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群（印尼归侨） 图/网络
萧玉灿先生照 我爷爷已经是第二代移民，也就是土生华人，做小生意。我奶奶虽然是出生在印尼，却是在新客华人的环境里长大的。家里跟她讲客家话，还送她到中华会馆去读书，这样，她普通话也讲得不错。我爸爸的姥爷要他学中文，好继承生意。而我爷爷则希望他的儿子接受荷兰教育，认为上荷兰学校对孩子的前程更有利。爷爷趁姥爷姥姥回中国之机，把我爸爸送进了荷兰人办的学校。因为家里变故，爸爸的双亲早逝，18岁的他只能求助于家庭并不富裕的朋友们。他们劝他变卖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以此为资本去经营出租汽车业。他还去当武术教练，同时刻苦学习，完成高等市民学校的学业。这样，他才得以维持生活并支付他弟弟的学费。当时，他弟弟刚14岁，在荷兰初级中学上三年级。他很早走向社会，认识了当时华人社会的领袖林群贤。他受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影响，积极参加青年活动和社团活动，为其走政治道路奠定了基础。 后来，爸爸从泗水搬到三宝垄主持《太阳报》，这期间在一批年轻人宿舍里认识了我妈妈陈银花。她也是侨三代的女儿。我爸爸妈妈婚后不久，我妈妈的双亲几乎同时去世，他们俩随即承担起抚养我妈妈的4个从2岁到14岁的弟弟妹妹的责任。我的小姨才比我大三岁。而这一切都是爸爸一人承担。幸运 的是，爸爸作为《太阳报》的领导，收入还算比较高。当然还有周围朋友的关心帮忙，我叔叔、叔母的努力。因此，虽然生活简朴，还能满足突然增长的家庭需要。叔叔、叔母做小生意，从1941到1947年便和我们在一起生活。日本入侵印尼时期，我们两家大小一起逃难。经常是爸爸不在家，靠叔叔和爸爸战友带我们家逃难。 1947年初爸爸工作变动，我们家从玛琅搬到日惹，当时爸爸已经在印尼政府部门工作。只有妈妈带着我们四、五个小孩，包括她自己的弟弟妹妹。爸爸的同事经常来家帮忙，问长问短。为了上学，舅舅骑自行车带我，出了车祸使我头破血流，至今伤痕还在。 1950年又因爸爸工作变动全家搬到雅加达。最初住在大南门《人民日报》报社楼上，后来才搬到门腾（Menteng）市区，租了一个国会议员的房子一直住到1966苏哈托上台后，军令让我们搬家到玉融公会的二层居住。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爸爸经常不在家，一早就起来打字为报社写稿，晚上经常开会，很晚回家。我们五个兄妹上学就由报社司机接送。 我们在家讲印尼话，妈妈爸爸之间偶尔讲荷兰语，我们五个小孩只在学校学中文，讲普通话。我的活动范围是家和学校两点一线。只有很短时间曾经在中国银行印尼分行的行长高先生家学过钢琴。我跟他的四个孩子也较熟悉。 我爸爸强烈主张，几百万印尼华侨华人安居乐业的出路，是融入当地社会，把印尼当成自己的祖国，建设印尼殊途同归的多元化社会；同时他也对祖籍国怀有感情，强烈呼吁华侨华人要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他的孩子读书都是在进步中文学校（如雅加达的振强小学、新华小学、巴城中学等）。我所接触的同学、老师都是热爱新中国的。所以我上初中时就有回国念书，建设社会主义的想法。1956年我初中毕业要求回国，因在中国没亲戚，年龄又太小，父母没让我去。刚好那年印尼国会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我爸爸也是成员之一。访华期间他亲自了解了中国的发展和学校情况。当1957我再次提出回国时，爸爸同意了，他卖掉了家里的汽车，给我留作在国内的生活费。 从1957年到1960年，我在北京女三中读高中。每月的生活费是10元，其中8元是学校的伙食费，2元是零花钱。这三年花的就是爸爸卖汽车的钱。1960年到1965年在天津大学学习。这时，我的生活费是25元助学金。除了吃饭，手头宽裕多了。8年来我虽然拿的是印尼护照，算是“外籍华人”，但我和中国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和学校的其他华侨学生也没来往。学校组织上山下乡，住老乡家，下地干活，吃野菜。困难时期限粮食，吃米饭加糖，吃水发的窝窝头，营养不良导致肝大，浮肿，我都和国内同学没有两样。再困难，我没有退缩，没有抱怨；相反，谁说中国不好，说共产党不好，我就会反对，容不得别人说毛主席周总理半句坏话。日子好的时候，馒头抹芝麻酱加糖是我最爱，几分钱冰棍是我的零食。到周末，我的监护人施碧青阿姨，准给我准备一桌饭菜，她拿我当她大女儿，给我母爱，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学校同学对我也很好，像亲姐妹一样。回国初期，我还向爸爸说我们快实现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就在眼前；我要向中国学生一样入团入党。当时我根本不懂我的国籍问题会影响到我不能跟中国学生一样入团入党；考大学选择自愿时，我爸爸主张我报工科，于是我报考了天津大学化工系无机专业。1965年毕业时，我已经习惯在中国的生活，不想回印尼了。我爸爸也同意了。但有关领导却动员我回印尼去。于是，我就回到印尼，却不料回家还不到一个月，印尼9•30事件便发生了。我爸爸被捕，家里被抄，到处抓人杀人。为了不暴露身份，我不得不在日新学校教书，一直到了1966年该校被封。年底我再次踏上轮船，辗转回到中国。可当时，国内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到处都在闹革命，很难找到管我们的人。 终于，领导征求我意见，想去哪里工作，我不假思索就说到工厂。于是我被分配到北京化工实验厂，从工人，技术员，调度员一直干到高工。在此期间，为了不暴露我的身份，我到公安局改国籍，正式加入中国籍，把名字从萧美兰改成萧群。 在工厂一年后转正，工资从45元涨到55元。虽然我还得负担在华侨农场的弟弟，每月给他20元，但还积极响应节约主动要求调低工资。当时在厂里，革委会、军代表是最高领导。我已经是中国籍了，应该可以入党了吧？在厂内的各种活动我都积极参加，什么事都严格要求，起带头作用，可是，因海外关系，以及中国与印尼断交等原因，我的入党问题直到刘延东同志当我们车间书记时，才得到解决。此后，到了36岁我才结婚。 我在家是老大，却没能让父母省心过。66年前我们前四个孩子都在中国念书。老二萧美丽、老三萧忠清是以留学生身份来的。萧忠清1965年进的清华大学，可又遇上文化大革命，没学到东西，打算回印尼，后来却只能滞留在香港。老四萧忠贤印尼排华反华后1966年来华，先在广州，后来到海南农场割胶，身体顶不住，吐血查不到原因。上世纪70年代初，他进了北京医学院成了一名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人疗养院工作，后又调到广州。爸爸1981年在荷兰去世时，他去奔丧，以陪同妈妈为由，就留在了荷兰，和萧美丽一起行医，维持家里生活，照顾我妈妈。 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我，无论在哪里都受到周围朋友的无私帮助。我有心回报社会，也乐于帮助别人，但不一定能回报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革命大家庭。 文革后各级侨联组织恢复，我于1989年又被调到北京市侨联联络部工作。当时侨联很穷，要开展什么活动都要自己想办法筹钱。从来没做过生意的我，为了有钱搞活动，联络部还卖过蜂王浆，一瓶赚一毛钱我们也干，后来帮印尼归侨回印尼探亲，协助办理签证，我们得以收取些服务费。不少归侨来北京市侨联，是因为知道我是萧玉灿的女儿，相信我。从中我也结识了不少可贵可亲的归侨。来京探亲遇到问题的华人，也会经常到侨联找我。比如，得了重病，上飞机需要更好的服务，推轮椅送到候机室；住院找合适的大夫看病；来京需要接机，语言需要翻译沟通，等等。总之，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都尽力做到热情服务。因为服务，我们结识了更多的朋友；因为服务，我们彼此产生了信任，结成了友谊；因为服务，北京市侨联得到银闸胡同400平米的独门独院平房，建立“归侨之家”；因为服务，每年9月30号香港建云旅行社出钱，其在京的团队以市侨联的名誉举办联欢会，演节目，抽奖品，提升了侨联的名声。1997年我从侨联退休后，许多归侨、印尼华人都能和我保特联系。1990年，我和市侨联主席林其珍等人去印尼访问，见到了断交前的侨领，雅加达华侨总会（侨总）的老朋友郑年锦、余麦风、赖作仁等，恢复并建立了紧密联系。后来，郑年锦先生为市侨联困难户捐款30万人民币，成了市侨联基金会的第一桶金。 我在市侨联联络部工作期间，还带原驻印尼大使黄镇夫人朱霖同志，原驻印尼总领事李菊生夫妇、徐仁夫妇重游印尼；带余麦风先生到中南海见他叔叔；照顾原印尼移民厅赖先生在京的生活，并结识其子，至今保持联系；组织在印尼的巴中校友为奥运会水立方捐款，仅经我手的就有近15万美金。 退休之后，我除了担任北京印尼归侨联谊会副会长以及接替巫乐华担任北京巴中校友会会长之外，还在侨务界，特别是国侨办离退休老侨的大力推举下，担任北京市老年协会（由中央和北京侨务界组成的退休老侨协会，后改名为北京市离退休侨务工作者联谊会）会长。 北京巴中校友会的工作，除了联络在京校友，组织校友合唱团，关怀、互助、联谊之外，还组织与境内外校友的联谊活动。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在昌平太阳城、华北大酒店等地点就曾经组织与印尼57届、59届、58届、60届等多届巴中校友一起在京联欢，每次都有好几百人参加。我们也组织北京校友到印尼参加巴中建校的大型纪念活动。2005年的巴中建校60周年北京有近100人参加，2015年70周年也有近50人参加。2012年和2013年还去香港参加那里的巴中校友会的活动。这些联谊活动联络了感情，增进了友谊，也发扬了“乐观，进取，合作，奉献”的校训，也增进了海外校友们对中国的了解。 2013年，我有机会认识了已故原福建省副省长、中国侨联副主席尤杨祖的长女尤木兰，她正在北京照顾残疾弟弟。她弟弟残疾是先天的，不会说话，完全没有自理能力，需要人照顾，但至今没解决低保、残保问题。她自己年龄越来越大，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存款也越来越少。我帮助她向有关单位反映她的困难，呼吁解决她们的低保问题。 2008年我刚接手北京市离退休侨务工作者联谊会的工作后，在大家的建议和支持下，把该会仅有的捐款资金捐给四川汶川地震灾区和筹建中的华侨历史博物馆。协会的正常活动就靠我们自己挣来的钱维持。 此后这些年，我充分利用自己社会关系的优势，想点子出主意，带领北京离退休侨务工作者联谊会积极开展工作，发挥离退休侨务工作者的余热： 呼吁维护北京燕京华侨大学的权益，反对北京市教委吞并海内外侨界捐资建立的燕京华侨大学。 参与在厦门举办印尼《生活报》创刊68周年纪念暨《印尼<生活报>纪念丛书》首发研讨会，支持出版了该纪念丛书。 与中国华侨历史研究所共同举办“纪念萧玉灿诞辰100周年”研讨会。两次组织归侨聆听印尼资深报人李卓辉的印尼形势报告，以及人民大学印尼博士生梁孙逸的形势报告。 2012年底，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找我会协助拍摄四集纪录片《魅力印度尼西亚》，我会联系旅港印尼归侨黎骞云，他带领摄制组只用一个多月时间在印尼踩点拍摄，并帮助央视将采访录音中的印尼语英语翻译成中文。2013年上半年，我们便分别在北京和香港参与组织了有印尼驻华大使和驻港总领事分别出席的首映式。 2015年，为纪念亚非会议60周年，我会配合中国对外友协，与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联手在雅加达、万隆等地举办“周恩来和亚非会议”图片展，得到了外交部的肯定。 为了办此图片展，我们联系和拜访了对外友协、天津周邓纪念馆，把纪念馆提供的图片说明翻译成英文和印尼文，联系印尼方面安排场地，打印图片，布置展厅。 图片展得到了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副主席、华人企业家郑年锦先生等的全力支持。赴印尼出席图片展的，除了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怡为首的半官方代表团以及天津周邓纪念馆代表团外，我会组织了一个以退休人员为主的代表团出席展览会，包括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和周秉建，还有前驻印尼使领馆的外交官、侨办干部和各级侨联的人员。邀请单位并不认得这些人，也不必审核，全凭信用。 2005年，香港归侨界以华声网、万隆校友会、香港侨友社等联合举办纪念万隆亚非会议50周年论坛及晚会，我应他们的邀请和要求，带领在京的50年前代表中国参与万隆会议的有关同志出席此活动。当年黄镇大使的孙女黄二好，赵仲石总领事的夫人范阿姨，周总理的秘书康黛沙，驻印尼大使馆代办钟庆发的夫人刘洁，翻译黄书海等十几个人，都赴港出席了纪念活动。 我还把巴中校友旅美印尼华侨陈德福自己出资拍摄的纪录片《飞虎队奇缘》介绍给中国侨联、北京市侨联、中央电视台等。该片讲述了毕业于抗日烽火的西南联大的中国记者张彦与美国飞虎队队员之间的长达60多年的友谊，十分感人。2016年8月，北京印尼归侨联谊会播放该片，继续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获得了好评。 2015年9月我们还成功以北京市侨联的名义邀请印尼巴中校友会林风英主席等三人、香港生活文化基金会董事梁俊祥和徐筑来京参加参观天津开发区，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北京华文学院新校区等。 2016年，与旅港印尼归侨黎骞云策划印尼原经济统筹部部长著名土著企业家凯鲁•丹绒来华，拜会了邀请他来华的中国对外友协，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举办其自传《一介布衣》中文版发布会暨题为《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亚洲新时代：中国-印尼关系的未来》的报告会，讨论了两国交流学生的问题，参观了北大校园，还参观了北斗航天卫星应用科技集团。 今后，我们还将围绕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做一些实事，把一些资源整合好，促进一些项目能较高效地进行。拟配合各央企国企等直接建立上层间的交流，促进“一带一路”的港口、高铁、公路乃至“中国城”的建设。 拟与香港生活文化基金会一起动员各界归侨，尽力完成归侨口述史料的编撰工作，使归侨的爱国、无私奉献精神能传承下去。 我的归侨身份以及我父亲的印度尼西亚著名华人社会政治活动家的身份曾经给我带来过五味杂陈的人生。虽然因为出身，我的入党并不是很顺利，但也是因为我的出身，所以我所接触到的侨界，特别是印尼的侨界和现在的华人界，甚至还可以扩展到政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印尼的，都给了我极大的信任，这既是我开展侨务工作的资源，也是推动我努力发奋的巨大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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