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译自“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第四章
伊恩沃德 诺玛米拉佛咯尔 编著
马共是何时成立的
当我于1940年的第一个月加入成为候补党员时，马来亚共产党成立还不到10周岁。党的正式成立可以追溯至1930年4月最后的那几天在森美兰州瓜拉庇劳市镇附近的橡胶种植园内举行的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焦点人物，是位名叫阮爱国的共产国际代表，一个越南人，随后他就是以越盟领袖形象示人的胡志明。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人。这次大会是根据早些时候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成立一个独立的马来亚共产党的决定召开的。
数十年后，当我第一次访问越南时，我有机会和胡主席本人谈论过这件事。我们一起曾尝试确定马共成立的确切日期。胡已经不能提供清晰的日子，不过回忆起他从大会出来时，看到街上红旗随风招展。很明显，这是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旗帜在马来亚上空飘扬。在当时，当局把展示五一旗帜看作是非法行动。工人们不顾禁令，在庆祝活动期间，照常这样做，悬挂横幅和红旗。节日一过，马上就会把它们收起来。我们马共内部根据胡主席这段回忆推算，后来把马共建党的日期定为1930年4月30日。
马共初期的活动，自然而然地集中于新加坡，因为岛上的工会组织比起马来亚半岛其他任何地方的工会组织都更为集中。新加坡海峡殖民地警察对马共的成立，很快就有反应，而且明显地根据非常准确的情报资料，在整个30年代上半期，对马共采取了经常性而又是毁灭性的打击行动。警察部队各部门面对共产党的挑战，也做了一些自我改组，重新设定自己的目标。1933年成立的政治部（Special Branch），取代了名为刑事犯罪情报部(CID)的职责。马共在1930年至1935年的警察搜捕行动中，至少损失了6名在任领袖。法庭诉讼导致其中的5位被驱逐出殖民地，并被遣返中国。
1940年开始进行地下活动
当我于1940年在怡保开始进行地下活动时，莱特当党的领袖刚刚两年。他在党内的正式头衔是中央委员会书记。许多历史学者都曾写到这个神秘人物，此人令党内我们这些同志感到费解，就像令战前的英国当局和日本占领当局以及战后卷土重来的殖民统治者那样感到费解。他诡谲地选用‘Wright’作为自己在党内的化名，这个‘r’字音开始的英文字，按中文读法，不久就误为Lai Te。后来，不同人写或说英文时，又把它称为‘Loi Teck’‘Lai Tak’‘Li Tek’或‘Lighter’，这一来就更加面目全非了。他还有其它化名：如‘张红’、‘黄金玉’和‘黄绍东’等。
莱特是土生土长的越南人，而不是像某些著名的历史学家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中国人。他来到新加坡的确切时间尚未查明，不过，根据1947年我所领导的一个马共特别调查组得出的结论，几乎可以肯定是于1932年底。有人说，他年轻时到过俄国学习，之后又回到中国，并成为共产国际上海委员会的一位成员，然后又和胡志明一起于20年代回去印度支那，在西贡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可是，我们的调查结果并不支持这些猜想。
莱特来新加坡前，是西贡的一名中级共产党干部。虽说他的母语是越南语，但他也能说带有浓重的越南口音的广东话和国语。在调查期间，越南共产党人告诉我们，莱特曾被法国人逮捕过，之后就不见了。我相信法国情报机关一定认为他已不再有利用价值，就跟英国人勾结起来，把莱特派来新加坡。
他先是在新加坡的港口当码头工人，并卷入了工会的事务。之后，加入了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1934年,马共新加坡市委会的五名成员在一次警察扫荡行动中全都被捕了。这次突袭方便了莱特获得在党组织内快速晋升的途径。他抓紧这个机会。不久他就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并伺机在尚存的领导机构中往上爬。
当年莱特在党内威信很高
其时在马共组织内起作用的市委会有两个：一个是新加坡市委会，另一个为槟城市委会。全马其它各州的党组织，都是在各州‘地委会’领导下活动的。地理面积大的州，如彭亨和柔佛，各自拥有两个独立的委员会。就彭亨来说，分东彭和西彭；柔佛则分柔北和柔南。
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1931年至1935年间，单单在新加坡，警察就对马共采取了432次的突袭搜捕行动，逮捕了226名嫌疑份子。这些被拘留者当中的大部分人，随后都被遣返至中国。不过，这一切镇压行动，都没有像1934年新加坡市委会所遭到的打击，那么令人吃惊或那么具破坏性。有那么多党的领导人物坐牢或被驱逐，让这位从越南来的移民很快就升上重新组织的市委会的一名成员。随后，在几个月时间内，他又获委任为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1938年，他终于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
一听说莱特的名字，就足以在像我这样的初出茅庐的共产党积极分子中间，唤起对他的忠诚和敬意。1940年，我正埋首于分配给我的扩大霹雳学生组织影响力的任务。我把我在抗敌后援会范围内进行工作的重点，放在怡保—和丰地区。
我按照这种方式活动不到四、五个月，在没有先兆的情况下，新加坡的中央委员会就突如其来地下令停止了抗敌后援会的活动。中央的指示解释说，由于“形势改变”，后援会的活动需要结束。
工作表现引起党高层的注意
然而，并非全都前功尽弃。我的工作表现引起党的高级负责人对我的注意，因而在1940年底，我就被提拔为霹雳地委领导下的马共怡保区委会的四名委员之一。我仍旧负责学运工作，不过，我负责的工作范围如今已经扩大到包括较为次要的工会方面，诸如那些店员、理发匠、泥水匠等工会。店员工会包括餐厅服务员、厨师和帮厨。我转入地下以来，这是第一次能吃得很好。大约此时我们举行定期秘密会议的一个点，就设在怡保的一所天主教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有个海南籍厨师，擅长于烹饪西餐。这位厨师是党的同情者，每当我们在他的厨房聚会时，就在那里享用名副其实的盛宴。
那些极重要的工会，如锡矿工人、种植园工人和交通运输工人的工会，都是由年纪比我大、远比我有经验的区委会成员负责。应该说，1941年初，我的同志们和我虽然在影响怡保华人社会的公众舆论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可是，当时该市区马共党员的实际数量全部不超过60人，而且，这个数目，事实上全都是华人。就霹雳地区来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建立在南部的整个近打河谷的锡矿场工人身上。在全州，我们的党员数量约有500人，在全国，坚定骨干分子的数量则刚过3000人。
1941年6月22日，德国展开“巴巴罗莎军事行动”，进攻俄国。诚如阿道夫-希特勒所预测，全世界都屏息静候事态的发展。俄国人完全猝不及防，苏联空军在基地上损失了约1500架的战斗机。就马共来说，对英国的态度必须作出立即重大的改变。当时，莱特及其在新加坡的其他中央委员，对快吞没整个欧洲的战火，在政治上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立场。8个月前，对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这场冲突，他们是那么迫不及待地表明与自己没有关系，如今终于认识到它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反法西斯斗争。支持英国不仅符合共产国际的主张，而且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考虑到自1940年9月27日柏林公约签订后，德国的轴心国伙伴之一的日本，向太平洋周边国家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阴森森地逼近。
德国进攻苏联后，英帝立场改变
莱特在“巴巴罗莎军事行动”展开后没有几天，曾联系他在新加坡的政治部控制人，提出让马共新招募的兵由英军进行军事训练的建议。他认为，他们应被动员到马来亚司令部的特别防御单位，并且在马来亚总司令白思华中将的直接指挥下。英国驻新加坡总督申顿-托马斯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建议。申顿总督的这一决定以显著位置发表在我党在新加坡的地下报《自由报》和当地公开出版的日报《海峡时报》。这是一个令总督很快就会深感懊悔的决定。约莫6个月后，令申顿总督难堪的是，他得找机会彻底改变自己当初对马共的冷落。
我恰好处于颇为独特的位置来追踪这些事件的发展。6月初，我被调到怡保—和丰地区党的宣传部门。我当时的部分任务是负责我们在当地的地下报《人道报》的出版工作。它经常报道和评论本国的发展变化，以及欧洲、当然还有中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发生的事件。由于警察方面把消灭所有的共产党出版物当作其有必要优先处理的事项，我们得不断地在预期要发生的突然搜捕前先一步转移工作地点。
后来，我们觉得把工作地点设在离怡保西南三英里以盛产万里望花生的半乡村地区最为安全。我们的工作地点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一搬再搬，先是从锡克人的牛奶场的牛棚，搬到一个废弃了的锡矿场年久失修的木屋，之后又再搬到位于2英里以南的拿乞的一间偏僻的亚答屋。这第三个地点，隐蔽在一个华人菜园和一个马来甘榜之间长满高高的茅草丛里。从安全角度看，拿乞无疑是三个地点中最理想的一个。任何一个路经此地的警察，都会以为我们的屋子是马来甘榜的屋子；而那些原本与我们毫无关系的马来居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跟那家华人菜园是有关系的。
身患严重疟疾，动弹不得
结果，这个最后地点危害健康的情况，成为主要因素。这个地区蚊虫滋生，我终于得了严重的疟疾病。几乎一个星期，我就趴在床上，动弹不得，因为我的身体由于激烈的颤抖和高烧引起的痉孪不断交替发作。身边的同志通过组织系统报告说，我病得很重。于是，有位州委来探望我，并命令立即把我送去医院。
我被抬到自行车的行李架上，两个和我一起搞印刷的同事各在一旁支持我，推着我经过那间华人菜园，走了约一英里，直到通往怡保的公路。他们在这里叫了一辆的士送我去怡保中央医院。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我已经在医院住了5天，病情依然很严重，有时神志不清。1941年12月8日拂晓，山下奉文中将率领的日本第25集团军在暹罗南部的宋卡和北大年直至马来亚半岛沿岸东北面上端的哥打峇鲁登陆了，并且开始挥兵南下进攻新加坡。
在之后的24个小时里，印度籍医生不停地灌我吃金鸡纳霜，然后命令我出院，因为每张病床都要腾出来容纳来自在北部防线作战的英军伤员。接下来有好几天，我住在离医院不远的一个同志的店里养病。当病情好转，我又和党恢复了联系，并奉命转移到怡保以北的朱毛，担任负责宣传工作的一位州委的助手。
与未来妻子初次邂逅
我在朱毛执行任务期间，第一次遇见一位随后将成为我的妻子的女子。她叫李坤华，槟城人。她父亲是海南人，母亲则是广东人，所以，她的海南话和广东话都说得很好。她在非常小的时候就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当她只是一个少女时，她就已经积极参加活动。槟城女子学校当局发现她们的这位年仅13岁的学生的政治倾向后，她们确定她的这些社会活动，不但会扰乱其他学生，而且会威胁到她们的教育机构的正常运转。于是，要求坤华退学。
为女儿失学忧心忡忡的双亲，分秒必争，赶紧安排她报读槟城女修道院。他们确信，已经表现出有语言天赋的女儿在爱尔兰修女们严肃认真的辅导下，将会很快就学好英语的。大约在两年时间内，坤华的学习进步很快。之后，她就被逮捕了。此时，德国刚入侵俄国。她的一个搬迁到新加坡的组织内朋友，参加了一个马共主办的亲俄反德刊物的编辑部工作，曾邮寄一份给她。警察根据这个线索追踪到坤华的家，并以拥有违禁读物的罪名把她抓走了。
有个家庭聘用的律师相当准确地提出抗辩理由说，这本导致一名芳龄十五的学生被拘留的公认的非法地下刊物，跟反英绝无关系。恰恰相反，它是相当强调反希特勒的。法官听后表示同情，当场以必须守行为一年作保，释放了这个少女。但是，修女们从她们的角度看，对坤华涉及跟法律发生冲突的事件相当不满意，因此，很快就放弃了对她的拯救。她第二次感到自己又被槟城的一所教育机构逐出校门。
此时的她，正处于教育启蒙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甚或是一条十足的死胡同，她决定前往吉打跟在当地教书的一位姐姐住。她在吉打仅住了14天，日寇就打进来了。姐妹俩想赶回槟城的家，可槟城之战打响了，往来岛上的渡轮服务已停航了。姐姐的一位教师同事前来救了她俩一把，并且护送她俩南下到当时比较安全的霹雳。这位同事是一名党员，出身于一个在朱毛市郊经营锡矿场的富裕家庭。他把姐妹俩临时安排在矿场的一个办事处栖身。
党员谈恋爱必须向组织报告
当地组织获悉她俩的窘境后，就安排她们到一家住在木屋的农户家庭居住。其时这个地区的所有农民都在马共领导下。此时为1942年1月。由于一直受到令身体虚弱的疟疾的煎熬，以及一早就被怡保中央医院赶出来，我的身子依然在康复中。而当我放松自己投入到新的宣传工作任务时，我得悉姐妹俩刚从吉打来到这里后的情况。当我们终于不期而遇时，坤华和我都能毫无困难地发现彼此志趣相投。她告诉我，她父亲是抗敌后援会的一位坚定支持者，几个月前刚被英国人驱逐回中国了。她后来听说，他父亲乘搭的那艘船遭到日军攻击时，他试图跳海逃生游回马来亚时溺死了。我们俩当时都专心致志于马共的活动，所以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后，才开始谈到有关恋爱的事。
男女党员堕入情网谈恋爱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只要他（她）们选择的对象不属于是一般定义的‘反动分子’或‘国民党同情者’之列，都没有问题。政治上中立的也没问题，当然，如果是我们事业的同情者就更好，而最理想的，就是如果他们是坚定的党员。然而，有一条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定。这就是，如果你谈恋爱了，必须把事情向党组织报告。这种关系在还没得到党正式同意之前，是不允许进一步加以发展的。一旦得到正式批准后，这种关系就可以毫无任何阻碍地发展下去。不过，也发生过许多没按照必要的手续向组织报告他（她）们谈恋爱的事例。这种情况经常会引起许多麻烦。例如，如果你被发现在和没得到同意的对象谈恋爱的话，你至少会成为和你在一起过组织生活的同志们公开批评的目标。讨论这类事情的会，没少开过。
坤华和我谈恋爱的时候，我已是霹雳州代理书记。我严格遵守这条规定，主动与莱特联系，并向他作了报告。他同意了。我知道他会同意的。我的未婚妻是一个可以获得红授带奖的具有不容置疑的优良记录的共产党人：两次因积极活动被学校开除、一个被驱逐出境的父亲、目前身份是党员。但是，我们要等多两年半的时间才能结婚。
刚到朱毛不久，日军就打进来了
我在朱毛活动还不到一个星期，日军就打进来了。它们刚刚在日得拉附近的北部战场打了几场胜仗。它们对槟榔屿岛的攻占，在霹雳河畔发动的迂回战术军事攻势，令英军被迫从怡保以北的江沙往后撤。在圣诞节前夕，英军第6/15印度步兵旅同西村中将率领的精锐的日本帝国卫队，在朱毛地区展开了一场激战。这场激战之所以造成双方损失惨重，是因为守军拼命死守防线，阻止日军前进和为了拖延时间，以便让其他英军部队在近打河谷尽头的金保一带修筑防御工事。
如今,形势瞬息万变。至12月中旬，新加坡总督申顿-托马斯被迫改变其原先拒绝马共通过莱特提出的表示愿意让共产党志愿人员协助英军的态度。总督之所以改变看法，实际上是在听了白思华将军关于远在北部的马来亚英军防线已土崩瓦解的汇报后作出的。前线的英印军部队已经溃不成军，山下奉文大将也已经把其总部往下移到吉打州首府阿罗士打，并在此和他的部下在刚刚被放弃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军官食堂里庆祝胜利。
在新加坡，大家都在急急忙忙地利用马共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擅长讲广东话的政治部高级官员因奈斯-特兰姆勒，也正是内奸莱特的操控者，安排了马共中央书记同当时还是上尉军衔的特别行动执行组成员菲德烈-史宾塞-查普曼于12月19日在芽笼的会面。参加这次至关重要的会面的还有政治部警监王振玉。会面是在党用作藏匿地点的卖木炭店铺楼上的一间房里举行的。
在“东方使命小组”名义掩护下在新加坡进行活动的特别行动执行组，表示愿意为其在岛上的101特别训练学校接受尽量多的共产党新兵，只要学校还能容纳。当时，学校的指挥官就是查普曼。随后英国人又同意，那些被捕的共产党员如果愿意当义勇军的话，就可立即释放出狱。第一期训练班将于12月22日在该校丹戎巴莱总部开课。这所总部位于裕廊河口一个小悬崖峭壁上的征用大楼。
莱特答应把第一批为数15名的志愿人员按照预定时间到一个十字路口等候，以便运送到丹戎巴莱。根据计划，将训练和武装这批志愿人员以游击队方式作战。可能的话，要抢在日军推进之前，就把他们部署到森林的隐藏处。查普曼亲自在开课仪式上给首批共产党人新兵讲了课，事后，他向特别行动执行组总部报告说，这批马共游击队新兵‘年轻、壮健、士气高昂，是我们学校从未有过的好材料’。查普曼在同一报告中说了一句发人深省之言。他说，由于警察方面和莱特之间已经建立了友好关系，同共产党人的沟通总是非常融洽。
中央号召全党准备打游击战
查普曼和莱特举行会谈之后，马共中央就在新加坡召开会议，并发出一项指示，号召党在全马和新加坡的州委会和市委会着手准备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游击战争。这项命令是党在新加坡的总部明确地发出的，而为此中央书记本人还亲临远在霹雳的金保以北的双溪古月。此时日军正推进至霹雳州北部地区。莱特和霹雳州委高级负责人就在双溪古月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再次非常明确地命令整个马来亚的共产党组织把游击战争作为立足点。尤其是命令出席会议的同志派学员参加非常规战的特别训练班。莱特透露，特别训练班很快就会在吉隆坡开课。
特别行动执行组的军官开始实行这个计划，他们接触了党在吉隆坡地下组织的一位高级人物。不待说，这位负责人非常愿意提供帮助，以实现训练马共15支独立游击队的计划。这些游击队员将渗透到霹雳州各个地区，而他们的使命包括截断日军交通线、搜集军事情报和救助从自己的部队失散或被截断退路的英军人员。吉隆坡市中心的循人中学被选作主要训练场地。马共立即从党的队伍里抽调1百多名热血青年学员参加训练。
至少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时期。一个多月前，怡保的警察曾经逮捕一些华人青年，并以他们是马共党员的名义加以扣留起来。可现在，却接到命令要把他们释放出狱，并提供特别交通工具给他们，送他们到吉隆坡去。同样的，早些时被押来吉隆坡接受进一步审问和最终将被监禁的马共党员，如今获释和入学受训了，并且被送回他们犯过失的地方，只不过这一次他们是被全副武装起来，并练就了杀人的本领。后来的一批人当中，有一个是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良师益友，他就是杜龙山。
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大队正式成立
到吉隆坡学校受训的第一批20人学员当中，大部分是来自新加坡的马共党员。其中有两三人原来是在槟城党组织内活动，后来为了逃避逮捕而转移到新加坡来。然而，命运之神好像和他们作对似的，他们逃到新加坡依然没能摆脱鎯铛入狱的命运。在101特别训练学校受训结束时，按计划他们会被派到离日军前线下面不远的吉打或霹雳北部地区。可是，日军向南推进的速度是如此迅猛，当这第一批经过训练的学员准备出发时，整条战线已经下移到丹绒马林以南的地方。因此，这批接受过训练的共产党新兵发现自己被派到离吉隆坡以北不到15英里的双文丹附近地区。职是之故，从历史上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大队建立地点被认为是在双文丹，日期为1942年1月10日。第二批，即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大队，约十天后成立，并渗透进柔佛州金马士地区活动。
根据这个通盘计划，这些游击队全都必须分散到森林中的基地，同时必须避免同日军有任何接触，直到前线已经转移至超越他们所在的位置。我们是名副其实的“留在敌后”的一群。我们极力避免全面出击。当我们在自己的基地站稳脚跟后，我们才伺机出击,破坏日军的后勤供应线。英国人在训练我们时，教给我们的都是些如何使用炸药的初步常识，以及有关来福枪和手提轻机枪的基本课程。每支独立队都获得两挺手提轻机枪。他们不给我们勃伦式轻机枪。每位学员都得到一支个人用的手枪和数枚手榴弹。不过，如果是炸药的话，英国人就非常慷慨。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含硝化甘油的葛里炸药和梯恩梯烈性炸药。
我们这些留在日军战线后方的人自己组织起来，但不是照搬英国人所教的那套突击队课程，而是按照一种根据需要而有所不同的活动方式。
1942年1月2日，霹雳马共州委会开会决定，要如何尽力把目前在进行的一切抗日活动同马共在南部的活动网最好地结合起来。我们跟在丹戎马林地区的查普曼一组人已经取得联系。当时，金宝之战已打了四天，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候。那天晚上，英国守军一听到日军已从海上向南渗透，并威胁到与其生死攸关的后方补给线的消息时，吓得魂不附体。令打得精疲力竭并且正打算要后撤的日军大为吃惊的是，英军竟然先撤退了。
奉命担任联络员和领导一支游击队
六个星期后，霹雳州委会又开了一次会，我奉命前往督阿冷——一个位于华都牙也附近的锡矿区，担任马共与查普曼之间的联络员。与此同时，我又接受指示，负责领导活动在丹戎马林一带的一支游击队。
那天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是星期一。我接到通知，说查普曼将于下午三时在某个指定接头地点等候我。由于自行车在途中几次出毛病，我到达时迟了两个小时，发现那个英国人已经走了，留下一些他的武器。
在此之前，我也曾到仕林河一带搜集武器。这里曾经是英国守军突然从金宝撤退后沿着南北大道部署的第二道重要防线。日军一辆坦克的猛攻和步兵部队的冲刺，就把初来乍到仕林河的英国守军，打得晕头转向，往后撤了。战场上英军丢弃的武器弹药，漫山遍野。汤姆士手提轻机枪、勃伦式轻机枪、.303来福枪和各种弹药以及各式军事装备，俯拾即是。这些武器弹药实在多不胜数，我需要去动员一组当地志愿者来帮忙把它全都收集起来。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已经没人注意到我们在干什么，就算有，也没人来登记了。数以千计逃离战乱的难民，流离失所，前途渺茫，试图找个安身立命之处。当日军的后续部队途经此地向南部前线增援时，我们这些武器收集者就撤退到乡村地区的天然掩蔽处隐藏起来，当危险一过，我们又冒出头来。
正是在这里，令我对进行常规战争的双方军队在战场上所丢弃的枪支弹药和一般军事装备如此之多，有了自己的第一手实际了解。当战事进一步南移时，当地的农民和乡村居民纷纷从内陆地区的安全地方跑出来，除了满足各自对武器的需要外，也来抢救由日军或英军丢弃的大批来福枪、迫击炮、机关枪以及随身佩带的刀、剣等武器。我牢记在心，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需要这些武器的话，那里会成为大量军用物资的供应站。
日军不断对着我们高呼‘Bansai’！
在接到指示去和查普曼会面时，我把我的志愿人员分为两个小组，并按这个方式，我们开始骑脚车朝大路上的指定地点奔去。我们在公路旁，不时会遇上一批批的日本士兵。当我们骑脚车经过时，他们会向我们喊：‘banzai！’（日语万岁的意思——译者）。我对这一再重复的致意，感到莫名其妙。我在那一天即2月16日晚些时候，才知道所有公路旁一片欢欣若狂的原因。原来前一天傍晚，新加坡陷落了。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无条件向山下奉文大将投降了。投降仪式就在福特汽车厂一个正门办事处前举行。当时的福特汽车厂就设在武吉智马西面山脚下的一个小山坡上。
最后，我终于确定，查普曼因等不到我，已继续前进到古毛—福隆港地区，他的一些人就在这一带的森林中扎营。查普曼这组人共有五六人，其中有一位名叫富兰克-奎勒，是新西兰籍采矿工程师。日本人登陆时，他正在暹罗工作。还有一位名叫卜-罗宾逊的英国人。另一位叫克里斯特，曾在怡保慕娘汽车厂工作。我派了一位交通员去告诉查普曼，说我已经到了，同时解释我迟到的原因。当我最后通过交通员传达信息，终于和他取得联系的时候，他急着要求我能够提供一位会讲不错的英语的华人向导给他。我找了一个。这位向导即刻动身赶赴福龙港，协助把查普曼一行人中的三位病重的白种人带回丹戎马林。
武器的搜集工作仍继续进行。我们向村民们解释，我们正在组织一支游击队，请求他们把在战场上收集到的一切都捐献出来。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采用这种办法就可以获得很多武器。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得付钱给他们。我们使用的这笔钱也是来自支持我们的抗日事业的捐款。在钱的问题上，我们特别重视接触参与华侨筹款中心、抗敌后援会以及马共活动的人，实际上也就是所有的华人。
回家见慈母，拿到一笔钱支持抗日
正当我在督阿冷等候我的信使从查普曼在丹戎马林的营地归来时，霹雳州委会代理书记劝我回家见一见母亲。也许她又会把彩票奖金让出一部分来。有关她走好运以及给了我三百塊礼钱的故事，早已传扬开来。至于那三百塊钱，我立即就献给党了。难道那里会有更多的好事接踵而来？
我照（代理书记的）吩咐做了，回到家一看，母亲安然无恙。家里人为了逃避日军士兵的抢劫，曾逃难到实兆远市郊的一个乡村暂住。我们之间上次见面时的局促不安，不知怎么的，令我难于启齿，立即直接要求更多的金钱援助。我决定在家住两三个晚上，其间，母亲无意间说出，她已听到我在怡保有了女朋友的传言。这正是我想要的机会。当然，我当时还没有女朋友。我正忙于进行地下活动，根本无暇顾及谈情说爱。不过，我知道普天下的母亲都特别关心自己的爱子有没有女朋友，尤其关心那些已在考虑婚姻大事的爱子，还担心他们缺钱。于是，我们交谈起来。我趁机作了暗示。结果，当我离开家时，我口袋里塞满了八百塊钱的钞票。当母亲挥手向我说再见时，她心里头兴许在想，我这个儿子该安顿下来过正常生活了吧，甚至她还抱着可以早日做祖母的希望吧。
回到督阿冷，我把这笔钱跟正在等候我归来的马共高级干部对半分了。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继续开展工作了，并且可以资助在霹雳南部活动的两支抗日游击队了。这两支队伍，由他率领一支，我率领另一支。
我常感好奇地想，如果母亲知道她给我显然是用作假结婚的钱被拿去资助两支游击队后会说什么。不过，正如对我的大部分活动一样，她从来没说什么。
我们花了约两个星期的时间来筹建我这支特别的游击小组。在一个月内，霹雳就有了四支相同的“独立小分队”的网点。其中的三支，位于霹雳北部和中部，而我的则在南部。后来我们都炫耀地称之为“连队”（“独立大队”）。我那一支就叫第四独立大队。
一般来说，这些独立大队都是从位于南北大道的有效射程内的森林边沿的基地出来活动的。每支独立大队都是接受霹雳马共州委会指挥，而且在最初阶段，是同那些由英国人训练并由新加坡和吉隆坡的马共组织起来的部队分开来独立活动的。
中央组建游击队的指示非常正确
在战前的殖民地时代，由于被英国人宣布为非法，我们党内部之间的联系，是充满危险的。抗日军在日军占领马来亚时期这样做，就得冒双倍的危险。我们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实际上都遵照中央的指示进行工作，但我们失去了同新加坡的可靠联系。虽然我们原已准备把部队定名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一部分，却没有得到批准这样做。于是，决定在过渡期内把我们的部队定名为：霹雳人民抗日军。
我选好一个森林边沿某处作为基地，这里离美冷火车站以东的一个华人小乡村约有15分钟的路程。在那个时候，它与南北大道平行，而且靠近铁路线。这个村子本身则远离交通干线，位于一个浓密的灌木丛林地带。当我们要给自己搭建生活居所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带并没有亚答叶可用来盖屋顶。不过，这里却有用之不尽的竹子，于是我们当中的原乡村农业工人立即大显身手，展示了如何破竹子，如何把破好的编结成片，又如何把干爽的竹片相叠成防水耐用的屋顶。
中央早期关于如何组建游击队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它要求每支独立大队（连队）都必须由一位政治委员和一位军事指挥员共同领导，而指挥员将决定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而且，作战时当然由他全权指挥，不过，实际上，政委的地位更为重要。在我的营地，我是政委。应该承认，我们大家都非常质朴，非常没有经验。但是，事实证明，我的军事指挥员是一位勇气十足而又坚定果断的人。当日军于一月向南推进时，他曾在光天化日之下，亲手用刀子杀死了一个汉奸——一个还在悬壶的郎中，而且这次锄奸行动，就在端落镇集市中心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
我这支部队的代理军事指挥员原是怡保的一名白铁匠。我还有一名曾在安顺当过一阵子理发匠的战士，担任协助我处理政治事务方面的副官。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