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新报》编辑部工作, 努力充实自己适应工作需要
我于 1931年 11月出生于印尼雅加达市。原籍广东梅县。
1952年巴中毕业后，由老师介绍进入《新报》编辑部工作，主要工作是翻译当地通讯社和报刊的消息和评论。后期也译过外国通讯社消息。《新报》历史悠久，它的编辑如宋中铨、谢佐舜及林琼光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学贯中西，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精通英文。而它的外勤记者，如黎瑞格、温德玄和司徒眉生，活动能量大，富于采访经验。他们都是我的先辈和良师。我得到他们的热情指导和帮助，外文水平和学识有很大提高。我在这里工作了8年，是我人生的重要阶段。也是我一生中最充满激情和愉快的岁月。
我深感自己学识不够，业余参加了厦门大学华侨函授部语文专修科学习。专修科开设了《现代汉语》、《文学理论》、《中国文学史》及《文学作品选读》等课程。我坚持修完所有课程。参加毕业考试及格，使我取得大专学历。
我又参加了华中、巴中校友开办的印尼语言文学专修班。这个专修班获李全信夫人的支持，从印尼大学文学院印尼语言文学系的高年级大学生中聘请师资，开设印尼语言学及《印尼文学作品选读》等课程。当时参加学习的华中、巴中校友希望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考取文教部的语文教师资格。我当时没有当教师的打算，但通过学习加深了对印尼现代文学的认识，同时也接触了印尼古典文学特别是马来古典文学作品。
翻译出版长篇历史小说《丹贝拉》., 列为人文社“亚非文学丛书”
50年代中印建交后，两国邦交迅速发展。受这一形势的鼓舞，我尝试翻译了乌杜印•宋塔尼的长篇历史小说 《丹贝拉》（“Tambera”），投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幸运地获得采用，于1959年正式出版，列为“亚非文学丛书”。这本小说描述荷兰殖民主义者 17世纪来到香料群岛班达群岛时对当地人民的残酷掠夺及血腥镇压的过程，具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意识。故事情节生动，文笔优美。书中塑造的几个典型人物，栩栩如生。1994年由陶德臻主编的《东方文学名著鉴赏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作了积极的评价。这部鉴赏辞典认为：“《丹贝拉》作为反映印尼早期人民反抗侵略者的可歌可泣斗争的优秀作品，作品把对立的生活原则（如丹贝拉与卡威士达）与迥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如音柏打与苏瓦明）融于一炉，把深刻的批判与热情的歌颂结合在一起，加之作者采用强烈的对比手法塑造人物，使小说具有强烈的时代信息，人物也具有立体感，产生了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见该书第205—210页）
回国从事印尼语教学工作, 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1960年7月，我离开印尼，回国工作。原来希望到司徒赞校长主持的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工作，后因另有任务，分配广东省一间干部学校外文班教书。按照分工，这间学校负责印地语及印尼语专业教学工作。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工作条件艰苦。但师生情绪饱满，絃歌不辍；在困难条件下完成了教学任务。在印尼语班中，除地方调来的在职干部外，还有部队的代培生。由于年纪轻，记忆力、模仿力和理解力较强，学习成绩突出，回到本单位，充分发挥了作用。后来才知道，他们当中有人成长为师级干部。地方调来的干部学生中，也有人当上边防检查站站长等职务。在这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马来古典文学作品《马来传奇》（《马来纪年》）的翻译工作。这本书由前驻印尼大使王任叔布置而进行的。他研究印尼历史，想了解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于1962年译完后，革命先辈王任叔却因发表2千岁的《论人情》而被打成文学界修正主义头子，因而无法出版。直至1999年才由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多学一门外语多开一口窗, 翻译文学作品提高阅读水平
1973年我被调到广州外语学院（后来与外贸学院合并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系印尼语教研室，1978年晋升为副教授，兼任系副主任。1982年荣获广东省先进工作者称号，1993年退休，又教了20年的书。1994年个人事迹被收入《中国专家大辞典•广东卷》。我们所教的虽然是非通用语种，或称小语种。但由于师生的共同努力，很多学生学习成绩优异。在工作岗位上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如一位75届毕业生，先后在中国驻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工作，最后出任文化参赞一职。有一位学生积极参加印中文化交流活动，荣获“总统贵宾”称号。又有一位学生在夏威夷中西文化交流中心攻读博士学位。也有人从事工商业活动，所属企业股票在香港上市。至于在国际电台当广播员、翻译员，在中国国际贸促会当干部及在研究机构当研究员的，工作也十分出色。
高等院校学术气氛较浓，为了满足学习的好奇心，我又多学了一门外语。我是向日本归侨教师学习日语。多学一门外语，多开一个窗口。中国人学习日语成功率高，因为日语中吸收了许多汉字，又吸收了许多英语词汇，外来借词几占总词汇量的一半。许多科技人员学习了一两年后即可阅读科技文件。但要学好口语却非易事。因为日本人讲话讲究尊卑贵贱。辈分不同，所用词语不同。我从日语翻译了一些东南亚研究资料。交暨大东南亚研究所出版的《东南亚研究资料》发表。此外还翻译了超短篇小说集《波子小姐》及中篇小说《大都会的阴谋》。希望通过翻译文学作品提高阅读水平。《波子小姐》作者是星新一，被誉为“日本超短篇小说之神”。小说篇幅很短，刻划世态人情却入木三分。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但他看到社会的矛盾和危机。《大都会阴谋》作者森村诚一，是社会推理派作家，曾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细菌战的罪恶行径而饱受右派威胁。《大都会阴谋》是他早期作品，写日本三位大学生毕业前夕惜别时依依不舍，可是到了不同工作岗位后却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互相残杀，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残无人性。
为受勋校友余永福写传记,倡议为有功华裔树碑立传 巴中48届校友余永福，1988年荣获印尼总统授予的三级忠诚勋章，此事传媒极少报导。在校友会的介绍之下，我自告奋勇，为他立传。2002年《余永福传》写成后。由印尼华裔总会出版。以后又由《国际日报》及印尼《商报》等报刊连载。
印尼华裔各界人士，有许多人曾对印尼作出突出贡献，但对他们艰苦卓绝的奋斗缺乏详细的记录，对他们卓越的贡献缺乏系统全面的介绍。因此我在《余永福传》代序中倡议为他们树碑立传。
随着资料搜集工作的开展，得知荣获印尼总统勋章的华裔人士，最少有8个人。他们分别是李约翰海军少将（1961年），羽毛球世界冠军陈友福（1961年）、余永福（1988）年、陈玉兰（MelyTan）(2001年)、杨汉祥（2004年）、蔡亚声（2008年）。还有郑健维、刘全道，受勋年份不详。
我从刘全道所著的《印尼华裔理想主义者》一书中得知李约翰海军少将写过回忆录，多次建议印尼华裔总会安排出版。此事获得民族建设基金会主席汪友山的关注，由他聘请专家撰写传记。传记于2009年出版，题为《响应祖国的号召——李约翰海军少将传》，厚达329页。
这本传记的作者努尔森（M.Nursam）是印尼年青的历史学家，伊斯兰教徒。据汪友山在序中说：“苏加诺（总统）精神一向倡导各个种族之间和谐团结。他请求信仰基督教的西拉班为伊斯兰教徒设计当时当南亚最大的清真寺——伊斯蒂拉尔清真寺。这次我们也效法他的做法，聘请信仰伊斯兰教的年青历史学家努尔森为信仰基督教的李约翰海军少将立传。”他的传记，更具说服力，不仅再现了李将军艰苦卓绝战斗的一生，在附录中还收录了陆军中将耶迪古苏摩、海军上将苏比雅克多及陆军上将纳苏蒂安对他丰功伟绩的评价，极富历史价值。有关李约翰海军少将传记出版后，影响很大。民族建设基金会搜集各方反应，遵照法定程序，呈请印尼政府追认他为“名族英雄”。经过层层审批，印尼总统苏西洛于2009年颁布第58号总统决定书，追认他为“民族英雄”，并于同年11月10日（印尼建军节）在国家宫举行追认仪式。
自编自译马来古典文学译丛为中马印文化交流尽一分力量
到了晚年，我把研读和翻译的范围缩小到马来古典文学作品。这是由于马来古典文学是一座有待开发的文学宝库，而它也是印尼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译介这类作品，有助于加深中、马、印三大民族的相互了解，促进三个国家的文化交流及加强三国人民的友谊。而我已翻译出版的《马来纪年》（《马来传奇》）也可作为基础。
二十一世纪头10年，我陆续翻译和出版了《杭•杜阿传奇》（马来民族英雄史诗式长篇小说）、《荷兰公司与唐人之战》（长达6720行的长篇叙事诗）及《庚•坦布罕》（长5000行的纯文学长篇叙事诗）。两部传奇（包括《马来纪年》）约五、六十万字，两部长篇叙事诗约一万多行，初步形成一套“马来古典文学译丛”。再译两部中、短篇作品选，就可完成第一辑的任务。
马来古典文学作品，主要再现马来古时历史、文化、社会及人文景象，但其中也包含了中、马、印友好关系史料，譬如《马来纪年》第十五篇故事专门演绎中、马两国王室通婚的故事，《杭•杜阿传奇》第十八回有杭•杜阿访问中国的故事；又有中、马共同抗击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故事。至于《荷兰公司与唐人之战》，则吟唱1740年“红溪惨案”的全过程，是一部出自原住民手笔的印尼华人血泪史。
（引自印尼《国际日报》2011-12-21、22、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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