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死还隔着太平洋遥望着你们”，这是刘岩先生临终的寄语。
刘岩，这是先生流亡印尼时使用的名字，至于先生的真名实姓，先生的籍贯和经历，当时我们是完全不知道的。她原姓雷，名德容，山西平遥人，出生于民国二年（1913年），出身大户人家，六岁父死，家道中落，十七八岁就许配给同县一个侯姓人家，因为要求读书，受尽夫家的虐待与凌辱，两次出走，以死相抗，终于逃出魔窟，自此走上为人民事业献身的道路。所有这些，都是在刘岩先生逝世之后，从巴人先生写给苏岛朋友的信中才知道的。
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先生疏散到香港，后转移到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前夕，她随巴人先生流亡到印尼，参加和领导了苏东的地下抗日斗争。战争结束，刘岩先生又积极投身华侨爱国民主运动，领导和推动了苏东的妇女运动。刘先生身体瘦弱，温文雅尔，待人和善，深度的近视眼镜后面是一对明亮的闪烁着知慧光辉的眼睛。谁都不会相信，这样一个柔弱的女性，却有着钢铁一般刚强的性格。她为反对封建婚姻而两次出逃；她冒着马六甲海峡的风浪渡海从棉兰到马来亚，联系马来亚的革命组织以推动抗日斗争；而潜伏在荒僻的泗拉巴亚村巴人先生病重的日子里，她衣不解带，日夜守候，终于把巴人先生从死神的手里抢了回来。巴人先生说，正是因为她受尽迫害，所以她希望自己能给予人一点和蔼，互相之间能有一份人类的爱。
刘岩先生性情的和蔼，对人的关爱，给同她接触过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九二O”事件，刘先生和巴人先生躲避敌人的追捕，辗转流离在先达周边的园丘和山芭，人地生疏，言语不通，遇到的困难是很大的。这样，黄文泉先生就要他的妹妹黄妙珍去同刘岩先生做伴，照顾刘先生的生活，同时也起着掩护的作用。黄妙珍还是一个孩子，却出落得美丽健康，性格活泼大胆，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刘先生和巴人先生都十分喜欢她。黄妙珍贪玩，有一次到邻村去，玩得高兴，竟忘记了时间，当她意识到做了错事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批评时，刘先生却没有给她以责备，看着她难过的模样，反而安慰起她来。刘先生是时时呵护着黄妙珍的，关心她的学习，在思想上给以指引，教给她妇女要自强自爱的道理。在后来的日子，黄妙珍回忆往事，想起流亡期间刘先生对她的关心和帮助，对刘先生的爱惠，使用的是“像慈母一般”的话语。
有一件事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1946年下半年，刘先生到先达来养病，在巴人先生的住处，一见面笑着对我说：原来王定一是你的父亲，王定一还有这样一个聪明的儿子。刘先生看过我写的刊登在《民主日报》副刊上幼稚的文字，看过我给张琼郁先生的信。她笑我说，你以前学琼郁的字，现在学王（任叔）先生的，连我差一点也认不出来，原来刘先生看过我所整理的王先生的讲稿。我向刘先生诉说了思想的彷徨和苦闷，她给予了鼓励，说道：去香港念两年书吧，念新闻，念完再回来。回想起来，我之决心冲出栅栏，离开先达，去寻找一片更加宽阔的天空，无疑的有着刘岩先生和巴人先生的助力。
1948年5月24日，刘岩先生在香港病逝，离开她被荷兰殖民者驱逐出境只不过是半年多的时间。在她病重期间，南洋同学去探望她，几位同学多次给她输血。对来探望的同学，她仍然是那么的慈和，丝毫没有把她的痛苦表露在脸上。记得最后一次到玛丽医院去探望，是在她手术后，她仍然同病魔作着斗争，我们见到她时，她已经被疾病折磨的瘦弱不堪。我们叫她，她安详地睁开双眼，用微弱的声音叫出我和妙珍的名字，停了一会又接着说：我认得……昨天我不能认人……同在苏岛不同了……。我噤住眼泪。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刘先生，不久她就去世了。临终前，她挂念的不是自己，而是远隔太平洋的苏岛姐妹。她嘱咐巴人先生要自己保重，对革命尽忠到底。
刘先生的葬礼，简朴而庄重。在港的文化界著名人士郭沫若、马叙伦、沈钧儒、茅盾、胡愈之等都参加了葬礼。沈钧儒先生致悼词，报告了先生的生平事迹。这时天空飘着微雨，在拂面的雨丝中，我们同刘先生作最后的告别。刘先生的遗体葬在跑马地天主教墓地。郭沫若为她撰写了墓志，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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