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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达中华学校发展简史

2017-9-18 00:42| 发布者: zjj| 查看: 552| 评论: 0

摘要: 先达中华学校发展简史 先达位于印尼北苏门答腊省,距省会棉兰128公里,离闻名遐迩的多巴湖46公里,为该省第二大城市,是横贯苏岛西部和南部的交通枢纽。 初建时,先达是个闭塞落后的乡村,第一代华侨聚居地。到了 ...
                        先达中华学校发展简史
                                                 黄书海
 

      
       先达位于印尼北苏门答腊省,距省会棉兰128公里,离闻名遐迩的多巴湖46公里,为该省第二大城市,是横贯苏岛西部和南部的交通枢纽。
初建时,先达是个闭塞落后的乡村,第一代华侨聚居地。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荷兰殖民者掠夺当地土地,大规模开辟种植园,修建公路铁路。随着种植园的拓展,广东、福建等地的同胞陆续到这一地区务工务农经商,先达逐渐以第一代华侨聚居为主的市镇。
      十九世纪末,清朝对华侨实行招抚政策。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曾到印尼探访华侨,鼓励华侨发扬中华文化,兴办学堂。某些地方,主要是爪哇岛,华侨开始把私塾改为学堂,但不普遍。
      辛亥革命前后,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感召和影响下,且为了满足印尼华侨自身发展的需要,各地创办新学堂,蔚然成风。
       1905年,先达即有民办私塾,学员不多,以福建话教学,没有像样的教材,以识字写字为主。
       1909年,在陈顺丹、李元亮、陈明春等一批热心教育的先达乡贤倡议下,创办了中华学校。他们捐资献地,并选定中国街和南京街交汇处作为校址,盖起了几间简陋的茅屋。这就是中华学校的雏形。
       1911年,中华学校向当地政府正式注册,并成立了董事会来管理校务。
      进入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华学校学员不断增多:由十几个到几十个,由成百个到几百个,原有几间茅屋不敷应用,于是扩建成水泥砖房。这是第一次扩建。
随着先达市和周边乡镇园丘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批又一批的华侨到先达定居谋生,中华学校学员陡增。
     1931年,以陈顺丹为首的校董,包括李元亮、陈明春、曾中和、陈大钧等,以及荣利商号,筹募大量资金,对校舍进行第二期关键性的扩建。在中心场地,兴建一座即使用现代眼光来看也是相当出众的大礼堂,堂前还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绿草地,供师生早操用。后这块草地改为篮球场。这种建筑格局一直保留到二战结束前后。在整个建校过程中,陈顺丹功不可没。他不仅献出一片土地,带头捐巨资,还不辞辛劳,奔走市政厅,洽办各种手续。
     以陈顺丹为首的校董们,热心公益,积极创导华文教育事业,功勋卓著。为此,先达中华学校董事会,在学校大礼堂建立纪念碑,以资表彰。历经百年风雨,这块用烫金书写的纪念碑,至今仍保留完好。这是历史无可替代的证物。
      当时,印尼各地华文师资十分紧缺,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校董会决定:不惜高薪聘请国内学识渊博之士,到中华学校担任校长和教师。他们当中就有:林纠侯、张资谋、黄建中、周寒笙、戴臣清等。他们治学有方,很快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学生的成绩。还鼓励有条件的学生回国深造。先后回国学习的有:张仲绛、张佐昌、陈学勤、陈丽水、黄文泉、张琼郁、陈锡勇等。此时,中华学校的名声无胫而行,不少外地的学员慕名来上学。
     上世纪二十年代,国际、国内局势和印尼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荷兰殖民主义者为了加强其殖民统治,除镇压印尼人民外,也加强了对华侨的管治和限制,禁止华校进行政治活动,阅读进步书刊等。
      1927年,国内国共关系破裂,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实行白色恐怖,同时加强了对海外华侨的控制。一时间,校园里弥漫着恐怖气氛。师生一涉及政治,便争论不休,但尚未形成红蓝两派。
      蒋政权的大屠杀,迫使一些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通过同乡同学关系逃亡国外。张谷和、郑子经、张式松、饶烈等就是在二、三十年代辗转来到先达从事教育工作的。饶烈因同校方争论国内形势而被告发,并从其住处搜出“禁书”而被当局驱逐出境。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在国内受过进步教育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陈丽水、张琼郁等也回到棉兰、先达等地投身教育工作。
     二十年代后期,由于校董会新老董事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洪我情等闽南籍和龙岩籍人士另起炉灶,创建了“国民学校”,郑子经任校长。
      1933年,洪清合、王定一等潮州籍人士创办了“华侨公学”,张式松、张谷和等先后任校长。这两所学校实行开明政策,面向贫苦侨胞,吸纳了许多没钱上学的子弟,培养许多接受新思想的学生,深受侨胞的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国内出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在一些开明的中华学校董事会成员和商家,如洪我情、张让三、施翼鹏、洪清合、陈影鹤、陶润鸿、王定一、徐炳星等的倡议下,中华、国民、华侨三校于1938年合并,改名为“中华中小学校”,雷霆任校长、郑子经任教导主任、张谷和任训育主任。
       1939年,校董事会通过提高学费征收标准的提案,引起学生家长和老师郑子经、张谷和、张琼郁等不满。另外,这些老师和雷霆校长在教学方针上也存在分歧,几度谈判协商未果,遂集体辞职。
      1939年下半年,张谷和、郑子经、张琼郁、陈琼瑶、张声振等八位老师经多次协商并获得学生家长的支持,在榴莲街下端,创立“先华学校”,招收贫穷学生,传授爱国抗日思想。
为了坚持中华中小学校的阵地,陈丽水应聘从棉兰回先达中华中小学校任训导主任。
      1940年,先达中华中小学校举行隆重的第一届初中班毕业典礼。其中毕业生有:张昔典(回国后,改名为张志英,是中国航天部唯一的先达人。他曾多次来家访,商议为印尼发射卫星等事)、张仲增、张仲宣、谢自佳、萧邦雄、郑梅英、杨岫云、陈如英、杨启福、李承财、罗双喜等。
      随着国内抗日战争的发展,先达广大华侨和师生也融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战救亡大潮中。中华和先华两校的师生成为抗战救亡的主力军,他们走上社会,号召抵制日货,开展募捐、义卖,募集衣服和药品等,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战争。一些热血青年干脆奔赴祖国抗日战场。他们当中有:黄炳强、张包、郑斌、许书真、赖仲元等。这数十名青年学生毅然投笔从戎奔赴祖国抗日战场的壮举,极大促进了华侨抗日大团结大融合。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先达爱国华侨组织了“中华防卫团”来保卫华侨的性命财产。大家推荐张谷和任防卫团团长、张琼郁任培训总指挥。中华和先华两校师生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抗战歌曲《松花江上》、《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歌唱八百壮士》等响彻云霄。社会上抵制日货、募捐筹赈活动更加红火。 
      1942年3月14日,日军占领先达。由于局势混乱,中华学校被迫停课。后来在日军威逼和唆使下,一些亲日败类分子复办了中华学校,实行奴化教育,但遭到绝大多数师生的反抗和抵制。而一部分爱国进步师生则在先达和棉兰秘密串联,商议成立抗日秘密组织和开展地下抗日活动等。 五、六月间,棉兰华侨成立了两个秘密抗日组织:“苏岛华侨抗敌协会”(简称华抗)和“苏岛人民抗敌协会”(后改名为“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反盟)。
      1943年,华抗和反盟合并为“苏岛反法西斯总同盟”。其时,从新加坡逃亡到苏西的中国革命进步文化人士王任叔、刘岩、胡愈之、郑楚云等于10月转移到先达和马达山等地,他们以各种隐蔽方式参与指导了反盟抗日活动。
      华抗先达支部的负责人是谢世鸿。反盟先达支部的负责人有张谷和、郑子经、陈丽水、张琼郁、李国海。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掩人耳目,反盟在青年学生中组建了健身读书会和家政读书会两个秘密的外围组织。李国海、宋良赞、伍焕沾、萧邦杰、陈斯刚、黄妙贤、黄孚连、张宝蒂、林仙桃、郑梅英等是这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他们以健身和搞家政为掩护,吸收爱国青年学生参加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筹措活动经费,发展抗日力量。
张琼郁则利用同乡关系,在职工中成立商联篮球队,以打球为掩护,建立读报圈,发展组织。
      1943年,华抗成员王桐杰被捕,供出抗日组织名单。日军于9月20日进行大逮捕。张谷和、郑子经、陈丽水、张琼郁、谢世鸿、高文兴、高文载等抗日志士和爱国侨商张让三等30多人被捕。有的被判5至12年徒刑,有的因证据不足获释。
      1944年3月23日,谢世鸿在武吉丁宜被日军杀害。
      未被缉捕的黄文泉、林克胜、李国海、陈斯刚、陈影祥、林少青、张华天等,立即疏散到周边其他小城镇,开办以灰水和椰子油为原料的肥皂厂,作为秘密联络点。张包、宋良赞、伍焕沾等逃到农村隐蔽。萧邦杰、王谦宇等仍潜伏在先达进行秘密活动。这些爱国进步的青年学生,不怕日军凶残追捕,义无反顾地继续抗日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日最后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不久,蒋介石政权发动全面内战。印尼趁势宣告独立。先达华侨被迫做出抉择:支持还是反对印尼独立;拥护还是反对蒋政权,拥护还是反对中国共产党……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做出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判断和抉择。于是出现了拥蒋和反蒋、拥共和反共的“红蓝”两派的对峙。
      随着国共内战的加剧,“红蓝”两派的矛盾和斗争也更趋白热化。两派都成立了高端组织。“红”派成立“先达华侨总会”,“蓝”派成立“先达华侨联合会”。于是,争夺社团,特别是争夺中华学校这块重要的教育阵地,就成了两派斗争的焦点。从汕头聘请来的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校长黄剑峰,上任伊始,便悍然开除了十几名进步教师和学生,引起学生罢课抗议,并包围校长办公室,要讨个公道的说法。“蓝”派还利用当地政府右派势力向“红”派施压。兄弟阋于墙,争夺与反争夺,不断发生。
      从此中华学校陷入混乱,再也找不到昔日的祥和与宁静。从教育后代的整体利益考虑,华侨总会被迫另起炉灶,相继兴办了育才学校、民众夜校、华侨学校。大量分流了中华学校学员和老师、致使中华学校每况愈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印建交、国民政府驻印尼的外交机构被迫关闭。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的建立,华侨不再是海外孤儿。心向祖国成了先达华侨社会的政治主流。
       1958年4月,印尼政府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取缔中国国民党印尼总支部及其所属各分部,更使中华学校雪上加霜,校务学员日益萎缩,影响力也日薄西山。
        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0”政变。印尼军人政权实行白色恐怖,取缔所有华侨华人社团、报社、学校,禁止使用华文,许多华侨华人惨遭杀害和蹂躏,中印断交,两国友好关系由高潮跌入谷底。先达中华学校也在劫难逃,被迫关闭。
      军政权统治的三十多年中,原中华学校被改名为“Sehati(一心)”和“Sultan Agung(苏丹•阿贡)”,已变成教授印尼文课程为主,华语为辅的学校。
      应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因手头资料甚缺,请有关当事人和知情人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补写这段历史。
      回顾中华学校百多年历史,广大先达乡亲的普遍看法是:它对促进先达华侨社会文明进步、传承中华文化、培养人才等,都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它是先达华侨华人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学校从建校伊始到鼎盛时期,一直坚持“有教无类、兼容并蓄”的教育方针,为先达华侨社会服务,教育资源惠及到每个学员身上,赢得广大华侨家庭赞许,因此广大华侨乐于捐资助学。
      校长队伍精英荟萃。他们是不同时期不同年代专长卓著的文教界佼佼者(个别例外者不在其列)。
      第一任校长林纠候、二十年代:黄建中、张资谋,三十年代:周寒生、戴臣清、雷霆,1941年李萌峰、1945年郑子经、1946年陈洪、1947年徐剑冬、1948年黄剑峰、1950年林伯从,1956年邬松风……(注:此名单和年代可能不全或有误,请知情者补充指正)。
       教师队伍也是人才济济。有从国内和外地聘请的,但大多为本校培养的。他们无高学历、高文凭,自学成才,却掌握超越他们年龄和学历的文化知识和教学技能。他们学而不厌、诲而不倦,教学相长,赢得广大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这些校长和老师为华侨社会和祖国培养了不少人才。他们的丰功伟绩已载入中华学校史册,人们会永远怀念他们。
      中华学校当年编排的小学、中学教学课程是合适的,全面的:国语、常识、算术、珠算、英文、巫文(印尼文)、地理(中国和世界)、历史(中国和世界)、几何、代数、物理、音乐、体育、画画(美术)、尺牍、公民……既突出德、智、体,也面面俱到,既贴近社会,也贴近学生将来回国深造的需要。其最大缺陷就是:不重视印尼文教育,没有设置印尼政治、经济、地理、历史课程。
       好在年轻有为的老师们,采取开放式教学,鼓励学生阅读大量课外读物,拓展视野,活跃思想,使学生受益匪浅。
      2015年3月28日,经当地政府批准和校董的安排,以简单而庄重的仪式宣告:先达苏丹阿贡学校从今天开始恢复原校名《中华学校》。这是对良知的尊重、对历史的认同!          
 
       ——原载《先達通訊》1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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