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京 （1）1942年2月至1948年8月，巴人曾流亡苏门答腊岛棉兰和先达一带，并参与领导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反盟）。1943年初，反盟与另一华侨抗日组织苏岛华侨抗敌会（简称华抗）共同组成苏岛反法西斯总同盟，成为领导当地华侨抗日斗争的领导机构。1943年9月20日，由于华抗成员王桐杰叛变，酿成了九•二〇事件，导致抗日志士周斌、陈吉海、甄树熙等人惨遭日本宪兵杀害。九•二〇事件后，巴人等被迫多次转移，才幸免于难。 （2）1945年8月至1947年10月，巴人在苏门答腊领导华侨爱国民主运动。他指出：华侨社会的主要任务是为争取民主而斗争；华侨社会应该团结，改变对印尼人民的民族偏见，支持印尼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巴人编辑出版《前进报》（后改《前进周报》）及中文版和印尼文版《民主日报》。此外，他还著有《印度尼西亚之歌》（长诗）、《五祖庙》（剧本）、《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等散文回忆录。1947年他被荷兰殖民者驱逐出境后，在香港还曾编写《论印尼的反帝斗争》、《印度尼西亚革命观感》、《印尼社会发展概观》等。 （3）1948年至1972年，王任叔返回中国后，历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特命全权大使（1950年8月—1952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党委书记、中共中央联络部东南亚研究所编译室主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他因“人性论”等横遭批判，被扣上“右派”、“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并被剥夺发表文章的权利。1961年他转而研究印度尼西亚历史，著有《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印度尼西亚近代史》二部巨著，但在文革前未曾（也不可能）出版。在文革中他又横遭迫害，精神分裂，1972年7月25日，因脑溢血去世。 由于这段因缘，使我认识了巴人在苏门答腊棉兰和先达流亡期间的一群同事和学生。20世纪80年代我同棉兰、先达朋友们开始交往时，王任叔的错案和冤案虽然已经昭雪，但他们依然心有余悸，颇像一群惊弓之鸟。我时而同他们聚会时，曾多次请求他们抽出时间来撰写回忆王老在苏门答腊流亡期间的事迹，然而他们往往含糊其词，不作正面答复。他们对王老的“人性论”更是“谈虎变色”，躲之唯恐不及。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思想界日益活跃，上述状况才逐渐改观。1986年10月，全国首届巴人学术讨论会在宁波举行，成立巴人研究学会。1990年10月在辽宁丹东举行第二届全国巴人学术讨论会。1991年10月19日，巴人诞生90周年，在宁波举行第三届全国巴人学术讨论会。1993年9月19日在北京举行印尼苏岛华侨抗日斗争“九•二〇”事件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棉兰、先达的朋友们大张旗鼓地聚集北京，标志着他们的扬眉吐气和彻底解放。他们出版了《难忘的“九•二〇”（1943—1993）》以资纪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2003年在香港举行印尼苏岛华侨抗日斗争“九•二〇”事件暨华侨爱国民主运动纪念大会，规模更是空前，盛极一时。他们出版了《忘不了的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上述两本书，特别是《忘不了的岁月》，是研究印尼苏岛华侨抗日斗争和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历史的权威著作，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参考价值。 1.陈丽水（1917—2005）。原籍福建，生于苏门答腊岛先达。曾在先达荷华学校读书，后到先华学校学中文。1937年曾赴江苏南京，准备在该地求学。不久七七事变爆发，陈丽水从国内返回棉兰，曾在棉兰苏东中学第二小学教书。后到先达中华学校当训育主任。1942年3月日军占领苏岛后，陈丽水和张谷和发起创建地下抗日团体苏岛人民抗敌会，后改称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反盟），领导成员是：主席张谷和，宣传陈丽水，组织郑子经，青年张琼郁，联络李国海。反盟积极开展地下抗日活动。1943年九•二〇事件时，陈丽水曾被日军关押达半年之久，后经家人及华商营救才获释。日本投降后，陈随巴人到棉兰参加筹建苏东华侨总会联合会，创办印尼文版《民主日报》（Harian Kerakjatan），成立印尼问题研究会。他还曾任棉兰市议会议员。1946年中，陈随巴人回先达，筹办苏东华侨总会联合会先达办事处，并在中华学校兼课。1947年调到华侨总会任秘书，主持全面工作。1947年7月，荷军占领先达，逮捕巴人并强制做苦工。陈丽水四处奔走，积极营救巴人。在棉兰、印尼控制区、新加坡、香港等地强大舆论压力下，荷军被迫释放巴人，并把他驱逐到香港。在此期间，陈丽水曾三次被荷军逮捕传讯，但每次都化险为夷。1950年陈丽水调到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工作，任主要印尼文翻译。在驻雅加达大使馆工作期间，参加1955年中印双重国籍谈判、万隆亚非会议、宋庆龄副主席访问印尼、1956年苏加诺总统访华、1963年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每年跟随大使应邀陪同苏加诺总统到各处访问，参加印尼各政党和社团举行的各种活动、出席各国驻印尼使团的宴请等等，任务极其繁重。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60年代从印尼回国后，先后在外交部亚洲司、北京外国语学院、《毛选》翻译室、外交学会等单位工作，仍然从事印尼文翻译和教学工作。2005年因口腔癌去世，享年89岁。陈丽水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华侨社会、祖国和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其功绩将永垂史册。80年代初，我曾在陈丽水家与棉兰、先达朋友们聚会两次（第一次在旧宅，第二次在新宅），留下深刻印象。 2. 邵宗汉（1907—1989）。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农民家庭。1926年毕业于苏州桃坞中学。1931—1938年任上海《大晚报》国际版编辑。1934年应聘为《世界知识》特约撰稿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持该会的工商通讯社，宣传抗日。同年，与范长江、恽逸群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青年记者协会。1938年，与范长江、胡愈之等创建国际新闻社，任秘书长。1938年，任香港《星岛日报》主笔。1941年6月，到马来亚（今马来西亚）槟城任华侨进步报纸《现代日报》总编辑。1942年日军攻占新加坡前夕，与胡愈之、郁达夫、王任叔等流亡苏门答腊岛，从事秘密抗日活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任棉兰《民主日报》总编辑。同时，与王任叔等创建中国民主同盟苏岛支部。1948年6月，被荷印殖民当局驱逐出境，抵达香港。7月任香港《华商报》总编辑。1949年8月，到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调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兼国际部主任。1950年在新华社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7月至1954年10月，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5年调到外交部工作，先后任新闻司副司长、研究室副主任等职。1980年，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1982年离休。1989年6月因病逝世。1982年4月4日上午，我在时任《光明日报》国际部副主任宋凉赞的陪同下，曾到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宿舍131室采访过邵宗汉（当时他健康已欠佳），主要了解他在流亡苏门答腊期间的经历，及与王任叔共同主持《民主日报》的情况。 3. 宋凉赞（1924—1986）。出生于沙捞越（Serawak）诗巫（Sibu）。就读于诗巫中华小学。1940年初中毕业。1941年7月到新加坡南洋华侨师范学校读书，语文老师就是王任叔（巴人）。1942年2月日军攻占新加坡前夕，随化名陈和声（Tan Ho Seng）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Nan Yang Chinese School）英语教师辗转到苏门答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宋凉赞才知道陈和声的真实身份是印尼共前领导人丹马拉卡（又译陈马六甲，Tan Malaka，1894—1949）。宋凉赞曾任反盟先达支部支委。九•二〇事件后，与王任叔夫妇一起匿居在巴塔克人的村落里。日本投降后，反盟和华抗改组为苏岛华侨民主同盟，宋凉赞任该盟先达支部支委，并任先达中华小学校教务主任。1947年1月，任棉兰《民主日报》要闻版编辑。1949年10月，重返马来亚，在母校诗巫中华小学执教。1950年任诗巫《侨声报》编辑、记者兼专栏作者，与《诗华日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该报因持先进立场，出版近一年即被英国殖民当局勒令停刊。1952年8月回中国。同年12月到北京《光明日报》国际部做编辑工作，后任国际部副主任。长年值夜班，工作劳累，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1986年2月3日因患肝癌去世。1982年4月4日，他曾陪同我采访邵宗汉。 4. 张琼郁（1918—1986）。广东大埔人，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先达。1932年小学毕业后回国，在汕头、广州升学。1938年又返回先达，在中华学校教书。1939年转入进步的先华学校。1942年3月，日军占领印尼后，加入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反盟），任该盟先达支部支委，负责刻印抗日地下油印刊物《前进报》，并奉命打入商联体育会（华侨职业青年组织），建立读报圈和发展组织。在1943年九•二〇事件中，张琼郁亦被日军逮捕，受到严刑拷打，并被判处12年徒刑，后关押在先达政治犯监狱。在狱中努力学习印尼文。日本投降后获释。不久，被调到棉兰担任王任叔主编的印尼文版《民主日报》的印尼文翻译，兼任胡愈之创建的印度尼西亚问题研究会理事，及棉兰华侨总会印尼文秘书。1950年—1960年，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任翻译，期间参与中国政府与印尼政府间谈判，万隆会议期间任中国代表团翻译。1960年回国，先后在外交部、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尼语专业的创始人。曾为中国老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宋庆龄等任翻译。著有《印尼谚语选》、《印尼语构词法》、《现代印尼语语法研究》、《现代印尼语语法》、《汉语-印尼语常用词汇对照表》等。1982年4月4日下午，我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七号楼202室专程采访张琼郁，向他了解王任叔在流亡苏门答腊岛期间的活动情况。 5. 陈洪（陈世兴，1920—1999）。原名陈松瑞。20世纪30年代在棉兰苏东中学（1932年成立，简称苏中）读书时，曾任该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展现其领导才能。1937年底棉兰警察局的政治部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苏东中学进步教师。身为学生自治会主席的陈松瑞，不畏强暴，领导同学到政治部示威抗议，成功地营救了被拘留的教师。“学潮”之后，1938年陈松瑞被迫离开棉兰前往马来亚，参加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日本占领印尼后，1942年7月陈松瑞返回棉兰，参加领导当地的抗日组织苏岛华侨抗敌会（简称华抗），并采用化名李明、陈洪。他后来成为苏岛反法西斯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九•二〇事件发生后，陈洪夫妇被日军紧密追捕，幸得战友报讯，他们机智地逃脱，幸免于难。日本投降后，陈洪在胡愈之、王任叔等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华侨爱国民主运动，支持印尼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反对将保安队变成荷兰殖民主义的工具。由于荷兰军队发动殖民战争，陈洪一家从火水山流落到亚齐，过难民生活长达3年之久。1950年初，又举家迁来棉兰，并重建家业——火水山木材加工厂。1965年九•三〇事件后，陈洪举家移民香港，他改名陈世兴（Chan Sai Hing），从事商业活动，创办谊兴资源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我是在1993年在北京举行九•二〇事件五十周年纪念会上同他相识的，从此我们时有信函往返，每逢新年佳节互致问候。 7. 陈文营（1924—1997）。祖籍广东。其父陈木荫是从中国被贩卖到印度尼西亚的契约华工（“猪仔”），在棉兰的荷兰种植园做苦工。契约期满后，转行做鱼贩，每天从市镇贩卖鲜鱼，用自行车运到种植园宿舍叫卖。母亲是爪哇妇女，靠兜售自制豆酵饼（tempeh）谋生。陈文营是他们的二男六女孩子中的老三。小时在新邦地甲华新学校读书。每天放学回家，帮助母亲兜售和制作豆酵饼。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穷被迫辍学，后在亲戚的资助下到棉兰苏东中学读完中学。后在巴人的影响下，参加反盟领导下的华侨地下抗日活动，并且努力学习印尼文和研究印尼问题。日本投降后，他和张琼郁等在棉兰先后主持《前进报》和《民主日报》。后来，巴人出版《民主日报》印尼文版，他和张琼郁随之被调到该报从事编辑翻译工作，同时兼任华侨中学印尼文教师。1950年被调到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担任翻译，从此开始其外交生涯。后曾调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工作。1997年5月因肺癌与世长辞。我是上世纪80年代与他相识的，他曾与林克胜一道访问燕南园50号寒舍，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8. 王谦宇（1928— ）。生于广东普宁乌石。9岁时随其母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先达与其父团聚。日军占领印尼后，王谦宇在胡愈之、王任叔的影响下，大约15岁即加入苏岛反法西斯总同盟，从事华侨地下抗日活动。日本投降后，一方面从事华侨教育工作，一方面参加胡愈之、王任叔领导的华侨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入读香港达德学院经济系。1949年3月经海路由香港抵达北平，进入中共中央统战部青训班。1951年南下广东，在粤东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调北京中共中央联络部。从1955年起，从事教学和理论工作，历任北京马列学院第一分院、重庆四川学院、湖南师范学院、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研究员、中央党校校刊组组长等职。1960年在湖南师院创办政治教育系。1985年弃教从政，调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同年奉调南下深圳创建华侨城，任华侨城建设指挥部党组书记、指挥部副主任、华侨城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香港中旅集团董事部副总经理。1987年底，奉命主持廖承志文集传记编辑出版工作。1989年主持创办深圳暨大中旅学院。著有《关于认识论中的实践问题》、《关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地狱入口处》、《落落的步音》、《赤道线》等。他在理论研究中，颇有主见，立场鲜明，没有随风倒，如反对“顶峰论”，及关于民族问题、总结历史经验、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等的观点，颇有见地。我是1981年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成立时认识谦宇兄的。后来在整理王任叔遗稿的过程中，我通过谦宇兄认识了陈丽水、林克胜、邵宗汉、宋凉赞、陈文营、张琼郁，后来又认识了黄书海、陈洪、郑光煌、黄文瑞等。在棉兰、先达朋友们中间，我与王谦宇的关系最密切，来往最多，在各种会议上经常碰面，因此彼此的了解也最多。我曾经到中央党校、深圳华侨城东方花园王公馆拜访过他，迄今难以忘怀。每逢新年元旦，他往往会寄给我一张别出心裁的颇有艺术性的贺年片，使我极感愉快，感到他的脑细胞还挺活跃而浪漫。 （一）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革命理想主义和自强奋斗精神。棉兰、先达朋友们的思想形成时期正值中国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如火如荼进行的年代，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火中度过的，他们受到战争的洗礼、磨炼和考验，因此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历史机遇使他们认识了流亡苏门答腊棉兰、先达的中国先进文化人胡愈之、王任叔（巴人）等，并受到他们先进思想的强烈影响，因此他们都具有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都奋不顾身地投身于当地的华侨抗日地下斗争和爱国民主运动，后来他们纷纷回国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他们由于经受了各种历史考验，因此具有强烈的自强奋斗精神。他们在各自岗位上都有不俗的表现，各自都对祖国和社会做出了贡献，历史是不会遗忘他们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竟然同时有来自先达的五名印尼文翻译，他们是陈丽水、张琼郁、杨国坚、郑钦镁和黄书海，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留在印尼或后来移居香港的棉兰、先达人士，如陈洪（陈世兴）、郑光煌等，驰骋商场，也念念不忘祖国的建设事业，用自己的方式继续为祖国服务。 （二）他们都十分崇敬他们的启蒙老师胡愈之和王任叔（巴人）。特别是对王任叔，当他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批判，被扣上“叛徒”、“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时，他们虽然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变成“寒蝉”，但他们在内心深处极感愤慨，在棉兰、先达朋友们内部聚会时，对王老的处境表示深怀同情，并认为王任叔是革命者和左派，而无法接受“王任叔（巴人）是反革命”的结论。1979年6月20日王任叔获得平反昭雪，棉兰、先达朋友们才舒了一口气，取下了挂在他们头上和随时会掉下来的“利剑”。他们在政治上又活跃起来，时而公然聚会，公开表达对他们的启蒙老师的怀念和敬意。他们先后举行了“九•二〇”事件五十周年和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对王任叔表示深切的敬意和悼念。而2001年10月分别在浙江省宁波市和北京市的纪念王任叔（巴人）诞生100周年的活动，更生动和深刻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界和棉兰、先达朋友们对王任叔的思念之情。 （三）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棉兰、先达战友意识或情结，彼此精诚团结，互相关心，互助合作，共同进步。不论在北京、香港，还是在雅加达，他们都建立了先达校友会，出版《先达通讯》，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加强联系，融合感情，促进团结，为集体谋福利。在联合举办“九•二〇”事件五十、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中，他们的团结精神更加显现出来：组织严密，秩序井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密切配合，效果显著。这是他们在苏岛华侨抗日斗争和华侨爱国民主运动中磨砺出来的光荣传统的延伸和发展。陈丽水说：“先达的山，先达的水养育了先达人。先达人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战斗结下了先达情。虽然过了几十年，但大家还相聚在一起实在难得。”（录自铁生：《深切怀念丽水先生》，载《先达通讯》第58期。） （四）他们都各具个性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使人钦羡和佩服。在棉兰、先达朋友们中间，最令人肃然起敬和深切怀念的是陈丽水。他是他们中的代表、长老和灵魂，享有崇高的威望。黄书海在追悼其良师益友陈丽水时写道：“在我脑海里，丽水并不是那种叱咤风云、青年得志、意气洋洋的人，而是那种温文尔雅、纯朴谨厚、儒雅（scholarly）学者型的人。这种印象几十年几乎没变。”“丽水性格内向，谨言慎行。在海外长期形成独善其身的生活习惯，经过几十年沧桑岁月的磨砺，几乎看不出太大的变化。”“丽水是先达特殊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的人才，先达只有一个丽水，丽水只有一个。他经历不平凡，却干着平平凡凡的工作。淡泊名利、从不向组织伸手。对祖国、对人民，忠心赤胆。拳拳爱国心始终不渝。在平凡工作中，孜孜不怠、兢兢业业，夙夜匪懈地干了一辈子，令人敬佩。他的德业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黄书海：《良师殒命遗范长存——悼丽水先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与邵宗汉在《民主日报》共事3年的曾白心，对邵宗汉做了这样的描述：“邵先生对待自己人谆谆善诱，爱护有加，为人诚恳慈祥，但对敌人却是嫉恶如仇，坚决斗争。”（曾白心：《回忆我的片段经历》）。杨学纯是这样刻划邵宗汉的：“邵宗汉同志作风严谨，生活简朴，律己严格，待人宽厚。他关心青年同志的成长，在工作中给他们以热情的帮助。《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的许多同志得到过他的培养和指导。”（杨学纯：《邵宗汉同志革命的一生》）。关于陈世兴（陈洪），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印尼和香港，经历独特而多样，造成了另一种独树一帜的形象。郑光煌、郑遂源、熊志仁在《香港陈世兴追悼会悼词》中，对他给予高度的评价：“您是维护正义、不畏强暴的反殖民主义战士。您是抗日救亡独立运动的正义战士。您是热爱神州、热爱桑梓的爱国志士。您是循循善诱、春风化雨、令人敬重的老师。您是侨界的典范，又是广大侨胞及华裔的挚友。您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献给了社会，献给了侨界。辉煌事迹，永不磨灭。永远铭心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我们的典范。您的精神，您的风度，您的情怀，高风亮节，鼓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忘不了的岁月》，第463—465页）。 另一个典型是王谦宇。这是一个思想活跃，充满热情，永远向往玫瑰色天空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忠贞于爱情的伟大情种。他与黄妙珍的爱情故事，传为美谈。他长期从事教学和理论工作，最后才弃学从政。他在致力于理论研究期间，在探索真理过程中，坚持独立思考，不随风倒，旗帜鲜明，值得嘉许和学习。他在有关民族问题、经济特区建设、中国社会性质及总结历史经验方面的观点，曾经受到中央领导和理论界的重视，并在拨乱反正和实行开放政策中起过一定作用。《在地狱的入口处》一书是王谦宇理论研究的代表作。张琼郁、宋凉赞、林克胜、陈文营、黄书海等，也各有千秋，他们的光辉业绩、思想品德和人格魅力，都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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