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州 洪兆明 在香港先达联谊会成立十周年之际，我将向大家介绍一位曾为先达教育事业，为先达晚年无依无靠、流落街头的老人乡亲，提出办老人院收容他们而努力的 先达老前辈，我的爷爷——洪泰熊。现今大多数年龄超过六十岁的先达老人应该认识这位老洪伯。 我老家是广东省陆丰县东井乡，离博美市九公里。地处偏僻，家境贫穷。我曾祖父年轻时只身去马来西亚谋生。为了照顾乡间父母，回乡娶了一位肥胖的曾祖母—马来妹。我曾祖母生了六名儿子，祖父排行第二。 祖父正如其名，长得虎背熊腰，体格非常健壮，生性好动，上过私塾，从小拜师学艺，练就一身好武功。种田是把好手。 在大革命时期，海陆丰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我祖父参加了农民起义，在农民武装暴动失败后，祖父带着祖母、六名儿子、两名儿媳，一家十口，在党组织安排下，乘船逃到香港，在西环上岸。 在香港，人地生疏，一时解决不了吃住的问题，码头苦力是潮州帮。据知，附近有洋人招聘华工的办事处，可以过去看看。但孩子太多，恐怕不会要，我父母亲只把六叔（玉清）、七叔（玉招）带着，各抱一个，就这样登记了，签了两年无薪合约，卖猪仔去南洋。当时只知道是去种烟叶。十几二十天海上航程，近百人挤在船仓里，大部分人晕船，吃啥吐啥，能保住性命已属万幸，终于抵达苏北，在先达的Simpang Empat落脚。 先达一年到头气候凉爽，水源充足，烟叶长势很好，祖父以及能干活儿的几个儿子负责开荒、种植、收割、打包等农活儿，祖母及两个儿媳负责家务、煮饭、锄草、搓麻绳，用来穿晒烟叶。晴天一身汗水，雨天抢收烟叶，一身湿透，傍晚还得将烟叶收下来盖好，否则烟叶被露水弄湿，容易发霉、发黑、变了质，就不值钱。尽管艰难，两年很快约满，成了自由身，愿意继续留下的有工钱。 祖父决定留下，在附近搭了草棚，开荒种菜。头三脚难踢，为挣几个养命钱，知道河流有部份边上生长野生的空心菜，可以采来卖钱，总之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家里劳动力多，种的菜开始可以收割了。又养了鸡，由祖父和父亲挑到市区去卖。以后又养了猪，搭建了板屋，攒够了血汗钱。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顶掉了农场，在苏多摩街下段与独立街中段购置了双层房屋。先达的巴刹也成了型，洪家投得位置很好，很大的铺位，独立街房子后有个大仓库，也做门市，开始以荣成栈店名做起了杂货零售与批发的生意。 上世纪50 年代，是先达市面最繁华的年代，先达华侨总会在郭懋钦主席与所有侨领带领下，在所有热心的先达市民的赞助与支持下，除韩江小学外，还办了华侨中学。以郑子经老校长为首的一批兢兢业业、品德优良的师资，为先达以及外埠来先达求学的学子付出的宝贵心血，是任何人都不能抹煞的。华侨中学几次的扩建，先达侨胞居功至伟。 随着洪家经济条件的好转，一心热爱祖国，想念家乡亲人的祖父，于一九五四年八月（我大姐秀莲当年三月已回国）带着秀珠、爱娥回国，一起回到家乡。消息传开，乡亲们都说：当年的老红军回来了。来看望的乡亲带来了鸡蛋、各种家禽，光是鸡蛋就收了满满的好几大筐。祖父回礼派了红包，博美市委、陆丰县委以及邻乡的干部都来看望爷爷。祖父最高兴的是见到了在大搜捕时期亲自前来通风报讯的同村杨××，并封了一个特大的红包给他。 看到家乡的变化，了解到村民出门及上博美市集，需花钱坐小舟摆渡过河，于是祖父捐了一大笔钱建了座桥及修整了破烂不堪的土路。得知祖父要去北京参加国庆，乡委和县委特意给出具了曾经参加农民起义、当过当地农会头头的证明。抵达北京，侨委对祖父特殊接待，国庆前国宴及“十一”天安门举行盛大阅兵仪式，祖父都参加了，并上了观礼台。同时参观了皇帝殿（故宫）以及许多名胜古迹，还有印象深刻的老人院。 回到先达，老人家非常兴奋，常与家人以及同辈老友边喝浓茶边回忆此行。受到老人院的启发，回来没有几天，有个晚上，吃过晚饭，他叫了我说：“亚明啊，你去陈于胜伯家请他过来。”见了面，一杯浓茶在手，就以潮州话倾谈。祖父说：“于胜兄啊，你说说，祖国日益强大，我们有了更牢固的靠山，华侨总会既然要替华侨做事，可是，如今在先达，到处都能看到晚年处境凄凉，睡在“五脚基”的唐人乞丐，Sia Sue Nang(羞死人)啊！我想和你商量一下，能不能办个老人院，把他们收容”。陈伯伯说：“这件事还得和总会郭懋钦主席“参详、参详”（商量）”，祖父一听就说：“行，我们这就去”。 于是我陪着两人到附近“衡商”宝号，进了铺头，三位侨领，你一言我一语的谈开了。祖父和陈伯伯讲的是潮州话，郭先生讲的是闽南话，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方言，但还是能互相沟通。谈完正题，我记得郭先生说：“这是好事，应该啊！应该啊！”我也记得于胜伯说：“旧义山入口处有现成的看坟人的住宅，收拾收拾，建成老人院，不够可以加建……”三位侨领一致同意，尽快通知所有总会成员，发起全先达募捐活动。募捐册写上所有侨领捐款的数目，筹款进行了好几天，成绩非常理想。祖父每次回来总爱说：“别看我们先达城市不大，但先达人心就是齐，先达人太好了。” 祖父直到临终前一直是先达华侨总会慈善部主任，在筹办老人院一事上，他老人家确实付出了不少心血。老人院成立之后，采取了力所能及的互助形式，有负责管理的，有担任厨务兼买菜等等。 有一次铺头来了负责管理的人找祖父说：“老洪伯，有个丁宜来的老人，要求入住老人院，你看收不收啊？”祖父说“都是唐人，只要有地方给他住，有饭给他吃，你就收。”其后老人院也接收了从三板头、奇沙兰等地来的晚年无依无靠的老人。 祖父很关心老人院的老人，每年都要去老人院派红包。我记得有一次在老人院派完红包，祖父叫来负责厨务的人说：“快过年了，三十晚上那顿饭一定要做好，吃好，多买几只鸡，多买些肉，必须煮烂一些，让大家欢欢喜喜的过年，想喝酒，到我铺头拿，不收钱，买菜钱不够，跟我讲，我帮你向总会管财务的去拿”。 有一天，一个老人院的老人特意来铺头告诉祖父：“洪老先生啊！我化脓的脚背好了，现在能走路了，我把Tong Kat(拐杖)给了别人，多亏老人院收容了我”。一再表示多谢。祖父说：“你免多谢我，应该多谢华侨总会以及所有热心的先达人，办老人院的钱不是我一个人出的。你们没事做，能干的动的，开个菜园子种点豆角、青菜什么的，吃不完也可以拿去卖钱嘛！” 一九六四年，享年八十三岁的祖父逝世了，在苏多摩街下段住家摆设灵堂。得知洪老伯去世消息，老人院的老人，行动不便的也要人搀扶，陆续到灵柩前跪拜，也有额头叩棺，扶棺失声痛哭的；有的索性不走，一直和我家人守灵到出殡，以便送祖父最后一程。出殡场面非常感人，按照祖父的遗嘱，洪家七兄弟又一次以老人家的名义为先达的慈善事业向华侨总会捐出一笔巨款。棉兰出版的华人报纸刊登了很大篇幅的讣告，要求各华侨团体与个人将购买花圈的款项统统折成帛金一起捐给总会。苏岛各地的侨团都派了代表参加葬礼，超过50幅花布做成的挽联打头阵，出殡行列从苏多摩街上头，再转向独立街下行一直到新义山安葬。 我最亲爱的祖父走了四十多年了，我心中永远怀念他老人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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