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生
去年12月12日伍英光兄刚离开，料不到12月18日林少青兄又走了。一周内我们竟然失掉了两位抗日老战士，失去了好同志，令人惋惜、悲恸。
少青说：“我从小在贫苦的环境中爬滚成长，受尽人世的白眼，也亲历许多难得一遇的事情，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确，他的经历在先达人中是屈指可数的。
（一）
少青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在中华学校上小学时，因拖欠二个月的学费，被校方开除，他只好转到收费低廉的国民学校上学。穷，激励他发愤学习，要出人头地。
三校合并为中华中小学校后，他上中学，开始崭露头角，功课门门优秀，考试名列前茅，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颇受校长雷霆和训育主任陈丽水的青睐。雷霆教少青班语文，陈丽水教数学。初中二年级上学期结束，雷霆鼓励少青跳到初三去，少青婉谢。
少青除了学习勤奋外，也关注国内的抗战局势。他积极参加反对日寇侵华和募捐赈灾的活动。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策动“皖南事变”，少青、肖邦豪等义愤填膺。邦豪在教室的黑板上挥（粉）笔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以示抗议。这句诗引自周恩来的题词。为了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围歼抗日新四年，时任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书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刊登在重庆<新华日报>上。校方竟追查“肇事者”。次日邦豪和少青等大部分同学罢课抗议，到动物园去游玩。校方怕事态扩大，惊动警方，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便不了了之。
1941年6月少青初中毕业。正巧雷霆卸任，他鼓励少青跟他一起回国深造，承担路费，并亲自家访，劝说少青的父亲同意。而少青的父亲以家贫需要他帮助维持家计为由婉拒。
此时，正好新加坡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南侨师范学校在棉兰招生。陈丽水鼓励少青、邦豪、李国海、伍焕沾去投考并被录取。
同年八月初，少青在他的五叔林克胜的资助下赴新加坡学习。他说：“在南师短短三个月，给我们印象最深，帮助我们思想快速进步的莫过于两人，他们是陈嘉庚老先生和班主任王任叔。”
学校每周的周会，陈嘉庚都要给学生作报告，阐述华侨教育的重要性、创办南师的目的和意义；介绍他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考察国统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观感。他的结论是国统区令人痛心失望，而抗日民主根据地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陈老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讲话，使少青受到深刻教育。
王任叔教授语文和作文，晚上还亲临教室辅导，解答问题，讲述国内外形势。他指导少青阅读斯诺的<西行漫记>和社会科学的书籍，督促做读书笔记，谆谆善诱引导少青去探讨真理。少青获益匪浅，为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日后的抗日活动打下基础。
同年底，日寇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新加坡危在旦夕，南师被迫停课，少青等只好返回先达。
（二）
1942年3月日寇占领印尼。先达的爱国志士秘密串联，于6月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苏岛人民抗敌会”，后改名为“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反盟），领导人是张谷和、郑子经、陈丽水、张琼郁、李国海。经国海介绍少青加入了该组织。在反盟的领导下，少青积极参加组建外围团体健身读书会和健身篮球队的活动，团结爱国的青年学生，宣传抗日思想。
由于少青的字写得工整，陈丽水就约他和邦豪到家里，让他们把秘密小报<前进报>刻成钢版，油印后，由木英送给国海和焕沾去转发。
同年10月，王任叔从新加坡撤离辗转到先达隐蔽，与少青等南师学生重逢，师生都很激动。令王任叔十分欣慰的是他的学生全是反盟成员。应学生的要求，王任叔常到秘密据点给他们和其他反盟骨干讲授理论知识和抗战形势，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和抗日信心。
1943年9月20日日寇发动大检举、大逮捕镇压行动。王任叔等分散各地躲藏。少青因未暴露身份，在家潜伏。
为了职业掩护，筹措经费，沟通联络，进行长期的抗日斗争，反盟成员创办了以灰水和椰油为原料的肥皂厂，作为秘密的联络站。当时王任叔转移到距奇沙兰不远的新邦罗洛农村隐蔽，奇沙兰肥皂厂成为他的前哨站。
1944年2月少青被调到奇沙兰肥皂厂与黄文泉、陈斯刚一道工作。少青回忆道，肥皂厂设备很简陋，是典型的阿答屋，每天清晨就起床劳动，烧灰水，冲碱水，然后掺进椰油化合成液体，冷却，凝固，切割，盖印，装箱，托运，半夜三更还得摸黑巡视炉火，一点都不得闲。劳动是无偿的，只换取一天三餐。因为我们牢记挣的钱是用作接济逃难同志的。文泉在外四处活动，推销产品，与王任叔联系。他每月只回来二三次，每次回来伙食就会稍微改善，可以阅读<前进报>等，这是惟一的享受。王任叔曾秘密到奇沙兰肥皂厂联络过。后来，局势较为紧张，王任叔转移到泗拉巴耶，奇沙兰肥皂厂联络站作用已不大。1944年7、8月间，少青随文泉转到新邦地甲创办新的肥皂厂联络站。1945年初，在丁宜主持肥皂厂的克胜外联活动繁忙，少青调到丁宜接替克胜，坚持工作至日寇投降。
（三）
二战结束后，少青曾在先达和棉兰的苏岛华侨民主同盟任秘书，后与邦豪一道协助李承杉等筹建先达华侨职工会，1947年调到华侨总会主办的中华学校教书。曾任先达青年联合会主席，积极参加要和平，反内战，要民主，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7年7月荷军占领先达。由蓝派掌控的中华学校原董事会向荷军当局提出归还学校的申诉。当局依据荷兰殖民地法律作出学校归还原董事会的裁决。原董事会于1948年下半年接管学校，无理解聘少青、焕沾等12名教师，引发了轰动当地的“学潮事件”。
华侨总会向荷当局进行交涉，少青等代表被解聘的教师向当局投诉，抗议校方违法行为，要求偿付解聘费，当局接受了教师的合理要求并准许创办育才学校来安置被解聘的教师。
育才学校创办不久，少青被调去协助郑子经筹办华侨学校。1949年华侨学校正式开办，少青负责教务工作。
1951年下学期，少青调到新接管的中华学校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印尼右羽政府策动的臭名昭著的“八月大逮捕”事件。在全印尼滥捕了一万多人，包括拥护新中国的爱国侨团、侨校的负责人和教师等。少青也被捕，关押在浮罗巴烟集中营。近一个月拘留期间，每天都有持枪的军警对他进行审问，要他承认是“共产党”、“阴谋反对印尼政府”，妄图罗列罪名，借以迫害。少青顶住了军警的恐吓威胁。因捞不到证据，关了四个月终于被释放。
（四）
在新中国的感召下，先达掀起了一股回国学习和参加建设的高潮。少青于1952年2月也被卷入这股浪潮中。当初回国的目标是投考南方军政大学。岂知，回到广州才获悉南大已完成培训干部的任务不再招生。少青只好北上，考入沈阳师范专科学校。翌年该校并入大连教育学院。1954年毕业分配到大连工学院工作。因爱妻陶雅贤不适应北方水土，常患病，于1960年调到汕头华侨补校（后改为十一中）工作。
少青在教书育人的工作中，一贯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谆谆善诱。对归侨学生更能体恤他们的处境，学习上耐心辅导，生活上关怀照顾。不少学生毕业后，虽身在外地仍与少青保持联系，问候问安。少青住院时，学生们纷纷前去探望慰问，以表达他们对老师感恩之心。
少青一生驰骋于教育战线上，从先达到国内，从北到南，默默甘当一名园丁，辛勤耕耘，为先达和祖国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桃李满天下，而且开花结果，果实累累，但他始终谦恭虚已。他说：“我们没有干过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对国家，对人民我们已尽了一分责任，虽然做得不够，一旦有一天离开人世，我们也是心安理得的。”
对于一位曾参加抗日斗争以及默默地献身教育事业的老同志，党和国家没有把他遗忘。少青结束他的教育生涯时，享受到抗日时期干部的离职休养的待遇。2005年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为表彰参加抗战的老同志的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他们颁发了纪念章，这是对少青的最高褒奖。
少青安息吧！你在国内外的学生和亲朋好友会永远怀念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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