会呼口号，重复几句革命“八股"。有朋友以为，巴人既是一个文学家，对于自己的学生，理所当然的是鼓励他们从事写作，走上成就为文学家的道路。其实不然，在同先生相处的日子里，对我们这一群，他从来没有作过这样的指引。唯一的例外是在他被驱逐出境，临行之前写给先达同志的长信中，对我和郑钦镁所作的嘱咐，鼓励我们两个要争取回香港求学，说钦镁可以学文学。他在信中写道：谦宇喜读历史书籍，可以选择历史或其它的社会科学科目去学习。钦镁爱好文学，达德学院有文学系，可以向文学方面去发展(大意如此，原文记不清了)。经过努力，我和钦镁终于跟随先生的足迹到香港，入读香港达德学院，我读经济，钦镁读文学，他拜在黄药眠、锺敬文等文学大师门下。在屯门海畔，青山脚下，时时闪动着这个徜徉在文学天地的先达书生文质彬彬的身影。在文学系的刊物上，也时有署名“青梅”的清丽的文字。但是钦镁终于没有走上文学之路。1949年北上，先是入“华大”改造思想，后是当兵去抗美援朝，再是到外事部门做翻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晤面，虽翩跹风度稍逊当年，而对于没有做成文学家，似乎也没有失落的感觉。不知他是“身不由己”，还是记住了巴人先生“不做空头文学家"的教导。
巴人先生的课是十分生动的，宁波口音的普通话，开始时有些不好懂，熟悉之后却觉得这种带有吴越古语的音调，听起来别有韵味。他词语丰富，民谣、诗歌、寓言、故事，随手拈来，引人入胜。一次他竟然在课堂上用印尼语念起印尼民谣(Pantun)来，他念道：
Terang terang bulan，(月儿光光，
Bulan pernama； 月儿圆圆； Marilah bulan， 来吧月亮， Kita bersama。 我们做个伴。) 巴人先生印尼语说得不好，宁波口音引人发笑，不过他对印尼语言文字的造诣，却不由不让你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可能不是第一个印尼民谣的发掘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把印尼民谣引进中国文学的第一人。他在他所创作的剧本《五祖庙》里，借那个能歌善舞的爪哇少女Melati，唱出多首优美动人的印尼民谣，而其中的若干首竟然是巴人先生自己的创作。其中的一首是这样： Orang Tionghua,tak boleh pulang,（中国人啊，回不了唐山，
Angin selatan ,sebelun（m）datang. 南方的信风，还没有吹来； Djiwa bernjala membakar badan, 心火熊熊，燃烧躯体， Siapa berani membunuh orang. 谁人敢起来，把敌人杀害。） 巴人先生教授我们学哲学，目的是要青年有一个犀利的分析生活处理人生的思想武器。他在讲课中联系自已，说如果自己早些懂得辩证唯物论的思维方法，对于后来的创作会是大有不同的。哲学之于先生，不是干巴巴的理论，他用庄周之梦蝴蝶，蝴蝶之梦庄周来说唯物与唯心；他用“朝三暮四"和乡下人吃包子来讲量变质变的关系，真正是深入浅出了。 巴人先生在《共学社》讲工作方法，为的是教给青年在实践中要讲求群众路线。当时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刚刚传到海外，巴人先生选择其中的若干章节，印发给大家学习。讲课时他举了一个吃火锅的例子，生动有趣，虽然事隔多年，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没有忘记。
他说：搞群众工作要有一个核心，这是十分重要的，就像吃火锅，印尼华侨叫做生锅的，中间要有一个炭芯子，把炭火烧旺，让火锅周围的汤水沸腾起来，鱼呀，肉呀夹到锅里一烫，就可以吃起来。群众工作也是这样，要有一个坚强的核心。有了核心，群众才能凝聚，运动才有方向，才能扩大和持久。缺乏核心的乌合之众和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巴人先生既是坐而论道的演说家，又是脚踏实地的践行者。战后苏门答腊东海岸，尤其是高原小城先达，华侨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潮流浩荡，是和巴人先生的指导以及他所提示的组织思想和工作方法分不开的。
《共学社》是一个园地，巴人先生是一个播种者，在辛勤的耕耘之后，撒布在泥土里的种子会萌芽茁长，开花结果。这不正是自然生命和人群社会生生不息起伏行进的规律吗。
当着人们享受着收获喜悦的时刻，会记着那个播种者吗。我想，会的。
（本文摘自黄妙珍老师的《先达纪事》一书）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巴人先生是江浙人，印象中他讲的普通话，一般人都很难听得懂，但他老人家来到印尼后，为了适应生存环境，不论是在日占时期或是二战后，都非常热情非常积极地学习印尼语，讲印尼语，了解印尼的民情、文化和风俗习惯，他自己还编写了学习印尼语的书籍。回国后，他不论身处顺境或逆境，还撰写了多本关于印尼历史的鸿篇巨著：《印尼社会发展概观》、《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印度尼西亚近代史》以及《群岛之国——印尼》和《印尼散记》等作品。他的夫人刘岩先生临终前的寄语：“我至死还隔着太平洋望着你们”，正是他们夫妇终生热爱和牵挂太平洋一边的人们和事业的生动写照。向这些先辈致以最崇高的敬礼！我们会永远记着“那个播种者”的！！ 附：
《钟楼风云》一文，是我儿时老师兼班主任萧邦杰所写的一篇有关先达的掌故。萧老师通过介绍先达这座地标式建筑物——钟楼，深刻地剖析了先达社会的本质及其变迁，有助于深入了解半个多世纪来先达的风云变幻，尤其是有助于了解战前至战后先达这个小山城展开的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 萧老师也是巴人先生的一位高足，当年的亲历者和践行者之一。他一生酷爱学习和研究学问，回国后长期在教育战线工作。他也很爱运动，是一位篮球健儿，我儿时崇拜的偶像。现将他的这篇文章一并发表在此，以飨读者：
钟楼风云 2010-5-20 15:36| 发布者: admin| 原作者: 广州 邦杰 先达有座钟楼，座落在城市的西南角，是先达的政权中心，钟楼几度易主，反映了先达的一段历史。我亲历这几次政权更迭的历史瞬间，见证先达社会的变迁。虽然已过去几十年，但那动人心魄的情景依然萦绕在我心中，一生难忘。
荷治时期的殖民风光
荷兰人统治时期，钟楼是市政厅的所在地，也是先达的政权中心，楼前旗杆上飘扬着红白兰荷兰国旗，楼对面是一座绿草如茵的足球场，右边是两座网球场和一座拥有跳舞厅的建筑物，称为“西马鲁温俱乐部”，后边是“先达旅馆”，往前是火车站，火车站对面是政府官员的住宅区，多是两层楼的别墅，钟楼后面是警察局和邮电局，另有一家叫“历顺”（译音）的百货公司，专营价格昂贵的舶来品，往前走是三支水公园、动物园和先达唯一的一座游泳池。当年俱乐部、游泳池和先达旅馆是不准有色人士入内，只供洋人享用，殖民色彩浓重，荷兰殖民者对钟楼及其周边的布局颇费心计，似乎想在这块殖民地的土地上也安排西方人享乐生活中的情趣。
先达是一个殖民地社会，市政厅的施政方针和管理体系都是以保护宗主国垄断集团的利益为依归，先达周边的大橡胶园、大茶园、大剑麻园，多是荷英垄断资本所有。种植经济是先达的经济主体，先达又地处苏东（今苏北）通往苏西的交通要道，也是周边地区土特产的集散地，因而市场繁荣，经济活跃。白天，巴刹一带，人来人往，喧哗吵闹，马车（sado）和小型客货车行驶于大街、榴莲街揽客，每逢月中和月底，园丘工人发粮（发薪金），休假的园丘工人拥进城里，更是人山人海，闹热异常。傍晚，华灯初上，南京街的大排档已灯火通明，有卖鱼生鸡粥的，卖炸豆付的，卖云吞面的，卖鲜蚶的。当榴莲、红毛丹大量上市时，就增多卖水果的地摊。南京街的夜市是先达人夜生活的一部分，三家电影院也门庭若市，看电影的，看海报的都有，而钟楼一带，入夜人静，凉风轻拂，不论是满天繁星之夜还是明月当空之时，都是游人或情侣们的好去处。社会安定，市场繁荣，治安良好，气候宜人，环境幽雅，都是当年先达的好声誉。
城里华侨居多，荷兰殖民当局对华侨采取以华治华的政策，设立甲必丹制度，委派一位华商任甲必丹，负责办理有关华侨的事务，其实甲必丹主要是代市政厅向华商、华人小贩征收各种各样的税赋。在政治方面，荷兰殖民当局打着西方民主的幌子，一方面允许华侨办报纸，办学校，成立同乡会和慈善团体，甚至允许中国国民党成立先达分支部；另一方面对华侨的正常活动给予诸多限制，明里暗里予以干涉，例如中国抗战初期，荷兰人害怕日本人，不准中文报《苏门答腊民报》刊登有关不利于日方的消息，不准华校继续开设《公民课》，不准民主的、进步的书籍和杂志进口；限制华侨开展抗日宣传和抵制日货的活动。不过，一九三九年欧战之后，荷兰本土陷入德国法西斯手中，荷兰人的态度有所转变，对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较少干预。于是，先达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就开展得有声有色，除了学生募捐队的活动之外，筹赈会还经常组织大型的文艺晚会，体育义赛进行筹款，救济祖国的灾民，支持祖国的抗战。
但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破坏了人们的平静生活，日本侵略军挥师南下，相继进攻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等地。次年三月初进攻荷属东印度（今印尼），不足一星期，荷军不战而降，整个印尼沦入日本侵略军手中。
日治时期的惨烈景况
同年三月某日，日本侵略军不发一枪一炮而进驻先达，记得那一天上午，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突然间位于Kampungbantang的汽油库发生爆炸，滚滚浓烟直冲云霄，那是荷兰兵逃跑时放的火，人们意识到发生大事变，商店纷纷关门，人人急促走避，一会儿，有人向火车站方向跑，原来有人打开了火车站的货物仓库，哄抢仓库里的货物例如布疋、啤酒、面粉、炼乳、洋酒……等等，也有人低价收买这些货物，哄抢的人多起来，市面乱哄哄的，呈现一种无政府状态，幸好先达没有发生抢劫商店，杀人放火，大肆破坏的局面。傍晚时分，日军先头部队进驻市政厅“钟楼”及其他重要机构（包括先达监牢）。而带领先头部队的日本军官中，有一名佐级军官原是在先达大街经商的日本人，他熟悉先达的情形又懂印尼语言文字，不知在军政府中任何职务，后来见他主持先达的防空事务。
日军的进驻，表明先达的政权由殖民统治变成法西斯统治，先达的历史进入了战乱的时代。日本人仍以钟楼为先达的政权中心，在此设立军政府，钟楼前的旗杆上飘着日本的国旗，不多久，军政府把钟楼的足球场改建成日本式公园，建有日本风格的凉亭，左边建有数米高的纪念碑，西马鲁温俱乐部改成高级妓院，强制慰安妇为日本军官提供服务，大街尾段的雅兰hotel则被改成另一家妓院，集中一批本土妇女供日本士兵享乐。在网球场上打球的也是日本军人，进出先达旅馆的是坐小轿车的日本高官，火车站对面的官邸，住进了日本官员，历顺百货公司也关门大吉，店铺被一家日本银行占用，其他如警察局、邮电局都没有变化，而游泳池则向市民开放。
先达日本军政府的寿命并不长，只有三年半，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结束，在这段时间里，日本军政府除了没收荷英垄断集团拥有的大橡胶园、大剑麻园，控制战时战略物资外，就是大量印发日本军用钞票，强行从市民尤其是从华侨手中换取荷兰银盾及金属辅币，搜刮了大量财富；同时使用不值钱的军用钞票向华商、小商贩大量“购买”军需用品和军队生活必需品，以其掠夺的财富和物资来支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对主要的生活必须品如大米、面粉、白糖、油料、火水、香烟……等等加予管制，实行配给制，数量少质量差；又经常征用民间的汽车供军用，造成市面车辆更加少，土特产的运输受阻，整个经济运行处于混乱之中，物资奇缺，物价飞涨，黑市盛行，投机倒把，偷窃猖獗，给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困难，不少家庭因粮食不足，以木薯、红薯、玉米来补充，食油缺少，以初炼的难吃的棕榈油来代替，黑市白糖太贵，以土制的马达红糖来泡咖啡，没有肥皂，以辣手的木灰水炼制的肥皂来代替，没有进口香烟，以本地烟叶为主，加有玉米叶的手制香烟就成为抢手的烟制品，甚至出现了烧木炭为动力的汽车来运客。
日本人来了，并没有赐予印尼民族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而是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先达军政府更是别出心裁，在先达公园的凉亭上安装广播器，强令每一家商店每天派人到公园参加广播体操，事实上广播体操前后以印尼语反复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原旨，煽动敌视西方国家，我参加过几次广播操，亲历其境，深知其用意；华侨是敌国侨民，军政府施予高压政策，关闭一切华侨社会团体包括中国国民党分部、筹赈会及各地同乡会；关闭华文学校、华文书店，禁止发行华文报纸杂志，严禁华侨拥有枪支弹药、发报机及收音机，违抗者处以极刑。后来军政府又来一手软的，对华侨大讲“日中亲善”，鼓动华侨“拥护”汉奸汪精卫伪政府；又废除甲必丹制度以侨长制代替，负责管理华侨的事务；在市民中实行“联保制”，每十商户为一组，有人出入要报告，居民要办“良民证”等等。
华侨成立地下抗日组织
屠刀之下必有勇者。日军进占初期，棉兰、丁宜、先达等地的一批华侨爱国青年就暗中组织了地下抗日团体——“苏岛华侨抗敌协会”（简称华抗）和“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反盟），进行地下抗日活动，用暗藏的收音机收听英国BBC电台新德里分台的新闻广播，把消息编成油印小报，报名几经改动，后称《前进报》，分发到各地的抗日组织及“读报圈”的爱国人士手中，及时揭露敌人的虚假宣传，报道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两个抗日组织的各地支部都开展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先达“反盟”支部在各行业的爱国人士中组织秘密的读书会如“健身读书会”、“家政读书会”等以及在组建篮球队的活动中都做得很出色，团结和教育了一批青年，培养了人才，为日后的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
然而，日本的特务机关并没有放松警觉，而是时时刻刻监视华侨的一切动向。一九四三年由于叛徒出卖，发生了“九•二O”事件，两个抗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批抗日志士被捕，十余人被杀害，五十多人被关在先达监狱。敌人的血腥镇压没有扑灭抗日的火焰，幸免于难的抗日志士本着保存实力的精神，隐蔽在小城镇和乡村，利用各种方式继续开展抗日工作。先达附近的马达原始村落——苏拉巴耶村，就是“反盟”重要成员的隐蔽据点，也是重要的联络点。
一九四四年初，美军在太平洋开始大反攻，先达也觉察到战事的极速变化，在棉兰机场遭到美国空军轰炸后，先达开始频繁地进行防空演习及晚间灯火管制，也见到日本军车频繁调动，种种迹象表明，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而结束了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印尼的日本军政府封锁消息，人们根本不知道日本投降的讯息，大约迟了十天之后，在棉兰出版的《苏门答腊新闻》（印尼文版）才奉命公布此消息，人们欢呼胜利，相互庆贺，苦难的战时生活终归结束了。 日本投降，印尼独立
二战结束了，而局部战争从未停止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印尼民族独立运动领袖苏加诺和哈达签署了“独立宣言”，宣告印尼共和国成立，而荷兰殖民主义者妄图卷土重来，重新奴役印尼人民，在英美的支持下，打着“盟军”的旗帜，以武力进攻几座港口城市如棉兰、泗水，印尼人民奋起反击，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在先达，印尼各界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其中以号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势力最大，团结一致，占领钟楼，夺取先达政权，建立临时政府，成立人民军，指令警察维持社会秩序，以防先达受到破坏。又是历史一瞬间，政权又一次易主，先达政权从此牢牢掌握在印尼人民手里，钟楼仍是先达的政权中心，钟楼前的旗杆上从此飘扬着印尼国旗，钟楼周边的机构如警察局、邮电局、先达旅馆等都由印尼政府掌管，而西马鲁温俱乐部则成为人民军的活动场所。随着局势的发展，各派政治势力纷纷组织铁路工人、园丘工人上街游行示威，高呼“独立万岁”（Merdeka,Merdeka）。当时上街游行示威几乎天天都有，民族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有一天，忿怒的群众包围了先达旅馆，驱赶打着“盟军”联络小组名义的几个洋人和安汶兵入住先达旅馆，大声呼叫“滚回去，滚回去”。人越来越多，先达公园一带都站满人，有人拿巴朗刀，有人拿竹长矛，群情激昂，我和几个友人曾到现场察看，我们听到被压迫民族迸发出的革命呼声，我们也看到印尼人民反帝斗争的现实场面。
印尼的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先达成为抵抗荷军入侵的坚强后方，而荷军占据的棉兰则成为“孤岛”，四面受到印尼各派游击队的包围，其中最著名的是驻守在栋檬一带的BEJO（伯佐）领导的游击队（注一）。可是印尼上层领导人却开始同荷兰人谈判，讨论成立荷印联邦制国家；和谈之风也吹到苏东，棉兰的荷军也同印尼地区政府谈判恢复交通，互通物资等问题，其结果是不定期恢复了先达、丁宜到棉兰的火车，后来又增加了火水山、民礼到棉兰的火车。物资交流一开放，有些商人就长途贩运短缺商品，投机倒把，当时棉兰使用NICA币（注二），而印尼地区使用印尼币，甚至部分日本军用币，因此几种币制的黑市交易也十分活跃。随着荷印谈判时断时续，交通和物资交流也随之而变，其实在政治和谈之时，荷兰人已作好军事部署，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进步华侨应对战后局面
华侨社会也随之激烈震荡，社会各界人士对时局持有不同看法，思想混乱，因而，原隐蔽在乡间的“反盟”和“华抗”的一些领导人，立即汇集棉兰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他们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向各地组织提出了真知灼见的指导意见。而先达“反盟”迅速行动起来：
• （一）派出以黄文泉为首的代表到日本军政府交涉，要求立即释放关在先达监狱的政治犯，初战告捷，军政府于九月一日无条件释放先达监狱中的政治犯。当天先达“反盟”就在监狱对面的空地上开了个简单的“欢迎抗日战士出狱大会”，黄文泉发表谈话，闻讯来参加大会的人群很多，家属见到难友，簇拥而上，热泪盈眶，场面动人。棉兰等地的政治犯由军政府派车运回原地，这一行动扩大了抗日组织在侨胞中的影响； • （二）当年先达通讯落后，消息闭塞，“反盟”设法找来一部收音机，由宋凉赞负责收听和记录新闻广播，王谦宇刻蜡板并编成油印小报，由我们免费派发给侨胞，深受大家的欢迎。不久，棉兰邵宗汉主编的《民主日报》（中文版）出版了，我们在先达立即组织发行工作，让广大华侨及时了解战后世界局势的变化以及中国蒋毛会谈，签订双十节协定，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好消息，掌握了舆论宣传大权； • （三）为了尽快解决侨胞子弟的读书问题，先达“反盟”当机立断，克服困难，迅速复办中华学校，郑子经出任校长，我们年轻的“反盟”盟员不论学历高低，不论年龄大小，不分男女都到学校任教，另有一批有志于华侨教育工作的青年人也到学校教书。后来又开办义务夜校，为经济困难的男女青年提供学习的机会，又占领了教育阵地； • （四）一九四五年年底，为了适应新形势，“反盟”和“华抗”决定联合改组为公开的组织，易名为“苏岛华侨民主同盟”，以便统一领导，更广泛地团结广大侨胞，先达也成立了“华侨民主同盟”分部，把华侨的爱国民主运动推向高潮。 • （五）以“反盟”的外围组织“健身读书会”、“家政读书会”、“工商联读书会”等为基础，先后成立了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职工会，以及各地同乡会，然后再联合组成先达华侨总会，而华总以新的姿态出现，统管华侨一切事务，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彻底代替了旧的甲必丹制和侨长制，掌握了华侨社会的领导权； • （六）面对风起云涌的印尼民族独立运动，民主派着力宣传新的观点，即华侨应当摈弃旧的思想观念，积极支持印尼民族独立运动。《民主日报》（印尼文版）在许多社论中也精辟地论述印尼人民独立斗争的历史意义以及华侨应当顺应时代潮流，采取同情和支持印尼独立的正确态度。先达华总及其下属社团都支持这一观点，并采取一些措施，如当棉兰新中国剧艺社到先达演出巴人编著的《五祖庙》话剧时，华总特邀先达市政府的高层官员及各党派负责人出席观看，剧中反映了华侨反对荷兰殖民主义的精神，又如青年会、妇女会、职工会等联合举办文艺会演，筹款资助印尼人民的反帝斗争，再如职工会联合印尼各派工会共同庆祝“五一”劳动节，这些活动有助于促进印尼人民和华侨之间的了解，因而，即使在先达政权发生剧变的时刻，先达市区也没有发生骚乱事件，保护了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 • （七）经过反复商谈，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在职工会大礼堂召开“印尼中华青年联谊会”成立大会，青年会主席黄文泉、华总外交秘书陈丽水和政府的青年官员都在会上讲话。同年十二月，该会组织巡回讲演团到马达山、民礼、火水山等地讲演，大力宣传印尼民族和华侨团结一致，共同抗击荷兰殖民者的重大意义。经过一番努力，先达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呈现一派大好形势，当然民主派在开展上述活动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遇到来自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在复办中华学校，成立华侨总会以及对祖国内战等问题上，形成持有不同观点的红蓝两派，但在当时的斗争中民主派占有优势，其实红蓝两派的对立是时代的产物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了。 世事变幻莫测，一九四七年七月，荷军发动“第一次警卫行动”，占领了先达。先达的政治形势也随之而变，市政府内的进步力量受到排挤，右翼政党、宗教派别掌了权，对华侨抱敌视的态度，华侨和印尼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遭到破坏；华侨内部矛盾尖锐，民主力量受到打击，蓝派趁机夺得华侨社会的领导权，中华学校易手，进步教师和学生被开除，民主派领导人巴人被捕等等……局势发展到发生多次排华事件。我一九四六年年末已离开先达，这些都是事后友人叙说的，非我亲身的经历。 先达，多峇湖畔的一颗明珠（引自《先达照片》），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一个年头，度过了纯真而快乐的童年，也在乱世中亲历了一段火红的岁月，在实践中受到教育，受到磨练。在离别四十四年后，我于一九九零年第一次回先达探亲，到家次日上午，我带着非先达人的老伴迫不及待地从家里步行到先达公园，我们巡视一周后，我发现钟楼景物依旧，仍是先达的政权中心，而公园里的日式凉亭和纪念碑已被铲掉，凉亭改建成印尼式，显示印尼的传统民族艺术，网球场改建成柏油马路，直通先达旅馆，而西马鲁温俱乐部据说是被一华人购得，改作他用。最后，我坐在钟楼对面公园的石板凳上，久久凝视着钟楼和飘扬着的印尼国旗，我想了许多许多……无奈，只能是想想而已。
• （注一）一九四七年七月初我由棉兰乘火车回先达，抵达当天，世面盛传要打战了，到棉兰的火车也中断了。为了不误船期，经家兄安排，委托周德光、吴国胜带我通过栋檬封锁线进入棉兰。次日我们三人先乘火车到新邦地甲附近的小火车站，后改骑自行车前往，抵达封锁线时我看见一些战士都蹲在壕沟里，有的持枪，有的拿竹制长矛，武器弹药极少，但斗志昂扬。他们检查完我们的证件，知道周、吴持有司令员BEJO亲笔签署的特别通行证后，高呼“MERDEKA，MERDEKA”，有礼貌地放行。我们于中午在日里苏丹皇宫附近潜入棉兰，幸好没有遇到荷军的巡逻队。果然，七月底荷军就发动“第一次警卫行动”，武力进攻先达。 • （注二）NICA即荷兰人侵占棉兰后成立的“荷印民政管理署”，原文为Netherland Indies Civil Administration。 （本文引自先达人网站）
初稿于201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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