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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第103期)

2018-9-3 12:44| 发布者: admin| 查看: 711| 评论: 0|来自: 香港先達聯誼會

摘要: 简讯(第103期)香港先達聯誼會 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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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生兄:
幾年前,我和雅容、少棠姐登門拜訪,你和清香熱情接待我們,家裏還放著五十多年前的書櫃,廁所燈的開關還是拉繩的。我開玩笑說,還捨不得換了?你說,別管了,這樓都要拆了重建。
我們從真武廟沿著木墀地方向漫步。我們兩人走在前面,談了好多老朋友的情況,為許多老朋友的美好生活而高興。走到一間小食店停下了。然後一起入內吃早點。原來店裏賣的是小米粥,鹹菜,肉包子。雖然店面不大,但食品可口。
回港後不久,聽說你半夜上廁所,不慎摔倒,傷了後腦,不省人事。經醫生搶救,保住了性命,失去了記憶。如今還能在養老院養老。好好一個人,突然摔倒,失去了記憶,聞者心酸。我們先達人的組織失去了一位威信高的得力的幹將。可惜啊!
從你女兒那邊得知,熟悉的先達人,你還是有印象的。提到他們的名字,你便會念叨著:先達人,先達人。
我們相識七十多年,一起度過青少年時代,一起玩泥沙,一起踢足球,一起追逐理想。如果我將往事片斷寫出來,不知能否喚起你點滴的回憶。書海兄知道我的想法後,鼓勵我一定要寫。那怕能刺激一下記憶也好。
四十年代初,還是荷蘭殖民者統治印尼的時期,當時我不到十歲,你比我大幾歲,我們喜歡在Kampung keleng(即現在的集多街)末端一片青草地,沿邊還有幾棵椰子樹,是印尼牧羊的地方,有時讓猴子上樹摘椰子。這地方是我們少年朋友相聚玩樂之地。
當時,爸爸見我們好玩,便掏出一個Ringgit(荷盾兩塊五)給我。我便去萬振興買了個足球和大家一起玩。從此,我們有了足球隊。張授懷、授侃兄弟,他們的叔叔亞倫伯,還有米粉蘇的獨生子亞意、亞珠等,加上我們倆,大家玩得不亦樂乎。可是正在大家高興之際,一位流著鼻涕的亞珠因妒忌,拿了小刀往足球一紮,球馬上漏氣了。幸好,當年的足球是內外胎分開的。內胎破了,可以補。我們還是繼續踢足球。別看這小小足球隊,還真出了人才。張授懷後來成了蘇北代表隊隊員,後又成了印尼國家足球隊隊員。
1942年日本侵略軍揮師南下,佔領了整個印尼。荷軍及其官員逃的逃,死的死,更多的是被俘虜了。先達這些荷蘭官員及其家屬則被關進中華學校教室。
我們這一幫小朋友還繼續玩。可是已轉移陣地到Pabrik Es下面一條小河去遊玩,也學會了狗爬式游泳。玩了水,身上濕了,怎麼辦?怕回家挨打挨駡,便在沙灘上亂滾,用沙搓腿、搓手臂,減少下過水的痕跡,可是頭髮潮濕,無法躲避,只好等頭髮乾了才敢回家。
觀音廟前有個游泳池,既有深水池,也有供兒童遊玩的淺水池,還有跳板,供跳水用。以往只供荷蘭人和其他白種人享用。還有先達旅館(Siantar Hotel)的網球場,也只供白人享用,外族人無權問津。印尼孩童在場地負責撿球。
日本統治時期,為了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特定黃種人亦可進入游泳池游泳。一時間,游泳池成了先達人的熱點。從小河邊嬉水到走進游泳池,確實是個大躍進。當時日本人經常舉辦游泳比賽,漸漸讓我們懂得了自由泳,蛙泳,仰泳等姿勢。
日本投降後,先達較為開明的家庭也讓女兒們到泳池游泳。如雅容、雅兒、清香、妙寶、迪岩、笑英、愛玲等。後來游泳在先達普及化了。最舒服的事是:遊完泳,就去吃Pisang goreng(炸香蕉),或者走到集多街吃Keleng婆做的Rujak,那才叫爽呢!
當時游泳較好的前輩有莫華新、餘振邦、吳國勝等。喜歡跳水的有陳修庚、李偉烈、李偉廉等。先達游泳池在培育游泳高手方面,確實功不可沒。它培養出一些游泳高手,如陳倫、洪鼎山(福建省代表)符大進(國家隊代表,多次破國家自由泳紀錄,並奪得多面獎牌,為國爭光,也為先達爭光)!
一九五七年我回國考上大學後,身在石家莊、天津,甚少和北京的先達前輩同學聯繫。畢業後,分配在天津工作。1962年調到北京工作,與雅容同往中僑委宿舍,僑字型大小單位元較開放,所以與朋友的聯繫多了。星期日或假期便會到真武廟看伯母、你和清香,到中聯部看望克勝和愛蘭姐、水彪兄和少棠姐,再到附近處看陳靜池兄,還會到振順夫婦家串門,去外交部宿舍看望鄭欽美老師、陳麗水老師和木英姐,不定期到三裏屯找書海、瑞玲、國堅、月明等。
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心惶惶,而後大部份朋友都到幹校去了,基本上都失去了聯繫。
為了孩子們的前途,與雅容商量後,決定扶老攜幼奔赴香港生活。經過艱苦奮鬥,生活較安定時,七十年代末,我們夫婦倆回北京探親訪友,當時聽說,印尼政府可能放寬香港印尼華僑入境印尼的規定。你囑託我,如有人回印尼探親,一定要去見見爸爸(貢叔),並勸他一定要回國,與北京家人團聚。在先達我見到了貢叔(饒悅明),我如實地轉達了你的囑託。他老人家答應我,一定回北京。萬萬想不到,你父親不久因病在先達過世。悲哉!
我們華僑子弟,艱苦奮鬥,勤儉持家,子女也都長大成才。濃濃先達情促使我們成立了香港先達聯誼會。
1997年6月22日正式成立。八月份我們組團去北京旅遊。出乎預料,報名人數竟到一百人。原來答應負責接待的同學退縮了。是你,“臨急受命”,把需要住宿的團友安排到北京師範學院和總工會宿舍。你和書海、瑞華等還安排我們遊覽名勝景點,並親自當導遊。
通過這次旅遊,加強了與北京先達校友會的關係,促進了先達鄉親的感情,為日後先達人的活動打下了堅實基礎。
之後,我們夫婦倆幾乎每年都會回北京探望姐姐和姐夫,並參加北京先達校友會會慶。那是一段多麼愜意和舒心的日子啊!現在年老體衰,走不動了!
鐵生兄,自從你摔倒後,我們的前輩、老同學、老朋友一個接一個離我們而去,去到那遙遠的地方。他們是:新加坡張耀東、印尼曾加廉、李垂登、廣州黃鏡源、黃集發,北京陳麗水、林克勝、李月姣、陶少棠、李瑞華,香港周泗來、陳靜成、陶雅容(我的老伴)、程景春、黃文和等。
這些都是你比較熟悉的朋友,應該可以想起來吧?!
我們尚活在人間,除了緬懷這些老朋友,但願我們能活得開心。
掛念你的德華2018年6月18日於香港。   


“字號”,福建人把商店的店面招牌稱為“字號”。
先達商店的各家“字號”,據限於上世紀所知,有幾種情況,有的始終不變,如STO,這STO甚麼意思,也沒搞清楚。
有一家“曾光耀輪胎”店,變化最大;一致為一家肥皂店,再改為福建人老板綽號“猪尾”的雜貨店,最後成為興化人薛家的風車店。“林芳標茶莊”一度由陳影鶴先生支持,曾改名“華芳”(陳先生的公司字號為“華益”),“振發”羔丕店後來成由馬達人辦的Bengkel,此店最後由振發原老板的公子洪鈺光接管。一成不變的還有“五福”。王謙宇老師那家,曾經一度是“先達學校”的分校。
“廣成”李家廣東人,有兩位少東家李文通李文順,後來換了字號變了人,是潮州人,字號為“浩鳴行”。紀得其鄰居有陳影佐生的岳家,姓林的岳母“老虎姑”,再來是先後字號為“集美”“泉美”,鄰居為風車店,忘了字號。
如果沒記錯,始終不變的老字號有“祥興棧”“大昌”“廣盛”(姚雪村和余振邦的店是甚麼字號也忘了)“怡鳳隆”“東原“萬源棧”“萬隆書店(上海人辦的)”“嚴泉(龍岩人鄧家)”“萬興隆花生公司(潮州人)”“陳水照相館”“林同發”“新順興”“金福”“同和興”“裕成興”“永裕興”“南發”“衡山”。







1958年11月5日,印尼政府通過所謂“中央戰時最高掌權者”機構(PENGUASA PERANG PUSAT TERTINGGI),屬下的“學校管理委員會”(PANITIA PENGURUS SEKOLAH)開始封閉並接管全印尼所有親臺灣的華校。因為PPS是“管理學校委員會”的簡稱,故當年就把接管的前華校統稱為PPS學校。據說當年被封閉接管的所謂“右派華校”全印尼超過200所,受影響的學子超過16萬人。
PPS學校的校長由軍方戰時掌權者指派,原校校董及教師可繼續留任,經費依舊由原校董負責。PPS初期仍允許華語教學,即1959年至1962年。當局規定校中具印尼公民身份的華人子弟必須搬至印尼民族學校上課,不許在外僑學校上課。
直到1962年,蘇加諾總統通過戰時最高掌權機構頒佈一法令,稱為(PERATURAN PENGUASA PERANG TERTINGGI REPUBLIK INDONESIA NO.2 TAHUN 1962)取代1958年第022號法令,亦即取消PPS學校制度。
1960年,中華學校在任“校長”伍天佑將前往美國深造,是以到棉蘭欲聘請當時正執教于“南安中學”的謝潛芳代任,由於南安學校一時無法另找文史教師,故無法接聘任職,但謝潛芳推薦:鄭保殷(台大機械系)、李達明(台大土木工程系)、吳侯仲(台大經濟系)、李瑞龍(台大醫科)、陳兆良(政大新聞系)到先達任職。
1961年6月,鄭保殷等五位教師辭職回棉。中華學校董事徐炳星之女徐美蘭二次到棉聘請謝潛芳接任,謝仍無法就任。後由塗志超(台大哲學系)就任PN.SEHATI一心中小學校長。
1962年底,塗志超辭職,徐美蘭再次至棉蘭聘請謝潛芳。1963年謝潛芳始受聘為(一心中小學)校長至到1966年辭職。任職期間增設高中部,且高中第一,二屆在任期內畢業。奠定中華中小學校繼續設立高中班的基礎。直到1976年為止,除棉蘭SUTOMO、三山、南安、衛理諸校以外,外埠華裔學校中,唯有先達中華學校辦立高中班。
當年董事會組織原是1958年成立的董事會,成員如下:
董事長:除炳星、黃貽昌;文教:章達文、章達桓;財政:李樹桂;監察:葉錦宗;董事:陳貴川;秘書:古繼錚(訓育主任);
政府立案董事:第一主席:蔡文炎;第二主席:蔡錚炎;第三主席:伍福添;財政:章思國;董事:李金星(董事名字或有遺漏,還請知情者添補上)
當年董事組織為“集體領導制度”,校長固定出席董事會,參與共議,並報告校政措施。每三個月開一次會議,若有特別事故可增開會議。諸董事時常到校巡視上,下課秩序、整潔等各方面。
由於當年鳩收的學費甚為低廉,每學年不敷的經費十余萬,因而談不上任何設備,不敷之數由各董事認捐,最後尚差的款目則由徐炳星及黃貽昌補足。當時董事們熱心社會教育的精神,誠為可嘉。據知自1958年以來,學校不敷之經費即由在任的董事資助,迄至1967年。
〔另述:1964年第一主席蔡文炎任期屆滿,由伍福添接任。時值印共聲勢膨大,印尼文“晨光日報”(SINAR PAGI)首先在報上攻擊學校及謝潛芳,再由棉蘭“民主日報” 蘇門答臘民報”譯成中文刊登,攻擊謝為“臺灣特派員”,學校中上中文課,採用臺灣出版的課本。施行學生軍訓操練(課前晨操如:頭及頸部運動、手、腳部運動、彎腰、深呼吸等)。呼籲政府封閉沒收“中華學校”,前後五次攻擊,使謝多次被軍、警部門調去審查,被禁止離開蘇北省。學校處境岌岌可危,董事會頻頻開會商討對策以保存學校。幸得棉蘭社會人士如:丘慶軒、丘志衡、張煊、沈瑞義、鄧國治、嚴文柏、文嘉農等設法與棉蘭教育局,軍政部門溝通關係。再由棉蘭謝的友人賴世星、蕭晶華兩位的幫助,蘇島島際司令及軍區司令俯允正式成為“先達中華中小學校”的監護人及顧問並予以保護。自此,所有報館中止對謝潛芳和學校的激烈攻擊,對謝潛芳亦不再調問審查。當時島際司令特地發給謝一張通行證,若有事故,任何時間可出示此證到其辦公室或住家謁見他〕。
學校處於四面楚歌中,謝潛芳和諸董事齊心團結各盡所能,學校才不至於被封閉、被搶奪接管,終於平穩度過“九.三0”事件前後的惡浪。
“九.三0”事件過後半年,謝潛芳遂辭去校長職務,離校經營家私店生意。由孔永升暫代一段時日,過後則轉交與印尼校長A.S.PINEM,待伍天佑美國歸來後始接任校長職務。謝離去前,曾和伍福添商議發公函邀請一批社會青年,加入擴大董事會,舊董事則照舊。新董事名列如下:姚永堅(前校董姚雪村之子)、施啟光(前校董施翼鵬之子)、徐福成(校董徐炳星之子)、李智和、李錦麟、張慕禮、鄭施培、林錦春、莫彬新、許德明(或有遺漏)等人,新董事統稱為“協助委員”。
1966年,由於幼稚園教室不敷用,便由李遠山為首的數位董事捐資改建,增加教室,旁列的樓上數間從1958年被政府徵用的教室,也在伍福添任職期間,向政府交涉收回。
1968年,政府教育部頒新法令,批准無國籍籍民辦立“特種民族學校”,由葉錦宗任董事長。故當時“一心中小學校”亦稱為“克難特種民族學校”,所有董事照舊。學校主席伍福添任期滿後,改由蔡錚炎接任。
“克難特種學校”學生人數劇增,故增聘前“南安中學”教師到學校任教,如:丘思澄(福建集美中學)、馬毓平(台大建築系)、鐘蔚華(梅縣中學)。以後再加聘:林榮珠(台大外文系)、孔令綺(台大化工系)、張社銳(香港華南神學院哲學系,謝潛芳的老師)。所以當時有中華學校是“四代同堂”之說,因所有在校的台大生都是張社銳的學生。而之前張老師歷任“蘇東中學”“三山中學”“南安中學”高中文史教師,1995年於雅加達逝世。“克難特種民族學校”時期,謝潛芳只擔任兩班的國文課程。
當時教師陣容堪稱蘇北第一,因棉蘭蘇東中學JAMBI街之校舍於“九·三0”時期被佔領,“南安”亦被佔領部分教室,“三山”及“衛理”教師陣容也在青黃不接的時期,而其他外埠學校還沒辦立高中班。
1972年董事會改組,由徐福成接替蔡錚炎,伍天佑主管校政。古繼錚,謝潛芳及所有從棉蘭聘請的教師離去,伍天佑由棉蘭另請李森林(上海國民大學文學系、亦是謝的業師)、丘慶軒(某大學)、尢樹意神父(神學院畢業,乃謝的高中同學)。
伍天佑為留美大學生,自有其廣博學識及卓越見識,是以PN.SEHATI學校在蘇北華校中,保持一定的良好聲譽,辦立相當完整的高中課程,在國內或回台升大學的高中畢業生也逐年增加。
1975年起,蘇哈托政府嚴厲執行“同化政策”,頒佈所有華校改制為印尼國民學校。禁止華文課程,中國籍學生必須搬至印尼國立學校就讀。每班規定華、印學生參半,否則不准開班,以加速達到同化的目標。
一時這些學生及家長難於接受這項法令,學校極其紛亂,學校當局者與市長及教育局長發生歧見,當時教育局長進駐校內,接管教育行政權,學校當局只許掌管財政事務方面事宜。
以後,不知何故伍天佑與教育局長發生衝突糾紛,伍被軍警扣押不放,事態嚴重。市政府下令的條件是要董事會解聘伍天佑,則糾紛平息,否則,將全面接管學校改為政府國立學校。市長曾召集所有董事及協助委員會到市政廳開會,給予一個小時商議能否議決解聘伍天佑在校職務。經過諸董事商討後,決定集體在市長面前寫辭職信,辭去董事職位。唯有蔡錚炎(當時不在先達)及章思國兩位辭職,至此事態演變成僵局。
棉蘭方面教育界及社會人士為了保存學校不被政府接管,乃決定請葉錦宗,鄭師培下棉商量組織新董事會。接受免去伍天佑的職位的條件,以平息學校與市政府及教育局之間對立的現狀來挽回學校。棉蘭方面的人士答應將鼎力協助。
於是,取代的人選一致指明有較高學歷,在教育界具有履歷,與中華學校也有相當深遠的淵源,和蘇北各地教育界亦有熟悉交情的謝潛芳。葉、鄭由棉蘭回先達後,便約謝面談。
葉錦宗、鄭師培、李拱照、洪映雪及一些葉老的朋友在幕後支持。希望謝潛芳複出,然謝已離開教育界多年,在商場經營,故表明再也無意插手教育界事務,葉先生等人至感失望,然仍約定日期要謝隨同到棉蘭與棉蘭人士再做商討。
1976年8月24日,謝與葉、李、洪一同下棉,張煊遂以電話召集鄧國治、沈瑞義、丘慶軒、丘志衡、嚴文柏,文嘉農到他家會談。這些長輩中有謝潛芳小時候的校長、中學的老師,都是一生從事教育工作或是社團社會工作者。在諸位長輩一致勸導之下,謝再也無法推辭,只好勉為其難,答應組織董事會,保存學校免遭政府接管。以後半年裏,謝與葉先生等三位,及謝本身也多次獨自下棉與張煊等會談。
由於當時報章上刊登伍天佑是犯了“顛覆罪”(subversif),故社會上一般人都不敢加入董事會,深怕牽連到政治問題。謝與葉,李、洪曾經四處物色新董事人選,登門邀請過不少社會人士,結果全都婉拒,以生意為理由,不想插手學校的事情。期間,章達文、章達桓雖幫忙卻也推薦不出人選來。
1977年3月7日,鄧國治一日三次緊急電話,說是棉蘭教育局長一行人與先達市長,教育局長等人已在不拉八開會,以徹底解決P.N.SEHATI及政府之間的糾紛,正式接管學校。回程時將停留先達,主持此接管事宜。故催促這三天內務必成立新董事會,如果組織不成,棉蘭人士將放手不理。情勢危急,不能拖延。
當晚八時,葉老給謝一小時做最後決定,由他出來組織新董事或任由學校被政府接管。至此,謝只得答應。葉錦宗推出兒子律文、李拱照推出女婿尢祖發,加上莫彬新,許德明與謝共五位。1977年3月8日,葉、李、洪、莫、謝下棉到謝國治家。鄧接收帶來的證件,並答應將儘快處理好須呈交政府各部門共十五份的申請書。鄧對謝說:“九·三0”前後,你盡了一份心力保存了學校,這是你第二次挽回學校。謝回答:希望不要有第三次!!(不料此語成讖,於1999年第三次著手全面處理將學校交付黃元根等新董事後,就此辭退。)
按照政府法律規定,當時唯有未辭職的第二主席蔡錚炎有權甄選新任董事,故所有十五份申請書需由蔡簽名法律上才生效。而後蔡拒絕謝的建議出任第一董事的職位,卻自選“監察”一職。〔蔡的父輩“明珍”店號蔡仁隆幾十年來出資捐贈教室,資助學校不遺餘力,為眾人所敬重。蔡錚炎後來因秉公監督學校食品部投標一事(當時謝在外地工作),被迫離校。〕
〔另述:謝幾經一番深刻考慮,始勉為其難接受,深知教育工作責任重大,必須全心全力而為,而當時正值從商,難於分身分心。葉先生答應謝無法全職駐校不能勉強,得先申請成立董事會保存學校為重,待以後局勢穩定了,大家不再懼怕,方逐漸爭取熱心教育的校友來壯大董事會。目前掛上謝的名字,暫由莫彬新處理事務,反正當前教育行政權仍被教育局長接管,謝只要每天抽一兩小時到校巡視即可。謝回憶起曾無限感慨;最後一小時決定出來挽回“中華學校”不受政府接管,改變了學校的命運,先達人士未必會領情感激,但若放手不理斷送了學校,社會父老及知情人士將會歸罪於他。〕
政府推動的“同化政策”日益強制,由印尼學校轉來的印裔學生不夠湊數,只能設法從孤兒院甚至附近鄉村的原住民孩子找來,給予半費甚而全免的優待。此學費不均無法統一的現象,一直持續到1999學年,由沈華英策劃統一了長達二十年華裔學生和印裔學生學費不等的問題。
〔另述:這是沈離校前為學校所做的最後一件事。當時內中幾位董事,連同高、初中及小學部皆為印裔的校長們齊齊反對,認為此舉肯定引起印族家長不滿,繼而將引發難於控制的紛亂局面。沈再三衡量利弊,終於在沉穩的過程中順利地結束了長久以來因種族問題造成學費不均的風波。〕
76、77年代,新一批華裔大學生甚少,其中曾聘請當時的實習醫生Dr.ALPIN HOZA,MM(目前先達VITA INSANI醫院的院長)。於77年至81年初他轉入醫院全職服務後,才停止生物科目教學。謝等人多次到棉蘭也難聘請得合適人選以主持校政。而謝一時無法脫離商場再全心致力教育工作,況且當時校政猶受政府教育局長駐校處理。故謝安排新董事人選如下:榮譽董事長:葉錦宗、李拱照、洪映雪。第一主席:尢祖發 第二主席:莫彬新 第三主席:葉律文 秘書:許德明 財政:謝潛芳 監察:蔡錚炎。(此安排引起當年各界極度的不滿,皆希望謝擔當第一主席兼任校政工作)
77年3月18日,全體董事將律師事務所公文及數份政府部門的公文呈上,經市長一頓訓話後回校將公文交與伍天佑,伍答應移交,要求給三天期限以便處理一些檔事務。
自此P.N.SEHATI學校由謝潛芳更名為PERGURUAN SULTAN AGUNG(政府規定必須更換校名),而隱喻“保家衛國”的利劍和“知識強國”的筆桿並列的校徽亦沿用至今。當時高中校長A.M.SIAHAN。初中校長B.SINAGA.(後由CHAIRANI SIAGIAN接任,今為JUNAIDA NASUTION任職)小學校長ISMAIL LUBIS及HOTMAN SITOMPUL 幼稚園校長SONTINA PURBA.
由於新董事第一次的會議,秘書處並無記錄,只憑謝記憶略述如下:一、採用“集體領導制度”。重要事項由董事會議決策,再由執行董事執行,駐校董事如有新措施,可召集董事會議商討、決定。二、每月至少有一次集會,意在溝通不致散渙,希望儘快合力實現伍天佑及新董事的辦學計畫。三、政府法律規定,五年為期一任,董事職位最多兩任輪流更換。四、設法分設董事會、秘書處、事務處各自的辦公室,卻又連成一氣,成為學校的神經中樞。五、董事每週到校視察。每月最後一日全體到校開會。六、學校收入全寄存銀行,駐校代表僅有權支出一萬盾,超出此額應由財政及主席依次簽准才能支出。所有開支單呈交葉律文存查。支票由駐校代表填寫,財政簽號,主席簽號,葉律文簽號並記錄銀行開支簿。
隔日,葉錦宗提議將會議議決譯為印尼文,到律師處錄成董事會正式的章程,然謝認為僅得六名董事免此麻煩,待擴大董事會後再詳細議定章程,這可說是謝的失誤,因為除了謝曾在教育界參與董事們共事多年,其他四名董事並不曾在教育界真正服務過,或曾擔任過實質的校務工作,因此對校政事務的認知、慣例以及處理方式難免有歧見。
〔另述:為此,謝對於章達文、達桓、葉錦宗三位忘年交的父老曾經語重心長,出於對華裔教育的關注所做出的抨擊,以及在社會各界人士的評論下,迫不得已的再三說明:
一、SULTAN AGUNG學校董事會是在關鍵時刻倉促間成立,以後將逐漸吸取知識份子加入董事會,俾成為主辦教育的完善機構。
二、目前校政尚由教育局長接管,董事會只有處理財政、事務方面的許可權,故暫由莫彬新為駐校代表,以後再物色合適人選。(1980年學校向政府申請回教育行政權。82年欲回)校執校政,被拒。)
三、董事會採用集體領導制,分工合作,一切校務實施由董事會議議決,故掛上誰的名字無甚大礙,況且議決在案,職位最多兩年,以後輪流擔任。
四、現屆董事,將儘快完成伍天佑留下的辦學計畫。〕
根據歷史經驗,老一輩董事極為重視學校與社會的體育活動,對當年伍天佑舉辦氣魄宏大的“全蘇北華裔學校學生運動會”讚賞不已,催促謝盡力發展體育運動。認為先達前韓江曾培養出李遠輝籃球國手,後來韓江沒了,如今SULTAN AGUNG也應該效法培養好球員。以後的確也裁培出少年組國手吳奕鐵。
SULTAN AGUNG籃球隊在官成孝、洪金發培訓下,兩年多的時間,使校隊甲組籃球隊名列蘇北二強,女隊名列四強,乙組為全蘇北冠軍!男籃曾代表蘇北省籃總到泰國參加國際比賽,乙組亦有入選為蘇北籃總球員,到耶城參加全國乙組籃球聯賽。乙組教練前為體育主任華佑賢,後由體育主任葉金水擔任。
當年學校常邀外地球隊前來或回訪做友誼賽,觀摩球藝,推動社會活動。曾有五次外國籃球隊前來先達比賽,分別由棉蘭PANIN  銀行洪深總經理,及棉蘭“ANALISA”報社社長蘇進達先生報銷經費。
每回大賽,除本市各部門政府官員應請到場觀看以外,更有來自:奇沙蘭、亞沙漢、三板頭、丁宜、新邦帝卡、甲汶也海、巴敢各地籃球界人士及球員受邀而來,場地爆滿。至於當年陣容不小的學校銅鼓樂隊則由華佑賢、楊桂虹主持。其他羽球、乒乓隊也都在培訓中……
由於有些人對此持不同意見諸多流言干擾,導致葉體育主任常為球賽事受阻撓而心灰,加上謝常年頭痛不愈遠至臺灣治療一段時日等因素,1982年,謝遂全面放下體育活動工作交與尤處理。
後來乒乓隊球員梁偉健、徐漢興、許德璋、李澤科等人慢慢地解散了,籃球隊也逐漸沒落,以後甚多大賽已無法參與,輝煌一時的籃球運動終於沉寂了下來。
〔另述:1981年間,謝赴臺灣治病時,曾與當時十餘位到臺灣就讀的學生聚談,並歸納他們的意見如下:中、英文程度先達我校與棉蘭各校程度相等(中文在1975年才被禁止)。數學、化學、物理、生物在程度上,要比棉蘭SUTUMO、三山、衛理學校來得低,比臺灣本地生更差得遠。先達學生連最普通的實驗儀器或化學藥物都不懂,上實驗課常不知所措。由於這方面的程度偏低,造成這些學生即使追趕功課也談不上好成績。
由以上學生們的意見,謝知道數學、化學、物理、生物實驗室必須儘快設備,再聘請高素質的教師來任教,才能逐漸提升水準。
82年,謝正式向董事會提出到校任職,職務是校政和著手設備理、化、生物實驗室,並逐步籌備將開設電腦課程。因當時棉蘭有些學校高中部已開始了電腦課,而校務仍由莫彬新主理。然經其他四位董事開會討論,被拒。通過許備明的提議最後議決為:學校只准莫彬新一人駐校包攬一切事務,而校政則交由印尼校長處理。此舉有失慎重,誤以為事務相等於“辦教育”,事實上以任何一人的微薄能力實不足獨自擔當辦學重任。更何況基於學識、經驗、思維、決策、魄力等各種因素……
缺乏遠瞻的輕率決策,導致後來長達十年沒有召開過董事會的現象,以及學校教學水準一直遲滯難於提升。〕
鑒於薪火相傳的教育任重道遠,謝親自拜訪先達黃智文做一番會談,對他學識、處事經驗,人脈關係等各方面實力的認可,希望將學校重任交與黃先生,由他重振學校校風、教學、紀律等已日漸鬆弛的問題。黃允諾出任,並於接任後隨即捐出為數不菲的錢款改建學校三樓右座,用以增設理、化、生物實驗室。
董事會經過一番商討,四名董事同意于1999年9月份的數日內,相繼在政府公證處正式辭職,主席一職交與謝潛芳(循法律程式,只有主席方具改組董事部的權利)。同年11月19日,謝潛芳正式於政府公證處簽署移交並請辭。當時政府立案新董事第一主席:黃元根/HASAN WUAYA,監察:蔡建材/JOHN SE,秘書:陳來發/RIDWAN CHANDRA。
以下錄取自《蘇丹阿貢(前中華學校1909--2009)中小學校百年校慶歷史紀念相冊》:
會長:黃智文(2004年退出)、饒朝聯。
顧問:姚文發、鄭鐘亮、洪國量、許百全、葉律坤(2010年退出)、吳益漢。
監察:蔡建材(2006年退出)、劉啟華、章思國(2006年退出)。
督學:謝潛芳(2000年退出)、李華征(創辦蘇丹阿貢高等經濟學院兼任該學院院長)。
財政:陳振庭(2004年退出)。
體育:張增坤。
附注:幾經思考,雖自認所記乃屬翔實,然局限於學養淺陋,深信難免有所疏漏或偏頗之處,是以懇請知情的社會人士願助我一臂,補充或修正該資料,以期即使部份校史因我而無法臻于完善,然能以先達祖輩們本著教育初衷堅毅的辦學精神,嘗盡篳路藍縷的艱辛,跋涉一路的曲折坎坷,而書寫呈現給後代子孫,或能激發勵志代代無私接棒,肺腑之言也。
自2000年我離校過後,一度遷居外島,如今雖返回棉蘭定居,卻從不過問校事,故對十多年來有關學校校政、教學等諸項的更新進展不詳。在此懇切企望當年任職而今仍在職的董事會秘書:陳來發先生願不吝執筆編述,從而有望將中華學校校史延伸向未來意義深重的第二個百年……
(以上學校資料部份取自謝潛芳先生遺稿,“前中華小學校百年校慶歷史紀念相冊”,前中學教師、同學、學校教職員等,而有關PPS的資料則承蒙棉蘭孔智璋老師供給。)
(轉載自北京《先達通訊》第1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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