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航线解密（连载二）

（接上期连载一）

     兴许与年纪小，而且是生活在城市的小圈子里有关吧，我们对这期间发生于马来亚的政局变化，并不知情。甚至6月20日，英帝国主义者宣布马来亚实施“紧急状态”，马来亚共产党为了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马来亚的独立和民族解放，领导马来亚人民再次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是在6-20事件后的一天，偶尔在阅读槟城出版的一家报纸(《中兴日报》?《光华日报》?)时，看到一则题为“昔日梁山好汉重上梁山”的新闻，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可以说，我那时候，并不怎么关心时事，对马来亚的政治和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马来亚人民的斗争，并没有认识，对英帝的殖民统治说不上厌恶，不过，像许多华人一样，对这些高高在上的白人统治者并无好感。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怡保，虽没有今天的繁华热闹，但戏院至少也有四间。放映的电影，不少是至今仍脍炙人口的好片子，如“宝石戏院”上映的由白杨、陶金、舒绣文主演、反映“国统区”人民在抗战年代悲欢离合、抗日胜利国民党“接收大员”争抢财富、堕落腐化、中国何去何从的史诗式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优秀演员秦怡主演的《遥远的爱》，以及旧街场一家戏院上映的西片《三剑客》等。从小就是一个“标准影迷”的我，自然不会错过每部好片子。
　　此外，约于1948年中旬，著名文化人丁波(解放后，丁返回中国，曾担任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率领的香港“中国歌舞剧艺社”(简称“中艺”)南来新马巡回演出，曾莅临怡保表演。堂兄特地带我和三弟前往捧场观看。没想到，“中艺”的精彩演出，使我“茅塞顿开”，第一次欣赏到王洛宾多首如此美妙动听、充满中国西北地方浪漫生活气息而又容易上口的民歌：《马车夫之恋》、《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真个是“绕粱之音，三日不绝”，令人至今回味无穷。
　　学校放假，除了郊游，堂兄还经常安排我们和一些亲友的孩子，一起坐上三舅公那辆旧式敞蓬老爷车，前往他在怡保附近地区的矿场(佛琅潭)游玩。车子沿途要经过哪些市镇(朱毛、务边、金宝?)，早已淡忘，奇怪的是，路过江沙的情景，却久久难忘。如果没记错，那里是苏丹皇宫所在地，是马来人聚居地。市面闹中有静，秩序井然，马来人熙来攘往，马来学校众多。
　　至于三舅公锡矿场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我当时也没搞清楚，只记得锡矿场里的铁船(即采锡矿船)、金山沟和琉琅女(淘洗锡米的妇女)，对我们来说，都是未曾一见的“新鲜事物”，尤其是琉琅女，一身恰似“唐山”妇女的穿着打扮，晒得全身黝黑、粗糙的肌肤，令我们感到很好奇。她们好像都是客家人(广东客?)。不过，令我们这些孩子更感兴趣的，莫过于下到佛琅潭里戏水。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如果不是矿场的管事劝阻，还真想脱下裤子，在冰凉的潭水里游泳呢。
　　我和三弟在怡保期间，一如在老家时一样，热衷于体育运动。不过，回想起来，有点奇怪的是，当年在怡保好像找不到什么场地让我们打篮球和羽毛球，相反，我们倒是常常有机会跟当地孩子一起，到怡保郊外公路旁随处可见的绿草如茵的草地上踢足球。说来也真凑巧，60年前的那一年，即1948年，也是奥运年，没搞错的话，那一年的奥运会，应是第14届，于英国伦敦举行。那时候，电视机还没面世，要想追踪奥运会的赛事，只能靠听收音机和看报。不过，实话实说，当年我们最关心的，只是中国“国手”(篮球)和“国脚”(足球)的比赛。
　　无独有偶，当年“国手”的成绩也不错，好像也打入了8强。这支“国手”里，有几个是来自菲律宾华人篮球界的好手，记得其中有一个打左边锋的，名叫李世乔，投篮很准，一个打中锋的，名叫蔡文华，以及他的一个兄弟蔡文章，球艺都非常出众。这支菲华篮球队在奥运会之前，曾到新加坡比赛，所向披靡，特别是他们的“拉务拉务”(车轮战)战术，在新马引起轰动，好评如潮。殊料，原本入选为“国手”之一的蔡文章，却因为鼻子有缺陷(扁鼻梁)，竟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有关方面取消参赛资格，理由是有损“国家形象”。消息传来，当时海外华人社会和舆论界，一片哗然，对国民党政府有关方面以貌取人的做法非常不满。我们虽少不更事，心里也愤愤不平。
　　另外，还有一件事，伤透了“国人”的心，话说那一届奥运会曲终人散，各国运动健儿踏上归途的时候，中国的“国脚”却因为没有盘缠，滞留伦敦，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借口“穷”，没钱发路费，结果“国脚”们只好变卖球鞋、衣物以及身上所有能卖的东西，才筹集到一笔路费回国。也有人说，当“国脚”们有家归不得的时候，是当地华侨华人看不过眼，踊跃捐助，给他们买船票回国。
　　不过，话得说回来，1948年，蒋家王朝，已然危如累卵，朝不保夕，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正准备“过大江”，直捣蒋家王朝盘踞了约二十载的老巢——南京。在此垂危的紧急时刻，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保不了了，何来美金银元供运动员玩奥运呢?!印象中，这支“国脚”主要是由沪港两地的足球员组成，其中有位来自上海，担任门将(守门员)的，名叫张邦伦，给我印象较深。后来在报章上看到，解放后，他仍然披甲上阵，为上海队效劳。
 
　　三、初到狮城 报读华中
　　如上所述，1948年末，大姐特意来怡保带着我和三弟坐火车，南下新加坡读书。沿途经过的城市，跟一年多前父亲带我们北上怡保时并无两样。不过，记忆中，第一次与父亲途经吉隆坡时，曾稍作停留，对吉隆坡火车站这座别具风格的建筑物留下深刻印象。日后才知，它建于1910年，深受摩尔式(Moresque)建筑风格的影响。据说，1980年代，曾修缮一新，风采依旧，与其它几座历史性建筑物以及独立后所建的高耸入云、比纽约帝国大厦还要高的国油双峰塔楼一起，相得益彰，成为吉隆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而这一次，跟我们从怡保一起南下的，还有一位陪大姐而来的南中同学，她是芙蓉(Seremban)人，所以，当列车驶经该地时，她心情激动，兴致勃勃。令她不无遗憾的是，她当时也要赶回新加坡，不能下车回家看望亲人。承她介绍，芙蓉也是个绿树成荫的美丽城市，附近有不少风景如画的景点，最著名的是叫“不叻士热水湖”(Pedas Hot Spring)的地方。可惜得很，我们日后都没机会“到此一游”。
　　我和三弟重临新加坡，就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到大观园似的，看得眼花缭乱。当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根本不能与今日新加坡同日而语。不过，比起苏北首府棉兰和马来亚锡都怡保，比起20世纪初父亲初次由家乡梅县踏上新加坡时，已然变为“国际城市”：经济发达，转口贸易和金融服务业，位居东南亚前列;政府机关和高楼大厦林立;各大商店、酒楼食肆，鳞次栉比;教育卫生事业比较先进，各种源流的语文学校、书店、戏院和娱乐场所，随处皆是。唯一未变的是，它仍然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
　　实际上，新加坡自19世纪初开埠以来，由于位处马来半岛的南端，扼太平洋与印度洋咽喉，地理位置重要，经过近百年变迁，从20世纪初开始，已摆脱一个荒芜小渔村的影子，并已逐步发展为马来亚和整个东南亚的商业中心。其间，虽然经历了二战的洗劫和破坏，不过，随着战后周边国家和一些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它进一步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转口港，欧、亚和大洋洲海空交通枢纽。
　　与此同时，由于国际政治舞台上，东西方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的形成和崛起，随着对峙的日益加剧，新加坡在军事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就算到了所谓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它实际上在暗地里依然是“兵家必争之地”，虽然，印尼方面有些人称它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红点”，民进党执政时代台湾当局有人曾反唇相讥它只是“鼻屎”般那样大的国家，我们的同志老方，也曾在写给新加坡当局的信上，语出惊人，把它称为一个“怪胎”，令新加坡当局非常不满并加以指责。不过，有趣的是，近日读报，发现李资政自己也承认新加坡为“怪胎”了。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我们抵新后，由于大姐已由南中转到位于加东附近的中正中学(总校)念高中，所以，我和三弟便被她安排到面临加东勿落海滨一所叫东岭英文学校的英校就读。我还清楚记得，这所学校是座不大的建筑物，学生也不多，校长是一位华人。学校里还有好几间房子出租给各色人等居住：有一家数口的猶太人，跟我们姐弟三人住在学校的楼上;还有一家数口完全不懂华文的侨生(Baba和Nyonya)住在楼下。因此，这所英文学校，给我的印象不佳，像是一所“野鸡学校”(即私人办的杂牌学校，不是卖春学校，请勿误会)，比起我们在怡保入读的英华英文学校，简直没法比。它唯一的好处，是因为靠海边，闲暇时可以到海滩散散步，吹吹海风;附近还有一个建在海滩上的茶座，晚上营业，不少在炎热的南国生活和工作的人，就会在此时乘车从市里前来光顾，一边吃喝，一边吹海风，听涛声，放松一天的疲劳。
　　不料没过多久(大概有两三个月吧)，大姐受到国内形势和多方面的鼓励和影响，下决心要回国内解放区读书了。还记得1949年初的某一天，她突然神秘兮兮的把我和三弟带到楼下学校旁的一个小房子里谈话。她开门见山就说，她要离开我们，准备在日内动身回国了。而且，千叮嘱万叮嘱，要我们保守秘密，绝对不可以告诉父母亲。我不知道三弟当时听了有何感想，不过，我却一点也不吃惊，而且心里头暗下决心，要“步姐后尘”。
　　后来，父亲来新加坡见我们时，发现他的“掌上明珠”失去踪影，便再三追问我们，我们只好坦白交代，把事情原委和盘托出。父亲听了后，又气又急。气的是，大姐为什么那么傻，一声不讲，就走了，连父母亲都信不过;急的是，大姐一个女孩子家，远走高飞，既担心她的安全，又怕她没钱用。不过，等气稍稍平息下来，父亲爱女心切，一面设法四处打听她的下落，以便取得联系，一面赶紧托香港的熟人，寄钱给大姐，以便她应付不时之需。
　　好久之后，据大姐告诉我，父亲最后和她联系上了，但父亲寄给她的那笔钱却莫名其妙地“没”了。幸好她到了香港，便顺利地与先期抵达香港、先知先觉的新加坡同学联系上，并由他们安排，在全国解放的硝烟未散之前，与一批来自各地的爱国人士，乘坐轮船，冒着风险，经台湾和南韩的仁川，转赴位于渤海湾的塘沽港登陆，回到了她眷念的祖国。
　　这边厢，父亲前来收拾“残局”，问我们怎么办?大姐不在了，你们是想继续留在学校读下去呢?还是有什么想法?父亲在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对这所学校本来印象就不好，而且，我也渴望读中文(原因是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所以，我要求父亲想办法让我去读华文中学;三弟则想继续留在学校读英文。就这样，处事有“民主作风”的父亲，尊重我们的选择，让三弟留校跟楼下那一家人一块住，继续读英文，与此同时，通过他在狮城的社会关系，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到华侨中学去面见校长。其时，已是1949年3、4月，学校早已开学，一般情况下，是不招收新生的。
　　顺便说一句，从此，三弟和我“分道扬镳”，他先是按自己的愿望在那所学校(随后又转到另一间英校)读英文，后来返回印尼读中文，最后，又回国读北京体育学院篮球系。由于进入体院后，理论和实践同时并举，球艺突飞猛进，被吸收到北京队，先后代表北京队参加了第一、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的篮球比赛。而在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的篮球比赛中，北京队力克对手，荣获冠军，他个人也获得了“国家运动健将”级的荣誉称号。后来，柬埔寨国家篮球队随西哈努克亲王访华时与北京队交手，赛后双方球员曾与当时两国领导人刘少奇主席和西哈努克亲王合影留念。父母亲当时已回国定居养老，亲眼观看了他们的爱子的球艺和与国家领导人合照的情景，欣慰、激动、兴奋，都无法形容他们当时的心情。
　　而我则揣着父亲老乡给开的介绍信，独自一人前往建于武吉智马路五英里的小山坡上的华侨中学，带着“生死未卜”的心情，走上华中地标建筑物——钟楼校长办公室，晋见校长。接见我的是学校教育长郑安仑，校长薛永黍和一批进步教师由于遭到英殖民当局迫害，已然“靠边站”。郑教育长(后来任校长)看了介绍信，二话没说，就接受我当走读生，念初中一上半个学期余下的三个月时间，条件是三个月后，要是学期考试不及格，就只能说Bye!Bye!了。
　　幸好三个月后，我的考试成绩，虽说不是名列前茅，但各门功课都及格。就这样，我就凭自己的“实力”，取得了在华中立足的资格，从“走读生”成为和其他同学一样的“正式生”。说起来，真有点像是“天助我也!”。因为如前所说，我小学6年级都没上，就跑去念英校，有一年多的时间荒废了中文的学习。
　　坦白说，那时我并不知道华中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最高学府，更不知道华中和中正这两所新加坡华文中学，在李资政眼里是可以与以“精英摇篮”和“绅士文化”闻名于世的两所英国贵族学校——“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和“哈罗公学”(Harrow Public School)相提并论的学校。对当时的我来说，我不是慕名而来的，所以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并不重要，我只知道一心想读书，想读中文书。而且，作为外地生，可以在学校校园里住宿，成为一名寄宿生，使我一踏入校园，非但不感到陌生，反而觉得这里是可以让我德、智、体获得全面发展的新天地。
　　二战后，马来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日益高涨，亚非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时代的强音，一直在华中校园内回荡。
　　尽管英殖民当局在1950年代初，把马共新加坡市委领导机关破坏得荡然无存，尽管英殖民当局用尽各种办法，企图消灭校园里地下流淌着的反殖铁流，一批又一批的进步老师遭到迫害，甚至驱逐，一个又一个进步同学被开除、逮捕，甚至驱逐，英国人的政治部特务似乎也知道，马共新加坡学委的负责人，就在华中校园里“兴风作浪”，但是正如白居易一个名句所说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打从进入华中校园，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和校园的氛围影响下，与一批好友，尤其是福华一起，从1949年念初一一直到1951年8月念初三，经历了新加坡社会和校园内的风风雨雨，有幸成了初三班“108条好汉”里的一员，一名英国人要除掉的活跃分子，并终于成为反殖爱国、争取新马独立的斗士。
 
　　四、 转入地下 当小贩和教师
　　记得1951年8月某一天，英国人决定采取行动，逮捕一批华中同学，包括林清祥、曾福华、龚清泉、周密、张泰永等，企图镇压刚刚露出反殖苗头的新加坡学生运动。清祥在前一天晚上就被逮捕了，政治部特务事实上也曾在同一天晚上到我身份证上的地址(福建街上段父亲同乡的商店)搜捕我。幸好我不住在那里，而是和福华等来自关丹的同学住在华中附近的一处出租屋里，不然，我将被逮个正着，其后果不堪设想：不但不可能在华中继续读下去，而且很可能被立即遣返印尼，因为我在那间店里一个用练乳箱做成的私人衣物箱子里，秘密藏着好几本马列经典著作，其中一本是解放出版社出版的“干部必读丛书”之一：《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如今回想起来，事情如果是那样的话，上个世纪50年代活跃于印新之间的地下航线的经历就要改写了，小张和张伯母也不可能成为一出充满神秘、惊险色彩的“话剧”的主角了。
　　我在好几篇回忆文章里曾提及，福华和我就是在1951年8月的一天，眼看初三就要毕业了，由于英殖民当局派警察和特务到学校要捉人，我们不甘于被捕，逃离学校，从此转入地下，开始了一个崭新的人生斗争之旅。福华和我都到当时经济还相当落后的农村匿藏。我幸好得到老龚的帮助，随后跟他一家人到樟宜6英里处的胶园内生活。作为职业掩护，白天我和小赵(又称“拳头师父”)在当地一间学校(平仪小学)的小卖部开店做生意。他负责采购，我负责看店，和炒米粉卖给小学生吃。
　　想起来也很有趣，我那时刚从学校出来，何曾炒过米粉，而且，一炒就炒一大锅，除放些豆芽和甜酱油，其它什么料也没放，没想到居然受学校里小学生欢迎，每天都卖得精光。有一天，在附近群众家里租了一间房子住的傅楫炎，神色匆匆走到小卖部对我说，转移到他那里躲藏的一位领导，肚子饿了，想吃我炒的米粉。可是米粉早已卖光，豆芽也没了，于是我拿出一粒蛋，当即炒了一碟米粉交给傅(按照保密制度，我是不能见他的)。
　　同样出乎我的意料，这位领导吃完后，居然跑上来小卖部，向我表示谢意，并赞我炒得好!我一看，他原来是我的学长——黄明强。当时，我约莫猜到他是学委负责人，不过，我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组织关系。那时，我们谁都没料到，日后，我这个默默无闻的普通“读者”，会成为他直接领导下去完成地下航线任务的干部，可以说，他是敢于使用我这个“马仔”的第一个“伯乐”。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就这样，我转入地下后，在樟宜老龚家藏匿了约半年多左右，即从1951年8、9月到1952年4、5月。我“日出而作”——到学校小卖部帮小赵看店、炒米粉，“日落而息”——中午过后就回老龚胶园深处的家，看书、做些抄写工作，几乎日日如是。
　　由于我当时失去组织关系，身份不明确，只能阅读和抄写一般的组织文件。后来，幸得老卢(即卢业勋)的帮助，我才得以恢复组织关系。没想到来联系我的，也是我的学长阿坚(即张允伏)，他与黄明强、詹忠谦是同级同学。而他从事航运业的哥哥，后来，有新加坡“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之称。据说，我岳父在风光的时候(1940年代后期)，跟他过从甚密，一度是他的“酒肉朋友”。
　　这个“阿坚哥”，笑容可掬，穿着比我们许多干部都整洁、讲究，当时，我们几个属他联系的下级，都很尊重他。我后来转到三巴旺励德小学当地下教师，就是由他安排的。原因是什么，我并不清楚。在老龚家藏匿期间，曾发生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
　　话说，有一天，老龚家人全都去了坡底，老龚和后来也转移过来这里的傅楫炎，也双双结伴到坡底“办事”去了，并且和我约好晚上就会回来，留下我一个人独守空屋。不料，左等右等，从黄昏等到黑夜，从黑夜等到天明，又从天明等到中午，始终不见他俩的踪影。我越等越觉得不对头，是不是出了事，否则，为什么不见他们回来，而且，连他家里人也没人回来。
　　严重的是，傅楫炎有一批重要的组织文件藏在屋子里的米桶内，我担心万一他们出了事，敌人来搜查，一旦被发现，将暴露组织的秘密。我思前想后，越想越不安，越想越着急。最后，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赶快取出这批文件包好，并把它藏在脚车坐椅背后的包里，然后穿好衣服，把门锁好，骑上几个月前，我还在学校读书时买的一辆簇新的英国名牌(莱利)脚车，从胶园里老龚家出发，骑到樟宜6英里的路口，然后神态悠闲地从那里径直往坡底方向骑下来。
　　当时容不得我考虑太多，我只想把组织文件安全转移，交到可靠的人手上。与此同时，我也很想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研究一下对策。一路上，幸好无惊无险，我的坐骑直奔至奎因街一位同学家才停下来。没想到，这位同学一见到我，好像见到“鬼”似的，竟然不信眼前的这个人是“小张”。他带着又怕又惊的表情对我说，你不是被捉了吗!?怎么现在会跑来这里?老龚和傅楫炎昨晚回家时明明看见，家的周围人声嘈杂，灯火通明，他们肯定家已被敌人包围，你已被捕了，你现在却安然无恙出现在我面前，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听他这一说，我才知道老龚和傅闹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笑话”。于是，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他：昨晚，在家周围的确有几个人坐在地上，高声谈话，而且，点上“大光灯”用以照明，以便修理汽车，根本就没什么“敌情”。我也根本就没被捕。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情况了解清楚，由于紧张，凭想象编造出来的故事。
　　同学听我解释清楚，立即设法通知各有关方面，以解除没必要的“误会”。这场“风波”平息之后，我和老龚和傅见了面。据他们说，那天晚上，当他们快走到家时，老远听到人声鼎沸，灯光很亮，就以为有“敌情”，家已被包围，我已被捕，于是赶紧扭转身，三步做两步往回跑，不管前面是路还是沟，总之，越快离开“是非之地”越好。由于当晚既没有月亮又没星星，胶园内漆黑一团，什么都看不清，特别是老龚，又是深度近视，结果一路上，跌跌爬爬地往前跑。最后，终于让他们跑到公路上，回头张望，也没发现有“人”跟踪过来，于是赶快登上一辆行走樟宜到加东的巴士车去坡底。
　　更为有趣的是，他俩上了车，惊魂甫定，老龚才发现自己脚上有一只袜子不见了，鞋子也穿错了，赶紧用双脚遮盖。不仅如此，他们一下到坡底，出于好心，立即通知有关各方，说：糟糕，小张已经被捕了!累得一些关心我的朋友为我担心，掉下了眼泪。
　　最后，这件事，原来只是”虚惊一场”。值得庆幸的是，也没因此“横生枝节”，实在是皆大欢喜。随后，我们都回到那里居住。不过，不久后，组织便安排我转移到三巴旺附近的励德小学当地下教师。于是，我告别了老龚和他一家人，遗憾的是，从此就没有机会再见面。至于傅楫炎，日后与我几乎可说是“如影随形”，我去哪，他随后也去哪，直到他最后回了中国。
　　励德小学位于靠近西山三巴旺地区的胶园内，从大路徒步走到学校也要花十分钟时间。学校不大，只有两间课室，有一个泥地篮球场，就一间乡间小学来说，有这样一个篮球场，应该是很难得的了。对我个人来说，却使我有了一个联络群众感情的“用武之地”。当时，担任校长的是我入读华中初一时，正在念高三毕业班的学长——梁景胜。不过，大家虽然认识，但彼此都不相认，“心照不宣”就是了。还有一个老师，就是带我去学校的“自己人”——王钦。我就是在他们的掩护下，在这所学校当了地下教师约半年时间。
　　在我调离励德前不久，来了一位师范毕业、人称“野象”的女教师——李淑芬，她是南中“野”的一群中、不爱抛头露面、较为低调的一个。我们对这次的“不期而遇”，颇感意外。她白天来学校上课，并不住校。后来我离开后，她在学校跟王钦相处久了，日久生情，结为连理。
　　在励德期间，可说是我革命生涯的转折点，其间发生了两件具决定性意义的事：
　　第一件是，我在樟宜老龚家藏匿时候，由于老卢的帮助，恢复了组织关系，所以，我在励德，除了应付教学工作，还可以为组织做些抄写和刻写文件的工作，因此，获得阅读和学习组织秘密文件的机会。这些文件当中，有《人民民主共和国纲领》、《马来亚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莱特事件真相》、《柔南事件》以及《解放丛刊》等。
　　中国出版的革命理论书籍和革命小说，看的也不少。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洛甫、凯丰等所写收录在《整风文献》里谈党员标准和修养的文章。正因为如此，当我在阅读了“解放丛刊”有位叫马坚写的关于作为一个革命者要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的文章时，感触颇深，于是，有感而发，写了一篇表示自己愿为这一最崇高事业而奋斗的学习心得，交给了“阿坚哥”，我当时的联系人。
　　出乎意料，我这第一次写的很不成熟的东西，居然得到组织上的赏识，加上我来到励德学校后，在联系和团结群众方面，在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方面，表现可以，因此，我就在励德学校教书的很短时间内被吸收为党的同情者。这点，令个别比我资历老的同志，甚至心态一时失去平衡。
　　第二件是，自从母亲于1951年代替父亲走水(跑单帮)做生意以来，她便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定期往来于棉兰——新加坡——雅加达。实际上，当我还在读书期间，应我的请求，她就已从印尼秘密带革命书籍(包括理论、小说、歌曲)给我。1951年8月，英殖民当局要逮捕我，我因此被迫放弃学业，转入地下，父母亲才知道，我已参加当地反殖爱国运动，为此，连书都读不成了，辜负了他们想栽培儿子成才的一片苦心，不过，他们一句怪罪的话都没有，而是把它当作既成事实接受下来。
　　更为难得的是，他们并没有劝我远走高飞，放弃理想，母亲依然继续冒着危险为我不断补充在当时新加坡环境下非常珍贵的革命精神粮食，而父亲则一直保持沉默，而且见我转入地下后，没有比较像样的衣服装饰自己，还特意亲自带我到有一定名气的裁缝铺，给我做了面料上乘的两条西裤和两件短袖上衣。惭愧的是，当时，对于父母亲如此关爱自己的用心，并没有深刻体会，觉得一切都很平常。而他们的确做得如此自然，并没有希冀儿子说什么，给他们什么回报。如今回想起来，才感受到父母亲的举动，不仅用心良苦，弥足珍贵，而且很伟大，他们实际上是用自己的方式在支持儿子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