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书海
美好的经历，事隔半个多世纪，回忆起来依然那么清晰，那么惬意。
1961年4月，中国印尼在雅加达签署了友好条约，把两国友好关系推向新的高峰。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郭沫若副委员长应邀率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印尼。所到之处，受到印尼官方和民间热烈而高规格的欢迎，是情理中的事。
郭沫若，闻名遐迩。他是世界和平奖得主，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更以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学者、战士、革命家深入人心。
1961年，我还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工作。为了迎接以郭沫若为团长、胡愈之为副团长、包尔汉为秘书长的全国人大代表团首次访问印尼，在姚仲明大使主持下，使馆召开多次筹备会议，进行周密部署和安排。鉴于代表团成员多为民主党派人士，且年事已高。郭老六十九岁，已进入古稀之年的团员还有好几个。为确保代表团顺利完成访问任务，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
大使决定派李菊生政务参赞全程陪同，我负责给郭老当翻译，随团翻译还有温流、许源明。为了完成好这次翻译任务，我从使馆图书室借了郭老的几本著作，如《女神》、《甲申三百年祭》、《洪波曲》等，恶补了一下。早就听说，郭老喜欢即兴讲话，还喜欢引经据典，朗颂诗词。为此，我还着重翻阅了当时能借到手的印尼诗歌、民谣（pantun）等书籍，以熟悉和掌握印尼诗词语言。
记得胡愈之先生早年流亡印尼苏北等地潜心学习印尼文时曾说过：印尼语称得上是东方的意大利语，诗歌的语言，很押韵。
胡愈老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对世界语造诣很深。在印尼流亡期间，著有《印度尼西亚语法和修辞法》、《少年航空兵》科幻小说等。这些书我在先达念书时都阅读过。
在一次闲聊中，胡愈老问我：印尼文是那儿学的？我说：我是先达人，念书时学过您老以沙平笔名编撰的印尼语法。老人听了微笑点点头。我说，离开学校后，我曾到棉兰《苏门答腊民报》工作两年，曾陪同林革尘总编辑赴巴东、武吉丁宜、巴耶公务、西坦布安等地旅游并寻访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和埋葬的地点，但知情者寥寥，无果而终。甚憾。
胡愈老听后略有所思地说，这次没有机会到苏岛走走看看，很可惜。
8月14日上午10点，代表团乘专机飞抵雅加达机场。印尼国会议长阿里芬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在步入贵宾厅时，郭老问我，这一两天有没有人回北京？我说，下午就有信使回北京。于是郭老马上要秘书拿出信纸和笔，摊在茶几上。郭老向在座的阿里芬议长示歉，要给在北京的夫人写封短信报平安。阿里芬议长高兴地点点头。
不到一页纸的家书，郭老一气呵成。当时，我想：这封家书送到于立群夫人手中，总不会比新华社的消息来得早。这点郭老也一定很清楚。那么，郭老为什么还要写呢？
唐代杜甫诗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对当时二十几岁的我，确实很难体悟郭老眷恋爱妻那种深厚情感。
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1955年4月，周总理在出席万隆亚非会议途中和邓颖超之间的简短书信来往，这不但已成为珍贵的史料，也成为了人们对两位老革命家美好爱情的传诵。
代表团到达雅加达第二天，姚仲明大使在大使馆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次日阿里芬议长邀请郭老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列席印尼合作国会第二次会议开幕式，这是中印交往史上的第一次。晚上，阿里芬议长和四个副议长共同举办盛大的欢迎招待会，盛友如云，高朋满座。
8月17日在独立广场参加印尼独立16周年庆典，并受到苏加诺总统、最高评议院主席阿卜杜加尼和第一副首席部长莱梅纳的亲切接见。
苏加诺总统的演讲是国庆典礼的重头戏。他长篇大论地阐述他的新政治理念：“三位一体：革命、社会主义、领导”（Tritunggal：Revolusi、Sosialisme、Pimpinan简称Resopim）。这个理念和后来他提出的“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简称纳沙贡Nasakom）是一脉相承的。他的遣辞措意，十分生动，都是印尼普罗大众容易接受的。在他的煽情下，群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晚上，在雅加达塞纳扬体育馆，郭老和代表团观看了盛大而五彩缤纷的文娱演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爪哇舞、马来舞、苏拉委西舞、巴厘舞，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中有一台由700个少女组成的壮观的“格扎”（Kecak）舞（猴子舞），把当晚的演出，推向高潮。
苏加诺总统的精彩演说，印尼人民生机勃勃、斗志昂扬的精神、美轮美奂的文娱晚会，给郭老和代表团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
独立节过后，代表团先后访问了世界著名的茂物植物园，在亚非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风光绮丽的万隆市和壮观的覆舟山火山口，并在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议长海鲁•萨勒亲自陪同下，参观了原亚非会议会址；在英雄城市日惹（1945至50年印尼独立斗争临时首都），代表团受到日惹苏丹别具一格的亲切接待；在巴厘岛和梭罗市，代表团沉浸在诗一般的美景和独具特色的巴厘文化艺术中。
郭老精力充沛，毫无倦色。他的贴身秘书嘱咐我：一路上不要让郭老闲着，要经常跟他聊天，介绍印尼风土人情。否则，老人会觉得乏味不安。
由于参观访问日程排得很满，几乎马不停蹄，郭老一直处于亢奋愉悦之中。一路走来，并未出现过秘书所担心的情况。
惟郭老耳背，需靠助听器。翻译时，我经常提高嗓音，放慢语速，郭老甚感满意。郭老并不懂印尼文，每一次我把他的即席讲话和朗诵诗词翻译出来，受到在座印尼嘉宾的热情鼓掌和欢呼时，老人家感受到“辞已达意，彼此情感已融汇在一起。”为此，郭老曾多次赞许。
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郭老的讲话几乎不用此前惯用的诸如“中印两国人民友好万岁”、或其他什么“万岁”的套话，而是注入许多新鲜生动的文学语言，诸如中印友谊“万古长青”、中印人民友谊“源远流长”、“万隆精神与日月同辉”等等，极大丰富了外交辞汇。
通过零距离接触，郭老给我的深刻印象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垂询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令我十分感动。
离开雅加达闹市，置身于茂物植物园，清新的空气，顿使郭老心旷神怡。郭老一再赞叹植物园部局之宏伟、植物品种之繁多、所培育的千姿百态的兰花，更是美不胜收。
在万隆覆舟山（Tangkuban Perahu）火山口，郭老和代表团所有成员，都登上最高处！俯瞰火山口壮观景象。透过冉冉升起的乳白色烟雾，隐约可以看见火山口底部刻着两行印尼文字：“亚非会议/印度尼西亚 1955年4月”。这是当年亚非会议结束后，印尼朋友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冒着生命危险下到火山口刻凿的。
岁月流逝，这些字迹依然清晰，它象征着万隆精神不可磨灭。
郭老和代表团成员在火山口驻足良久，不舍离去。至今，在我的旧相册中仍然保留着一张郭老和代表团成员俯瞰火山口时，表情生动的照片，弥足珍贵。
日惹不仅是英雄城市，也是中爪哇文化中心，18至19世纪日惹王国所在地。这里保留着许多爪哇传统文化的古迹、古城堡、宫殿、楼阁等。
日惹苏丹哈孟古•布沃诺九世是印尼民族独立运动著名领袖之一，在当地享有崇高威信。他以日惹特区首长身份热情周到地接待了中国代表团，全方位展示了爪哇文化艺术：爪哇舞剧、乐器、男女服饰、腊染技术、银器雕刻、传统建筑工艺、皮影戏、饮食和行为习俗等等，不一而足。在整个参观过程中，郭老全神贯注地聆听主人的介绍和讲解，还经常提问。
郭老对主人的盛情接待，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对具有悠久历史的爪哇文化艺术给予高度评价。郭老说，“真是大开眼界。”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日惹特区副区长巴古阿兰姆八世带领中国代表团来到默拉比火山山麓，参观世界著名的婆罗浮屠佛塔。这个世界最大的古老佛塔被誉为东方五大古迹（长城、金字塔、泰姬陵、吴哥窟）之一。
主人介绍说，佛塔始建于公元8至9世纪，后被默拉比火山灰掩埋长达十个世纪。到19世纪才重新被挖掘。塔基占地面积约1.23万平方米，分五层，塔顶原高42米，后遭雷击损毁，现高只有35米。周围有72座小塔，每个小塔内供奉一尊成人大小的盘坐佛像。周围石壁上还雕有2500幅取材于佛经故事和当地人民生活习俗的石雕，栩栩如生。
主人说，默拉比火山是活火山，经常发作，引起地震，但这座用200多万块安山岩和玄武岩巨石砌成的佛塔，矗立不倒，真是奇迹。
郭老观看得很仔细。郭老对佛教、佛经造诣很深，不时向向导提问和交流意见。郭老说，Borobudur这个辞源自梵文，意为山丘上的佛塔。印尼人民在一千多年前就有这么崇高的智慧，修建起这么伟大的佛塔，且其建筑结构和雕刻形态，都达到了当时的艺术高峰，真是了不起。这是印尼人民的骄傲，也是印尼人民对人类历史文化的伟大贡献。
巴厘岛之所以被称为诗之岛，是因为它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无处不充满诗情画意。承蒙主人盛情，带领代表团绕岛一周。沿途观看千姿百态的佛塔、木雕作坊、巴厘油画、斗鸡。入夜，皓月当空，代表团观看了郊区农民表演原汁原味的“格扎”舞和巴厘著名女舞蹈家表演的“雷贡”独舞。
格扎舞取材于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故事以宫廷斗争为背景，描述罗摩衍那王子流亡森林期间，爱妻悉多被魔王罗波那劫走。王子依靠神通广大的神猴哈努曼协助，最终战胜魔王，夺回了悉多。巴厘人信奉印度教，崇拜祖先和精灵。
巴厘“格扎”舞由一两百个农民男青年演出，裸着上身，虽然服饰和场面不如雅加达“格扎”舞那么豪华，但他们却把罗摩衍那演绎得如此精彩、如此贴切，郭老观后十分感动，并一再赞扬他们的艺术才华。
回到雅加达当天晚上，郭老以代表团团长名义，在中国大使馆举行温馨的告别招待会，衷心答谢印尼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代表团的殷情周到的接待。谈到这十多天来，代表团在印尼各地参观访问，见到了许多老朋友，结识了更多新朋友，丰富了见闻，增长了知识，巩固和加深了彼此深厚友谊，郭老总结成一句话：“我们生活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愉快而温暖”。
在告别招待会前两三个小时，郭老的秘书告诉我，为了答谢大使馆同志们的辛劳，郭老愿意为大家题词写字，以资留念，要我准备好笔墨。于是郭老在一张张大小不一的宣纸上挥翰成风，泼墨如雨。领到郭老墨宝的同志皆大欢喜。
其时我一直在郭老身旁忙碌着，替同志们递送宣纸。临结束前，郭老发现还没有给我题字，便说：赶紧找张纸来，我马上给你写。
我说：使馆宣纸已用完，以后再说吧。
郭老深情地说：这一路来，你给我当翻译，辛苦啦。以后回到北京，一定上我家来，我一定给你补上。
直到1978年，郭老86岁逝世，我一直没有如约登门拜访。作为一名普通外交干部，除工作需要，一般都不能随意登门家访党和国家领导人，这已成为约定俗成。我遵守了。
至今想来，内心虽有些许遗憾，但并不后悔。
郭老声望很高，是革命老前辈，我是晚辈。但这忘年交，并不影响彼此交谈。
郭老说，他的记忆很好。三岁时学的诗词，至今仍记得很清楚，几乎过目不忘。他说，死后他愿意献出脑袋，让医学院解剖研究，看看他的脑子与常人有什么不一样？
郭老逝世后是否如愿献出脑袋，不得而知。
但最使我深感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把郭老闲聊中不经意的谈话实录下来，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惜哉。
记得中国一位著名作家曾说过：“生命之所以有价值，就因为它能够感动，生命的滋味就是感动的滋味，生命的纪念就是感动的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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