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邦杰 闲时翻看《先达照片》，珍贵的相片使我沉浸在回忆往事之中。有些往事那么美好，像股暖流慢慢地在我心中流淌，使我的心情仍然沉醉其中；有的往事不那么美好，给心中带来了一刹那的惆怅和不爽，幸好它像一缕轻烟，随风而去，无影无踪。人生一世，往事多多。忆不完，叙不尽。总之，一切已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我也想，有时忆点轶闻趣事，无妨；叙点鲜为人知的琐事，也未尝不可；虽无史料价值，但尚属历史留痕，若想为历史补点遗漏，可落筆成文，这不算多余吧。 在此，我仅仅忆一忆几则往事，并记之，以表对故人的怀念之情。 （一）郑子经的婚礼 上个世纪的一九三二年，我上小学，就读于郑子经任校长的国民学校。校址在太子街末段。学校很“穷”，没有自有的校舍，没有像样的课室，没有大操场，更没有图书室及其他应有的教育设施，学校租来一间大木屋，在中间拉两条布帘，隔成三间课室，简陋得很。一边是老师讲解课文，另一边是学生大声朗读课文，相互干扰，教学效果，不言而喻。由於课室少，学生分上下午两班制上课 。 郑子经校长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学，他像园丁一样在那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企望为华侨社会培养一些有用的人才。他在先达数十年的教育生涯就是从国民学校这里开始的。 与此同时，郑子经校长掀开了人生重要的另一页：结婚和组织家庭。穷教书匠的他和出身贫寒的师母钟情相爱，门当户对，终於喜结良缘。他们的婚礼当然不是在所谓神聖的教堂或华侨社团的大礼堂里举行，而是在那间穷学校——国民学校简陋的课室里举行。当时只把间隔课室的布帘一收，学生课桌和条凳一摆，铺上洁白的桌布，摆上几瓶鲜花，再摆上一盘盘的糖果水果印尼糕点和一瓶瓶的亚洲牌汽水就成为简朴的婚礼会埸。那时年轻的郑子经校长，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身着毕挺的白色西装，神采奕奕，笑颜常开；师母轻妆打扮，饰物简朴，披上白色的婚纱，落落大方，也十分庄重。我作为被指定的二三十位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这场婚礼，虽说我年幼无知，但亲历其境，印象深刻，事隔八十一年，尚有点模糊记忆。 郑子经校长的成家和立业是相辅相成的。他也是从国民学校这里开始了建造幸福家园的第一步，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艰辛曲折地一步一步走下去，直至生命的终结。 在先达华侨教育界服务了几十年的郑子经校长，从国民学校到先华学校再到中华学校，战后从复办的中华学校到华侨中学，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无论办学条件如何艰难，无论自己的身体多么孱弱，无论家庭生活多么困难，无论人生的征途多么险恶(如被捕、坐牢)，他总是胸怀大志，坦然无惧，明辨是非，不迷方向，克服困难，兢兢业业，为办好先达的华侨教育事业而奉献一生。 郑子经校长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抗日战友(同是地下抗日组织“反盟”的盟员)，也是我的同事，战后先达华侨总会聘他为中华学校校长，聘我为小学教员兼贩卖部主任。他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和个人的高尚品德在侨界早有公论，本文不必详叙。 （二）赵秀英的钢琴 在先达中华学校，赵秀英是位资深的班主任。她曾任我小学五六年级的班主任。我小学毕业后，她又接任下一届毕业班的班主任，一届接着一届。作为班主任除了负责主授“国语”(语文)及作文课外，还要管学生的品德教育。她是位多面手，能弹能唱，又是位贤妻良母，这方面的情况，恕不赘述。 在学校里，她还担任多个年级的音乐课。她熟谙弹钢琴和脚踏风琴。她教唱歌一定亲自弹钢琴伴奏，音乐考试时，她也要你站在钢琴旁，你选歌来唱，她为你伴奏，走调了，她用钢琴为你定调，重唱一次，总给学生方便。 先达华侨筹赈会举办筹款文艺晚会时，她十分活跃，特别忙碌，要么为学校歌咏合唱队的排练和演出而忙碌，要么为某个舞蹈节目作钢琴伴奏而演练，要么就为她的大女儿参加演出而操劳，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学生歌手陈江海在晚会上演唱抗战歌曲《松花江上》时，作为老师的她也热心地为学生作钢琴伴奏，当陈江海用宏亮而悲愤的歌声唱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时，赵老师的钢琴声随着歌声的悲愤情绪而有时低沉有时响亮，歌声琴声响彻整个晚会的夜空，紧扣千百听众的心，把华侨的爱国热情推向了新的高潮。 赵老师不是钢琴家，而是普普通通的小学音乐教师，但她那灵巧的双手却可弹出激动人心的抗战歌曲，也可弹出感情深沉，悠扬动听的思乡曲，让琴声的余音在人们心中缭绕。据说，日治时期，她也以钢琴为伴，以它谋生，做钢琴家庭教师。她是一位值得人们尊敬、爱戴和怀念的老师。 （三）陈丽水的教学艺术 太平洋战争前，陈丽水老师在先达中华学校任训育主任，也是初中班的数学教师。他沉默寡言，态度严肃，不苟言笑，儒雅风度，有些学生怕他，敬而远之，我是其中之一。其实他博学多才，聪明能干，为人正直，是非分明，胆略过人，在日军侵占时期，他参加了地下抗日组织(反盟)。知者对他都十分敬佩。 他教初中的代数和平面几何，上课时，他手上常夹着根粉笔走進课室，二话不说，既不看讲稿，也不看教科书，就在黑板上列出代数学中正数和负数关系的公式，什么正负等於负，什么负负等於正，然后有条不紊地加以讲觧。有时用数字代入一元一次方程式或一元二次方程式，用实例来演祘。在上几何学时，他用教具直角尺或三角尺在黑板上画出各种几何图形，从多方面论证勾股弦定理及其他几何定理。他的论证思路清晰，深入浅出，学生听得明白，容易接受。他在黑板上写了又擦，擦了又写，弄得手上和衣上尽是笔粉。在讲完课并布置完作业之后，他通常会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不是堂堂课都如此)给学生讲文学方面的知识。 他喜爱文学，阅读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记得他推荐过的世界文学名著有俄国果戈理的《死灵魂》，托尔斯泰的《复活》，高尔基的《海燕之歌》、《母亲》，以及法国雨果的小说，至于中国方面除了鲁迅的《阿Q正传》之外，还有巴金的《家》，茅盾的《子亱》、《腐蚀》等等。有一次特别介绍巴人的话剧作品《两代的爱》并简要说一说自己的见解，对巴人的作品赞不绝口。他一改讲数学的逻辑性，而是谈笑风生地谈文学的浪漫性，把数学教学和文学作品简介结合起来，真是别开生面。 陈丽水老师和中国名作家巴人的认识是一次多少有点传奇式的不期而遇。一九四一年陈老师才在课堂上向我们讲述巴人及其作品，而一九四二年期间陈老师却在印尼结识了巴人，那时候的印尼是日军侵略后实施军事法西斯统治的地方。当时陈老师已是地下抗日组织“苏岛人民抗敌会”（反盟的前身）的成员而且担任支委一职，而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巴人，日军南侵后，从新加坡流亡到苏西，后到苏东（今苏北）的先达市、棉兰市、并在那里参加了“反盟”总部的领导工作。他们都肩负领导地下抗日工作的重任。白色恐怖的环境迫使他们不可能较多的往来。日本投降后，印尼民族革命浪潮汹涌澎湃，陈老师到棉兰在出版印尼文版《民主日报》的工作中与巴人密切合作，一个写政论文章，一个作文字翻译，深刻揭露荷兰重返印尼的阴谋，坚决支持印尼的民族独立斗争，受到印尼革命政府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印尼革命政府苏岛省的领导人约见巴人时亦由陈老师陪同并担任翻译。他们的密切合作更显得革命友情的深厚。 （四） 陈祖贵的英语口令 大约是一九三九年，中华学校要成立童子军团，从棉兰请来一位童子军教练兼任英语教师，他就是陈祖贵老师。陈老师来自英文学校，受的是英式童子军教育，因而我们的童子军训练也是英式的，连服装、帽、袜等都是英式的，即全是深绿色的。初期陈祖贵老帅不会用普通话喊口令而是用英语，例如立正喊attention，敬礼喊salute，向右转喊turn to right，童子军队伍上街操练时，为整齐步伐喊的也是one two one，one two one，(一 二 一，一 二 一)。对英语口令同学们感到陌生，别扭，私底下嘀咕，因听错而做错的动作时常发生。后来陈老师学会了用普通话喊口令和童子军的教学，喊英语口令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当时先达另一所华校先华学校也有童子军，完全是中国式的，制服、帽、袜都是棕黄色的，教练是张琼郁老师。教育、讲课、操练全用普通话。虽然两支队伍的训练方式不同，但他们遵循国际童子军的规则，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关系友好。两家童子军若在街上相遇，彼此都用三个手指行童子军礼，再用左手三个手指握手，以示敬意， 日军占领时期，陈祖贵老师失业。战后他在棉兰一家荷资的商行任职。一九四七年初，我和陈清泉到棉兰嘉沙英文学校补习英文，他得知后，不请自来，逢星期日下午他不辞劳苦地来到巴黎士路《民主日报》 宿舍(我们寄宿在那里)义务地辅导我们学习英文，直至我离开印尼，约有三四个月之久。这一点琐事也显示师生之情，胜过金钱。 （五）罗云飞的大刀武术 学校从丁宜请来体育老师罗云飞。他的个子矮小，可四肢发达，结实粗壮，活象举重的大力士。他喜爱中国武术，擅长舞弄大刀，课后他经常独自在操场上苦练大刀武术，但不知打的是那一派的套路。 或许是他爱好中国武术的缘故，他很快地结识了在先达巴刹空地上走江湖卖膏药的程师父。山东籍的程师父专长少林派武术，刀、剑、棍、枪、徒手等各式套路都十分精通，罗云飞老师也就向他学习一些套路。当年丁宜华侨筹赈会举行救济祖国灾民筹款文艺晚会，邀请罗老师和程师父带领武术队参加义演，罗老师欣然答应并自掏腰包负责武术队往返的一切费用。我曾参与其事，情况略知一二。 罗老师为支持祖国的抗战而出钱又出力，他的大刀武术也象征性地砍到鬼子们的头上去了， （六）轰动一时的体育盛事 那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一则足球赛事的消息，经报章大肆渲染，不胫而走，一时间传遍四方，成为轰动一时特大新闻，那就是由著名的“球王”李惠堂率领的包括有铁门之称的守门员包家平在内的香港南华足球队将远征南洋各地，也将临莅棉兰市和先达市，同那里的足球联队进行友谊比赛。对小小的山城先达来说，有远东著名的球队光临，的确是大新闻，的确是罕见的事。比赛当日，钟楼前的足球场(即现在的先达公园)及其周围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虽说是公开售票，实际上一票难求，黑市横行，票价狂涨，因而有人索性爬到路树上，也有人站到汽车顶上来观看，无办法的球迷只好在球场的布围墙外随埸内的欢呼声而欢呼。当时社会上的传言甚多，有人说球王李惠堂球艺高超，他带球能过五关斩六将，无人能阻挡，如入无人之境，直捣对方龙门；有人说球王李惠堂射出的球，力量巨大，即使对方守门员接到球，非手腹受伤也得人倒地不起，还有人说……总之，把李惠堂说得神乎其神，传言满天飞。 由于年代较久，记忆不清，我即上网查史料核实。史料证实：一九三六年六月香港南华足球队为筹措赴德国柏林参加十一届奥运会的经费，确实远征南洋各主要城市。这一次出征共赛了二十七场，胜二十三场，和四场，没有败绩，成绩斐然。而球王李惠堂在一场比赛中被对方球员铲球铲伤了脚，住院治疗，是否随队来先达就不清楚了，传言是否真实也无法考证。传言终究是传言。但香港南华足球队曾来先达赛球一事却是历史事实。 |
由点达软件 提供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