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房工作时是比较安静的，山风沙沙声里，同志们各就各位，在自己熟稔的工序上忙碌着。即便稍有声响，比如装订、打洞，或切纸，单调的声响散落在郁郁丛林里，也不招引注意。但这大山葵叶屋顶下，有时却会骤然喧哗，笑声如浪翻腾，惹得路过的同志侧目，还被话音一把拉进来。不用说，一定是我们第十二支队政委，也是丹吡边委会机关刊物《火炬》的主编——阿元同志，出现在印房里了。
原名梁希元的他，1921年诞生于吉打州居林，在家乡完成小学教育后，曾到中国升学，由于战局混乱，1939年返回家乡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从此辗转几十个春秋，战前——抗日——战后——抗英——国内战争——合艾和谈，他的人生轨迹和马共历程重叠在一起。部队里有如他这番经历的寥寥无几。阿公是一个，但没有他纵横驰骋，跌宕起伏。他随意挥洒，故事一箩筐，听得大伙儿移不开脚步。
战后和平时期他曾参与《人民呼声报》编辑部工作，我总觉得他对文字有一种天然的钟爱，部队内部油印刊物《火炬》封面的刊名，就出自他的手笔。虽然作为一支主要的武装部队的领导，他手边有许多更重要，更紧迫的任务，但工作间隙，只要稍有余暇，他施施然从小屋子里走出来，或者到同志们聚集的大课堂的书报处，或者就来到印房，一开讲就把同志们紧紧扣住。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很是特别，那是我上到部队第三中队的第一天，与欢迎的队列一一握手之后，我们被带去见领导同志，见到的两人，阿石（原名吴一石，合艾和谈后期的马共代表），和他。阿石军容端整，仪表不凡。而他却连基本的绑腿也没有，两条打补丁的军裤裤管，直筒筒垂下，只在鞋子上边扣紧，好像舞蹈员穿着的灯笼裤。他右边眼角，有一团明显的暗蓝色的胎记。立眉，大鼻，厚唇，似笑非笑，过目难忘。不知怎的，我脑里浮现的，竟然不是革命武装的领导，而是乡村学校的校工这类形象。
当然，日后十余年的接触，明白了当初照面的印象是完全的错置。他的领导魄力，他的睿智洞见，留给我深刻的记忆。在我的《倘若雨林有知》——和平村日记里稍有书写，这是一位把《古文观止》背着行军的老领导，老战士。前辈作家驼铃读后，给我意见，说一定要把他作为一个人物写下来。 但我更寄望能留下记录的是他本人。 他曾以尤扬为笔名，在《火炬》第33期发表过一篇散文《我爱山》，通过山的形象，融汇了自己的生涯和情愫：“以后，我渐渐熟悉了山，我不再怕它了。为了工作，我经常独自一人出发，爬山涉水，去执行我的任务。我开始喜欢呼呼的急风，潺潺的水流，遍山的猿啼鸟唱，暴 风雨到来前的闪电惊雷，参天大树栽倒深谷的轰然巨响……。后来，就是在夜里，我也敢一个人出门，一条“水猛”(布巾)缠在腰间，一盏头灯亮在额上，從黄昏赶路到天明。
打从那以后，我跟山相依为命，共同生活了几十年。 我爱山，爱山上的一草一木，爱每块石头，爱山的泥土散发出的芳香。
……山是很稳的，從不见它动摇。山是顽强的，從不见它低头。山是很虚心的，“它不弃污垢，所以为高”。山是由一粒一粒沙石堆积起来的……。 山是不会老的，它永远年青！” 也许我偏爱那份革命的浪漫情怀，那份对生涯的审美追求。所以对他仅有的几篇散文都很有感觉。还记得有一篇写木薯的，写了在木薯芭里过夜的情景，写了对木薯滋味的眷恋和回味。曾与木薯相依为命的战士，那些从饥饿中挣扎过来的同志，都会从阿元的文章中取得共鸣。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的那些长长短短的游击故事，总是很受同志们欢迎。
1989年，合艾和谈来到最后关头，营房对面的山顶，开辟了直升机场，方便阿石同志乘直升机进出。那时节，大家最关注的是和谈的进展，最焦虑的明天的命运。阿元一出现在大课堂，同志们围拢上去，都往一个问题聚焦：“司令，司令，有什么消息吗？” 他缓缓坐下身子，摆摆手：“别叫了！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 惊讶！这就是回答吗？大家顿感无趣，也无法再追问下去。只听得树丛里蝉声唧唧—— 我愣在当场。我想他一定不是在打禅语。而此情此景，却让人思量，沉吟至今。 2006年1月阿元同志病逝，把他不多的遗产，留给了集体，成立一个梁希元基金，主要用于帮助回马战友的孩子的教育，联谊会的文化活动，史料整理等。
10-9-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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