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如隔世》专栏（十三）
优雅 倚在灯火阑珊处
新加坡 海凡
提起第三中队的医务部门——不，是第十二支队的医务，弯不过林东。这位被同志们亲切地称呼做“阿模”的医生(“阿模”，泰话医生之意)，她在部队虽然只有18个年头，而她的一生，以真诚奉献作为底色，却弥散在她整个生命的历程。
她的一家，父母亲，包括她在内的四个女儿一个男孩，一家七口，各自人生的不同阶段，或短或长，甚至一生，都与马共的斗争结合一起，浑融交织，映衬着个人和历史的沧桑。 她的父母亲都是抗日军人，父亲还是马共高级干部，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接受党的差遣，夫妻俩长年在外工作。因此，林东在森林里出世几天后，就交由在彭亨的外祖母照顾。没有母乳，靠生鱼煲的粥水把她喂大。直到她13岁，才远赴北京第一次与母亲见面。“我对妈妈完全没有感觉，她就像个陌生人。” 幼年的经历，形成了她独立的个性。“我从不把父母是领导干部放在心上，虽然我的丈夫也是干部，但我们结婚后，仍然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和工作，我一直都维持着我的自主和独立。” 她在中国读完高中，并成功被广州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录取。1961年马共颁布“新方针”，恢复国内的武装斗争后，前线迫切需要专业医生，因此，1964年底，她被党送到越南河内学医，直至1969年底。当时正是越战期间，战争的环境给她提供了充分的战场救治的学习机会。回来中国后又实习了两年。1971年她来到马泰边境，自愿投身武装战线。“我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要上山下乡，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他和马来亚共产党指示我们往哪里去，我们便往哪里去。”
这里山高林密，水冷风清，无论与建设奋进中的北京，还是战火蹂躏下的河内相比都大不一样。她不只在生活上要去学习去适应，尤其要担负起医疗的责任，把战场急救设施，从无到有建立起来。比如手术台，手术室，麻醉，消毒……手术台就是以四根木棍做脚，台面用竹造；手术室的地面无法铺上水泥，只有用塑料布盖顶，再用它把四周围起来；用一盏紫外线灯消毒房间。由于消毒设施不足，手术后注射抗生素至为关键，以确保不会发生感染。 部队中做最多的手术，是处理被地雷炸伤的同志的伤口。伤口总是被弹片、泥沙、枯叶、烂布搞得一团糟，不只需要高度的细心，耐心，还要时刻提防发生气性坏疽。这种由厌氧菌引起的外科急症，特别凶险，稍慢处理就危及生命。有一次就让她碰上了。
那时三位女同志出营房哨站外查地雷，由于没有遵守防雷条例，发生意外爆炸，两位同志受伤。处理好伤员后的次日，其中一位出现气性坏疽的症状！ “为什么能及时判断？因为我在越南时见过。有一天我值班，一个遭遇车祸的年轻人拼命喊痛，我发现他的腿非常肿，还有很多红色斑点。我报告主任医师，他一看，就发现是气性坏疽。即刻做高位截肢，截到大腿根上去了。”可是，这里是游击环境，高位截肢将给伤员日后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决定采用保守疗法，给她特大剂量的抗生素，并以灰锰氧溶液日夜滴冲伤口，同时不断敷青草药。一个多月后，她的腿终于保住了！ 部队还进行阑尾切除，子宫切除，人流，难产，腹膜炎等手术。这些手术大都在设施差，条件不足的情况下进行，“在手术前我都会很紧张。我不断问自己：要是这种情况出现，我该怎么办？要是那种情况出现了，我又该怎办？一切得靠我自己。”上山干革命，她是自愿的，而在那种情况下动手术，她却有“迫上梁山”的感觉。让她最感到欣慰的是，那么多例手术，没有一个伤员由于她的手术失败而牺牲。 在部队十余年，我除了被诊断为结核病，成了慢性病号，还有一次发了一场大病。那时刚上队不久，发高烧，头剧痛，只能以硬物压迫太阳穴减轻痛楚。无法进食，终日躺在一顶小蚊帐里，昏昏沉沉不知昼夜，只感觉久不久有人掀开蚊帐探看。到底吃什么药，怎么医治，病好后也不太记得。林东倒是留下印象，有一次谈起，满是庆幸的语气：“幸好那时你年轻。”又强调一句，“幸好在大部队，不然，可能就没有了！”
和平村的黄昏，晚饭后村民们喜欢聚在小餐室聊天。我从照片里那些恍如隔世的脸庞里寻找故人。很快就在一张清癯的脸上，那个微微抿着，稍稍宽厚的嘴唇里，看到一抹熟悉的笑意。 践行理想而又饱经忧患的林东， 优雅地倚在灯火阑珊处。 14-11-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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