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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玉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2010-6-8 14:22|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823| 评论: 0|原作者: 铁生|来自: 《先达通讯》(第107期)

摘要: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著名诗人臧克家纪念鲁迅的名诗《有的人》开首的一段,我引用它作为拙文的引子来怀念婉玉。婉玉离开我们将届半个世纪,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印尼,当我和熟悉 ...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这是著名诗人臧克家纪念鲁迅的名诗《有的人》开首的一段,我引用它作为拙文的引子来怀念婉玉。

婉玉离开我们将届半个世纪,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印尼,当我和熟悉她的友人回忆往事时,总会念及婉玉。在一些书刊中,也看到先达人抒发对婉玉的深切的缅怀情感。人们没有忘记她,她一直活在人们心中。

我和婉玉有两次邂逅,第一次邂逅使我们相识;第二次邂逅竟是诀别,真不堪回首。

(一)

日占时期,百物匮乏,连箱子、篮筐等日用品都奇缺。于是有眼光的商家,包括藤器店,就大展身手,乘机来挣一把。

藤是印尼的特产,产量居世界之首,印尼作曲家还创作了一首“拉藤歌”(HELA ROTAN)来赞颂它。藤加工后色泽艳丽、美观,藤条可做家俱,藤皮和藤心可编织箱子、篮筐、摇篮、手提包、花瓶等日用品和工艺品。日军曾利用藤条编成长三米宽一米的藤片(块)供军车在泥泞路或山地使用,防止车轮打滑陷入泥坑。

藤器店老板为了拓展生意正招兵买马。经人介绍,我抱着学艺的目的到榴莲街许玉兰家对过的客家人开的藤器店当学徒。后来才知道是王禄盛家开的。店里有三位师傅和一位女学徒——婉玉。我学编带盖的藤篮。除了师傅指导外,婉玉也热情相帮,见我不懂的或编织走样,就主动来告我或纠正。

藤店狭小,既是营业场所又是制作场地,不适应发展。老板就近租用了中华学校对面老甲必丹陈顺丹旧戏院的一间空房作车间,由腿脚有点跛的客家人张师傅带着我们两个学徒在那儿干活。张师傅常要回店办事,无人管束的两个学徒就自由自在。一边编织,一边聊天,婉玉兴致一来就引吭高歌,嗓音优美悦耳。她会唱很多歌,包括抗战歌曲。其中一首《延水谣》充满陕北风味,曲调优美,动听,易唱;歌词通俗、顺口、易记。至今我还会哼哼。歌词如下:

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当兵要当抗日军,不是好铁不打钉。拿起锄头好种田,拿起枪杆上火线,救国有名声。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延水浊,延水清,小妹子来送情郎哥。哥哥你前方去打仗,要和鬼子拼死活。奴家织布又开荒,冬有棉衣夏有粮,莫为奴难过。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我问她这首歌是从哪儿学的。她说先华学校,我才知道我们是同学。因我在先华的时间短,而她在低班,当时还未露头角,不像王明月等大红大紫,易为人关注,所以相互不认识。整个破旧的戏院无人居住,堆放着乱七八糟的破烂。婉玉毫无顾忌地唱着抗日歌曲,要是让日本鬼子听到或坏人捡举,那真危险。

过了一段时间,藤器滞销,老板收缩经营,工作车间被撤掉,我们也散伙了,婉玉回家跟着润玉和碧玉两个姐姐在家卷香烟挣生活费。

日本投降后,婉玉重返中华学校上学。她很活跃,被推选为少先级的班长和学生自治会文娱股股长,在校外又加入华侨妇女会,是校内外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不论是我国的各大节日或支持印尼独立斗争的群众活动都有她的身影。

1948年中华学校缺教员,婉玉弃学从教。学校易手后,她到育才学校教书。

1949101新中国诞生,华侨总会在西马隆温俱乐部电影院举行隆重庆祝大会,各界代表和华侨、育才两校的师生欢欣鼓舞参加这一盛会。散会后,婉玉和我们一批年青人意犹未尽,到俱乐部的网球场扭起秧歌,随后到公园标志性的塔下合影,留下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不久,她经友人介绍到民礼去教书。对婉玉来说,民礼是个陌生的城市,人生地不熟。但天性活泼,爱唱爱跳又有人缘的她,很快就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学校和华侨青年妇女社团的文艺骨干。她工作积极,社交活跃,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好评。1956年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应苏加诺总统的邀请访问印尼时,婉玉荣幸地被推举为民礼华侨妇女界的代表参加苏北华侨代表团前往雅加达机场欢迎宋庆龄副主席的莅临,并在我大使馆受到宋庆龄副主席的接见。

(二)

婉玉到民礼教书后,1952年我回国,两人失去音讯。

1957年夏我借调到团中央,参加接待从苏联回国的印尼世界青年联欢节代表团过境我国。我们赶赴中苏边境的满州里车站迎接。印尼代表团乘专列入境,当代表们鱼贯下车,突然一个很熟悉的面孔出现在车门口,她竟是婉玉和她的夫婿许年更,让我惊喜万分。年更是民礼华侨青年社团的领军人物,在社会上很活跃,双双被推选为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代表。

印尼代表团人数众多,被分成几个分团活动。很遗憾我不是负责接待婉玉他们分团。代表团从东北参观到北京,因日夜活动,工作忙,我没机会与婉玉夫妇接触,只在北京站分手时再见到一面,想不到竟是我们的诀别,深感内疚、惋惜。

据民礼友人说,婉玉夫妇回民礼后,积极向社会宣传在苏联和中国的观感。赞扬苏联在工农业和国防科技方面的建设成就;新中国在短短的几年内不但恢复了国民经济,而且实行了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是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大干快上建设祖国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们。

婉玉夫妇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的熏陶下,毅然加入印尼籍,决心把青春献给养育他们的印尼,为把印尼建成一个平等、公正、繁荣的社会而奋斗。

正当他们全身心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活动时,发生了“九三O事件”,几十万人惨遭杀害,婉玉年更也未能幸免。这一暴行引起全世界的公愤与谴责。

(三)

婉玉被杀害后,人们始终没有遗忘她,而是怀念、怀念……

前年,谦宇在审阅《先达照片》,看到香玲提供的19481216日少先级同学的合影,深情的写下了如下感人的说明:

“这张照片我也有,是婉玉寄给我,在香港收到的。我深深地怀念着婉玉,多少年过去了,她活泼的身影和开朗的笑声,仍旧生动活脱地活在我的心中。她把自己的满腔热血洒在她所热爱的千岛之国的土地上。今天我只有回忆,却没有声音。我抄下泰戈尔《飞鸟集》的一首诗,表示对她的思念: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唱歌,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雅加达的桑明每当路过谭林街独立广场,望着那高耸的民族纪念碑,就不禁想到这里头也有印尼华裔的泪水和血汗,不禁想到在这片土地上流血捐躯的李婉玉……不禁想到,不知将来会不会有另一座因“九三O”而殉难的华裔青年烈士纪念碑兀立在这块土地上,以纪念那些为了真理,为了正义,勇敢地面对邪恶势力,面对死亡的华裔青年,让子孙后代永远缅怀他们。

大永在纪念烈士战友的一篇文章中沉痛地写道:一位在棉兰附近的民礼教书、儿时就认识的先达同乡李婉玉和她的先生许年更(许原为民礼青年会骨干,后加入印尼籍,参加印尼国籍协商会活动)也惨遭毒手。他们遇害时,年仅三、四十岁,正值年轻有为的大好年华。令人更为悲愤的是,他们的尸体至今依然下落不明,不知被那些刽子手扔到哪里去了!?

去年面世的《先达照片》还征集到了数帧婉玉生前活动的珍贵相片,其中有少先级高小毕业、中学肄业、欢送学校同事、庆祝新中国成立等相片,从中可以看到她青春亮丽的倩影。她虽然离开了人间,但她的音容,她的高尚品质依然留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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