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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父亲吴石生和姑丈宋凉赞的峥嵘生平 我的父亲吴石生是老一辈先达人所熟悉的公众人物。他一向热心公益，毕生为先达的民主爱国事业奋斗，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福州 吴健如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起，父亲就为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而积极参与、发动先达华人同胞的募捐活动；抗战胜利后，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他为建立先达华侨总会，推动总会的工作而殚精竭虑，数十年如一日。 我的父亲于上世纪初，当他还是花季少年时，就随我的祖父飘洋过海，来到苏岛先达定居。为谋生计，他年纪轻轻，挑着货担，走街串巷，足迹遍及城镇郊区，贩卖一些日用品。经过数年的胼手胝足，辛勤劳作之后，父子俩挣足了钱，便在榴莲街开了一家食杂店，取名为《建南兴》。我就出生在这家店里。当我长到两岁大时，由于交不起荷印当局的苛税“人头税”，祖父和父亲决定把我母子和姑妈吴丽娟三人送回国内龙岩老家。两年后方把我们三人又接回印尼。其间店里生意开始兴旺发达起来，家里经济状况也大有起色。 一、焕发爱国热情，投身抗日募捐活动 战后积极参与筹建华侨总会 在祖国爆发全国抗日战争以后，父亲和先达爱国人士一起，积极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的号召，在先达发起了爱国募捐活动，以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经常和同伴们手持写着抗战募捐的小旗，分组沿街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动员侨胞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不仅获得了广大侨胞的支持，收获甚丰，而且父亲及其同伴的爱国热情也感染了侨胞们，赢得了他们的高度赞誉…… 二战结束后，印尼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与此同时，苏岛华侨社会也掀起了民主进步的浪潮。在巴人等革命先驱者的指引下，各地民主进步人士纷纷建立起青年、妇女、职工、工商等群众组织。但仍需要建立一个能领导民主进步运动的统一组织，这就是“华侨总会”。经协商与酝酿，不久在先达也成立了“华侨总会”。 父亲积极参与了酝酿成立华侨总会的过程。华侨总会成立后，父亲担任总会的财务工作。总会的经费主要来自各大商家的认捐。据我所知，父亲和他的同乡好友陈失因每次认捐的数额都不小。总会的经费开支都要经过他的手。诸如中华学校等华人学校、养老院等公益机构的经费，都经由他的手发放。 父亲秉性耿直，急公好义，口直心快，往往不顾情面，容易得罪人。记得有一次，父亲跟总会财务部的另一负责人发生了激烈争吵。起因是一笔公款支出的问题。两人因而闹得沸沸扬扬，结果在总会诸领导的调解下，此事终归了结，两人和好如初。 二、与巴人、宋凉赞等人的密切交往，积极掩护 “反法西斯同盟”的战士 1942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入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苏东时局动荡，为了避难，父亲在日军到来之前，在离市区北部二十来公里处——马达人村庄附近租了一块地，盖起了两座木屋。日军侵占先达之初，父亲便带着我们全家迁往那里暂住。同时还动员自己的堂兄弟、堂姐三家和同乡好友陈并会一家人，也前往那里避难；加上我家总共近二十口人挤睡在一座木屋的通铺上。 这个马达人的村子叫泗拉巴耶村，村旁隔着一片小树林，木头住房都盖在一条水流湍急、清澈见底的小河旁。河对岸是一排排苍翠的参天大树，经常有一些大猩猩攀爬在树枝上，虎视眈眈地俯视着树下的一切。一见有人在河边洗衣、洗澡或挑水，猩猩就吱吱大叫，试图警告人：这里是它们的领地，任何人不得入侵！ 九·二0事件发生后，宋凉赞、伍焕赞和李国海，为了躲避日军的追捕，经父亲建议，躲藏到这个村子来。几个月后，巴人先生和刘岩先生也转移到这里了。 有一次，我和丽娟姑妈随父亲到村里看望这三位“反法西斯同盟”的战士。到那里时，只见巴人一人在菜地里劳动。李国海正从河里挑水上来浇地，只有宋凉赞一人在屋里油印材料。丽娟姑带我进屋去找宋凉赞，父亲则留在外边跟巴、李二人攀谈。姑姑和凉赞的爱情就是逃难在泗拉巴耶村时建立起来的。 泗拉巴耶马达村里没有收音机，更不可能在那里油印。反盟的组织非常严密，“前进报”是单线传阅，不是分发。日本投降后头一个月在先达每天晚上收听广播，记录新闻。第二天由王谦宇刻钢板。 三、二战结束后巴人、宋凉赞等人继续为促进华侨社会的民主 进步和团结，支持印尼的独立斗争而奋战 日本投降后，宋凉赞等革命战士从“地下”走出来，回到了先达市，投入到为促进华侨社会的进步，支持印尼的独立，支持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工作中去。 先达的民主进步势力接管“中华学校”后，郑子经先生和大批革命进步青年都到学校里来教书。宋凉赞担任初中一年级的级任，第二学年，宋凉赞因工作需要调到棉兰去。没有人接替他的工作。总会的负责人特地商请巴人先生出马，担任初中二年级的国文教师（当时是全校最高的年级）。巴人先生教学方式独具一格，具有鲜明的特色。他要求学生自己阅读课文，有问题先记下来，再带到课堂上向老师提问。就这样，他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充分调动了起来。 巴人讲解课文也不是就事论事，仅限于课文内容，而是旁证博引，向我们介绍了许多相关的问题和知识。让我们了解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事件和著名人物的轶事。大大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提高了我们的思想境界。巴人经常鼓励我们多阅读、勤动笔。他布置我们每周交一篇作文，并经细致批改后还写下评语。 在先达太子街“职工会”的大厅里，有一个时期，巴人每周都要举办时事报告会，向听众报告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使听众对当前的形势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是从报刊等媒体上无法获得的知识。 荷兰殖民军占领先达后，由于反动派的恶意举报，荷兰当局逮捕了巴人。第二天当我们正要上课时，一位同学气喘吁吁地跑来说，他看见巴人被荷兰人抓到火车站前做苦工了……同学们一听忙向火车站蜂拥而去。火车站离学校不远，当我们跑到那里时，只见站前广场上有一群人在搬运木箱等物品，其中就有巴人，周围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监视着他们。 巴人正在默默地搬着木箱，表情泰然。看见同学们，他微微一笑，算是打了个招呼，又继续埋头干活。干完活，日本兵把巴人等押上卡车运走了……过几天，巴人和国海被押解去棉兰关在集中营，不久就被荷兰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驱逐出境了。同学们既感到无比愤慨，又为失去一位良师益友和优秀的政治导师而惋惜不已。 四、宋凉赞踏上革命的新征途 宋凉赞在中华学校执教一年后，因工作需要，他被调到棉兰《民主日报》社去工作。这时，凉赞和姑妈丽娟已经建立了恋爱关系，凉赞离开先达去棉兰，丽娟姑妈依依不舍地送别了心上人。 宋凉赞被安排在报社的宿舍里。这座宿舍起名民主楼，拥有二三十间寝室。包括邵宗汉在内的编辑部人员和记者，都住在这里。凉赞一人单独住一间。我后来到棉兰求学时，曾经和他同榻住了半年。 1949年，凉赞收到了来自北婆罗洲（印尼称北加里曼丹）文莱他的哥哥的一封信。哥哥告诉他，母亲病重，她希望离家多年的小儿子能在她临终前赶回来跟她见上一面。凉赞阅信后，打电话告诉了丽娟姑，并说他决定近日动身前往文莱省亲，请她安心等待他回来。 丽娟忙将此事告诉了我父亲，问她该怎么办？父亲当即回应“这怎么行？万一日后因种种原因他回不来，你可怎么办？你要等他多久？等一辈子？不行！你不能留下来，你一定得跟他走。不过，走之前，你俩得先把婚事办了。好，这事就由我来处理。”说着，他当即给凉赞拨打了电话。 第二天，凉赞从棉兰赶来先达，同姑姑办理结婚手续，他们对婚事十分低调，没有对外宣布。父亲在当天晚上在一家酒店里办了一桌酒席，只邀请我们吴家的几位亲戚参加。 婚后第二天，姑丈和姑妈即动身前往棉兰，办理俩人前往文莱的出境手续。父亲便也前往棉兰为他俩送行。当时局势动荡，旅程风险大，交通又十分不便。他们需从棉兰乘船先到新加坡，然后再搭木轮越过大海到文莱。父亲为他们支付了全部费用。一个多月后，我们才接到他俩报平安的信。 宋凉赞在回到他的老家文莱以后，参加当地一家进步的中文报纸的编辑工作，同时又在一所进步学校任教。这两个单位为他提供了进行革命宣传的平台。就这样，他夫妇俩在文莱生活和工作了近三年。 当时，英属马来亚和北婆罗洲人民争取解放独立的斗争正处于高潮之中。宋凉赞及其战友的革命活动不能不引起英殖民当局的注意和忌恨，因而将他们列入黑名单，准备逮捕他们。幸好一位在英占领者军警部门工作的熟人和好友，向凉赞的哥哥透露了这一讯息。哥哥立即告诉了凉赞，力劝弟弟马上离开文莱，以免遭到英当局的迫害。 1952年，凉赞和姑妈携带三个孩子回到广州，约莫一个月后，组织上根据他的特长、经历和本人的愿望，把他安排到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北京《光明日报》工作，让他依旧干他的老本行——国际版的编辑。 一个星期天，我来到位于北京《光明日报》宿舍看望他们。这里的房子都是清一色四合院，凉赞一家子就住在一个四合院里的两间厢房里。当我踏进四合院的院子里时，就看见三个小孩——一男两女正在院子里奔跑戏耍。姑丈凉赞尚未下班，而姑妈丽娟正坐在屋前一个小凳子上俯身洗衣服。屋里的陈设相当简陋，家具都是公家提供的未上漆的家俱；姑妈因孩子尚小，需要照顾家庭，因此没出去工作，也就没有收入。看来，他们家里相当拮据，一家子生活过得十分清苦。 我把他们的情况写信告诉了父亲。不久以后，父亲又汇来了一笔人民币接济他们。不过，父亲来信说，汇款十分不便，也不合算。为长久打算，他决定汇一笔巨款，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存入北京中国银行，当时，外汇存款，利率相当高，存户每月可获六十七元的利息（当时国内的生活费较低，一般每人有二十来元就够了）。父亲吩咐凉赞每月按时前往银行领取利息，分出其中的三分之一，作为我在大学的生活费，其余的全部归凉赞，以接济他一家子的生活。 父亲曾经数次参加华侨国庆观礼团和旅游团回国参观、旅游兼探亲，途经首都时，总会和姑丈、姑母见面、叙谈。有一年，父亲还携带姑丈、妹妹和我三人乘火车南下，途经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厦门，最后抵达老家龙岩。一路观光览胜，饱览祖国山河之美。 一九六七年父母亲举家回国定居厦门后，凉赞曾两次来厦看望父亲，两人畅谈甚欢。十多年后，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忽接到姑妈丽娟来信告知，凉赞最近罹患重病，医治无效，不幸已于昨夜去世。此时，他尚在任上，还没退休，可谓英年早逝，噩耗传来，我们全家不禁悲伤不已。 凉赞为人忠厚、纯良，待人和气、诚恳、谦逊；凡是跟他接触过的人无不喜欢他、尊重他。对于他的英年早逝，无不扼腕叹息。 父亲的一生 林亚三是我的父亲，广东东莞人，（1877-1966年）享年89岁。旧风俗农历正月初七定为“人日”，凡是不知生日者，可于此日为生日。父亲对自己生日无以知晓，所以生前每年正月初七为父亲作寿。福州 林秀兰 一、卖猪仔 据有关资料记载略录以下：印尼被荷兰统治三百多年，直到日本投降后，1945年才宣布独立。荷兰统治时期，强占大量土地开辟烟园，胶园等，需用众多劳力。旧社会的中国，腐败无能，农民在重重压迫下穷途未路，逼而背井离乡，外出谋生。荷兰统治者雇佣华人工头，前往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以少量安置费诱骗农民签下“契约”。所谓“契约”就是“卖身契”象猪仔一样卖给资本家，任其宰割，后人叫“卖猪仔”。随船过洋，从此失去人身自由。 父亲15岁就是这样过洋的。父亲说，他所在的烟园有数以百计的劳工。园里设有烟馆、赌馆、酒馆、妓院，还有借贷小当铺。有计划设套麻醉劳工，便于长期栓住劳工为之卖力。放工后，身心疲惫，乡愁怅，寂寞难耐之下，跑进麻醉场所消磨去了。嗜毒嫖赌者，低微工资不够用，可以借贷。这样一来，期满（五年一期）欠下一身债，只有继续订约。一期又一期难以翻身。父亲说，有的人想逃，但园警察密布，很难逃出去。 父亲还说，劳动时不如工头意，拳打脚踢是常事，有一次父亲不堪侮辱，起而反抗，挨了一刀，右臂上留下一条长长疤痕，至老没磨灭。这是罪证。这一刀，砍醒了父亲，发誓决不涉足麻醉场所，积存私蓄，期约满没有债务，脱离烟园，获得自由。 二、子女教育 父亲把半辈子岁月卖给资本家。成家立业时，已将近半百。兄妹四人（一男三女）父老子幼，很疼爱我们。常带我们去玩。记得当时常有庙会。父亲爱看大戏。粤剧、潮剧，我们看不懂，冲着庙会有许多小食摊有好吃的。 父亲老说，我们老家是唐山，我们是唐人。当时人们管中国叫唐山，中国人叫唐人，中国装叫唐装，甚至中国人集居的街道叫唐人街。父亲常年穿高领开对襟白布衫唐装，没见过他穿T恤西裤。保持家乡的习惯。他说唐人要有文化，有本事才不被外国人歧视、瞧不起。他有感悟“手中无钱非穷，胸中无术为贫。”的道理。重视子女教育是给子女最大的财富。 要立足于当时荷兰统治社会便于找工作，需懂外文，所以他让大哥受外文教育，又让大哥课余参加中文识字班。我们三姐妹就读中文。甚至送三妹回国念大学。谢谢父亲开明，让我们兄妹受良好教育。 三、艰辛创业 父亲创业的历程艰辛坎坷。从摆小摊——杂货店——五金店——餐饮店，几起几落，几度改行，几度迁址。最后，选定了棉兰汽车站对面。有鉴于四面八方的旅客流量大。天气炎热，等车时间长。需喝个冷饮，吃碗热的。看准这一点，决定开餐饮店。当时，很少人带表，为便于来往人群看时间，在招牌边装上一个大型圆钟。可说是别出心裁！ 印尼人喜欢足球，凡有球赛，父亲会把收音机移到店门口播放球讯，招徕不少生意，店里座无虚席。父亲虽没文化，却有点商业头脑，了解市场需求，生意越做越顺手。店号是“三合”，三是父亲名字，合是凡事合人意合时宜。好名字。多少年来“三合”成了老字号。熟人叫他“阿三伯”，尊老亲切的称呼，可见父亲的为人，我们引以为荣。 四、牢狱之灾 父亲是个热心社会事业的普通商人。他没忘华工受压迫剥削的痛苦。和一些热心人士组织“平民联合会”。其宗旨是：发扬互助团结的精神。会员家有难事、喜事、丧事，协办相助。 父亲出钱出力，被推选为该会主席。没想到就为主席的头衔惹祸于身。日本入侵占印尼时，到处抓捕抗日爱国志士，把“平民联合会”当成抗日组织。搜家时，发现一台父亲藏匿的收音机，诬枉是联络工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把年老父亲抓进日特机关和爱国分子关在一起。日夜逼供，老人家哪经得住折磨，几乎丢了性命，最后逼问不出什么，把父亲放了。父亲说，眼看着一批抗日青年被严刑拷打得遍体鳞伤，可他们不屈不挠，临危不惧，体现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让人感动、钦佩。 经过这一场灾难，父亲心力交瘁，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后把店铺关闭了。 五、尊重老师 丁宜华侨学校成立初期，没有宿舍。外地女教师均暂寄居我家。前后有丁韵清、李碧玉、伍瑞玲、卓慧冰、黎美娇、李碧云、黄金叶、郭焕华等人。父亲很敬重老师，说她们是高尚的文化传授人。父亲爱听他们讲新中国的大事，讲“蓝红”两派政见分歧的事。尤其丁校长讲得最精彩。还有如龚瑞花、徐剑冬、徐碧姗、瑛琅、陈巧经、陶雅贤等人，有任务出差路过丁宜，会来我家造访。给父亲介绍，可把他乐坏了。每逢有客人来，总会叫我妈多煮几道菜，热情接待。所以邻居常说，我家象个“敬师之家”。父亲为此感到很荣幸。 父亲闲来无事会到咖啡店喝杯咖啡，吃碗云吞面什么的。谈论时事和 “红蓝”之争，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中印建交后，凡逢中印两国国庆节，华人店铺按例升中印两国国旗。当天一早，父亲兴高采烈，到大街小巷，数一数又增了多少面五星红旗，回来大声嚷嚷向大家汇报。真有趣，说其无文化，又象有文化。这可能和老师们长时间生活在一起受其影响吧！ 六、游子归国 1959年印尼颁布10号法令，侨胞在排华恶境下纷纷回国，有的乘坐我国政府派的接侨船，有的自费。父亲心灰意冷说过去受荷兰人压迫剥削，现在又受印尼当局排斥。我从中国来，那就回中国去吧！树高千丈，叶落归根。1964年父亲变卖一切家产，携我一道回国。在三元里，负责人问父亲，离乡这么多年想不想还乡寻根。父亲说不用，广阔的祖国，哪儿都是家。 安置在诏安县建华作业区。农场有好些上了年纪的老归侨，他们和父亲有相似的辛酸血泪史。年轻时为谋生飘洋过海。饱受沧桑，历尽坎坷，几经磨难，几经辗转，又回到祖国怀抱。时过境迁，现在回来是安度晚年，有感悟：人民的命运和国家兴衰是息息相关的。父亲老了，没能力参加祖国建设。可贵的是父亲始终怀有一颗拳拳爱国心。 1966年父亲象棵苍老的树逐渐干枯，含笑西归，了却游子回家的夙愿，安息在美丽的自由的祖国大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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