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归侨 林建成
印尼巨港的童年记忆
1939年2月2日，我出生在印尼巨港——这是印尼苏门答腊岛南部的一个大城市。 我家祖藉是福建晋江马坪乡西坑村。父亲林铁垣是厦门集美师范第一届的毕业生，母亲杨孔雀也毕业于集美师范。父亲家境穷苦，他和母亲结婚后就到南洋去教书。 日本侵占南洋群岛后，父母亲不愿在日本人控制的学校里从事奴化教育，就到巨港山里一个叫“吗老濑”的小山巴开荒种田，做了农民。三年的山巴生活是很艰难的，二、三岁时，爸爸抱着我到原始森林去砍柴，把我放在树杈上，叮嘱我要常喊“爸爸”，不然爸爸就回不来了，我就喊呀喊，爸爸从喊声中知道我没事才放心，同时，他也能从喊声中辨别回来的方向。 爸妈常教育我日本鬼子怎么残害中国人，所以我幼小的心灵里特别痛恨日本鬼子。他们给我起名”建成”，意思就是祖国“抗日必胜，建国必成”。大概五、六岁时，有一次两个日本兵到我家附近的小铺买东西，我就上前在日本兵的屁股上打了一拳，因年小没力气，鬼子还以为我是无心碰到他，转身还摸摸我的头，没把我怎样——妈妈却吓出了一身冷汗。 日本投降一年后我们又回到巨港，父亲被当地华侨挽请开办华校，我也开始入学读书了。我太贪玩，那时穷人家都穿木拖鞋，我一玩疯了都不记得放在那里，丢了无数双。有时也跟爸爸一起打羽毛球，我在网前爸在后场——他是我羽毛球的启蒙教练。此外，篮球、过五关、放风筝、小木头段打远、玩弹珠球、躲迷藏、玩牌二十一点，凡是当年孩童爱玩的，我样样都精。1949年我小学毕业时，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很快接受了新的教育、新的影响。学校升五星红旗，唱国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于父母亲思想进步，当时人们议论他们是“赤化的一对”。1952年9月15日是我人生旅程中的一个转拆点——由于父亲热爱新中国，但当时印尼的执政者是反对共产党，我们全家决定离开巨港，回到祖国。 1953年我们一家从广州搬到泉州。爸妈分别在泉州中学和华侨补校任教，我进了当地著名的泉州五中。那时我是学生会文体部长，参加福建省组织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拨赛，还拿了110米栏的第一名，不过因为代表权问题，我们最终没能参加奥运会。我还曾代表泉州队参加福建省的排球赛获得冠军，被留在省排球集训队。我个子不高但弹跳力很好，是主攻手，主要打2.5快攻。参加羽毛球赛更是常获冠军，因为我具备田径运动的身体素质，速度、弹跳、协调性、灵活性、爆发力都不错，我还把排球的挺胸收腹的扣杀动作运用到羽毛球的杀球动作中。体育让我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感，当时就想毕业后考体育学院。就在这时，福建省体训班成立，首先组建羽毛球队，调我去福州做专业运动员。这是1957年的3月，我刚18岁。 北门岁月：在福建成为“运动健将” 羽毛球队驻地在福州北门，是福建省体育场旁边的一座二层楼。运动员宿舍及办公楼都在里面，一个房间大约十几平方米，三张上下床，住六个人。每天不到十元的伙食费，每月工资28.5元，有球打还能领薪水，我很满足了。洗澡要拿水桶从井里打水上来加上热水，到一个很简易的木房子里洗，一边男的一边女的，刚来搞不清楚还会走错了呢！这就是中国第一支省级羽毛球队草创时的情形。 进队没几天， 1957年5月12日至31日就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十三城市羽毛球锦标赛，我和杨人燧配对双打获第二名。这是我羽毛球生涯的第一次比赛，竟有此佳绩，自然激动不已。其实当时我的水平很差，只会打高球和杀球，防守水平很低。为了弥补技术上的不足，教练每次训练都给我安排了时间很长的（60—90分钟）吊球训练，一节训练课下来感觉脖子都低不下来了。可是经此磨练，我的吊球技术有了很大长进，而且成为我得分的武器。每次训练课前，我都在宿舍里泡了一大茶缸白糖水——这是当年我们最有营养的饮料了。夏天训练，汗水湿透了护腕流至拍柄上，杀球时能把拍子摔出去。当时最好的球拍是进口英国的邓禄普牌，队员一年才给发一把，摔坏就没得用了。我为此还在拍柄上做了一个套子，下面接出根绳子，绑在我手上，这样即使拍子脱手也不会扔出去。我有一张那时的照片挂在现在上海的球馆里，好多人都问我，“这拍子上怎么还有根绳子呢？” 1959年9月，我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运会，会后还留在北京体院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那是我一生玩的最疯的一次。1960年，福建羽毛球队让我和杨人燧申报“运动健将”。当时规定获得国家级比赛单项前三名或一年内打败运动健将二人三次以上者，能批准为运动健将。我当时争做运动健将有三个动力。一是有竞争者；二是个人动机：要谈恋爱、要入党。那时我已经和省田径队的运动员陈玲玲在交往，但是队领导不赞成。当时的观念，谈恋爱会影响出成绩，我就想靠好成绩证明，事实正相反；第三是为了教练。那时我们的教练林丰玉指导四十岁了还是单身，他发过誓，自己培养的队员成不了运动健将就不结婚。为了让教练能成家，我也要争一个健将啊！ 1960年3月在上海举行五省市羽毛球友谊赛，我和杨人燧得到了男双冠军。在小组赛中打败了全国冠军(以后成了我的教练)王文教，决赛中又赢了施宁安(上海队)，还打败了广东的方凯祥(全运会男单第三名)，获得男子单打亚军。我以为我已经打败了三名运动健将，便要求省体委向国家体委替我申报，但国家体委的批复是方凯祥还未申报所以不是运动健将，我只算打败二人。在年内还必须再打败一名运动健将，才能达到标准。我希望能够赢陈福寿——我们都在福建，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观察他。以后陈福寿练球，我就坐旁边拿了本子详细地记录他的球路，然后分析出他的习惯球路，经过两周，我已经可以在他击球前的一刹那分析出他想打什么球，是平高球、吊球，或是突击杀球；是直线还是对角。到比赛时，我30分钟就以2比0赢了——中国羽毛球第五个运动健将，就是这样产生的，而过了不久，林指导也真的结婚了。 1958年，福建省体委得到拨款，建了一座六个场地的羽毛球训练馆，这是国内第一家，羽毛球队当年提出了“十年内打败世界冠军”的口号，响应“大跃进”，其实队员们连“世界冠军”的影子都没见过呢. 1959年全运会，福建队包揽了全部羽毛球的冠军。当时羽毛球一个省只能报二男二女参赛，代表福建比赛的是王文教、陈福寿和陈家琰、黄彬，我和杨人燧等人只能当裁判。 1960年是困难时期，我们的每月只有36斤的粮食配给，训练之余还要开荒种地瓜、青菜、牛皮菜，以补伙食的匮乏。我和很多队友都得了浮肿病，训练当然难以系统，只能练些轻技术，像单打的吊球、网前挫球、勾球，双打发球、抽挡之类，大家的水平都退步了。1961年在福州举行华东羽毛球邀请赛，福建队一项冠军没拿到，被剃了“光头”。我只获得男单和男双的亚军。刚回国的汤仙虎也只获男单第四名 当时从印尼归来一些羽毛球新秀加入了福建队，有汤仙虎、张铸成、吴俊盛、薛从良、颜存彩、梁柏均、黄鸿图。他们回国恰逢困难时期，吃都吃不饱。有人就变卖从国外带来的东西，去买“高级饼”补充营养。所谓“高级饼”其实就是种圆面包，原来只卖几毛钱，当时涨到了十几块一个，一般人都吃不起了。他们的归来给福建队增添了新鲜血液，最重要的是带来了国际羽坛技术发展的信息。汤仙虎在印尼已是后起之秀，曾代表印尼青年队参加国际比赛。被剃“光头” 被视为福建羽坛的耻辱，我们总结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步法速度不如广东，打法就显得速度慢，队内因此提出了“快、狠、准、活”的方针来因应。这也是1964年第一次全国羽毛球训练工作会议提出的“快、狠、准、活”的雏形。
艰难“夺”亚军——特殊年代的政治体育
1963年7月，刚蝉联了汤姆斯杯的印尼羽毛球队来华访问比赛。为迎战印尼队来访，国家体委在北京成立了一支“中国羽毛球队”。我成为首任队长，教练是王文教、林丰玉、徐权芳，男队有吴俊盛、张铸成、汤仙虎、林建成、付汉询、侯家昌、方凯祥、黄鸿平、施宁安，女队队员是陈家琰、陈丽娟、梁小牧、曾秀英、林小玉、陈玉娘。在北京和印尼队打了三场比赛，我们意外地全胜。 当时，我和吴俊盛参加男双的首场比赛，对手是获得多次世界冠军的杨金美/陈景源。那时我国际比赛经验一点都没有，碰到世界冠军，紧张得开局发球时手一直发抖，第一局就稀里糊涂地以5比15输了。对手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两个无名小卒，第二局就比较松懈，我们却调整了状态扳回了一局。第三局我们心里有数了，知道他们主要是靠防守来调动我们，再找机会反攻封网得分的，打得就更有针对性，终于大比分2比1获胜。赛后杨金美/陈景源很不服气，要第二天再打一场，而我们对如何对付他们巳是胸有成竹，第二天即以2比0完胜。领教过世界冠军的真实实力，我们对自己有了信心。 7月22月在天津，由福建组队与印尼队比赛，我们是3比2赢的；7月30日在上海与中青队比赛，客队又告负。从北京到天津到上海，总共打了五场球，印尼队未胜一场。当时，印尼队队员看到我们国家队也跟到上海就说“怎么你们又来了”——那意味着他们还得输。以后体委也安排了几次二队上场，印尼队遂有胜绩，我们也算是完成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任务。这一仗彻底把印尼队的气焰打了下去，也可以说提前完成了“十年内打败世界冠军”的目标。 1963年11月，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了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当时因为台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参加奥运会。所以苏加诺总统倡议举办“新运会”，其本质是印尼支持中国政府的一种政治宣示。国家当然很重视，出发前周总理专门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国代表团，他知道印尼只在羽毛球上有夺冠的实力，其他项目水平不高。而中国羽毛球队的水平，总理更是了解的。接见时他手一指：“羽毛球队谈一下，这次比赛共有几个项目”，我当时是队长，立即站起来汇报：“比赛设男、女团体、男、女单打、双打共六个项目”。 周总理听完问贺龙副总理，“你要几个冠军呀？”“最少三个，越多越好，哈哈！……”“那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了嘛！印尼队只有羽毛球是强项，你又要越多越好，行吗？我看最多拿二项，让印尼队拿四项，4比2就可以了吧!”“还是3比3吧”“哈哈……你看着办吧!男子团体一定不能拿，总得要让我把总理当好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政治家的谈笑风生中，我们的比赛变成了外交工作的一部分，那就不是运动员自己可以控制的了。 “新运会”上我们轻松地进了男子团体决赛。决赛前一天，接到指示让“放开打”，意思就是不存在什么让不让的问题了，大家都特别兴奋。第二天侯家昌第一单打，打得很轻松。他快要2比0取胜时，李威团长把我叫去说：“马上把仙虎叫来研究一下，贺龙副总理在使馆看比赛，看到这么轻松胜了，发展下去可就不能向周总理交代，现在要让球，按周总理指示办，这场男团要让印尼队赢！”。当即简单研究决定汤仙虎这场、我和吴俊胜下面的双打都必须输掉，否则团体冠军要让都让不下来；让还得让得真一些，如果让观众看出来我们放水，中国和印尼队都有失尊严，所以还要打得精彩，要1比2输。 汤仙虎和印尼的第二单打打成1比1，下场时对手巳被他拉吊得体力透支，是让队友搀扶下场的，当时林丰玉指导还上去和印尼队教练说：“多休息一会儿，不要紧，休息好了再上场！”。大家为了这场球能否让掉倒是提心吊胆，怕印尼选手没体力、跑不动，更怕对手受伤或抽筋，这样想让都让不成，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一上场就得主动失误，尽快输掉才是“上策”。果不然一上场印尼选手巳是毫无斗志，他那里能想到他随后竟然成为了“英雄”——汤仙虎一反常态，左一个出界，右一个下网，很快以5比15“输”掉了关键一局。印尼队死里逃生，高兴得又跳又叫——多么可以理解呀!我们也只能在心里暗庆我们完成了周总理的指示，脸上还得表现出遗憾的样子。第三场男双也是要让的项目，我们只能“按既定方针办”。比赛结束时，印尼队已是2比1大比分领先，下面两场是汤仙虎对印尼第一单打，侯家昌对被仙虎打得快走不动的第二单打，经研究只能让汤仙虎再让一场，所以汤又以0比2输了这一场，最终印尼队以3比2的大比分获得了男团冠军，中国女队则因为真打，获得女团冠军。第二天很多华侨到我们驻地抗议，说昨天晚上很多华侨赌球押我们夺冠，结果输了不少钱，还有人砸了电视机呢!华侨质问我们为什么打得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失误那么多，他们到中国访问不是都输给你们吗?你们是不是搞“友谊第一”呀?为什么?为什么?…….面对侨胞的疑问，我们只能一再表示我们“还年轻”，“经验不足，水平不稳定，失误过多”，请“多多谅解”，其实真正的让汤仙虎受委曲了。单项比赛中四个项目经研究只能男单获冠军，其它三项均得让印尼队。男单最后决赛由候家昌对汤仙虎，这场是真打的，汤仙虎夺冠，并一直保持了十年的冠军。我让出了两个冠军，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回国后还获颁了国家体委授予的“一等功”。 横扫北欧，成就“无冕之王”
回顾我运动员生涯的无数场征战，1965年10月横扫北欧，奠定“无冕之王”荣誉之战，是我最辉煌、最感骄傲的比赛——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出国征战。 那次出访，由王文教教练领队，男队员有我和吴俊盛、汤仙虎、侯家昌、方凯祥，女队是陈玉娘、梁小牧、陈丽娟。到丹麦的第二天，当地一家报纸居然发了一篇“黄种人会打羽毛球吗?”的文章，足见欧洲人的偏见之深。我们安排训练，怕对手“刺探军情”，还商量好只要有外人来看我们就随便打，结果一连几天没一个人来——人家根本没把我们看在眼里。而丹麦队当时确实强大，拥有蝉联六次全英锦标赛冠军的科普斯；男双也得过全英赛冠军，这对组合吹嘘他们的手法可以打得对手“互相碰撞”。 正式比赛的第一天，打了十场：男单四场、男双、混双、女单各两场。这天丹麦队倒是提早半个多小时就到赛场热身了，但我们看了也不过尔尔。虽然够稳够准，但是速度不快。结果我们四个男单、两个女单都赢了。我和梁小牧打第二混双，对丹麦的世界冠军尼尔森/汉森。我们商量好轮转进攻，并非女队员一定要在前场，我要求小牧后场进攻就朝最好攻的边线杀，我相信对方的防守逃不过我的飞行封网，果不然第一局15比4轻松获胜。我们这种混双的轮转让丹麦观众大为惊奇，女队员在后进攻男队员倒是转到前场封网。当地摄像马上把机器架到我这边要把这新打法拍下来，这摄像让我很别扭，思想不集中，失误也多了，结果12比15告负。下场王教练说：“你管他们拍什么，你就集中精力按第一局那样打就可以了”，第三局我就不再想那讨厌的摄像机而专心打球，世界冠军也真不堪一击，15比3我们轻松地赢了——“不会打球的黄种人”获得了全胜。 丹麦队不服，他们的男单骄子科普斯在报上说“要在奥胡斯进行报复性比赛”——奥胡斯是当地的一个体育馆——结果汤仙虎两局打了他15比5和15比0。据说科普斯“无颜见江东父老”，从此退出羽坛；而奥胡斯体育馆则挂上了一张汤仙虎的照片以示崇拜，足足挂了十几年。紧接着又在芬兰赫尔辛基和瑞典的马尔摩、斯德哥尔摩进行了十几场大比分均是2比0的比赛，我们可算横扫了北欧。这次出访中国队总比分是不可思议的34比0，只有我的混双是2比1，其它场次都是2比0完胜——从此，中国队 “无冕之王”的称号不胫而走，得到了世界羽坛的公认。 走下赛场，不离羽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在年底的一次训练中膝关节受伤，球队则忙于“革命”中辍训练——我的运动员生涯从此结束。次年三月，我和相恋多年的田径运动员陈玲玲结婚。 1971年底，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成立国家羽毛球队。国家体委任命王文教为总教练、陈福寿为副总教练。那时我还在福建上杭农村下放，领导找我谈话，要调我进国家队当队员兼教练，但家属却不能一起调北京，我没有同意——这就是我未进国家队的原因。 1972年初，福建复建羽毛球队，我成为副领队兼男队主教练，我们夫妻这才重回福州。当时，省队的老队员还有汤仙虎、吴俊盛、陈添祥、薛从良、邱玉芳、邱玉玲、翁建德、庄晶晶、许惠玲、龙宝宝等人。他们后来大都调到了国家队，我则把精力转到了培养新人上。执教多年，我的学生林瑛、吴迪西、郑昱鲤、施文、陈瑞珍、吴宇红都成为了世界冠军；林有雅、谢乐平、高惠兰、陈秀玉、郑坚、孙小青、沈莲凤等，则都曾在全国比赛上夺冠。 角色变了，我的思考也从怎么打赢比赛转到了如何搞好训练上。我尝试着写一些探讨技战术的文章，但越写越感到自己理论修养之不足，为此还投考了上海体院的函授班进行系统地补课。后来，我不但发表了多篇论文，还参加编写了《中国羽毛球教练员岗位培训教材》，其中的 “羽毛球运动员的战术意识培养、战术教学与训练”、“羽毛球教练员在比赛期间应注意的问题及临场指导能力的培养”、“优秀羽毛球运动员的科学选材”、“优秀羽毛球运动员的技战术运用与变化”、“优秀羽毛球运动员赛前竞技状态的调控”等章节，都是我执笔的。国家体委举办教练员岗位培训，我一直是中级班与高级班的讲课教授，还曾应英国羽总、菲律宾羽总邀请去讲学。1993年10月我还主持了香港羽总举办的中、高级教练员讲习班……我从一个运动员，在不断学习中与时俱进，终于转型为一个成功的教练和羽毛球研究者。 2001年2月， 62岁的我退休了。其实按级别和职称，我可以干到65岁。但因为一些人事的纷扰，我选择离开自己拼博半个世纪的福建省羽毛球队，其实是很不甘心的。 2003年我到香港为香港体院羽毛球班学员讲了半年课，其间除了与在港的老队友张铸成及张光明、陈玉娘伉俪叙旧，还结识了一位在上海开办羽毛球俱乐部的港商，他请我到他的俱乐部执教——在普通人中开展羽毛球普及，这是我最有兴趣的工作了，从那时起，我的生活中心由福州，转移到了上海。这期间，我还编辑了一部画册：《中国羽坛50年历史图片回顾》，出版后得到很多球迷的称赞，让我欣慰心血的未曾白费。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虽然是退休了，但可以做的事情还不少。我还想策划一部以画册里多位球星的故事为蓝本的纪录片，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羽毛球的历史——不过这个心愿，不是靠我一人之力可以实现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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