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航线解密》（连载四）

（接上期连载三）

　    七、一心一意 肝胆相照
　　  话说，当年母亲和我非常顺利地掩护蒙洲上到停在新加坡防坡堤外的KPM轮船。记忆中，这艘KPM轮船名叫“Bauld”(?)，那时我也没去深究这个名字的意思，不过，据我日后所见所闻，这艘船是行走于这条航线的KPM船中较新的一艘。这些KPM船的吨位都相差无几，有的3千多吨，有的2千多吨，而且都是既可载客，又可装卸货物的两用船。
　　母亲这次给我们买的是三等舱船票，按等级比统舱高一级，平时三等舱是六个人一间房，像集体宿舍，睡的是帆布床似的床铺。不过，出乎意料，上船后才知道，我们不是睡在普通的三等舱，而是睡在母亲给我们争取到位于船尾甲板上
　　单独的一间三等舱，里面有仅供两人睡的舒适床位。我们自然喜出望外，因为这样一来，这个船舱，就成了我们俩一个自由的小天地，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因此，当轮船的汽笛声发出三次沉重的巨响，开始往马六甲海峡的公海方向缓慢地航行时，我们便把房门一关，神侃一通。
　　要知道，当年我们还是20未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在他面前，我是“学弟”，他作为“学长”,又是受英帝出那么高赏格通缉的重要人物，他没有“等级观念”，而又很健谈，因此，作为”学弟”的我，自然乐意聆听他讲话，向他学习。就这样，我们俩天南地北地谈个不停，直至用晚餐时才中止了我们之间初次见面的谈兴。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我们聊了什么，已无印象，只有两件趣事却始终难忘。第一件，就是上文提过的当他独自一人大摇大摆地走到华商旅店和我会合时，手上拿着的那罐50支庄的555牌香烟，那天下午就给我们抽光了。当然，主角是他，我是陪衬。第二件，是那晚我们还获得机会上到头、二等舱走走、参观。谁知走到头等舱的酒吧间时，他酒兴大发，建议进去饮两小杯免税洋酒(没记错的话，不是Johnny Walker威斯忌，就是白兰地)。记得，他一杯下肚，不够喉，还想来第二杯，而我才喝半杯，就不胜酒力，当时他告诉我，喝烈酒要慢慢喝，不能大口大口地喝，但是，我实在不能再喝了，便把喝剩的给他。结果，他喝了那么多，却若无其事，我则头脑发晕，眼前突然一黑，站都站不稳，要由他一路扶着我，缓慢地走过二等舱的走廊，回到自己在船尾甲板上的舱位。
　　说起来，也有点怪，这样的机会偏偏给他碰上了，随后撤退的干部，为了安全起见，差不多是“闭不出户”，不随便在船上四处溜达，在许多情况下，连吃饭也是母亲通过相熟的茶房送进来，或是由我去打来。这也许是一种人们常说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天意”吧!
 
　　由新加坡开往棉兰的船只，如果是下午开船，经过一夜的航行，翌日中午之前，便可抵达勿老湾港，而往来于新加坡至雅加达的船只，一般需经两夜的航行。抵达棉兰后，我们几乎马不停蹄地赶回先达老家。此后约两年(即至1955年)，蒙洲以及随后由母亲和我掩护撤退到印尼的画家(洪平汀)，都在我家落脚，跟四弟、五弟一起住在阁楼，虽然睡在漆皮铺的地板上，不过，上面都放有一张褥子，主客不分彼此，同样待遇。小妹、小弟跟外婆睡二楼，堂弟睡楼下，堂姐到兰都不拉八(苏北一城市，靠近亚沙汉)教书去了。后来，蒙洲通过他父亲陈岳书和舅舅王叔旸(他们俩是上海书局的创立人)在棉兰的熟人的关系，经棉兰的华总介绍他们到先达的一所华侨中学执教。
　　按照明强的指示，画家、蒙洲和我组成一个小组，画家为中心，这可说是流亡队伍在印尼的第一个党小组。我初期走水回到老家，就和他们一起过组织生活。不过，地下航线撤干的任务，依旧是明强自己负责。记得，我们小组第一次过组织生活，就是根据组织早先的一个决定，举行悼念斯大林逝世的仪式，地点就在我家二楼临窗的地方。有意思的是，这个地方正是1947年中旬荷兰殖民军进攻先达时，误以为隔壁店铺门前印尼人摆放的一堆褥子为印尼人民军的防御工事，于是，猛向这个方向开炮，结果，隔壁二楼临窗的墙壁，因为是用木板搭建的，整个被轰倒下来，我家这个地方则被打了一个大洞。所幸，当时我们还在学校上课，母亲和外婆都在内间做事。
　　为了给蒙洲搞一份真正的身份证明文件，母亲特意到离先达好远的一个乡下，找我的叔母(即前面提到的堂姐和堂弟的生母)，请她认蒙洲为干儿子，替他出一张出生证。叔母欣然答应。就这样，蒙洲的出生证跟叔母姓刘，对外则一直跟我们姓张，当作是我们的堂兄弟。
　　蒙洲是一个非常豪爽、慷慨、讲义气和“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的人，对钱财不像一些人那样，把“一分钱看得像牛车轮那么大”，尤其是后来他生意场上春风得意，组织上有需要，只要说一声，没有一次说“不”。对于曾认他为干儿子,使他得到一张真实出生证的叔母，当他知道她家有困难，需要帮助时，他也慷慨解囊，帮她们度过难关。对于父母亲，就更不用说了，他不但非常尊重，而且母亲走水时，资金周转一时有困难，他也乐意把流亡到印尼时，他家里给他的一笔防身之用的钱先借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内发生巨变，母亲和弟妹们先后来到香港，举目无亲，无处容身，又是他伸出援手，把自己在上环永乐街租用的一处唐楼，让母亲和弟妹们居住。母亲和弟妹们对他在患难时所给予的宝贵援助，一直没齿难忘。
　　至于我个人于公于私都用了他不少钱。如今事过境迁，不怕坦白说，我回国的路费，有部分也是靠他帮助，尽管当时我已是《觉醒周刊》的实际负责人，但用“两袖清风”来形容我的经济状况，恐怕远未能说明问题，而他当时在生意场上，也刚刚起步。当然，除了他，在这方面，给我提供帮助的还有好几位朋友，包括小李叔叔——鹏叔和夫人。更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友人得知我结婚的消息，竟然把200块人民币当作礼金留在广州，通过有关方面转给我，名字却不愿留下来。事后，经我多方了解，才猜到是哪个好心人。另外，9-30事件发生后，“觉醒”的一位友人紧急回国的费用，也是他一手相助。
　　于公的方面，1959年底，《觉醒周刊》被勒令停刊后，为了顺应形势发展，在萧玉灿先生建议下，我们把“觉醒出版社”(Penerbit Sadar)，改为“觉醒文化基金会”(Yayasan Kebudayaan Sadar)，注册时由萧决定，请一些政界名人担任主席和理事，其中一位还是印尼党(Partai Indonesia，简称Partindo)主席威尔多约(Werdoyo)，跟苏加诺总统有亲戚关系。其时我们都乐得干实事，当“无名英雄”。那时候，我们还有数十位职工，一个也不裁，我们决定一部分人，应萧的要求，到《共和国报》(Republik)帮忙，搞经理部和发行部工作(有个别人到编辑部当记者)，一部分人开始从事文化图书出版事业。不料，没过多久，《共和国报》跟首都几家报纸被禁止出版，于是，我们把《觉醒》所有员工集中一起，全力搞文化图书出版、发行工作。我们的图书出版工作，在很短时间内，越办越大，出版的图书(特别是连环画)，不仅种类越来越多，发行量也越来越大(第一次印刷都在一万冊)。
　　在这种发展势头的情况下，单靠向政府申请用纸，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这时候，蒙洲经营的出口贸易生意，有了很大发展。按印尼政府规定，有关公司必需将所得部分外汇用以进口印尼市场上需要的物资。就这样，蒙洲应我们的要求以及市场上的需要，进口了大量的纸张。可以说，我们出版的图书几乎是用他进口的纸张，每次向他要多少都没问题，有时，甚至到了他要求我们把公司所有存货赶快搬光，免得他要为这些存货伤脑筋。
　　大约在1965年新年前后，他公司进口了一批好的布料(好像是的确凉)，打算拿部分发给公司职员，但他公司员工有什么好处，他永远不忘分给《觉醒》员工一份，就这样，那年过节，《觉醒》上下几十个同事(包括印尼员工)喜气洋洋地分得两套布料。另外，9-30运动发生前后，他公司又进口了一大批优质的斜纹布(或叫卡嘰布)，他又给了我一批。我把部分送到西加给砂劳越友人，部分给流亡队伍的同志。这件事，后来老方有意见，认为大家都穿同一颜色和布料的裤子，容易互相暴露。我听了“无话可说”，就当“好心办坏事”吧。
 
　　还记得60年代初，有一次，老余告诉我，新加坡有一个美术家代表团要来雅加达，准备跟雅加达的著名印尼画家(包括人民文化协会属下的画家)见面，并且打算到日惹(Yogyakarta)和梭罗(Surakarta或Solo)参观和学习，要我请印尼著名华侨画家温悲鸥陪同和安排、照顾。此时，老温是《觉醒》出版的所有图书的封面设计者，关系很熟，自然愿意帮忙来自狮城的同行，但是此行的费用不菲，也是由蒙洲慷慨解囊。另外，约于1963年，我到西加活动的经费，包括后来在坤甸开书店的费用，也是他垫付的。这些情况，有部分《觉醒》的同事也都知情。
　　更难能可贵的是，9-30运动发生后，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共和国，他不但没有退缩、害怕，反而继续给我们大力支持。其中有两件，如果不说出来，恐将永远无人知晓，因为，囿于严密细则，许多组织的秘密，我连自己爱人或无关的上级，从来都不提及。
　　第一件是，其时，过去和我们往来的友人深陷困境，前来找我，要求给以他们一笔为数颇大的经济援助。我对他的要求，一方面不敢自作主张，另一方面，这笔钱的数目实在太大了，放在平时，也绝非小数目。何况，那时各方正是急需用钱之时，在经济上都很不容易。于是，我只好对友人说，让我想想办法，不料，他见我没有一下子答应下来，竟以为我“见死不救”，不满地说，你们华人华侨有问题(主要指发生排华事件)的时候，就指望我们出来说话，帮助你们，现在我们面对困境，你们就不想伸出援手。其实，友人虽然和我打了好多年的交道，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还以为我们是爱国进步华侨和华人商人背景，很有钱，很有办法。
　　老实说，看到他们此时此刻的处境，我也于心不忍回绝。其时，老余还没被右派军人捉走，我只好硬着头皮向他请示：该如何处理。他也觉得问题很棘手，也很为难，因为跟组织全无关系。我说，找蒙洲帮忙如何，他不置可否。也就是说，如果蒙洲愿意，他也不反对。结果，我只好找蒙洲商量，把整件事告诉他之后，他二话没说，立即答应下来。友人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这笔来之不易的援助，但他始终不知道，这笔钱实际上是从一位流亡到印尼、受英帝出了很高赏格通缉的新加坡政治人物的腰包里掏出来的!!
　　第二件，是在9-30事件发生后，我转入地下，于1966年辗转来到丹戎槟榔(廖内)主持一个点的工作。当时，老方要通过一个群众走水，来往于廖内和新加坡，需要一笔约几万元新币作为经费。这笔钱也是由我在廖内写信给他要来的。不料，这位群众走水，“遇人不淑”，这几万块钱就像“泥牛入海无消息”，结果，追也追不回来。之后，老方要买一艘机动木船(约25吨吨位)，行走廖内——新加坡，这笔买船的钱，约十数万元新币，也不用我亲自跑一趟，只需通知一声，他就立马汇过来。这一次，我“当仁不让”，非亲自抓这个工作不可，同时还要阿锦(即阿坤)随船当财政，而这位群众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也改变作风，认真工作起来。
　　蒙洲政治嗅觉敏锐，理论造诣、工作热情很高，而且，心胸开阔，不计较个人地位。1955年，他离开先达来到雅加达之后，参加了《觉醒周刊》的工作，此时，我已在《觉醒》工作一年多，他完全服从分配，负责撰写“专论”，受到好评。据阿英反映，当地华中学校老师对《觉醒》的评价很高，说《觉醒》文章都是出自大学生手笔。但他从不自满，从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修改不得，甚至也不要求修改过的稿件非他看过不可。所以，我们之间，通过工作，建立起亲密无间、相互信任关系。不仅如此，我有篮球赛，他是必到的捧场客。
　　说起来，我和他从见面的第一天起，就很投契，我们都喜欢“指点江山，藏否人物，议论时政”。记得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举世瞩目，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大肆抨击，全盘否定。
　　更加令人愤慨的是，他还下令，把斯大林的坟墓，从莫斯科红场迁走。对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反斯大林的恶劣行径，一向敌视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国家，如获至宝，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共反苏的浊浪，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发生动乱，许多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员纷纷退党，一时间闹得周天寒彻，逆流滚滚。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宏文，对斯大林功过问题做了比较全面、客观的分析和评价，稳住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阵脚，解了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围。对于这样重大的政治话题，我们自然不会放过。
　　但他不满足于此，此时他那异常敏锐和灵活的脑袋，已经在深入思考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问题：即中共将来毛百年后会不会发生同样的问题。坦白说，像我们这样既无高深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年轻普通党员，实在无法回答这样重大的课题。当然，我们知道，中共夺取政权后，曾经发生过高饶反党事件，但是，我们当时相信中共中央，是经过长征和长期革命战争严峻考验形成的领导集体，今后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后来的发展说明，我们的想法太简单了，毕竟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共内部高层发生的种种错综复杂事情的内幕。
　　另外，当我准备离开雅加达，转移到廖内之前，曾到他家话别。其时，印尼已是风雨如磐的岁月，反华反共势力气焰嚣张，印共遭到严重挫败，几已全军覆没，他问前路如何?印共有没有希望重新站起来?大家心情沉重，他和我可以说是从1953年3月一起，看着印共像浴火中重生的凤凰，一步一步发展壮大的，如今惨遭美英帝国主义和印尼右派军人集团的毒手，我们哪能不为之痛心疾首呢?当时，我只好把自己心中的想法坦白告诉他，经此挫败，非得有30年不可。如今，30年过去，印共虽未恢复元气，但发动政变、窃国夺权的右派军人集团头子——苏哈多，终于在1998年5月，被印尼人民把他用铁腕手段经营了长达32年的独裁统治，打翻在地。时间只差了2年，我想这件事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
 
　　老余喜欢用“长袖善舞”来形容他，赞扬他善于和各种人打交道，佩服他在很短的时间内，白手起家，凭着一些人际关系，就打开局面，而且，还提携了几个原来一无所有的合作伙伴。除了“长袖善舞”，我想，还可以加上“风流倜傥”来形容他。因为，他不仅才思敏捷，文章写得好，而且，也很会打桥牌，四弟、堂弟和我的桥牌，都是他教会的。另外，他的嗓子好，歌也唱得好，他不仅懂得如何运气，还知道如何气沉丹田。记得，他来到先达老家时，我就发现，他还会唱京戏。有一次，他一时兴起，吊起嗓子，唱起“四郎探母”里的著名片段：“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飞，有翼难逃……”，老实说，他唱得有板有眼，有滋有味，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不过，我更愿意用“一心一意，肝胆相照”来形容他。也许没多少人知道，60年代初，当他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他就给孩子命名“一心”，同时准备好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用“一意”命名，以表达他虽然不能像我们那样战斗在革命工作岗位上，但对党，对革命，对曾热烈追求的事业，他永远是“一心”“一意”的。当时许多自己人都不理解他，往往从表面看问题，以为像他这样的人，已是堕落腐化分子，其实对他内心世界并不了解。对我和他过从甚密，也认为是讨好资产阶级，丧失革命立场。
　　这些同志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一方面，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一方面许多事不便公开出来，所以他们并不了解内情，而且，对统战工作、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根本就没有认识。试想想，不用说武装斗争，单说印尼流亡队伍以及我从事的各种活动和公开工作，有哪一样离得开“钱”，没“钱”简直就寸步难行。当然，我不是金钱至上者，但我以为必需正确处理“钱“和工作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上面所述，尽管蒙洲后来生活上有一些问题，但在政治上他是始终坚持不渝的，而且，在那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他还敢于提供那么多经济支持和帮助，给友人，给组织，仅此一点，在当时又有多少人能做到!?遗憾的是，当我1970年代初北上，把他的关系交给组织后，似乎组织没人再去联系他，关怀他。
　　看看今天贪婪无耻、贪污腐化、见利忘义的黑心“企业家”、“共产党员”，想想蒙洲的见义勇为、无私付出，说他是“肝胆相照”的挚友，恐怕还不足于形容他的万一。思前想后，不是有“绝唱”、“绝响”之说吗!说他这样见义勇为，老是肯从自己腰包里掏钱出来，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不要求任何回报的生意人，已然“绝种”，是否更为合适?!我想。

　　最后，我想说的是，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继承了父辈优秀文化传统，兄弟姐妹当中，出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他的二姐陈蒙鹤，也是新加坡著名的反殖爱国人士和杰出的妇女界领袖。1956年10月间，林有福傀儡政权，在英国主子的命令下，发动大逮捕，镇压新加坡反殖爱国力量。蒙鹤姐和石君在这次大逮捕行动中，被捕入狱，同时被关押在欧南路监狱。因为这样，她们成了同狱的难友，不仅如此，蒙鹤姐在牢里还成了石君等年轻难友的大姐和英文老师，彼此结下了一生都难忘的深厚感情和友谊。
　　1959年底，石君出现在蒙洲面前的时候，就因为上述原因，他一直以“蔡姐”称呼石君，虽然论年龄他比石君大，而且，自己是被英帝出了那么高赏格通缉的重要人物，但他从不自傲，不以为意。我一再要他改口，叫“阿蔡”好了，但他始终不改，直到最后，还是叫“蔡姐”。可以这么说，当时在我们的小圈子里，享有这个“殊荣”的，除老余爱人，我们称“阿B姐”外，只有石君，让他这样称呼了。就连老余，我们都叫老黄，至于他和我之间就更不用说了，他叫我“老张”，我叫他“阿忠”!
 
　　八、亦师亦友亦兄——余柱业
　　第一次撤干任务顺利完成后，我随母亲又返回雅加达，准备执行第二次的撤干任务。途经新加坡，我跟往常一样，上岸去见黄明强，把第一次行动顺利完成的经过，向他做了口头汇报，并且，把我下次从雅加达经新加坡的大约日期告诉他，请他做好准备第二次撤干的部署。
　　事前我并不知道，第二个要撤离的干部会是鼎鼎大名的余柱业。事实上，就连我的上司黄明强也不知道这次要撤离的干部，究竟是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和余原属不同的组织系统，最初并不认识。甚至在他撤到印尼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也不知道，站在他面前比我们年长十多岁的干部，原来是余柱业。
　　不过，我清楚记得，母亲和我此行是从雅加达出发，准备把第二个干部，撤退到棉兰，而不是像余在口述历史档案中所说的，是撤退到雅加达。出现这个出入，我想主要是因为这段历史，毕竟离他口述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加上他已到了迟暮之年，有些事回忆起来难免会有所遗忘。
　　为什么我敢于肯定是撤退到棉兰呢?因为在母亲和我从雅加达出发的时候发生了一宗意外事件，幸好没酿成严重事故。话说，当年我们来到丹戎不碌的时候，按规定，每个旅客必需先买票才能经过军人把守的关卡，进入码头，再接受海关检查，登上停泊在岸边的轮船。不料，就在母亲排队买票的时候，一个印尼小偷，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抢走了母亲的手袋。我见状，不顾一切，立即往小偷逃跑的方向追去，因为母亲手袋里，除有少量的钱外，还有一份我按当时组织要求写的每月思想总结，虽说，这份材料，我是用蝇头小字写在非常薄的信纸上，而且把它装进牙膏里，伪装起来。但对我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组织秘密，不能落到小偷手上。
　　在我穷追不舍的情况下，这个小偷也不甘示弱，继续往海滩的滩涂地带逃跑。眼见就要追到了，小偷也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快跑不动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小偷的几个同伙也追了上来，而更要命的是，一个拿着卡宾枪(冲锋枪?)的军人，也向我走来。我一看情况，心知不妙，这些人不正是蛇鼠一窝，互相勾结，互相包庇的惯匪吗?!
　　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正当我就要放弃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他们已把我包围起来，其中一个还走上前来，把我戴的眼镜抢走，结果，我只好“夹着尾巴败退下来”，手袋没拿回来，又被抢去一副眼镜，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过，我心中放不下的始终是那份思想总结，深怕被他们发现，对我们将来的行动计划不利。
　　不仅如此，令我此行印象深刻难忘的是，上演一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追贼戏”的同时，偏偏遇上我买了一双新皮鞋穿。试想想，穿上新皮鞋追贼，追了两三公里的路，其结果，我的脚跟起了大水疱，还磨烂了，疼得我要命，新鞋旧鞋都不能穿了，所以一到新加坡，赶快买了一双拖鞋穿，以便出门接头，执行任务。
 
　　就这样，我此次撤干之行，在新加坡和黄明强接头时，我也顾不了太多，只好穿着拖鞋去和他会面。他把此次任务、接人的地点、时间交代清楚后，我立即和他道别，并按照他的指示去做。记得那是在1953年3月某一天早上，我穿着拖鞋坐车到位于国泰戏院至惹兰勿刹桥头(Rex戏院附近)那条马路中段一排双层楼房的一间去接人。印象中，那层楼房的斜对面是虎标万金油大厦，其商标清楚可见。当我找到那间楼房，上到二楼敲门时，屋内有人把房门打开，我进入屋内按照联络暗号作了自我介绍，定睛一看，屋内共有一对男女，男的看上去三十多岁，身材中等，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戴礼帽，手提公事包，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模样;女的约20多岁，估计是他的爱人。我一看他这一身打扮，太惹眼，建议他除下帽子，然后才和他一起从红灯码头乘舢舨到防坡堤外登上停留在海面上的KPM轮船。
　　这次我们给撤退干部买的是统舱船票，吃、睡都和普通统舱搭客挤在一起。还记得，整个过程非常顺利。这一趟，新加坡移民厅人员也没要求做什么特别检查。我把余送到船底的统舱位置上，像统舱搭客一样，拿出草席铺在船底货仓板盖的空位上安顿下来。不久，船准时启程，船上工作人员开始来到舱底向每个搭客查票。我在一旁帮他应付，顺利通过检查。
　　正如上面所说，直到此时此刻，我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等到途中闲谈时，他说漏了嘴，提起他曾在关丹呆过，我一听才如梦初醒，原来坐在我面前的竟是新加坡警方悬赏5000元叻币要捉拿的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余柱业。而他完全没想到，坐在他面前的年轻人，居然是跟他非常熟悉的关丹老乡——曾福华的校友，所以，他一提自己曾在关丹呆过，我就猜到他就是余柱业，因为1951年，新加坡警方出赏格要捉拿余时，福华曾向我透露，他们一家和余非常熟稔。看得出，当余知道无意中说漏了嘴，暴露了自己身份时，情绪有点不爽。
　　可以说，这次撤干任务也完成得非常顺利。老余来到棉兰后，母亲给他租了一间房间暂住，同时，帮他买了一张“货真价实”出生字，从此，他摇身一变，成了印尼公民，而且，像他自己所说，还参加过投票。他在棉兰呆了一段时间，找了一些熟人，了解和熟悉棉兰和苏北地区的社会情况，以便将来可以对外应付，进行活动。我经常看到他和一位叫林伯的长者聊天，听林伯讲古，包括父亲如何白手起家和我家的历史。林伯家正是母亲到棉兰时的落脚处。我和蒙洲初期来到棉兰时也会在这里住。之后，余便前往雅加达居住和活动，同时等待他爱人前来会合。从他和林伯闲聊这件事身上，我看到了他是如何跟普通老百姓打交道和进行社会调查的一个方面。
 
　　从1953年初起，我和余结下了近十三年亦师亦友亦兄的亲密关系，一直到9-30事件之后，他被印尼反动军人集团逮捕，遣返中国。当时，我约19岁，他快35岁，不论年龄、阅历、学历和学识、才干，我仅仅是一个初出茅庐、连初中也未毕业的年轻小伙子。老方说我后来的成长和进步，是余手把手把我教大的，我认为并不为过。我自己则想说，他也是赏识我这个“马仔”的第二个伯乐。
　　余的口述历史档案的主编陈剑在该书作的序和附录中提到，余和我是《觉醒周刊》的创办人，这与事实不符。我不敢“贪天之功为己力”。事实是，我当时还在走水，尚未全部完成撤干的任务;其次，当我最后逐渐淡出走水的角色，百无聊赖，到老余和阿B姐在统一印刷厂(后来成为印共喉舌《人民日报》的印刷所和编辑部办事处)的《觉醒》办事处走动时，是阿B姐鼓励我参加《觉醒》的校对工作。
　　应该说，《觉醒》是萧玉灿先生和老余合作创办的一个面向印尼华人社会的中文刊物，才比较符合历史事实。据我所知，萧早在50年代初，除办了《人民日报》(当时还不是印共的机关报)，还出版一份周刊叫《星期日驿使报》(Sunday Courier)，他和余一见面，就表示他很想办一个中文刊物，宣传他在《星期日驿使报》的主张，并把其它重要文章翻译成中文发表。我估计，余当时一方面想解决职业问题，一方面也想有个宣传阵地，因此，他们可说是一拍即合，于是决定出版名叫《觉醒周刊》的中文刊物。
　　正式挂名主编的是吴孝义，一个1948年日惹时代即跟随萧，生活异常俭朴，印尼文(有专家说，他的印尼文是侨生印尼文)强过中文的日惹侨生。说来也很有趣，《星期日驿使报》长篇连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甚至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鵰英雄传》等的印尼文译文，都是由他翻译过来的。1959年底《觉醒》出完最后一期，他已意兴阑珊，返回日惹继承父业。
　　我后来之所以成为《觉醒》的实际负责人，是因为1954下半年，老余和B姐另有任务，要离开椰城，把这副重担交给我，我只好硬着头皮接下来。当时，除了吴孝义负责翻译萧的“国会通讯”、写“和读者谈心”、“内幕新闻”、“社会百态”等文稿，编辑部就剩我一个人，因此，整个刊物的工作，从编辑、改稿、校对，以至于付印、出版，差不多是我“一脚踢”。那时候，每逢星期五我都要从白天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亲眼看着刊物上车付印、出版之后，才带着疲惫的身体，骑着脚车回家睡觉。
　　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觉醒》是在统一印刷厂印刷，那时排字、做版技术落后，是通过手民(即排字工人)一个又一个字从字盘里检出来的，然后做成一个又一个版面，可是到了要併成16版一起上车付印时，全都是由印尼工人操作，糟糕的是，由于他们又不识中文，因此在併版付印过程中，有字粒掉落，或一整行字弄乱了，他们根本不可能按原文排好，是司空见惯的常事。在这种情况下，《觉醒》的印刷质量非常差，错漏特别多，加上《觉醒》的发行工作，从属于《星期日驿使报》的发行部，他们跟讲华语的华人社会脱节，因此《觉醒》发行量在1954年，名义上有1000份，实际销量不过数百份，财政上亏空很大。
　　当时，“觉醒”并不是“独立自主”的刊物，一切费用都由《星期日驿使报》承担，萧认为长此下去，恐怕会连累了《星期日驿使报》的生存发展，有意想把《觉醒》停办，征求我的意见。而我则认为，《觉醒》这样的刊物，符合当地华人社会的需要，在印尼实在有存在的价值。因此，我不揣冒昧，要求萧给我一个月时间回苏北(主要是棉兰和先达)走一趟，找当地华社热心人士想办法(筹钱)。临行前，我见了司马文森文化参赞，他完全支持我的想法。
　　可以说，从我和司马参赞接触的第一天起，他即充分肯定《觉醒》在发展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促进印中两国的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他非常重视《觉醒》这份刊物，他自己也是《觉醒》的忠实读者。结果，我苏北之行获得棉兰和先达华社热心人士的热烈支持和帮助，收获甚丰，满载而归。从此，《觉醒》有了“养命钱”，成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刊物，加上1955年之后，“人丁兴旺”，编辑部和发行部初具规模，排字和印刷条件逐步改善，内容越来越丰富，印量一期比一期增加，发行范围最后遍及千岛之国主要岛屿和城市。
　　《觉醒周刊》立场鲜明，言论切中时弊，在全力支持苏加诺总统的反帝反殖内外政策的同时，及时报道和大力宣传萧玉灿鼓励所有华人团结起来，融入印尼社会，积极参加印尼人民维护真正的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建设以及争取华人作为印尼民族一分子应得的正当权益的斗争所提出的各项主张和建议，因此，《觉醒周刊》对分散在印尼各地的读者，不仅成了他们了解印尼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情况和形势发展所必读的刊物，甚至成了他们工作和行动的指南。后来，《觉醒》受欢迎的程度，可以用一位报童的话形容：“Mingguan Sadar Lakunya Seperti Pisang Goreng”。(《觉醒周刊》的销路，就像炸香蕉那么红火)
　　后来，萧和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对我们“这批来自苏北的进步年轻人“非常信任，把我们看成是他事业上可以依赖的得力干部。1963年底，棉兰的印尼国籍协商会主席张希石来雅加达见萧，要求萧派人到棉兰协助他们创办一份印尼文报，萧当即答应派我们几个人前往。1959年4月，我个人北上处理私人问题，要不是他在印尼政坛上人际关系广，介绍当时印尼驻华大使馆的临时代办给以协助，恐怕难于获得解决。萧为人谦和、诚恳，和蔼可亲，政坛经验丰富，善于跟各派政治人士打交道，年纪比我大20岁，但绝不倚老卖老，我们按当地华人的习惯，称他“Engkoh Xiao”(萧兄)，他则叫我“Enkoh Chang”(张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