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麗水
那是在50年代。
1954年11月，黃鎮同志出使印尼。當時我作為翻譯在他身邊工作，直到1961年5月隨同他離開印尼回國。歲月易逝，俯仰之間，已為陳迹。而今，我也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但每當想起在使館工作的歲月，想起萬隆亞非會議和中、印尼兩國友好關係的發展，我就深深地懷念黃大使出使印尼為我國外交事業所作出的重大的貢獻，懷念他在外交工作中的負責精神和善於率領使領館同志一道工作的優良領導作風。他的優秀品德，一直激勵着我前進。
上任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島之國，位於東南亞，如同一環翡翠玉帶點綴在赤道的腰間。但350年的荷蘭殖民統治、3年半的日本軍事佔領，以及戰後4年半的抗荷鬥爭，把這群島之國搞得幾乎支離破碎，爛攤子一團。到了50年代，印尼跨進了新時期。維護印尼民族獨立，發展印尼民族經濟，收復西伊里安，完成國家統一事業的歷史任務已提上了日程。1953年，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內閣成立，1954年宣佈取消荷印聯邦關係，展開了印尼共和國自主的外交活動。黃大使就是在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內閣執政期間到印尼上任的。
黃大使和夫人朱霖，1954年11月中旬路經香港乘荷蘭郵輪抵達雅加達港口丹絨不碌。當時，印尼外交部派禮賓司司長古蘇摩．烏多約親自上船迎接黃大使，同時還通知港口海關准許華僑各界代表進入碼頭歡迎。迎接黃大使的車隊浩浩蕩蕩，一路上受到印尼人和華僑的歡迎，到達使館門前的場面更為熱烈。雅加達《生活報》主編鄭楚雲事後告我，那些前來歡迎的華僑，有的來自蘇門答臘和西加里曼丹，他們都想一睹這位親歷長征的將軍大使的風彩。因為他們只在書本上和傳聞中聽說過長征的英雄人物，而今天有機會在印尼親眼目睹，真是大快人心。他們說，中國政府派遺黃鎮出使印尼，既是對印尼人民爭取國家獨立和維護領土主權完整的支持和尊重，也是印尼華僑的光榮。
黃大使到任後剛剛兩天，印尼外長蘇納約就會見了他，蘇加諾總統立即安排了黃大使遞交國書的時間。
呈遞國書的儀式十分隆重。“獨立宮”大廳燈火輝煌，三四十名內外記者蜂擁擠進大廳拍照，並當場採訪蘇加諾總統與黃大使交談的情況。
蘇加諾總統熱情地向黃大使介紹了印尼的熱帶風光，並表示將來邀請大使到茂物、萬隆、巴厘等地去避暑和遊覽。黃大使對蘇加諾總統的盛情接見表示感謝，並談起他早在青年時代就從書本上領略到熱帶印尼群島秀麗風光，而今有機會來到印尼親眼觀賞印尼島國美景，不勝榮幸。蘇加諾總統很高興，風趣地說，黃大使真是一名“浪漫派的山水畫家”–– 雖然當時他並不知道黃大使就是一位書畫家。
黃大使的到任，受到印尼各界的普遍關注。當年雅加達《新報》社長洪淵源先生（印尼籍華人）認為，黃大使出使印尼，大大改變了印尼政府對新中國懷疑和觀望的態度。國會議員拉蘇娜．塞德夫人也認為，蘇加諾總統決心要搞好印中關係，哈達副總統也很重視印中關係。多數報刊發表了社論，歡迎黃大使到任，並祝賀印尼、中關係進入新的階段。黃大使為及時了解印尼時局，要我每天在早餐時，把當天印尼主要報刊和外電的言論及時告訴他。在使館6年半的日子裡，這幾乎形成制度。
黃大使了解和掌握大量信息，為的是能及時對激烈動蕩的印尼局勢作出合乎實際的判斷。他說，外交工作是非常細緻、嚴肅的工作，不論是誰都必須採取積極謹慎和負責的態度，一點也馬虎不得，這是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教導，要切記。他又說，不了解情況，怎麼能做好工作？但有了情況，占有了材料，還得用正確的觀點和方法分析和研究，要有政治頭腦。
亞非會議前後
黃大使上任時，適逢印尼政府忙於籌備召開亞非會議。在國際風雲變幻的外交場合，黃大使政治上敏感，善於掌握時機開展對外工作，推動事物朝着有利於進步事業的方向發展。
中國雖然不是亞非會議的發起國，但1945年6月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時，就曾向尼赫魯總理表示中國贊同召開亞非會議，並予於大力支持。據說，8月間阿里．沙斯特羅米佐約總理接到尼赫魯的信息後，很受鼓舞，但也有顧慮，擔心如果東南亞條約成員國巴、菲、泰會抵制亞非會議的召開，會影響中東和非洲國家對會議的支持。國會議員蘇娜．塞德夫人較早時曾向陳叔亮參贊透露，蘇加諾總統希望中國支持印尼政府召開亞非會議的倡議。12月間，黃大使禮節性會見拉蘇娜．塞德夫人時，她說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9月訪問印度和緬甸回來後積極主張邀請中國參加會議；但出於對南亞3國總理的尊重，特別是考慮到尼赫魯的地位和影響，印尼很需要得到他的支持，因此，印尼不便就邀請中國問題首先表態。黃大使感謝她友好的談話，並表示諒解印尼的處境。
12月上旬，黃大使會見外交部秘書長魯斯蘭．阿卜杜加尼。他就中國支持印尼發起召開亞非會議的倡議一事，告訴黃大使如下情況：1954年3月間印尼曾召開一次駐外使節會議，討論了參加科倫坡會議和召開亞非會議的設想等問題，並成立了一個由外長主持的宗旨已有初步設想，他敦促委員會探討如何加強亞非國家之間的友好合作和建立睦鄰友好關係，如何團結亞非國家共同反對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等一系列問題。阿卜杜加尼說，大家都贊成召開這樣的亞非國際會議。黃大使當時沒有進一步提問，也不便提問，但着重強調我們支持他們的倡議，並且闡述國與國之間是可以和平共處的，只要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而且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還可以在經濟與文化方面相互合作交往。
12月下旬，在印度大使館的一次招待會上，印尼外交部亞洲司司長蘇加爾佐告訴黃大使，尼赫魯、吳努、哥特拉瓦拉將於12月底飛抵雅加達出席茂物會議，討論召開亞非會議問題。印度大使說，關於召開亞非會議問題，印尼總理已與印度總理談妥。黃大使感謝他們的通報，表示支持他們發起召開亞非會議的倡議，並闡明新中國十分重視同新興的民族獨立國家，尤其是同鄰國，如印尼、印度、緬甸、鍚蘭、巴基斯坦等國建立和發展睦鄰關係。黃大使提起6月間周總理應邀訪問印度和緬甸時，在聯合聲明中倡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際關係的准則一事，認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可作為亞非國家間關係的准則，以緩和世界和亞洲的緊張局勢。
蘇加爾佐說，東方人和東方人交談，有許多共同語，這也許是因為東方民族有着共同的歷史遭遇。印度大使同意他的看法。黃大使表示，民族語言、感情、風俗習慣，的確都離不開民族的歷史發展。我們東方民族有許多相似的地方，特別是百餘年以來共同的歷史遭遇––殖民主義的侵略與剝削，使我們在反帝反殖、維護國家獨立、復興民族精神和相互平等友好合作等多方面都有共同語言。黃大使又說，蘇加爾佐司長的看法是正確的，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出來的共同語言，促使我們彼此間能够相互理解，坐下來共商共同關心的問題，以便能更好地團結起來維護人民的利益，維護國家和民族的獨立，反對殖民主義，保衛世界和亞洲的和平。
記得黃大使在一次使館會議上談起印尼將於12月底召開茂物5國總理會議時指出：計劃中的亞非會議將是新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在近代史上的創舉，是高舉民族獨立的旗幟，團結起來討論亞非國家間的共同課題的一次會議。但他們的行動是不會為帝國主義所歡迎，而我們則應該積極支持。他又說，要善於分析形勢，不失時機地開展我們的外交工作。他要大家和他一道下點功夫研究印尼及其當權派的歷史和現狀，以便更好地了解印尼，促進中、印尼友好關係的發展。
經過7個多月的籌劃，印尼終於把召開亞非會議的方案提交茂物會議5國總理討論。12月29日會議結束，發表會議公報：“亞非會議由5國聯合發起，時間定於1955年4月的最後一週在印尼舉行，邀請信由印尼總理代表5國發出，包括邀請中國參加。”
有一次，蘇聯大使在捷克使館招待會上談起，杜勒斯窺伺東南亞，為糾集東南亞條約組織，大肆鼓噪“共產主義侵略的威脅”。黃大使說，這是美國在亞洲執行其戰略部署的行動計劃，冷戰政策必召開東南亞條約組織會議是與亞非會議唱對台戲，更何況印尼又處於西南太平洋地區的戰略要地。
當時，黃大使對美國企圖拉攏印尼加入東南亞條約組織極為關注。我每天把報刊和通訊社透露的有關消息及時報告黃大使。記得其中一份資料披露：1952年，美曾通過菲總統季里諾與印尼商談關於印尼加入“太平洋公約”問題，但無結果；同年又通過美駐印尼大使默爾．柯克蘭以經援軍援為誘餌，誘逼印尼簽訂“共同安全法”協定，也遭到印尼國會強烈反對。1954年7月，又通過英國艾登致函印尼政府，邀請印尼參加東南亞條約組織，仍遭到拒絕。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當時曾露骨地說，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成立，保証美國在該地區有了盟友。如果該地區受到侵略威脅，其他兩地區（指南朝鮮和台灣）將採取報復行動，這就使中國面臨三面作戰，而美國就不必再承擔地面部隊義務，可僅以海軍或空軍作戰，這是當年朝鮮戰場上所沒有做到的事。如果沒有一個防務協定，不難設想，該地區的國家，首先是印支，接着是泰國和印尼，將一個個丟失給共產主義。因此，美國必須和盟友顯示實力，迫使共產黨人放棄他們在該地區的“擴張計劃”。
黃大使說，杜勒斯的言論很有用，是一篇反面教材，使印尼可以看清美國的圖謀。於是，黃大使每遇合適的時機和對象，就引用上述材料，宣傳我們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的立場，用事實駁斥東南亞條約組識策劃者的好戰叫囂，以及他們重新瓜分勢力範圍的企圖；闡述我們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與國之間相互關係准則的主張，願同亞洲一切國家建立睦鄰關係，以保障亞洲的和平與安全的願望。
記得有一次黃大使和朱霖前往拜訪沙多諾議長夫婦時，他說，阿里．沙特羅阿米佐約頭腦機靈，在提出召開亞非會議之前，他早就醞釀在印尼召開一次亞洲國家國際會議，這一想法正好與蘇加諾的想法不謀而合，後來才把會議範圍擴大為亞非會議。
由於黃大使掌握了大量訊息，後來遵照國內指示，在同蘇加諾總統、阿里總理、魯斯蘭．阿卜都加尼外長等人就亞非會議的一些有關問題進行交談時，雙方的觀點都易相通和接近。
在亞非會議期間，黃大使為周總理的安全日夜操心。有一天，使館收到一封威脅恫嚇周總理的匿名信。黃大使當天夜裡就和楊奇清同志直接約見總統衛隊長，要求他把匿名信的內容馬上轉告蘇加諾和印尼政府，並要求他們加強警衛工作，以保証中國代表團的安全，同時說明我們已把使館備忘錄送交外交部。對方表示一定立刻轉報，並當即拿起電話（他當時也是亞非會議保安部門的負責人）打給有關警衛隊，要他們加派巡邏隊和警衛到中國代表團住地加強工作。
亞非會議期間，黃大使作為代表團的代表，除了和廖承志同志一起出席文化委員會的會議以及參加代表團的其他活動外，還以大使的身份，通過各參加國的大使或其他途徑，積極安排各種會外活動，闡述我國的主張，協助總理推動這次會議圓滿成功。在黃大使的安排下，朱霖也相機做了許多協助我國代表團的工作，如接待尼赫魯女兒甘地夫人等，收到了很好效果。
周總理為亞非會議的圓滿成功作出了卓著的貢獻，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求同存異為核心內容的“萬隆精神”在亞非國家團結反帝反殖的鬥爭歷史上譜寫了新的篇章。
會後，周總理應蘇加諾總統的邀請，對印尼進行了兩天的訪問，同蘇加諾總統等印尼領導人進行了誠懇友好的交談，並以兩國總理的名義發表聯合聲明：（一）兩國將努力實現亞非會議所肯定的共同願望，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二）對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兩國間的友好關係將會進一步發展。（三）雙方對於“雙重國籍問題條約”的簽訂表示滿意，認為這是友好協商解決國際間問題的一個良好範例。雙方將促其實現。（四）兩國認為任何國家的人民維護各自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都是不可剝奪的權利。兩國對彼此一國為此所作的努力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五）兩國在互相尊重與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廣泛地開展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互助合作，將有助於本國的和平發展，有助於世界和平的事業。（六）兩國應保持親密合作，以繼續加強兩國間相互了解和友好關係。雙方高興有這次會唔和交換意見的機會，這是有助於和平事業的。兩國總理之所以能順利地達到上述共識，與黃大使所做的鋪路工作是分不開。
總理訪問期間，黃大使一直陪同。記得在使館為總理舉行的招待會結束後，總理站在大廳和廖承志交談時，似有所思，突然問黃大使：為甚麼蘇加諾總統不喜“少數民族”這一詞。黃大使略加思考後回答說，蘇加諾總統認為“少數民族”一詞含有歧視的貶義，既然有“少數民族”就必然有“多數民族”的“大民族”，很容易在國內制造“大民族主義”氣氛。黃大使又說，蘇加諾認為印尼國內只有各個不同種族，如爪哇族、米囊加保族、巴塔克族（也譯馬達族）–– 但他們都屬於統一的印度尼亞民族，各族人民都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總理聽後，微微一笑，表示首肯。一年以後，蘇加諾總統訪問中國時，也曾同毛主席探討過“少數民族”一詞的含義。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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