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 达 通 讯 （第159期） 《先达人社区网站》
丙申年春节团拜会温馨提示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精采开局的一年！愿农历丙申年春节给全体炎黄子孙带来无比欢乐！ 北京先达校友会谨定于2016年1月23日（星期六）上午11：00在北蜂窝路天外天烤鸭店（老地址）举行一年一度团拜会，欢迎北京和全国各地以及境外的先达乡亲和校友踊跃参加。 祝猴年给先达乡亲带来幸福美满！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北京先达校友会 书海手记：2015年对先达中华学校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分： 一是恢复了被埋没几十年的原校名“中华学校”；二是四十至八十年代的中华学校旅雅校友会宣告隆重成立。 它的诞生，给先达乡亲社团又增添了一个新成员，可喜可贺。Horas! 先达乡亲联谊会的显著特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来自中华学校的，也有来自华侨学校的；有的成员甚至拥有两重身份，即前半段是中华学校，后半段是华侨学校。 虽然历史上有过“红”“蓝”纷争。但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先达乡亲大团结、大融合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先达情”。 谨向筹委会主席董志鸿等致以热烈的敬意。 最后要感谢荪梅来电话报喜，并感谢她的侄女紫薇写来报道。 1940-1980年届先达中华学校旅雅校友嘉会 先达中华学校旅雅校友嘉会于2015年11月28日（星期六）上午11时。假雅加达安卒渔家庄海鲜酒楼隆重举行首届欢庆宴会。雅加达 莫紫薇 先达中华学校旅雅校友会筹委会主席董志鸿、委员莫紫薇、莫紫蕊、林天才、庄翠融、陈丽芬、余宝燕等筹委会成员，以及来自海内外包括印尼各地区雅加达、泗水、棉兰、先达、北干巴鲁、巴东、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逾700名1940-1980年代的恩师及校友们等嘉宾，大家欢聚一堂，兴高采烈，共叙情谊！ 筹委会主席董志鸿致欢迎词时表示，对大家抽出宝贵时间出席表示热烈欢迎。并简单介绍先达中华学校校史，自1909年创办以来，已经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分布在印尼和世界各地。他说，今天大家能够欢聚一堂，是一个缘分。看到1940，1950，1960年代的高龄恩师和校友们踊跃出席参加，亲切问候，互相交流，感到非常的高兴，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他说，希望通过首届联欢会，能进一步加强恩师和校友们的友谊，大家团结一致，给予每一位恩师和校友带来善意和美好的回忆。希望我们还能够有机会，计划两年或三年以后再继续举办第二届联欢会。最后，感谢赞助者和全体筹委会和校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使首届联欢会得以圆满成功！ 张福英老师表示，今天非常荣幸参加这个盛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的先达中华学校旅雅联欢会，感谢大家的参与。原本只打算举办一个十几位师生聚会，没想到消息传开后，大家的响应是那么的振奋和热烈。这显示大家对母校的情谊深厚，在这短短一个月里的筹备工作，难免会有些不足之处，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和谅解。她说，非常荣幸有在先中学习的缘分许多的学生离开母校后，对当地的社会和国家都做出积极的贡献，更不能忘记过去，先达创校的艰辛，历届校董的坚持奋斗，老师们的辛勤教导，让母校百多年来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包括科学家、教育家、工程师、作家、艺术家、政治、法律经济、医学等方面的专家，以及事业有成的企业家。这些都足以让我们感到自豪与感恩。希望这校友会团结合作的精神能延续下去，承传下去再造辉煌。 来自美国的梁宝庭老师发言时表示，感到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举办的校友联欢会，希望我们继续支持先达中华学校校友会的发展，让校友们紧紧地团结在校友会的周围，增进友谊。 本次联欢会由Ongky Susu主持。节目开始前大家同唱印度尼西亚国歌，静默。并向恩师们赠送礼品和尊师敬老红包，祝福他们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还欣赏余兴节目，包括精彩舞蹈，唱歌跳舞，朗诵诗歌等。真是热闹异常，精彩纷呈。筹委会还准备了各种各样丰富幸运抽奖活动等。 附录：与会嘉宾中，各个年代的师生有：郑师倍（四五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有：张福英、张英凤、邓翠英、李荪梅、周书心、陈素清、林荣珠、王丽华，六十年代的有：梁宝庭、沈达珠、李金枝、林锦金、徐美兰、林月华、郭彩琼、范会同、李爱朝、章玉华（昭），七十年代的有：伍莲意、伍愿弟。 书海手记： 先达教育界和文坛诞生了不少优秀人才。洁霜，就是其中卓著的一位。 今年是洁霜逝世五周年，我们出版了《洁霜文集》以寄托大家对他深深的哀思。 《文集》将于今年12月底在北京出版。如有读者对《文集》感兴趣，届时在国内可向笑英或书海、在香港可向达生健生、在印尼可向玉霞彩苹索要。谢谢。 现将我为本《文集》撰写的代序“印华文坛翘楚——李洁霜”发表于下，请读者指正。 印华文坛翘楚——李洁霜 百余年来，印尼华文教育文化领域，历经风雨、跌宕起伏、不乏坎坷。正因如此，也造就了不少德高望众的教育家和才华横溢的作家。黄书海 2015年3月，我参加世界先达人相聚雅加达千人大会。其间承蒙雅加达《印华日报》李卓辉总编盛邀共进午餐。席间，他畅谈了他着手规划的一项重大工程：即广泛搜集至少500名印华文坛作家精英的文章和资料，并出版成册，以期世界各地读者能更准确更广泛地了解印华文化教育百年奋斗史。 卓辉兄年逾古稀，仍不知老之将至。 我对他的雄心壮志，予以高度点赞。 彼此交谈甚欢，他知道我的经历。于是名正言顺地要求我助他一臂之力。 当时，我虽未置可否，但始终把此事放在心上，不敢忘却。 记得洁霜逝世后，我写了一篇深切悼念的文章，收尾时提了个建议，希望洁霜亲属，特别是先华学子们，能把洁霜生前所写的文章汇集成册出版，以飨广大读者。这是印华文坛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这或许是对洁霜最好的纪念。希望我的希望不止于希望。 今年，我又重提此事。承蒙洁霜遗孀陈玉霞和亲属笑英、达生、健生等的厚爱和信任，让我主编出版《洁霜文集》。我欣然允诺，并能为亲自把“不止于希望”变成现实而感到十分欣慰。 《洁霜文集》的出版，既了却了我对玉霞的承诺，也兑现了我对卓辉兄的约定。 《洁霜文集》（非全集）收录了63篇文章。这些文章虽称不上“韩潮苏海”，但字字句句都是他的心血。 读者可以从文章中清晰看到洁霜的世界观、政治观、社会观、文学观、教育观……看到他卓尔不群的人品…… 文如其人。他的文章，藏否人生，针砭时弊，有的放矢，引诗举史，恰到好处，颇受广大读者欢迎。 《洁霜文集》就其内容来看，涉猎面之广，洞察力之深，文字功底之厚实，在当今印华文坛，当属佼佼者。即使纳入印华名作家丛书系列，也会是其中熠熠生辉的一本。卓辉兄以为然否？！ 上世纪二十至六十年代中（九·三0事变前），印华文教事业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印尼各地共开办2000多家大小不一的华文学校，有18家华文日报，至于华文书刊杂志更不计其数。 洁霜1930年生于印尼苏岛先达。在中华学校接受华文教育，深受巴人、胡愈之等民主进步文化人士的影响，毕生追求爱国、民主、自由思想。 洁霜自我评价：“我没有虚度此生”。 这句评语，看似平淡，却掷地有声。 总结他的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全身心地投入华文教育事业；二是满腔热情地投入文学创作。这两项事业都干得很出色很精采。 在教学领域，他桃李满天下。深受学子们的爱戴和崇敬。 他教导学生要会读书，读好书，不要死读书。他说：“世上好书坏书一大萝，选择什么书要精读、要熟读、要略读，甚至不读，才能节省时间。有疑问要勤查字典，才能学到知识。知识是力量，也是生命。” 这后一句话，含义之深刻，值得含英咀华。 “打铁还须自身硬”。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语文水平，不误人子弟，1957年9月，他报名参加厦门大学华侨函授部语文专修科学习，1960年5月以优异成绩毕业。王亚南校长亲自签发毕业证书。 学子们为什么喜欢上他的课，崇敬他，就是因为他为人诚实，讲课有料，有深度。几十年过去了，学子们谈起往事，依然感动不已。 洁霜惜书如命，藏书盈架充栋。 2007年我们到先达开联谊大会，多次到他家聚首。玉霞带我到书房看他的藏书。当时洁霜正准备把这些藏书搬回雅加达住家。为了避免托运时中途丢失，上千本的书，洁霜居然一本一本地做了记录。 看着这一页页工整的记录，难道您不为洁霜的勤奋动容吗？！ 洁霜的写作生涯，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65年“九·三0”事件前。其时，他偶尔会给棉兰《民主日报》和《苏门答腊民报》投些稿件，但数量不多。他的主要心思和精力都倾注于教学事业和青年会、学生会事务上。 在印尼军政权统治的三十多年中，华文学校、报刊、社团惨遭封杀，他也被迫处于蛰伏状态。他边做生意谋生，边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自己的藏书和当时所能找到的各种报刊杂志，一天不落地收看收听中国的对外广播电视等。养精蓄锐，伺机待发。 进入九十年代，印尼军政权垮台，政局发生很大变化，印尼开始走向民主改革道路。华人学校、社团和报刊杂志陆续被解禁。洁霜没有教书，倾情投入第二阶段的写作高峰。他的文章喷涌而出。 原雅加达《国际日报》总编李卓辉兄为他提供了大量版面，让他施展才华，促进印华文坛的蓬勃发展。 为了避免读者的审美疲劳，他别出心裁，使用了三十多个笔名，发表各类文章。例如：霜红、桑明、季莫央、哥不乐、龚西刚、司马驱牛、冼达郎、何了了、王小小、言微微、丁点点、管非非、余想想、苏融融、方飞飞、宋心心、幸好好、沈思思、风萧萧、红艳艳、黑溜溜、黄澄澄、蓝莹莹、白茫茫、绿油油、舒平平、浪滔滔、莫名火、云飘飘、陈笑瘪……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他的笔名，您看了，难道不觉得这与解放前，鲁迅等名作家在国统区写文章使用笔名的招数，何其相似乃尔？· 五十年代初，我在棉兰《苏门答腊民报》当编辑时，他曾应约投过几篇文稿，质量上乘。其中有一篇纪念斯大林逝世的诗文，至今仍记忆犹新。很可惜，那些文章已无可觅得。 后来，我在编辑出版《忘不了的岁月》、《先达通讯》时，他又应约投来“一块石碑”、“先达华中‘最后一课’”、“一个先达华裔青年的死”（纪念吴锦标的不幸）等，这些文章因其高质量而赢得广大读者的赞誉。 雅加达《国际日报》创刊以来，组织过几次有规模的笔谈和论战，难能可贵。洁霜几乎每役必与，而且写出令人信服、入木三分的好文章。 例如：因一篇“湖光山色画中情”（获冠军奖）这篇游记所引发的印华文坛大论战，洁霜以司马驱牛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综观这次印华文坛大论战及其影响”的大文章（近三万字），分九次登完。这是一篇总结性理论性很强的文章。 洁霜说：他就像生意人年终结帐、清仓盘点那样，大量收集论战各方文章，并加以整理归纳，为使爱好文学的读者对这次论战的主题和问题的焦点有比较全面清晰的了解，他把论战双方定为“批派”和“拥派”，并把两派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逐一摘录，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这场论战，不仅仅涉及对一篇文章的评价，而是关乎印华文坛的发展方向。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洁霜旗帜鲜明地站在“批派”一方。他说：“文艺作品不是有闲阶级观赏的‘盆栽’，也不是只限于‘文艺沙龙’或‘文艺俱乐部’少数一些人摆弄的小玩意，文艺是要面对社会大众的。”“对一些有错误倾向有缺点的作品，谁都有权利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提出批评有什么不可以？不要说‘冠军游记’，就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和‘灵山’，我读了并不欣赏。难道就不准说吗？”洁霜认为，开展正确的“文艺批评”，总要比沉闷死寂、万马齐喑好。他说：“不敢接受挑战，否定有益的批评，你以为印华文学有希望发展和进步吗？” 为了提高广大读者文化艺术理论水平，洁霜发表了大量普及性文章，如“什么是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让形象说话”、“什么叫概念化、公式化？”“八股文是哪八股？”“怎样区别通讯、报告、速写、特写？”“散文诗是散文还是诗？”“诗和赋区别在哪里？”“词和曲有什么不同？”“写朦胧诗必须目中有人”等等。 另外，洁霜对印尼民主改革时期，华人有没有权利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争取恢复被禁锢三十多年本族的固有文化和语言文字，如何维护华裔固有的文化特点？华裔可以不可以组织祖籍乡亲会？等重大政治问题，也发表不少有见地、立论正确、令人信服的文章。 洁霜秉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几乎达到浃骨沦髓的地步。这样的作家，在印华文坛并不多见。 洁霜，我在先达的邻居、亲戚（已故二嫂菊英的胞兄）、学长，比我长两岁、高几班。他是我的亲密文友。他为人善良谦和。与他交往，可以省略许多繁文缛节，轻松愉快。他可以斜躺在长沙发与我聊天，也可以随意到房间书柜翻阅我的藏书，情谊平淡而不跌宕，令人舒心。 2000年，他应约写了篇文章，原标题为“先达华中之亡”。《先达通讯》发表时，我顺手把“之亡”改成“最后一堂课”，并写了一段“引言”。事隔数年，他来北京还当面向我表示谢意。他说：“改得好。正义事业是不会灭亡的”。仅此一例，足见他为人谦逊，治学严谨的品格何等到位，丝毫没有“文人相轻”的俗气。 写到这里，一股悲怆情绪涌上心头。撂下笔，闭目沉思。正如鲁迅书曰：“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 洁霜已经走了好几年了。谨以《洁霜文集》寄托我们对他的深深哀思。 信 息 反 馈 一、福州林秀兰看了158期《先达通讯》，很兴奋。她来电畅谈读后感。她说，你取的标题：“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放在宏伟身上，很贴切。为此，我翻阅了唐诗宋词，终于找到了标题的出处，很是满足。通讯员 她说，五十年代，她在丁宜时，经常从伍护德那里了解宏伟的情况，对宏伟有很深的印象。 另外，她向我打听陈鸣何许人。我向她作了简单介绍。她说，麻园小木屋的人物，命运实在太悲惨了。她问：副标题为什么用这句话：“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说：这是作者自己写上的。为了尊重作者，我没有改动。 她说：她为此也找到了这句诗的出处。 林秀兰，一个87岁的耄耋老人，视力又不好，还那么认真阅读《通讯》的文章，她的精神真令我为之动容。 二、林少青老师逝世后，雅贤居无定所，并向我们建议暂停寄送《先达通讯》。现在她又搬回汕头老家。一年多没有接触《通讯》，生活上好像缺了一大块。 她常和林秀兰通电话。秀兰告诉她《通讯》中的许多内容，她却恍如隔世。 于是打电话要我给补寄。收到后，她像孩童似的欣喜雀跃地来电话说，“我现在又回到先达乡亲的队伍中来了”。 她说，“我已九十多岁了，但生活很愉快。每天嘻嘻哈哈过日子。周围许多年少年老的朋友，经常到家聚会，有人带新鲜粿条，中午炒着吃，边吃边聊，其乐融融。” 祝你健康长寿。 三、每次香港李秀兰接到《通讯》，总会来电话，讲讲心得体会。这次离收到日期已过了一个多礼拜，仍然毫无音信。 打了几次电话，没人接。估计她可能出了一点状况。星期天晚上，再打电话，终于听到秀兰那熟悉的声音。 她说，最近腰腿不行。站不到十分钟，坐不到十分钟，就难受得不行，必须躺下。医生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最近找中医针炙，也不见好转…… 说着说着，电话那头便传来哽咽抽泣的声音，我安慰了几句，本想请淑明接电话，但他两耳已失聪，无法交流。秀兰一向要强，从不向困难低头，但面对眼前的无妄之灾，也真无可奈何。 衷心祝愿秀兰早日康复。秀兰，坚强起来，明媚阳光或许会长驻你心头。 四、很久没有与黄镜源兄通电话。我打电话时，他正在仔细阅读《简讯》刊登的萧邦杰撰写的“钟楼风云”。 于是话题便从邦杰夫妇近况谈起。我说，最近打了几次电话，邦杰家里无人接，不知近况如何？镜源说，据老友说，邦杰夫妇已入住广州养老院。他们俩健康每况愈下，行动很不方便，无法继续居家养病。养老院硬件软件都不错。虽然费用贵点，每月9000元，但饮食和护理很好，物有所值。 由于没有邦杰的手机号，我们无法沟通。谨祝他们夫妇早日康复，早日回家。 镜源兄今年已92高龄，但思路清晰，谈吐自如。我们交谈得很愉快。祝他健康长寿。 我家的华侨史 在旧中国，我的先祖为避战乱、求生存，先后离乡背井，远涉重洋，来到荷属东印度日里州（今印尼苏岛苏北省）谋生，其中旅居先达五十年以上者，已繁衍到第五代。汕头 黄振坤 中国人向来有家族和乡土观念。先到南洋的华侨，立足后便号召家乡的亲友，出洋谋生，或做自己店里帮手，或代为介绍另谋职业。于是，出洋谋生的华侨越来越多。 我的祖父是清同治12年（1873年），26岁时去到日里的。最初应族亲黄阿元之约到他的园丘店当管帐员。阿元是被当“猪仔”卖身到日里的。契约期满后，便与当地爪哇女工辛金碧结为夫妻，并开了一家园丘店。因不识字，便聘请我的祖父替他管帐。 生意越做越大。阿元和祖父共事30多年。彼此赚了一笔钱，也先后回汕头老家盖了几处新房，并按清代习俗，出钱买“官”职。阿元钱多，买了“奉直大夫”，祖父钱少，只能买个“太学生”。 祖父于1913年在家乡逝世，享年66岁，是我家第一代华侨。 我的父亲黄有俊1914年十九岁时，应堂伯父黄有都之召，出洋到日里为他管理店铺，俗称“财副”。黄有都是我祖父在阿元“园丘店”时去日里种烟的。后在一个种植园当上了“工头”，发了财，便到棉兰新巴厘开了一家杂粮店兼营“兴胜批发商”。 父亲落脚后，次年（1915年）便与我的母亲（下称大妈）结婚。当时祖母留在家乡，已六十多岁。父亲每隔两三年便回乡探亲一次。 1934年，父亲又把年仅十五岁的大哥带进店里当店员。1936的父亲有了一些积蓄，又向老板借贷些钱，便携带大妈和二哥回乡兴建一座“下山虎”，以备晚年回国定居。 此时，有都儿女已长大成人，店务能够自理，于是父亲带着大哥移居先达，自谋出路。先是代卖陈于胜香烟，次年又到三板头创办骏丰杂货店。 1938年，父亲带十九岁的大哥回乡成亲。当时潮汕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交通混乱，几经周折，才回到普宁老家。 由于手头拮据，加上时局动乱，父亲回不了印尼，于是在家乡重操起二十多年前的旧业——编织竹篮为生。 1939年6月，日军占领汕头后，百业凋零、社会混乱。为生存计，父亲被迫串联七八户归侨，想方设法又回到印尼去。他们从汕头出发，步行经海丰、惠阳等地，第九天才到达香港。再花半个月时间，从香港乘轮回到日里。后来大哥也沿着父亲走的路线回到印尼。 父亲回到三板头后，因店务人手不够，且母亲又不在身边，父亲便娶了“细妈”（我的庶母）。细妈祖籍广东陆丰，1926年随父母前往日里。她与父亲结合，共同经营杂货店。 日本投降后，1946年父亲便安排大哥回国定居。 1945年3月，我二哥参加“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来由于旧政权迫害这支队伍，我二哥等22人被迫南撤，前往东南亚诸国投亲靠友。 和我二哥同行去印尼的有3人。1946年12月离开家乡，水陆兼程，历经艰险，在马六甲海峡漂浮了八天八夜，最后幸得乡人华侨黄庆帧相助，通过印尼军封锁线，1947年2月，三人才平安到先达、三板头和奇沙兰。 二哥在三板头住了一年半。1948的7月，回国参加解放战争。1949年初，父亲要我去印尼，顶替二哥的工作。正在申请入境签证。5月1日普宁解放。二哥参加组建乡人民政权，我便没有前往印尼而留了下来。 父亲和细妈在三板头育有四男一女。1955年父亲因积劳成疾逝世，享年六十岁。由于失去“顶梁柱”，细妈靠养猪、磨薯粉为生，生活很拮据。直到把儿女养大成人，他们出去打工做生意，家庭生活才有所好转。 细妈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个普通劳动妇女，今年已95高龄，仍保留中国籍。她常说，我是中国人，是华侨。生活习惯仍保持着故乡的生活习俗。 1976年，她还托人给大妈汇来100元人民币，并督促弟妹们经常给我写信，永远记住祖籍就是广东省普宁县西社乡，家里讲得就是“先达国语”和潮州话。有两个儿媳是福建人，所以沟通时又加入福建话和当地印尼话，丰富多彩。七弟媳是当地中医师，曾多次来广州进修。她的长女在厦门大学就读中医，次女是中文老师，曾受到当地官员的接见和嘉奖。我称她为“传播中华文化的活跃分子”。八弟在汕头有投资办厂，每次来汕头料理商务，总会回老家探望亲人。 我退休后，细妈曾多次催我回印尼探亲访友。2003年我和爱人终于回到了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拜谒了父墓，重游旧店铺、旧屋，参观了棉兰“关帝庙”、“先达”观音庙、三板头“清山寺”、多峇湖“法禅净寺”，游览了马达山、北干巴鲁。拜会了二十八家旧雨新朋。 在雅加达有个群岛合唱团，其女高音歌唱演员洪玛莉用潮州话与我交谈，说她祖籍普宁。我问她：是哪乡的。她只摇头说，父母生前并没有告诉她。 2003年，我与现住先达的从侄女素吟和现执教于云南昆明财经学院的从侄黄参智三人合作编写家谱“义典黄公家谱”，即自1805年曾祖父出生以来210年，八代479人的资料，共23000多字，分送给世界各地的黄氏家族，每户一册，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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