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总书记在中国》连载三

第二十七章  被驱逐出境者、广播电台和讨价还价     

         向中方如实提出处理被流放马共党员及同情者问题

     由于我看到红卫兵运动如日中天，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向北京当局如实提出马共长期来所关心的有关中国党在对待我们被流放党员和同情者的方式问题了。这个问题在马共领导人内部的私下讨论中，我们把它称之为“历史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成千上万被英国当局流放到中国的人士的命运问题。

    英国殖民当局爱使用吓人的名词“被驱逐出境者”（banishees）来称呼这些人。他们都是中国人的后裔。他们基本上都相信中国革命的理念。他们都会讲国语（普通话），也会讲各自的‘母语’——方言。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当代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教导。然而，一旦踏上中国国土，他们总是被提醒自己是华侨。他们被当作是二等公民。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似乎为公开解决这个“历史问题”，提供了理想条件。

   到了1966年底，红卫兵在北京街头四处活动，冲击政府机关，我们找中联部联系，并就应该如何对待被驱逐回中国的马共同志的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中国大陆于1949年解放之前，马共党员被放逐到那里可以获准自由地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如今，为什么就不可以获得类似的待遇呢？

            1967年新年前夕 周总理亲设晚宴款待

   我们的投诉终于传到最高权力指挥中心。据我所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听到了这些事。不久，我们便接到通知，党对党的会谈定于新年初举行。很明显，为了表示友好，周恩来本人于1966年12月31日亲自设晚宴款待我们。陈田、穆沙阿末、阿海、李安东和我五人，在我们各自的夫人陪同下，一起出席了这次在北京西郊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宴会。我们的东道主周总理还安排了一个专场文艺晚会，应邀观看的还有其它兄弟党的代表。我不敢断定，这位中国领导人是否意识到出席这次晚宴的宾客中，有一位跟他同席的嘉宾，正是在十四年前曾身陷太平监狱死囚牢房的李明。

受到如此盛情款待的鼓励，我们对即将举行的党对党的会谈前景充满希望。当会谈最终于1月中旬开始进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参加会谈的中共小组负责人不是别人，而是中联部里长期跟我们打交道的康生。此时，他已成为位高权重的特殊人物。他不仅控制了中联部和中宣部等重要部门，而且是文革小组的唯一顾问。而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动乱最高峰时，曾一度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地位`。

         在党对党会谈中提出创办电台的建议

我们提出的关于创办广播电台的建议，是这次党对党会谈的重要议程之一。这次，北京领导人已经准备考虑接受我们提出的创办秘密电台的建议。中方不仅愿意提供地点和设备，而且还愿意派出技术人员帮忙操作。我们则负责提供和训练播音员及其他工作人员。结果，我们的电台用了两年时间终于创立并开始播音了。

   不过，当“被驱逐出境者”问题提出来时，我们就没有那么好运了。“被驱逐出境者”中的大多数人都出生于马来亚和新加坡。据中方统计，1948年紧急状态的战争爆发以来，有超过5000名马共党员被驱逐到中国。如果把被流放的同情者及其家属也考虑在内的话，那么，其人数到1966年多达20000名。在紧急状态之前的年代，英殖民当局一般是采取小规模驱逐的办法。宣布紧急状态后，英殖民当局使用大轮船来运载“被驱逐出境者”，有时一批就多达数百人。英国人的统计显示，仅仅于1950年11月16日至1951年1月15日的两个月内，就有大约2812名华族“人士及其眷属”被勒令离开马来亚，并由一艘挪威轮船运往汕头。

   我们建议，任何一个以这种方式被驱逐出境的马共党员，都有资格重新参加我们的武装斗争。我们知道，这些人的数目相当可观。我们计划吸收这些被流放者当中所有愿意应征的人，并安排他们到中国南方与老挝接壤的边境地方受训。在那里，我们会建立一个到两个集体农场，农场不仅可以生产我们自己需要的食物，而且可以用来对这些新队员进行有关森林战战术的训练。文化大革命把群众的热情激动起来了，其结果越来越强调搞世界革命。我们确信，我们为同志们在农场提供密集的军事训练，然后经陆路分批把他们派回前线作战的想法，必将受到欢迎。

                康生断然拒绝了我们的两个建议

   康生断然拒绝了这个想法。我们于是改变策略，要求中共准许我们那些被驱逐出境的同志转为中共党员。然而，即使这个要求，也被他回绝了。康生给我的解释跟他不久前在他的别墅同我单独会面时所说的一模一样。他说，中共自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就已改变其处理被驱逐出境的兄弟党党员的政策。

   我听说，每一次党对党会谈结束后，康生及其工作人员为了就我们的讨论进行总结，会一直工作到凌晨时分。这些总结是准备呈交给毛本人的。中方在党对党会谈结束后，安排我们同毛见面，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这次会晤是在1967年1月底。陪同我一起出席这次会晤的有李安东、穆沙阿末、阿海和陈田。其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其鼎盛时期。上海的一个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领导权。

   我们应召到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由于我们是地下党，我们不方便从面向大路的正门入口处进入人民大会堂，而只能由侧门。

               再次见毛主席 获得建电台的一切设备

   康生在其部门两名主要负责人陪同下，也出席了这次会晤。陈田也在场，负责做会议记录。中共中央主席首先问我们党对党的会谈进行得怎样。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毛希望同我们谈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话题。我立即获得这样一个印象，毛在中共领导层中已经变得相当孤立。这次会晤同两年前我们在武汉时热情洋溢的交谈，形成如此强烈的对比。正当我们在漫谈的时候，我有点疑惑，是否还可让陈田继续做记录。令人惊奇的是，他还在做。

   我相信，这一次长时间的相聚，是康生为了向毛和中共领导层展示他个人在解决兄弟党问题上的本事罢了。如今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应听中联部的命令就可以了。我们已经在党对党的会谈中提出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已经见了毛。我们也已经获得了我们为之争取了三年的广播电台所需的一切设备。接下来，就等中联部代表的一句话了。

   1969年，当我们接到命令准备把马共整个办事处迁移到南方的湖南省的时候，我本人已深陷文化大革命给我们造成的政治泥潭中，而不能脱身了。阿海最初只得代替我的位置。

   在湖南，马共获分配一个闲人严禁出入的军事区中间代号为691工程的设施。从北京来我们这个新的中心，日夜兼程需要坐12小时的火车。691工程，群山环抱，好像是一个刚腾出来的村子。我们的广播站设在一座山坡旁挖掘出来的地洞里。附近的一列房子用作我们的办公楼。

 《马来亚革命之声》于1969年11月15日开播

   我们的电台于1969年11月开始从湖南播音。我们决定用《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作为台号。广播节目通过一个强有力的20千瓦发射台发出的电波覆盖整个（东南亚）地区。我们电台有两个波段，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试图干扰我们的广播。从我们收到的反馈来看，我们在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党员和同情者，都热心收听。

   我们的播音员、制作员和其他文职人员都住在691工程里的宿舍区。中方的技术人员则住在同一工程地区里的不同地段。我们在湖南工作的那段日子，几乎完全没有跟我们篱笆周围以外的居民来往。日常食用必需品全由中方供应。虽说离北京较远，我们电台照样可以正常和即时地获得我们所需的各种报刊。中方负责替我们订阅，我们则负责开列我们所需的马来亚和新加坡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的名单。我们也有定期收到伦敦出版的《泰晤士报》和墨尔本出版的早报《时代》。另外，我们还能读到《经济学人》、《远东经济评论》、《亚洲周刊》、《时代杂志》和《太平洋事务》等期刊，并就其中一些报道加以评述。

   从一开播，我们电台就用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三种主要语言广播。每种语组有三名播音员。1970年代中期，我们成功吸收了一批马来亚和新加坡受英文教育的大学生，以加强我们的英语组的广播工作。不管当时马新两地的政治部对革命之声电台的这些新人如何说三道四，他们中间实际上没有一人是共产党员。他们不过是思想激进或左倾的进步分子。其中有一位是名叫陈月清的马来亚华人女青年。跟那些臆测相反，她在新加坡大学的同学和朋友陈华彪，从来没有参加马共。

                  关于陈月清传奇的事实

鉴于新加坡新闻界就陈月清传奇做了许多不尽不实的报道，我愿意在这里举出几件事实仅供记录在案：陈小姐参加我们的工作，是通过原来在新加坡上大学的一位香港学生的关系介绍的。这位年轻人在1967年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发生（红卫兵）暴动期间，曾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他在新加坡期间，参与了当地的学生运动，并与陈小姐邂逅。就在新加坡政治部到来逮捕他之前几个小时，他乔装打扮成一个女人逃出了大学校园。随后，他经过长堤进入柔佛。到新山时，他被扣留，并被控非法进入马来西亚。他的案件最后于吉隆坡听审，结果他被判驱逐出境到香港。回到香港后，陈月清来找他，并要求参加我们的组织。但是，我们的领导人觉得她不太适合过森林的艰苦生活，于是建议她参加《马来亚革命之声》的工作。陈小姐给人以一种印象，她是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但是，我们认为她不过是一位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可以肯定地说，她从来没有参加马共。  

   在我们的播音工作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开始收到生活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人的许多请求。他们要求《马来亚革命之声》增加使用各种华人方言播音的节目。这些节目最主要是为勿洞地区华人社会的需要服务的。最初，我觉得事情变得有点尾大不掉了。我反对使用过多的方言播音的主意。不过，我的看法敌不过大众的要求，于是我们得增加更多的播音员了。

   所有在北京居住的马共党员的家属，如今也迁至湖南的一个农村生活。这个地点离我们的电台约有三个小时的车程。他们由首都搬迁到这里的人数总共约有40人，其中有20名是儿童。其中有10名是被派回去马来亚进行地下工作的马共党员的孩子。他们都是被送到中国来的，并交由我们照顾，而他们的父母为了执行党的危险任务，正生活在担心有随时被逮捕的情形下。所有我们的这些孩子都在当地乡村学校上学，我的妻子奉命照顾他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