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玉灿与“觉醒”（连载二）
深切怀念印尼深孚众望的华人领袖和导师——萧玉璨 作者：张泰泉 （本文刊于《萧玉灿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生活文化基金会出版，本站分三次全文连载）
萧与觉醒文化基金会 笔者最近才从1958年的《觉醒周刊》里发现，Yayasan Kebudayaan Sadar（觉醒文化基金会）在那一年就已存在，是当作《觉醒周刊》和《共和国报》的出版机构而成立的。不过，我们在《觉醒周刊》上仍旧使用觉醒出版社名义出版。当年我们都全力以赴地为办好《觉醒周刊》而努力，也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笔者清楚记得的是，《觉醒周刊》停刊后，我们除了到《共和国报》负责经理发行和财政工作，同时计划从事图书出版发行事业时，萧先生首先建议以觉醒文化基金会的名义进行，理由是：名正言顺，从各方面看都很适合，而且以基金会名义，在法律上属慈善性质机构，不需或可少缴纳什么税。对此，我们完全没有异议，因为萧是我们的总负责人，又是法律专家。
其次，萧先生建议，对原有的觉醒文化基金会进行改组，他自己不再担任基金会的名义负责人。他提议邀请印尼党主席威尔多约任基金会主席，林群星律师任法律顾问，其他几位也都是跟萧先生“同声同气”的名人，但笔者已忘了他们是谁了。萧的这个建议，我们也完全赞成和支持。改组和注册的具体工作，就由我们的法律顾问林群星和“觉醒”经理部经理张志华负责处理，而“觉醒”的各项工作则按计划进行。
上面介绍过，“觉醒”停刊后，我们接手了《共和国报》的发行工作。它的发行量随后日增，发行范围越来越广，遍及印尼各大城市。这里就不多说了。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共和国报》的财政工作，萧先生随后也要我们负责。在这方面，应该感谢当年一些华商和侨界人士对《共和国报》的厚爱和关心，可以说，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共和国报》作为一家非牟利的印尼国籍协商会的机关报，是难于长期维持生存的。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仰慕萧先生为人及其思想主张的华商和侨界名人当中，笔者经常跟他们接触的有：黄培集、许乃昌和吴玉祖等先生。笔者记得，我们经常到黄的家开会，商讨《共和国报》的业务和财务问题，也常常到小南门许先生的店里碰面，有时中午就在那里随意用饭。他们对萧先生及其事业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共和国报》早在1965年9-30事变发生前好几年，就被禁止出版了。这件事说明，印尼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即便在苏加诺当政的旧秩序时代，其负能量和霸道行径，是一点也不可以小觑的。这股反动势力对进步舆论的打压，是一点也不吝啬的。
不过，在《共和国报》关门后，我们却迎来了“觉醒”的另一个黄金时代——觉醒文化基金会图书出版业务蒸蒸日上的时代。
我们从出版由觉醒自己同事编辑、翻译的书籍做起，如：把原来刊登在《觉醒周刊》上的印尼语讲座的内容，编辑成学习印尼语丛书：《印尼语新闻选读》、《印尼语语法》、《印尼语谚语》加以出版，受到热烈欢迎。坦白说，在当年“印尼语讲座”的编者是谁，没有多少人知道。就算“觉醒”内部也只有几位同事知道。现在，应该是向广大读者和朋友公开出来的时候了，他，就是张琼郁前辈，先达著名进步人士，当时用的笔名叫巴赫波伦。他在抗日时期曾蹲过日寇在先达的监狱。先达和苏北的华人社会，尤其是文教界，几乎是无人不晓，连笔者父母和年仅十一二岁的笔者都知道他。后来才听闻，他的革命资历和才华比起王谦宇老师等毫不逊色，他的印尼文水平和办印尼文报的经验就没得说了。
1950年代初，印中建交后，他就来到雅加达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当翻译。笔者第一次见到他，是代表“觉醒”到大使馆与司马文森文化参赞会面的时候。当然，笔者与司马参赞交谈是不用翻译的。笔者一见到他，就认出他，而且记得他是谁，因为他给笔者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记得战后的头几年，正是他风华正茂的年代，他不但长得帅，身材适中，脸色红润，皮肤白皙，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而且演戏、打篮球方面，样样在行，是先达和苏北一带的一位“红人”。不过，这位前辈非常谦虚，笔者每次见司马参赞时，他总是坐在一旁，默默不语，从不出声。
后来，吴国胜兄随蒙洲等从先达来“觉醒”工作后，由于他和张前辈私交甚笃，蒙他带笔者到张前辈在使馆人员住宅区住家见面。在谈话中，张前辈表现出对“觉醒”的极大兴趣和重视，也很想为“觉醒”做些什么。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接触到在华人社会中推广和学习印尼语的迫切性问题。于是，在他自告奋勇的提议下，决定在《觉醒周刊》上开设印尼语讲座栏目，最初是每期两版，随后才增加到三版，由他一人负责主持。
印尼语讲座推出后，好评如潮。笔者和书海兄在新世纪重逢时，承他透露，当年大使馆工作人员学习印尼语所使用的教材，主要就是张前辈在“觉醒”编写的这个印尼语讲座。应该说，张前辈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是无私的。
大家都知道，当年中国的外交人员的生活是很艰苦朴素，廉洁自爱的。我亲眼看到司马文森参赞使用一条破手帕抹嘴，令笔者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张前辈为《觉醒周刊》编写印尼语讲座，也不计较个人名利和酬劳。他由始至终，以饱满的热情，为广大印尼华人学习印尼语默默无闻地奉献了自己的力量。甚至他返回中国后，听说觉醒文化基金会把他编写的印尼语讲座分册出版的消息，他非常高兴之余，还写信鼓励我们继续努力编写这类材料，对自己，则只要求寄给他几本样书就好。
据悉，张前辈回国后担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尼语系主任，夙愿得偿，发挥了自己的专长，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印尼语人才，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关于印尼语的著作，为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交往，加强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今天，受他影响和教导的印尼语人才，已是名满天下。
在张前辈这几本著作打响头炮后，在觉醒文化基金编辑部主任陈展湖的主持下，先后出版了由展湖自己编写的《印尼语语法初步》、廖荣胜编辑的《印尼简略语词点》以及由陈展湖、李希田、廖荣胜和张泰泉等编撰的《简明印汉词典》（分平装本和精装本）。此外，还出版了展湖自己翻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选》和描写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著名小说《青春之歌》等。
为了扩大我们的发行范围和发行面，以便深入到印尼各地各阶层的读者层面，我们除了利用《觉醒周刊》和《共和国报》时期拥有的代理和订户网络，向原有的这些代理和订户推荐文化基金会出版的图书外，还加强了图书出版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我们翻译出版了一整套外国经典文学的印尼文连环画，如法国作家莫泊桑的《项链》（Kalung）、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Don Kisot）、俄国文学家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Tamak Haloba）、天方夜谭里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Alibaba Dan 40 Penyamun）、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里的《小人国和大人国》、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以及《鲁宾逊漂流记》等不下数十种。这套连环画，是笔者1960年代出差到新加坡逛上海书局时，看了爱不释手，买回来推荐给展湖后，由他负责翻译成印尼文出版的。没想到，这套连环画居然大受欢迎，我们印刷时已有所估计，每本印了10000本，也供不应求，第二次印刷往往要加印5000至10000本。
得益于这套连环画，“觉醒”出版和代理的其他图书开始打进传统主流市场了，就连当时印尼全国最大书店Gunung Agung也愿意代理和销售觉醒所有印尼文书籍了。说来大家也许不信，而笔者自己也没想到，印共第三把手约多，居然成了这套连环画的热心读者。为此，他特别通过印共华裔议员曹德崇先生约笔者到他家见面，当面对这套连环画表示赞赏，鼓励我们今后要出更多受大众欢迎的各种好书，包括连环画。
大家知道，约多的文采不仅在印共内部，而且在印尼文坛也是没多少人所能企及的，就连苏加诺总统这个大演说家，也都很欣赏他，要他协助起草重要演说。1959年十一中国国庆前夕，笔者就曾亲身聆听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庆祝国庆大会上发表的激情洋溢的演说，凭笔者记忆，题目是：“今天的中国，就是印尼的明天”（Tiongkok Hari Ini Adalah Hari Esok Indonesia）。当年坐在主席台中央位置上的都是中国和外国兄弟党的顶尖人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胡志明、苏斯洛夫等，还有英共总书记波立特等坐在侧面的位置上。而作为大会秘书长的廖承志主任，则在台上不时地走到周总理身旁，“交头接耳”，非常忙碌。此情此景，依然历历在目。
而具有悠久历史的Gunung Agung书店，是印尼最大的书店，其所卖的图书，琳琅满目，不仅有国内出版的印尼文图书、杂志，就连外国著名出版社出版的进口图书和杂志都有，是当时拥有雄厚财力进口外国图书杂志的书店。这个书店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许多外国学者、专家和游客，就连新加坡总理李光耀60年代初来雅加达时，也必定会光顾这家书店。
与此同时，我们还出版了原觉醒广告部负责人吴国胜编辑的Pilihan Lagu2 Indonesia（《印尼歌曲选》），到1965年9-30事变前总共出了4集。吴国胜也是先达人，抗日时期就是一个“红小鬼”，常常帮大人们当交通，有一次他竟敢在日寇军火库偷手榴弹；抗荷时期，他参加过活跃于苏北山区的印尼人民军游击队，也曾被荷军逮捕，最后侥幸获释。正是在人民军转战马达族人居住的地区的时候，他采集了不少马达族民歌，最著名的就是Butet（《宝贝》）。1960年代，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刘淑芳随团来印尼访问，曾应苏加诺总统邀请到总统府用马达语演唱了这首民歌，国胜兄在介绍和教唱这首歌方面，的确出了不少力气。
随后，印尼著名作家阿南达-杜尔也不请自来到觉醒文化基金会总部，要我们代他再版自己早期写的一本小说Di Tepi Kali Bekasi（《在勿加西河畔》）。至于稿酬，他表示不计较，并说，他之所以不让官方的Balai Pustaka继续出版，主要原因是对方过于挑剔。我们当然无任欢迎，而且还考虑今后出版他的所有作品。
不过，阿南达-杜尔的左倾立场，招致国内右派势力忌恨。他虽然在印尼文坛上早就负有盛名，1965年9-30事变后，也难逃一劫。他先是被关押在雅加达监狱，之后被流放到偏远地区荒无人烟的布鲁岛，不经任何审判，前后被关押了长达十四年，直至1979年底才获释。
但是，迫害和折磨、苦难和流放，都摧毁不了这位印尼文学泰斗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十四年间,他在艰难困苦受尽折磨的条件下，完成了《人间世》等八部反映印尼民族主义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为争取印尼民族的独立而艰难奋斗的心路历程的小说。
这部小说也是作者自己一贯高举的国际人道主义崇高精神的生动写照。据说，阿南达-杜尔获释后不久就把这本小说交给一家名为Hastra Mitra的出版社出版，大受欢迎，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很快就一版再版，1981年4月当出版社准备付印第四版时，遭到苏哈多政权的禁止。但《人间世》却受到国际媒体的高度评价，风行全球，许多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澳洲、日本、德国直至美洲等国，也出版了自己国家的文字版本。
接着，印尼人民文化协会（简称Lekra）负责人黄海春也要求我们代理他们的所有图书。黄海春是与印共华裔议员曹德崇同辈的另一个印共华裔议员，他是在约多直接领导下负责人民文化协会的日常事务。人民文化协会出版的图书，包罗万象，主要的有诗歌、短篇小说、画集等等，展湖翻译的《青春之歌》也是以人民文化协会名义出版的。黄海春自己也翻译了原古巴著名革命战士切-格瓦拉的Perang Gerila（《论游击战》）以觉醒文化基金会名义出版。之后，就连印尼著名儿童文学家和小说家Rukiah Kertapati主编的儿童刊物Kutilang（《画眉》），也要求转给我们出版代理和发行。她个人写的印尼民间故事和小说，也交给我们出版。她的住家，后来成了觉醒文化基金会编辑部的所在地。
至此，觉醒文化基金会出版和代理的图书，总算是引起印尼图书界和文化界的注意。就在1965年前后，印尼图书界，主要由著名书商和出版社，包括Balai Pustaka、Gunung Agung以及印共书店和出版社Yayasan Pembaruan（革新基金会）等牵头，就在独立广场附近的青年宫举行了一次全国性书展，我们也获邀参加。当然，我们知道，“觉醒”的图书出版代理工作，只有几年时间，自然不能跟这些书店和出版社相比。但从以上的介绍，大家可以了解，“觉醒”出的书有自己的特色，代理的书也相当广，作者的分量也不轻，所以，同事们都跃跃欲试，决定参展，决心给自己擦亮招牌。
为此，特别邀请了长期为“觉醒”设计图书封面的著名美术家温悲鸥帮忙设计和布置展台。结果，在温悲鸥日以继夜的赶工下，“觉醒”的参展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给同事们带来极大的鼓舞。
老温是名画家，在印尼美术界，也有相当高的名望，但他一点架子也没有，什么工作都愿意干，任劳任怨，中国艺术团或侨总文艺演出的后台布景的设计、布置直至操作，他都尽力帮忙去做，从不计较。1965年9-30事变后，他临行前还特意到笔者家道别，很关心笔者的安全。当时家里很乱，没什么可招待，笔者只炒了米粉和以茶当酒给他送行。幸好70年代和80年代，笔者和他在北京和香港都曾相遇，之后就失去联系，最近才知道他已逝世。未能送这位老友最后一程，实在是一件憾事。
差不多与此同时，“觉醒”与中国的中外文图书代理机构，也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当时，中方有一位北京国际书店代表陈飞先生在中国驻印尼使馆办公。他知道“觉醒”有自己的代理和发行网络后，甚感兴趣，并表示愿意把国际书店负责发行的图书和杂志也同时批给我们代理和发行。在这种情况下，“觉醒”除了印尼国内的图书，同时也代理中国的中外文图书和杂志了，而且很快就发展成中国中外文图书杂志在印尼最大代理机构之一。有趣的是，印尼各地的中文书店也直接向我们要书和杂志了，包括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大书店，如雅加达翁福林先生的南星书店、方定勋先生开的Ok运动体育用品店、棉兰著名的大地书店等等，至于快乐世界内的所有中文书店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代理的中国图书的一大特色是，除了理论书、工具书之外，连环画和歌书的数量每本都在万本以上，歌书有的达到两万本。尽管如此，实际上仍然供不应求。连环画内容非常丰富，中国古典文学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红楼梦》，甚至其他历史故事书都有：现代作品方面，《鸡毛信》、《红岩》等等也有，中国有的我们几乎都有，有的时候为了照顾海外读者的需要，中国没有的，我们也有。
我们还和国际书店代表达成协议，准备把中国著名文学作品的连环画翻译成印尼文由觉醒文化基金会在印尼出版，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并且愿意无偿地提供这些连环画的电版或样板，以减轻印刷费用，使这些书的定价可以适应印尼读者的购买力。这方面的出版工作，在1965年9-30事变前也已准备就绪，有的已经付印，有的甚至已经印好了，如《鸡毛信》（Surat Bulu Ayam）。笔者还记得，承印这本连环画的就是原《印尼语文学习》合伙人之一的杨兆骥先生，当时他自己出来开了一间用脚踏印刷机的小印务所。事变后，这本书当然不能发行了，但“觉醒”分文不少地把印费照付给了他。
我们和国际书店代表之间，从一开始就建立起友好和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这里试举两件事说明：第一，就是当年他获悉“觉醒”自己已出版《简明印汉词典》，他立即通知有关单位暂缓把中国编印的《印中大辞典》付运来印尼。因为他知道，国内编印的这本词典，单单页数就多得多，内容和收集的词汇自然也多得多，水平也很高，价格又更低。第二，1960年代正是越南人民抗美斗争高潮，越南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本《南方来信》。我们为了表达印尼人民对他们的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决定由展湖翻译成印尼文后，以人民文化协会名义出版。殊料，国际书店代表获悉后告诉笔者，中国外文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南方来信》（Surat2 Dari Selatan）的印尼文本，而且已经付运来印尼了。不过，他主动表示，为了不影响“觉醒”出版的销量，他决定把北京出版的先压下来，暂不发行。
后来，我们代理的国际书店中外文期刊的数量也获得意想不到的发展，即便印尼文的期刊也超过了印共“革新基金会”的销量，这进一步引起了国际书店代表的极大兴趣，他很想亲身知道这个“秘密”。有一天，他亲自来到“觉醒”办事处，亲眼观看了摆放着“觉醒”出版和代理的各种图书的书柜，也具体了解了代理和发行部同事的工作以及在他们桌面上放着的代理和订户卡片，还看了仓库和天井处的厨房。当年为了改善同事们的生活，我们自己搞了个食堂，实行员工午餐吃饭不要钱的制度。为了让他体验同事们吃的饭菜，笔者请他一起用饭，这位国际书店代表也很随意，一口答应下来，笔者也没有特别加菜，只是叫一位同事到附近街边买回一包“加多加多”给他品尝。没想到，他吃了觉得很开胃，还说好久没尝到这种风味了。笔者想，这顿具有印尼特色风味的饭菜，一定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有朋友说，如果不是发生了9-30事变，“觉醒”和萧的合作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笔者想补充的是，“觉醒”和国际书店的合作，也必定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实际上，我们之间就在雅加达最热闹的新巴刹（Pasar Baru）地带开办一家书店的事，不仅达成了共识，而且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外，当年，他原打算邀请笔者再次到中国访问的，因笔者工作忙不能分身为由而作罢。
觉醒文化基金会是团结友爱大家庭
上面说过，觉醒文化基金会改组之时，萧先生表示自己不再担任主席。虽然如此，他实际上还是“觉醒”整个机构的领导人。有什么重大事情，我们都会向他请示。后来“觉醒”的文化事业取得很大发展，条件好了，自己内部办了免费食堂，每年除夕，我们也在“觉醒”办事处搞新年联欢聚餐，萧先生、威尔多约主席、林群星律师等觉醒文化基金会的领导成员都必定应邀参加。他们和觉醒数十位同事，上上下下，同庆新年，其乐融融。 笔者还记得，当年国胜兄还要求在“觉醒”办事处为他举办一场婚礼。其时，他虽然已不在“觉醒”工作，但还经常来觉醒看望同事们，而且继续尽自己的能力为“觉醒”做事。上面提到，他曾为“觉醒”编了四本《印尼歌曲选》，不但分文不收，而且还要为这四本歌集的每首歌用工整清晰的钢笔字誊写纸版，以便拿去做成电版付印。他和觉醒的关系仍然如此密切，因此，我们答应了他的要求。
那一天，道贺的嘉宾满堂，萧先生来了，威尔多约主席、林群星律师也来了，还有其他什么嘉宾，我已记不起来了，“觉醒”数十位同事全都来了。由此可见，“觉醒”真正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而且，萧先生无论政务多么繁忙，“觉醒”自己有什么盛会，他作为“觉醒”的大家长，只要不出差，都必定到场。当然，对于国胜兄来说，他当年的婚礼，热闹，隆重，有那么多领导和同事捧场，应该是他终生难忘的一件事。
除此之外，当年“觉醒”为了丰富全体员工的文娱生活，还定期在翁福琳先生在快乐世界附近的住家大厅举行电影晚会，主要放映由国际书店代表提供的中国电影。除了自己的员工，我们还邀请了觉醒的支持者和个别友人观看。这些影片不仅内容健康进步，而且很多是新片子，有些甚至是未曾公映的。
不过，能够体现觉醒文化基金会是一个团结友爱大家庭的事，不仅仅限于上述这些方面，而且体现在“觉醒”内部自己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上。例如，“觉醒”在1960年代初有了一部车，一部“觉醒”历史上仅有的公车。这部公车是李希田叔叔李礼鹏和夫人送的，是他们出钱由我们自己去二手市场去挑回的一部二手车。这部车子很实用，跑印刷、跑邮局、送书、采购免费食堂的食物和蔬菜等等公务，全靠它，用了几年都没有坏，直到9-30事变期间，我们还用它到邮局装运了大批书籍。在这方面，觉醒严格执行了公车不能私用的规定。
再如，在薪酬制度方面，我们的薪酬水平比华人文化机构如《生活报》，大大不如，更不用提新报集团了。不过，比起当地印尼左派文化机构则绰绰有余。这种情形，引起《生活报》黄联山经理的关注，他曾数次通过当时在该报机构工作的余柱业先生的夫人曾爱善转告笔者，要我们郑重考虑他提出的加薪建议。为此，觉醒内部的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后，决定按照当时印尼国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现实情况，给全体员工加薪，办法是高层职员只能加两三个百分比，中层的高些（约10%），低层的最高（约15%），同时为了鼓励员工长期为“觉醒”工作，还决定设员工服务奖，并从《觉醒周刊》创刊第一年追算起，每年有若干盾的奖金，不分职务高低。
有趣的是，当年除了笔者是创刊时期的员工外，还有一位在创刊时就已在发行部工作的印尼人员工。他叫Endun，亲历了觉醒几起几落的发展过程。通过他，我们吸收了许多他的亲友到发行部工作，需要的报童也由他介绍和领导。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耍赖或耍滑头。他虽没有明显的政治取向,但对“觉醒”忠诚老实，手脚干净，比起“觉醒”内一些左派活动分子,一点也不差。
9-30事变发生后，在大势已去，“觉醒”被破坏前，我们当机立断，决定自动解散，同时决定给所有员工发放等于一年工资的遣散费，以便让他们出去后或另找工作，或自己做点小买卖。几年后笔者从志华那里了解到，他们生活已有着落，不过，都还期待着我们可以办些其他事业让他们做，并保证一定会帮忙掩护我们。看来，他们都不知道，这一次任谁都无力回天了。
“觉醒”这一次的加薪办法，实际上也不是我们自己创造发明的，而是笔者在翻阅中国著名新闻界老前辈邹韬奋回忆录时发现的。邹老前辈在其中一篇记述中谈到，中国当年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由于局面动荡，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以致民不聊生情况严重，他所主持的大众书店业务也大受影响，员工日常生活异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给员工加薪，但如果实行平均比率加薪的办法，势必造成高层员工的收入比中下层高很多，而且差距会越拉越大，这必将造成不平等，难于团结员工，同心协力，共度时艰。
笔者把邹老前辈的宝贵经验介绍给大家后，得到大家支持，同意照办，只是增加一条工龄服务奖，以鼓励所有员工为“觉醒”事业努力工作，坚持到底的精神。如今回过头看，这个经验和实践，对比起当今社会所实行的职位越高，加薪幅度就越高的所谓高薪养廉制度，应该说对人类社会的公平和进步，对贫富差距的缩小，对有效防止特权阶层的产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邹老前辈有一句名言，自己光溜溜的来到世上，也准备光溜溜的走（大意如此），对每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也是非常值得借鉴的，笔者以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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