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书海
年轻、学识浅薄、孤陋寡闻，直到新中国成立，我才知道刘少奇这个名字。当时在海外，有关刘少奇的报道确实寥寥，不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风云人物，那么为人们所熟知，那么“如雷贯耳”。
1954年底，我调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工作。组织上发给我一本刘少奇著作《论共产党员修养》。从此，这本书成了我改造旧世界观，确立正确世界观反复学习的课本。随着学习不断深入，我对刘少奇那厚重的革命经历的了解，也逐步加深。
1963年4月，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应苏加诺总统邀请，对印尼进行国事访问，我才有机会零距离接触刘少奇主席，聆听他的讲话。
机缘凑巧。当天，刘少奇主席一行下榻国家宫，正是午膳时间。外交部礼宾司长俞沛文和总统府管家（我担任翻译），已经在刘主席居住的套房客厅备好午膳。
经过简单洗漱，刘主席和夫人王光美步入客厅，总统府管家和刘主席、王光美夫人寒暄几句后便离去。刘主席和王光美夫人要俞司长和我落座一起吃饭。俞司长说，他还有事要安排，令我留下吃饭，并向主席和夫人介绍情况。
事隔近半个世纪，其情其景，历历在目。
当时，刘主席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论共产党员修养》那本书：庄重、严肃、睿智，令人敬仰；王光美夫人热情、友善、平易近人。
刘主席的主要随行人员有：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和张茜夫人，外交部乔冠华、黄镇副部长，安全部罗青长副部长、中国驻印尼大使姚仲明、外交部礼宾司长俞沛文等。
1961年4月，中国印尼签订了友好条约。历史上第一次把两国友好关系用条约形式固定下来。这对促进和深化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友好交往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中印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有起伏，并非一帆风顺。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胜利召开以后，周恩来总理和苏加诺总统、阿里总理进行了互访，使两国友好关系迅速升温。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欢迎苏加诺总统访华宴会上讲话，高度评价印尼人民和苏加诺总统。他说：“印尼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对印尼人民和苏加诺总统怀有最大的敬意。曾经被殖民主义统治了350年的印尼，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之后，终于取得了民族独立。苏加诺总统在这些斗争中所起的卓越作用，中国人民是赞扬的”。
苏加诺总统致答词回应说：“我的任务是加强印尼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今天的局面使我们，并要求我们一定要共同合作”，“两国人民是反帝反殖战线上并肩战斗的战友。”他访问南京时还深情地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对印尼民族觉醒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说，他崇敬孙中山先生，他的政治思想很受孙中山的影响。
随着两国军事代表团的互访，中印友好关系迈进了全面开花的阶段。这对两国人民都是件大好事。然而，苏加诺总统对外实行对华友好和联合各国反帝力量，对内采取维护民族大团结，反对内斗的开明政策，却遭到印尼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仇视和反对，印尼国内局势日趋动荡不稳。
1958年2月，在敌对势力阴谋策划下，相继在苏门荅腊和苏拉威西发生了地方武装叛乱。由美国飞行员驾驶的轰炸机还公然轰炸、袭击印尼东部城镇。
在这危急关头，中国政府2月15日发表严正声明，坚决支持印尼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干涉而展开的正义斗争。而且及时向印尼提供棉布和大米等物资支援。
正当中印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佳境之际，印尼政府为了加紧实现经济民族化，1959年错误地颁布了第10号总统条例，禁止华侨华人小零售商在一、二级行政区首府以外的地区经营商业，不准他们在乡镇地区做买卖，造成印尼各地出现驱赶华侨华人小商贩的排华活动，顿时两国友好关系灿烂的天空乌云密布，这是两国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亲者痛，仇者快的恶性事件。
好在两国领导人从战略大局出发，高瞻远瞩，经过近两年的共同努力，让这艘中印两国人民友谊之巨轮又沿着正确的航道扬帆前进。
于是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又热络起来。郭沫若副委员长率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印尼，哈蒂妮•苏加诺夫人访华，两国工会、宗教界人士、艺术家、学者频密互访。
1961年6月，苏加诺总统进行环球旅行，还特地从莫斯科前来北京进行48小时访问，会见毛泽东主席，并向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颁发印尼共和国一、二级勋章。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应苏加诺总统邀请访问印尼，这是历史上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印尼，它引起国际社会和印尼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和热烈欢迎，是预料中的事。
苏加诺政府和印尼政府十分重视刘主席的访问，精心设计，周到安排。“热情”、“隆重”、“盛大”、“史无前例”，这些是新闻媒体用来形容刘主席受到高规格款待使用最多的字眼，一点也不为过。
苏加诺总统亲自到机场主持迎送仪式，印尼政府文武官员几乎倾巢而出，盛大的群众场面和沿途夹道欢迎，组织得有条不紊，给代表团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主人的盛情邀请下，代表团全体成员下榻国家宫，并先后参观访问了雅加达、茂物总统行宫和植物园、万隆亚非会议会址和覆舟山、日惹婆罗浮屠佛塔和巴厘岛。
苏加诺总统和哈蒂妮夫人全程倾情陪同。两国元首和夫人亲密接触和交谈，加深了解，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苏加诺总统指定他的中文秘书司徒眉生担任随行翻译。
刘主席的主要印尼文翻译是中联部的伍英光。陈丽水和我随团翻译。黄镇副部长对我们三位翻译十分了解，还根据不同场合，随时交叉使用。
刘主席在雅加达机场欢迎仪式上的讲话、在苏加诺总统举办的欢迎宴会上的致辞、在巴厘岛两国元首的会谈以及在巴塘中心广场群众大会上的长篇讲话，由伍英光担任翻译；
刘主席参观独立宫、游览茂物植物园、参观万隆亚非会议会址和覆舟山、参观日惹婆罗浮屠佛塔，由陈丽水担任翻译；
刘主席在雅加达国家宫接见印尼群众团体工农青妇代表的发言、刘主席在独立宫举办告别宴会上的讲话、在雅加达机场欢送仪式上的告别演说，由黄书海担任翻译。
我们三人还共同校订了中印两国元首联合声明的印尼文版，工作上取长补短，关系融洽，合作愉快，不辱使命。写到这里，一股悲情涌上心头，谨向已故长者陈丽水、伍英光寄托深深的哀思。
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获得圆满成功，是来之不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将当年台湾蒋特企图在印尼暗杀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的罪恶勾当公诸于众，以资存证。
台湾蒋特在雅加达的情报机关《太平洋新报》，以300美元从一印尼人手中买到了有关刘少奇将于1963年4月访问印尼的情报。
蒋特马上密谍暗杀计划。他们得知，为了迎接刘少奇访问印尼，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正在进行装修。估计刘少奇、陈毅等都会住在大使馆。他们把暗杀行动首选在大使馆。于是选派当地蒋特冒充装修队队长进入大使馆埋藏定时炸弹。 如果此计不能得逞，便实施所谓的“水沟计划”，即在刘少奇车队必经的马路地下埋放威力强大的炸药。
据特务事后交待，“水沟计划”是经蒋家父子批准和指挥的。老蒋还发出狠话：“炸死刘少奇、陈毅，不惜搭上苏加诺”！
与此同时，上海公安局刚刚抓捕潜入大陆进行特务活动的蒋特秦宏才。他很快就交待了他的罪行。其中有一个情况，引起公安人员的特别关注。他说，不久前从台湾“海外工作委员会”一位老同事那里听说，该机构正在实施一个暗杀即将访问印尼的刘少奇和陈毅的秘密行动。
也正是这个时候，北京《人民日报》收到一封寄自雅加达的信函。信中套信。里面密封着的信封，写着：烦请贵报将此函急送公安部负责人亲启，切切！此函全文如下：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负责人：我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籍华人，今冒昧地向您反映一个情况：不久前，我听到我的一个小辈亲戚说，4月份中国元首刘少奇、外交部陈毅将访问印度尼西亚，台湾的特工部门出于反共需要，已命令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工组织执行“水沟计划”，谋害刘、陈。“水沟计划”的内容是在刘、陈所到的某处埋设爆炸物，将刘、陈炸死。我的这个亲戚是执行“水沟计划”的特工之一，想来不会无中生有，瞎说一通，希望引起贵方重视，予以防范。我不愿意看到祖国的领导人惨遭不幸的悲剧发生。 一个印度尼西亚华侨”
公安部和中央警卫局对上述两个不同来源的情报，迅速作了核实，并确认其真实性。经周总理批示，最后决定：除了在刘少奇主席、陈毅外长出访时采取强有力的防范措施外，在出访之前先由国内派一名反爆专家前往印尼进行技术性防范工作。
这位专家便是工程兵司令部参谋张志贤、28岁，毕业于解放军高级工兵学校，是一名年轻有为的反爆专家。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很快将上述蒋特阴谋活动转告印尼政府。苏加诺总统亲自向国家安保机关下达命令：迅速侦查、防范，并将进展情况通报中国大使馆。
张志贤到达使馆后，马上开展搜检活动。他手持半导体探测器，缜秘搜索。最终在使馆大礼堂正门天花板和屋顶之间，发现蒋特利用使馆装修时安放的3公斤炸药包，上面装有无线电遥控引爆装置。
张志贤的防爆工作旗开得胜。他乘胜追击，希望尽快挖出“水沟计划”。他要求使馆安排一辆专车和一名熟悉当地情况的专职司机，他在机场通往国家宫的公路上来回穿梭，一双明锐的眼睛搜索着周围可疑目标。
经过多次往返，突然在城郊结合部，他要司机停下来。他发现眼前公路旁有幢房子孤零零地竖矗立在田野中，离公路约三十来米，很显眼。张志贤走进一看，这一幢约60平方米的普通平房，大门紧锁，从玻璃窗往里看，竟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东西。司机说，这可能是卖不掉的红糖。
张志贤绕房子转了一圈，发现屋后一大堆刚挖出的泥土。张初步判断：莫非从屋子里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公路？
大使馆马上把这一情况通报印尼外交部。印尼政府十分重视，马上派数十名保安人员，封锁了那幢屋子。当房门打开，张志贤要保安人员把麻袋包包移开，掀开地面木板，一个直径大约50厘米的地洞出现在眼前，张志贤下到地洞内，发现下面有一条半人高的暗道，直通公路。张志贤猫着腰走了进去，在暗道尽头，发现用防水油布裹着的足有六七十公斤重的大炸药包，已经安好起爆装置，只要一通电，顷刻就会爆炸。
至此，隐患完全被排除。印尼警方以房屋主人为线索，迅速展开侦查抓捕。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久，参加执行“水沟计划”的几名台湾特务全部被抓获，并被印尼最高法院判了重刑。
张志贤成功破案，保证了刘少奇主席代表团顺利完成对印尼的友好访问。印尼政府对中国情报工作和防爆专家的出色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代表团回到北京，陈毅副总理对前来接机的军委副主席贺龙说，“安全返回，全仗军委派出的张志贤哦”！
刘主席访印尼结束后，陈丽水先生留下来，担任姚仲明大使的翻译。我已在大使馆连续工作了八年半，参加完使馆的总结会后，于6月间调回国，进入外交部工作。
“文革”期间，刘少奇主席和王光美同志遭受残酷迫害。前者被迫害致死，后者幸存活下来。负辱蒙冤、千古奇冤。刘主席在惨遭迫害而悲愤难抑时写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1980年2月，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主持召开了为刘少奇主席平反昭雪的盛大追悼会。元戎罹难，四海同悲。
八十年代初，我为原外交部副部长、时任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编写《中美会谈九年回顾》时，曾多次在王家会见王光美同志。浩劫过去，有幸相见，甚感温暖。经交谈，她想起了我们在雅加达见面的场景。我则问她：茂物植物园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兰花新品种“光美兰”，是否已繁衍生息？
毛泽东、刘少奇都是湖南出来的第一代革命家，彼此不能说相知不深，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历史悲剧，心中这个疑问长期困扰着我，何时能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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