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华校友通讯 目录
2017年对先达乡亲意味着什么？ 开头的话黄书海 世界先达人第四届大会定于2017年11月在香港召开。这是先达乡亲一大盛事。消息一传开，引起先达各界的热烈反应。 先达乡亲必将以愉悦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 于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或与友人交往或各种聚会，有关这次盛会的议题，必将成为他们谈资的主角。虽然这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眼下，以一个城市命名的华侨华人大聚会，在印尼现代历史上，先达是首创。以后有没有别的城市紧随其后，且拭目以待。 我一再说过，先达人的大聚会是时代的产物。 它的时代大背景是： 一、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社会氛围焕然一新。北京的先达归侨干部，大多已从工作岗位上离退休下来，他们有闲暇时间互相串门，举行家庭聚会。 于是，他们和移居香港的先达归侨共同商定：同时成立北京先达校友会和香港先达联谊会，作为今后两地联络活动的平台。几年以后，广州先达联谊会也跟上来了。 二、印尼结束了三十二年军政权统治，中印恢复外交关系，大地回春。 于是先后成立了雅加达先达同乡联谊会，雅加达先达同乡公会（新公会），泗水先达联谊会和棉兰先达乡亲联谊会等组织。 三、历经时代风雨洗礼，先达原有的“红蓝”两派，越过了“兄弟阋于墙”，进入了“一笑泯恩仇”的新篇章，促成了2007年在先达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先达人大聚会。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它标志着先达乡亲初步形成了大团结、大融合、大联合的新局面。 2012年和2015年相继在北京和雅加达召开的第二届和第三届世界先达人大会，把先达情升华到新的境界、新的高度。 2017年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也是香港先达联谊会和北京先达校友会成立20周年。三个20年的巧遇，凸显了第四届世界先达人大会的重要意义。这届大会能否在前三届大会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这是广大先达乡亲所关注和期盼的。 好在主办这次大会的是香港先达联谊会。 他们人才济济，资金殷实，且拥有举办大型活动的丰富经验。这是大会能否成功召开的一大保障。 随着新年第一缕阳光升起，筹备工作即将全面铺开。众人拾柴火焰高。大会是全体先达人的大会。希望大家为大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今年85，老伴83，已是耄耋之年，只要届时健康允许，我们将争取到会，与长辈、同辈、晚辈，谈新叙旧。正所谓：“盛年不重来，一日难两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为世界先达人第四届大会的召开，进行舆论宣传，北京《先达通讯》和《先达人网站》将当仁不让，竭尽绵薄之力。 三年前，即铁生兄出事前，我们曾商定要共同撰写先达华侨华人教育史和社团史。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而今铁生兄已无法沟通。勉为其难，只能由我来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眼下，老一辈人不断凋零，再不抓紧，恐怕就要遗憾终身了。 先达华侨华人社会，基本上是由教育、社团、商业这大三块组成。我先就前两者提供一个“初稿”，抛砖引玉，以期广大读者，特别是为数不多的还健在的前辈和同辈的补充、修改、指正。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刊登有关文章。 先达中华学校发展梗概 先达位于印尼北苏门答腊省，距省会棉兰128公里，离闻名遐迩的多巴湖46公里，为该省第二大城市，是横贯苏岛西部和南部的交通枢纽。 初建时，先达是个闭塞落后的乡村，第一代华侨聚居地。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荷兰殖民者掠夺当地土地，大规模开辟种植园，修建公路铁路。随着种植园的拓展，广东、福建等地的同胞陆续到这一地区务工务农经商，先达逐渐以第一代华侨聚居为主的市镇。 十九世纪末，清朝对华侨实行招抚政策。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曾到印尼探访华侨，鼓励华侨发扬中华文化，兴办学堂。某些地方，主要是爪哇岛，华侨开始把私塾改为学堂，但不普遍。 辛亥革命前后，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感召和影响下，且为了满足印尼华侨自身发展的需要，各地创办新学堂，蔚然成风。 1905年，先达即有民办私塾，学员不多，以福建话教学，没有像样的教材，以识字写字为主。 1909年，在陈顺丹、李元亮、陈明春等一批热心教育的先达乡贤倡议下，创办了中华学校。他们捐资献地，并选定中国街和南京街交汇处作为校址，盖起了几间简陋的茅屋。这就是中华学校的雏形。 1911年，中华学校向当地政府正式注册，并成立了董事会来管理校务。 进入二十年代，中华学校学员不断增多：由十几个到几十个，由成百个到几百个，原有几间茅屋不敷应用，于是扩建成水泥砖房。这是第一次扩建。 随着先达市和周边乡镇园丘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批又一批的华侨到先达定居谋生，中华学校学员陡增。 1931年，以陈顺丹为首的校董，包括李元亮、陈明春、曾中和、陈大钧等，以及荣利商号，筹募大量资金，对校舍进行第二期关键性的扩建。在中心场地，兴建一座即使用现代眼光来看也是相当出众的大礼堂，堂前还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绿草地，供师生早操用。后这块草地改为篮球场。这种建筑格局一直保留到二战结束前后。 在整个建校过程中，陈顺丹功不可没。他不仅献出一片土地，带头捐巨资，还不辞辛劳，奔走市政厅，洽办各种手续。 以陈顺丹为首的校董们，热心公益，积极创导华文教育事业，功勋卓著。为此，先达中华学校董事会，在学校大礼堂建立纪念碑，以资表彰。历经百年风雨，这块用烫金书写的纪念碑，至今仍保留完好。这是历史无可替代的证物。 当时，印尼各地华文师资十分紧缺，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校董会决定：不惜高薪聘请国内学识渊博之士，到中华学校担任校长和教师。他们当中就有：林纠侯、张资谋、黄建中、周寒笙、戴臣清等。他们治学有方，很快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学生的成绩。还鼓励有条件的学生回国深造。先后回国学习的有：张仲绛、张佐昌、陈学勤、陈丽水、黄文泉、张琼郁、陈锡勇等。 此时，中华学校的名声无胫而行，不少外地的学员慕名来上学。 上世纪二十年代，国际、国内局势和印尼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荷兰殖民主义者为了加强其殖民统治，除镇压印尼人民外，也加强了对华侨的管治和限制，禁止华校进行政治活动，阅读进步书刊等。 1927年，国内国共关系破裂，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实行白色恐怖，同时加强了对海外华侨的控制。一时间，校园里弥漫着恐怖气氛。师生一涉及政治，便争论不休，但尚未形成红蓝两派。 蒋政权的大屠杀，迫使一些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通过同乡同学关系逃亡国外。张谷和、郑子经、张式松、饶烈等就是在二、三十年代辗转来到先达从事教育工作的。 饶烈因同校方争论国内形势而被告发，并从其住处搜出“禁书”而被当局驱逐出境。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在国内受过进步教育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陈丽水、张琼郁等也回到棉兰、先达等地投身教育工作。 二十年代后期，由于校董会新老董事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洪我情等闽南籍和龙岩籍人士另起炉灶，创建了“国民学校”，郑子经任校长。 1933年，洪清合、王定一等潮州籍人士创办了“华侨公学”，张式松、张谷和等先后任校长。 这两所学校实行开明政策，面向贫苦侨胞，吸纳了许多没钱上学的子弟，培养许多接受新思想的学生，深受侨胞的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国内出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在一些开明的中华学校董事会成员和商家，如洪我情、张让三、施翼鹏、洪清合、陈影鹤、陶润鸿、王定一、徐炳星等的倡议下，中华、国民、华侨三校于1938年合并，改名为“中华中小学校”，雷霆任校长、郑子经任教导主任、张谷和任训育主任。 1939年，校董事会通过提高学费征收标准的提案，引起学生家长和老师郑子经、张谷和、张琼郁等不满。另外，这些老师和雷霆校长在教学方针上也存在分歧，几度谈判协商未果，遂集体辞职。 1939年下半年，张谷和、郑子经、张琼郁、陈琼瑶、张声振等八位老师经多次协商并获得学生家长的支持，在榴莲街下端，创立“先华学校”，招收贫穷学生，传授爱国抗日思想。 为了坚持中华中小学校的阵地，陈丽水应聘从棉兰回先达中华中小学校任训导主任。 1940年，先达中华中小学校举行隆重的第一届初中班毕业典礼。其中毕业生有：张昔典（回国后，改名为张志英，是中国航天部唯一的先达人。他曾多次来家访，商议为印尼发射卫星等事）、张仲增、张仲宣、谢自佳、萧邦雄、郑梅英、杨岫云、陈如英、杨启福、李承财、罗双喜等。 随着国内抗日战争的发展，先达广大华侨和师生也融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战救亡大潮中。中华和先华两校的师生成为抗战救亡的主力军，他们走上社会，号召抵制日货，开展募捐、义卖，募集衣服和药品等，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战争。 一些热血青年干脆奔赴祖国抗日战场。他们当中有：黄炳强、张包、郑斌、许书真、赖仲元等。这数十名青年学生毅然投笔从戎奔赴祖国抗日战场的壮举，极大促进了华侨抗日大团结大融合。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先达爱国华侨组织了“中华防卫团”来保卫华侨的性命财产。大家推荐张谷和任防卫团团长、张琼郁任培训总指挥。 中华和先华两校师生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抗战歌曲《松花江上》、《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歌唱八百壮士》等响彻云霄。 社会上抵制日货、募捐筹赈活动更加红火。 1942年3月14日，日军占领先达。 由于局势混乱，中华学校被迫停课。后来在日军威逼和唆使下，一些亲日败类分子复办了中华学校，实行奴化教育，但遭到绝大多数师生的反抗和抵制。而一部分爱国进步师生则在先达和棉兰秘密串联，商议成立抗日秘密组织和开展地下抗日活动等。 五、六月间，棉兰华侨成立了两个秘密抗日组织：“苏岛华侨抗敌协会”（简称华抗）和“苏岛人民抗敌协会”（后改名为“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反盟）。 1943年，华抗和反盟合并为“苏岛反法西斯总同盟”。 其时，从新加坡逃亡到苏西的中国革命进步文化人士王任叔、刘岩、胡愈之、郑楚云等于10月转移到先达和马达山等地，他们以各种隐蔽方式参与指导了反盟抗日活动。 华抗先达支部的负责人是谢世鸿。 反盟先达支部的负责人有张谷和、郑子经、陈丽水、张琼郁、李国海。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掩人耳目，反盟在青年学生中组建了健身读书会和家政读书会两个秘密的外围组织。李国海、宋良赞、伍焕沾、萧邦杰、陈斯刚、黄妙贤、黄孚连、张宝蒂、林仙桃、郑梅英等是这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 他们以健身和搞家政为掩护，吸收爱国青年学生参加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筹措活动经费，发展抗日力量。 张琼郁则利用同乡关系，在职工中成立商联篮球队，以打球为掩护，建立读报圈，发展组织。 1943年，华抗成员王桐杰被捕，供出抗日组织名单。日军于9月20日进行大逮捕。张谷和、郑子经、陈丽水、张琼郁、谢世鸿、高文兴、高文载等抗日志士和爱国侨商张让三等30多人被捕。有的被判5至12年徒刑，有的因证据不足获释。 1944年3月23日，谢世鸿在武吉丁宜被日军杀害。 未被缉捕的黄文泉、林克胜、李国海、陈斯刚、陈影祥、林少青、张华天等，立即疏散到周边其他小城镇，开办以灰水和椰子油为原料的肥皂厂，作为秘密联络点。 张包、宋良赞、伍焕沾等逃到农村隐蔽。萧邦杰、王谦宇等仍潜伏在先达进行秘密活动。 这些爱国进步的青年学生，不怕日军凶残追捕，义无反顾地继续抗日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日最后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 不久，蒋介石政权发动全面内战。印尼趁势宣告独立。先达华侨被迫做出抉择：支持还是反对印尼独立；拥护还是反对蒋政权，拥护还是反对中国共产党……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做出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判断和抉择。于是出现了拥蒋和反蒋、拥共和反共的“红蓝”两派的对峙。 随着国共内战的加剧，“红蓝”两派的矛盾和斗争也更趋白热化。两派都成立了高端组织。“红”派成立“先达华侨总会”，“蓝”派成立“先达华侨联合会”。 于是，争夺社团，特别是争夺中华学校这块重要的教育阵地，就成了两派斗争的焦点。 从汕头聘请来的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校长黄剑峰，上任伊始，便悍然开除了十几名进步教师和学生，引起学生罢课抗议，并包围校长办公室，要讨个公道的说法。 “蓝”派还利用当地政府右派势力向“红”派施压。兄弟阋于墙，争夺与反争夺，不断发生。从此中华学校陷入混乱，再也找不到昔日的祥和与宁静。 从教育后代的整体利益考虑，华侨总会被迫另起炉灶，相继兴办了育才学校、民众夜校、华侨学校。大量分流了中华学校学员和老师、致使中华学校每况愈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印建交、国民政府驻印尼的外交机构被迫关闭。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的建立，华侨不再是海外孤儿。心向祖国成了先达华侨社会的政治主流。 1958年4月，印尼政府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取缔中国国民党印尼总支部及其所属各分部，更使中华学校雪上加霜，校务学员日益萎缩，影响力也日薄西山。 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0”政变。印尼军人政权实行白色恐怖，取缔所有华侨华人社团、报社、学校，禁止使用华文，许多华侨华人惨遭杀害和蹂躏，中印断交，两国友好关系由高潮跌入谷底。先达中华学校也在劫难逃，被迫关闭。 军政权统治的三十多年中，原中华学校被改名为“Sehati（一心）”和“Sultan Agung（苏丹·阿贡）”，已变成教授印尼文课程为主，华语为辅的学校。 应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因手头资料甚缺，请有关当事人和知情人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补写这段历史。 回顾中华学校百多年历史，广大先达乡亲的普遍看法是：它对促进先达华侨社会文明进步、传承中华文化、培养人才等，都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它是先达华侨华人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学校从建校伊始到鼎盛时期，一直坚持“有教无类、兼容并蓄”的教育方针，为先达华侨社会服务，教育资源惠及到每个学员身上，赢得广大华侨家庭赞许，因此广大华侨乐于捐资助学。 校长队伍精英荟萃。他们是不同时期不同年代专长卓著的文教界佼佼者（个别例外者不在其列）。 第一任校长林纠候、二十年代：黄建中、张资谋，三十年代：周寒生、戴臣清、雷霆，1941年李萌峰、1945年郑子经、1946年陈洪、1947年徐剑冬、1948年黄剑峰、1950年林伯从，1956年邬松风……（注：此名单和年代可能不全或有误，请知情者补充指正）。 教师队伍也是人才济济。有从国内和外地聘请的，但大多为本校培养的。他们无高学历、高文凭，自学成才，却掌握超越他们年龄和学历的文化知识和教学技能。他们学而不厌、诲而不倦，教学相长，赢得广大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这些校长和老师为华侨社会和祖国培养了不少人才。他们的丰功伟绩已载入中华学校史册，人们会永远怀念他们。 中华学校当年编排的小学、中学教学课程是合适的，全面的：国语、常识、算术、珠算、英文、巫文（印尼文）、地理（中国和世界）、历史（中国和世界）、几何、代数、物理、音乐、体育、画画（美术）、尺牍、公民……既突出德、智、体，也面面俱到，既贴近社会，也贴近学生将来回国深造的需要。其最大缺陷就是：不重视印尼文教育，没有设置印尼政治、经济、地理、历史课程。 好在年轻有为的老师们，采取开放式教学，鼓励学生阅读大量课外读物，拓展视野，活跃思想，使学生受益匪浅。 2015年3月28日，经当地政府批准和校董的安排，以简单而庄重的仪式宣告：先达苏丹阿贡学校从今天开始恢复原校名《中华学校》。 这是对良知的尊重、对历史的认同！ <先達通訊>167期 永远的先达情 土耳其诗人乔纳姆.希格梅有一句名言,他说: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是母亲的面孔,一是那个你所生长的城市。深圳 王谦宇 我离开先达已是整整69个年头了。69年,漫长的岁月啊!可是先达这个高踞在多巴湖畔的高原城市的景象和人物,仍然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没有消失。为什么,因为我生长在这里,我生命的途程从这里出发。 我不会忘记,榴连街(后来叫做独立街)街顶的”时钟楼”,这座历尽沧桑西式园顶的建筑,它既是先达历史的见证人,又是时间的守护使,它用两根指针日夜不停地指挥着人们的起居作息。它似乎在等待着远去游子的归来。 我也不会忘记动物园前那片绿草如茵的斜坡上那个被叫做”三枝水”的小喷泉。池水清沏,水花晶莹如珍珠,那是少男少女倾诉情愫好去处。我曾经为她歌唱: 一串一串又一串, 晶莹如玉的珍珠, 从你的小口中吐出。 听到你在问我: “你爱我不?” 我把答话藏在心中, 但你听到我心房砰砰在跳动。 记否, 在那晚风吹拂的河畔, 当你我年青的时候。 我更不会忘记,城市中心横直街道两旁的”五脚基”,这种跨着骑楼,下层商铺,上层住家的连排商住屋,真正是建筑师们的杰作。落雨天不必撑伞就可以走遍整个市区。 可是自然景观和城市建筑并不是先达的一切。最为难忘的还是先达人, 先达的男女老少, 先达的父老乡亲。我时常同一些朋友讲先达人的故事, 我告诉他们, 先达人见面不用名片, 只要开口说一句”先达国语”, 就是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先达人勤劳, 刻苦, 热情, 友善。百年以来, 先达的华人与其它的各民族始终和睦相处, 为先达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即使在外部环境发生蛮横酷烈的日子,先达仍然没有发生巨大的震动,这是十分不容易的。 先达人重视教育, 早在二十世纪之初, 先达开埠之初, 先达的先贤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就创办了似模似样的华文学校。设计合理美轮美焕的中华学校的大礼堂和教室, 在苏东以至全印尼都是少见的。 重视教育对先达人和先达社会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先达人不仅秉有传统的美德, 而且更有着巨大的创造发育与适应环境的大本领, 这就是先达人不论走到那里, 都能札根发芽开花结果。有人问,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先达, 却有那么浓厚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我的回答是: 天时, 地利, 人和。钟灵邑秀, 氤氲凝结成为一句话: 永远的先达情。 Horas，先达! Horas，先达人! Horas，永远的先达情!<先達通訊>167期 先达中华中小学校校歌歌词 横跨两大洋，高居在苏东，作者：郑子经 几千的华侨子弟弦歌乐园中， 发扬祖国新文化，锻炼中华好儿童。 跟随新时代，紧踏著步伐， 我们努力向前走，向前走。 一起来改造社会，促进世界大同。 <先達通訊>167期 书海手记： 淑明寄来此文，并附上短信，说秀兰看了，对其中一些地点街名分歧很大。秀兰说：“地点、街名有误。我提过意见，他执拗得很。我无法说服”。 一对耄耋夫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没有争得脸红耳赤，因为淑明双耳已聋，是靠写字来沟通。十分有趣。 怎么办？官司打到我这里，还是请读者来评判吧！ 苏门答腊的语言 苏门答腊岛上，除了华侨华人，还有印尼本土民族、伽罗（马达）、吉灵（锡兰）巴基斯坦（印度）、印度。（早年把巴基斯坦人都称为印度人）香港林淑明 苏鸟华侨华人，除了原籍语言如“广府话”、“潮州话”、“福州话”、“龙岩话”、“福建话”，流通于人际的是福建话，实为闽南话，但已不纯，近似厦门话。 苏岛地名，全用闽南话泽音印尼话地名：棉兰、先达、民礼、新邦知甲、勿拉湾、亚齐、巴东、实武牙…… 先达的戏院 早年的先达影院，现在写下来的，都是记忆中的东西，旧貌肯定今非，不知是否依然。 所谓“戏院”，其实除了“浮罗腊戏院”之外，都是电影院。当时说的“看戏”，就是“看电影”。 （一）荷兰意戏院 这家戏院，在女皇街与南京街交会的十字口，女皇街一侧。前几年返先达，这家只放映外国电影的贵票价电影院，已沦为公开赌场。 （二）日里戏院 日里戏院，后来改名“晨光戏院”，位于女皇街与福州街交会的十字口，女皇街一侧，与暦顺隔街。 这家戏院，票价比荷兰意戏院便宜，华话电影就在这家戏院放映。 记得《百万雄师下江南》就在这家戏院放映。印尼文翻译有Gaga一词，马达人闻名而大批前来购票观赏。 （三）REX戏院 REX电影院，中文译为“列士”，位于通往Simpang Ampat那条街的中段，站在戏院的后面，可以遥见中华学校大操场上的活动。 这家戏院，也放映外语电影，偶而放映华语片。记得放映过译成中文对白字幕的苏联电影《攻克柏林》，印象最深的是片终的斯大林特写，他来到攻克后的柏林。 （四）浮罗腊戏院 浮罗腊戏院，很早就没放电影，只成为现场献演粤剧或潮剧的舞台，记得看过台上演潘金莲的演员一把鼻涕（当然是假的）撇落正在油炸食物的锅里。后来没有剧团来，干脆废置。这废戏院与建南兴隔街为邻，居于女皇街与留连街的中段，是一块场地，左侧一座店铺，有汽车公会，尽头是南京街，陈友兰三姐妹的饮食店就在街角。 （五）放映电影的东源饭店 如果没记错，东源饭店与曾加廉的木材场饭店曾经播映《攻克柏林》招待应邀的宾客。木材场与一座长方形房屋为邻，曾经安置难民。尽头有一家Bofet，隔女皇街与土库暦顺相对。 土库者，应当就是超级市场。但是其经营方式，在当时的先达是独一无二的。 先达的羔丕店 “羔丕”是印尼话的中文译音，咖啡是也。 先达羔丕店，至少有三家都位于榴莲街，字号分别是：振发、振兴、顺丰（后易主，改名“万珍”）。 （一）振发。少主是洪玉光，其妹洪玉英似乎活跃于香港。 振发羔丕店，一度沦为马达人开办的“Bengkel”，不知何以后来易主，承办的就是洪玉光，我曾在返先达时应邀探访，前几年返先达，造访不遇。承办的就是洪玉光，我曾在返称达时应邀探访，前几年返先达，造访不遇。 （二）振兴羔丕店，在先达巴刹隔街相对，与严泉相邻，是“友谊”先达棉兰长途客运车先达站。友谊车后来与虎标老牌车争客。严泉是洁霜一家的杂货店。 （三）顺丰羔丕店，在振兴隔街的斜对面，与巴刹隔街相对，凭十字口上的窗口可以见到对街的巴刹。 顺丰的女主人，名为“亚月”，有印尼籍母亲。二楼上有个相当大的厅堂，堂上靠街有供坐卧的木板台，台前空阔，有楼梯上下。我少年时曾伴母亲前往探访，玩过火车模型，有轨道的玩具。 记得我的妹妹是在这家羔丕店诞生的。 顺丰改名万珍后，就没上去过。亚月一家，也不知去向。只记得有小女孩名叫Langking。 <先達通訊>16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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