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水：跟随黄大使在印尼的日子里发表时间：2013-11-28 19:01:44 【苏门答腊】 <回到首页>
这是在《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纪念文集》里刊登的我父亲所写的回忆文章:“跟随黄大使在印尼的日子里”。今天又重读这篇文章转载于此。 跟随黄大使在印尼的日子里
那是在50年代。 1954年11月，黄镇同志出使印尼。当时我作为翻译在他身边工作，直到1961年5月随同他离开印尼回国。岁月易逝，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而今，我也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但每当想起在使馆工作的岁月，想起万隆亚非会议和中、印尼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我就深深地怀念黄大使出使印尼为我国外交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怀念他在外交工作中的负责精神和善于率领使领馆同志一道工作的优良领导作风。他的优秀品德，一直激励着我前进。 上 任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之国，位于东南亚，如同一环翡翠玉带点缀在赤道的腰间。但350年的荷兰殖民统治、3年半的日本军事占领，以及战后4年半的抗荷斗争，把这群岛之国搞得几乎支离破碎，烂摊子一团。到了50年代，印尼跨进了新时期。维护印尼民族独立，发展印尼民族经济，收复西伊里安，完成国家统一事业的历史任务已提上了日程。1953年，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成立，1954年宣布取消荷印联邦关系，展开了印尼共和国自主的外交活动。黄大使就是在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执政期间到印尼上任的。 黄大使和夫人朱霖1954年11月中旬路经香港乘荷兰邮轮抵达雅加达港口丹绒不碌。当时，印尼外交部派礼宾司司长古苏摩•乌多约亲自上船迎接黄大使，同时还通知港口海关准许华侨各界代表进入码头欢迎。迎接黄大使的车队浩浩荡荡，一路上受到印尼人和华侨的欢迎，到达使馆门前的场面更为热烈。雅加达《生活报》主编郑楚云事后告我，那些前来欢迎的华侨，有的来自苏门答腊岛和西加里曼丹，他们都想一睹这位亲历长征的将军大使的风彩。因为他们只在书本上和传闻中听说过长征的英雄人物，而今天有机会在印尼亲眼目睹，真是大快人心。他们说，中国政府派遣黄镇出使印尼，既是对印尼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支持和尊重，也是印尼华侨的光荣。． 黄大使到任后刚刚两天，印尼外长苏纳约就会见了他，苏加诺总统立即安排了黄大使递交国书的时间。呈递国书的仪式十分隆重。“独立宫”大厅灯火辉煌，三四十名内外记者蜂拥挤进大厅拍照，并当场采访苏加诺总统与黄大使交谈的情况。 苏加诺总统热情地向黄大使介绍了印尼的热带风光，并表示将来邀请大使到茂物、万隆、巴厘等地去避暑和游览。黄大使对苏加诺总统的盛情接见表示感谢，并谈起他早在青年时代就从书本上领略到热带印尼群岛秀丽风光，而今有机会来到印尼亲眼观赏印尼岛国美景，不胜荣幸。苏加诺总统很高兴，风趣地说，黄大使真是一名“浪漫派的山水画家”——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黄大使就是一位书画家。 黄大使的到任，受到印尼各界的普遍关注。当年雅加达《新报》社社长洪渊源先生(印尼籍华人)认为，黄大使出使印尼，大大改变了印尼政府对新中国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国会议员拉苏娜•塞德夫人也认为，苏加诺总统决心要搞好印中关系，哈达副总统也很重视印中关系。多数报刊发表了社论，欢迎黄大使到任，并祝贺印尼、中关系进入新的阶段。黄大使为及时了解印尼时局，要我每天在早餐时，把当天印尼主要报刊和外电的言论及时告诉他。在使馆6年半的日子里，这几乎形成了制度。 黄大使了解和掌握大量信息，为的是能及时对激烈动荡的印尼局势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他说，外交工作是非常细致、严肃的工作，不论谁都必须采取极端谨慎和负责的态度，一点也马虎不得。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导，要切记。他又说，不了解情况，怎么能做好工作呢?但有了情况，占有了材料，还得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研究，要有政治头脑。 亚非会议前后 黄大使上任时，适逢印尼政府忙于筹备召开亚非会议。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外交场合，黄大使政治上敏感，善于掌握时机开展对外工作，推动事物朝着有利于进步事业的方向发展。 中国虽然不是亚非会议的发起国，但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就曾向尼赫鲁总理表示中国赞同召开亚非会议，并予以大力支持。据说，8月间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接到尼赫鲁的信息后，很受鼓舞，但也有顾虑，担心如果东南亚条约成员国巴、菲、泰会抵制亚非会议的召开，会影响中东和非洲国家对会议的支持。国会议员拉苏娜•塞德夫人较早时曾向陈叔亮参赞透露,苏加诺总统希望中国支持印尼政府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12月间，黄大使礼节性会见拉苏娜•塞德夫人时，她说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9月访问印度和缅甸回来后积极主张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但出于对南亚3国总理的尊重，特别是考虑到尼赫鲁的地位和影响，印尼很需要得到他的支持，因此，印尼不便就邀请中国问题首先表态。黄大使感谢她友好的谈话，并表示谅解印尼的处境。 12月上旬，黄大使会见外交部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加尼。他就中国支持印尼发起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一事，告诉黄大使如下情况：1954年3月间印尼曾召开一次驻外使节会议，讨论了参加科伦坡会议和召开亚非会议的设想等问题，并成立了一个由外长主持的临时委员会，进行深入研究。当时，阿里总理对召开亚非会议的宗旨已有初步设想，他敦促委员会探讨如何加强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和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如何团结亚非国家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等一系列问题。阿卜杜加尼说，大家都赞成召开这样的亚非国际会议，但都认为这样的会议不易开得好，更何况亚非国家并非都是不参加集团的国家。他没有提及印尼是否有意邀请中国参加会议。黄大使当时没有进一步提问，也不便提问，但着重强调我们支持他们的倡议，并且阐述国与国之间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只要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而且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还可以在经济与文化方面相互合作交往。． 12月下旬，在印度大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印尼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苏加尔佐告诉黄大使，尼赫鲁、吴努、哥特拉瓦拉将于12月底飞抵雅加达出席茂物会议，讨论召开亚非会议问题。印度大使说，关于召开亚非会议问题，印尼总理已与印度总理谈妥。黄大使感谢他们的通报，表示支持他们发起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并阐明新中国十分重视同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同邻国，如印尼、印度、缅甸、锡兰、巴基斯坦等国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黄大使提起6月间周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在联合声明中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一事，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作为亚非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以缓和世界和亚洲的紧张局势。 苏加尔佐说，东方人和东方人交谈，有许多共同语言，这也许是因为东方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印度大使同意他的看法。黄大使表示，民族语言、感情、风俗习惯，的确都离不开民族的历史发展。我们东方民族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特别是百余年以来共同的历史遭遇——殖民主义的侵略与剥削，使得我们在反帝反殖、维护国家独立、复兴民族精神和相互平等友好合作等多方面都有共同语言。黄大使又说，苏加尔佐司长的看法是正确的，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共同语言，促使我们彼此间能够相互理解，坐下来共商共同关心的问题，以便能更好地团结起来维护人民的利益，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亚洲的和平。 记得黄大使在一次使馆会议上谈起印尼将于12月底召开茂物5国总理会议时指出：计划中的亚非会议将是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在近代史上的创举，是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团结起来讨论亚非国家间的共同课题的一次会议。但他们的行动是不会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所欢迎的，而我们则应该积极支持。他又说，要善于分析形势，不失时机地开展我们的外交工作。他要大家和他一道下点功夫研究印尼及其当权派的历史和现状，以便更好地了解印尼，促进中、印尼友好关系的发展。 经过7个多月的筹划，印尼终于把召开亚非会议的方案提交茂物会议5国总理讨论。12月29日会议结束，发表会议公报称：“亚非会议由5国联合发起，时间定于1955年4月的最后一周在印尼举行，邀请信由印尼总理代表5国发出，包括邀请中国参加。” 有一次，苏联大使在捷克使馆招待会上谈起，杜勒斯窥伺东南亚，为纠集东南亚条约组织，大肆鼓噪“共产主义侵略的威胁”。黄大使说，这是美国在亚洲执行其战略部署的行动计划，冷战政策必然要渗透到美国对外工作的各个方面。黄大使又说，他们拟在曼谷召开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是与亚非会议唱对台戏，更何况印尼又处于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要地。 当时，黄大使对美国企图拉拢印尼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极为关注。我每天把报刊和通讯社透露的有关消息及时报告黄大使。记得其中一份资料披露：1952年：美曾通过菲总统季里诺与印尼商谈关于印尼加入“太平洋公约”问题，但无结果；同年又通过美驻印尼大使默尔•柯克兰以经援军援为诱饵，诱逼印尼签订“共同安全法”协定，也遭到印尼国会强烈反对。1954年7月，又通过英国艾登致函印尼政府，邀请印尼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仍遭到拒绝。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当时曾露骨地说，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立，保证美国在该地区有了盟友。如果该地区受到侵略威胁，其他两地区(指南朝鲜和台湾)将采取报复行动，这就使中国面临三面作战，而美国就不必再承担地面部队义务，可仅以海军或空军作战，这是当年朝鲜战场上所没有做到的事。如果没有一个防务协定，不难设想，该地区的国家，首先是印支，接着是泰国和印尼，将一个个丢失给共产主义。因此，美国必须和盟友显示实力，迫使共产党人放弃他们在该地区的“扩张计划”。 黄大使说，杜勒斯的言论很有用，是一篇反面教材，使印尼可以看清美国的图谋。于是，黄大使每遇合适的时机和对象，就引用上述材料，宣传我们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用事实驳斥东南亚条约组织策划者的好战叫嚣，以及他们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企图；阐述我们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准则的主张，愿同亚洲一切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以保障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的愿望。 记得有一次黄大使和朱霖前往拜访沙多诺议长夫妇时，他说，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头脑机灵，在提出召开亚非会议之前，他早就酝酿在印尼召开一次亚洲国家国际会议，这一想法正好与苏加诺的想法不谋而合，后来才把会议范围扩大为亚非会议。 由于黄大使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后来遵照国内指示，在同苏加诺总统、阿里总理、鲁斯兰•阿卜杜加尼外长等人就亚非会议的一些有关问题进行交谈时，双方的观点都易相通和接近。 在亚非会议期间，黄大使为周总理的安全日夜操心。有一天，使馆收到一封威胁恫吓周总理的匿名信。黄大使当天夜里就和杨奇清同志直接约见总统卫队长，要求他把匿名信的内容马上转告苏加诺总统和印尼政府，并要求他们加强警卫工作，以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同时说明我们已把使馆备忘录送交外交部。对方表示一定立刻转报，并当即拿起电话(他当时也是亚非会议保安部门的负责人)打给有关警卫队，要他们加派巡逻队和警卫到中国代表团住地加强保安工作。 亚非会议期间，黄大使作为代表团的代表，除了和廖承志同志一起出席文化委员会的会议以及参加代表团的其他各种活动外，还以大使的身份，通过各参加国的大使或其他途径，积极安排各种会外活动，阐述我国的主张，协助总理推动这次会议圆满成功。在黄大使的安排下，朱霖也相机做了许多协助我国代表团的工作，如接待尼赫鲁女儿甘地夫人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周总理为亚非会议的圆满成功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为核心内容的“万隆精神”在亚非国家团结反帝反殖的斗争历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会后，周总理应苏加诺总统的邀请，对印尼进行了两天的访问，同苏加诺总统等印尼领导人进行了诚恳友好的交谈，并以两国总理的名义发表联合声明：(一)两国将努力实现亚非会议所肯定的共同愿望，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二)对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作为良好的邻邦和平相处表示满意，深信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三)双方对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签订表示满意，认为这是友好协商解决国际间问题的一个良好范例。双方将促其实现。(四)两国认为任何国家的人民维护各自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两国对彼此一国为此所作的努力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五)两国在互相尊重与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地开展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互助合作，将有助于本国的和平发展，有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六)两国应保持亲密合作，以继续加强两国间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双方高兴有这次会晤和交换意见的机会，这是有助于和平事业的。两国总理之所以能顺利地达成上述共识，与黄大使所做的铺路工作是分不开的。 总理访问期间，黄大使一直陪同。记得在使馆为总理举行的招待会结束后，总理站在大厅和廖承志交谈时，似有所思，突然问黄大使：为什么苏加诺总统不喜欢“少数民族”这一词。黄大使略加思考后回答说，苏加诺总统认为“少数民族”一词含有歧视的贬义，既然有“少数民族”就必然有“多数民族”的“大民族”，很容易在国内制造“大民族主义”气氛。黄大使又说，苏加诺认为印尼国内只有各个不同种族，如爪哇族、米囊加保族、巴塔克族(也译马达族)——但他们都属于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各族人民都是印度尼西亚人民。总理听后，微微一笑，表示首肯。一年以后，苏加诺总统访问中国时，也曾同毛主席探讨过“少数民族”一词的含义。 发展中、印尼友好关系 事隔30多年之后来回忆黄大使，不禁想起50年代在印尼大学任教的留荷著名汉学家曾祖森博士在演讲会上赞扬黄大使的话。他说，黄大使“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事善能、动善时”。曾博士是一位学者，对《道德经》很有研究。他引用古语，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当年黄大使在印尼时期的某些外交风格。 50年代中期，印尼贯彻“积极自主”的外交政策，对新中国的怀疑观望态度已大有转变，而且表现友好。但因对我国还很不了解，仍存有一些误解或错误的认识。正是“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正如黄大使在使馆的一次形势报告会上说的，中国和印尼是属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印尼对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怎能不有所疑虑?但印尼并不象西方国家那样对我采取敌对和诬蔑的态度。我们要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阐明我国的对外政策，介绍新中国的国情，在宣传上注意实事求是，不要强加于人。 黄大使还特别强调，我们应该同政界左、中、右各方人士交朋友，纵然他们一时对我国很不了解或有错误认识，这些都不要紧，在接触中可以相互增进了解，消除误解。我深切感到黄大使同人们交谈时很注意掌握分寸，绝不轻易刺激对方或使对方有压抑之感。 1955年，亚非会议结束后，阿里总理应周总理的邀请，于5月下旬访华。 5月上旬，黄大使会见阿里总理，征询他们夫妇对访华日程的意见。阿里总理告诉黄大使，他对新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多，多数是道听途说，或者从新闻报道上了解到一些。黄大使说，百闻不如一见，希望他们在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参观和了解情况，以便获得第一手材料。阿里总理说，他这次要亲自去了解一下中国，并同周总理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会谈，以促进两国的相互了解。他说，他挑选了巴拉尔、苏加尔佐、苏班德里约这几位印尼的国际问题专家和外交界老手，还有国家计划局局长朱安达同行，足以说明他对访华的重视。他还邀请黄大使夫妇同他一道乘坐印尼专机取道菲律宾——香港航线飞往广州。， 黄大使还同阿里总理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十项原则问题。阿里总理认为，万隆十项原则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了补充注解，使之更加完善，也使各方代表较容易接受。他还提到美国专栏作家苏兹贝格曾报道杜勒斯和艾奇逊两人谈论“和平共处”问题：杜勒斯认为，在保持美国的制度下，美国是能够同苏联共处的，但这种共处的基础是有限度的，临时性的，因两国的制度在本质上是不能相容的。艾奇逊认为，“和平共处”是个软弱无力，含义模糊的词组，应把它叫做“竞争的共处”，即“西方文明”与“新野蛮主义”竞争的“共处”。、 黄大使说，不干涉内政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一项很重要的原则。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那个国家的内政，应由那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别国无权干涉。黄大使又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来，中国人民是领教够了帝国主义用炮舰政策把“西方文明”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灾难历史和悲惨命运。究竟谁文明，谁野蛮，历史是见证。黄大使说，我们并不排斥西方文化，但绝不接受艾奇逊恩赐的那种“西方文明”。正如毛主席对中国人民所说的，“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艾奇逊的野心不死，仍想用他所谓的西方文明的“道德力量”——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使之成为美国的附庸国。黄大使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科学的统一整体，绝不能单提“和平共处”而不提其他四项原则，只有保证了前四项原则，才能实现第五项的和平共处。黄大使告诉阿里总理，中国人民从自己的苦难历史中深深地领悟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中国绝不会利用华侨干涉别国内政、搞颠覆活动。新中国的这一诚意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阿里总理颇有感触地说：“周恩来真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他所领导的外交工作远胜杜勒斯一筹。” 阿里总理一行在华访问了ll天，于6月上旬返回印尼。阿里总理曾多次赞扬黄大使是新中国的一名好使节，善于向人们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他说，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他的访问，并特意安排他在中山公园群众大会上发表讲演，阐释印尼的“建国五基”学说，受到热烈欢迎。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人是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他们坚持意识形态上互不干涉，走各自的不同道路，选择各自的信仰。至于哪一方的选择是正确的，历史将做出公正的判断。 黄大使为推动中、印尼双方的互访和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及时地向国内有关单位提出各项建议。在黄大使的建议和安排下，中、印尼双方人员的相互访问络绎不绝。随着周总理访问印尼，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华，中国文化代表团到印尼的访问演出之后，先后到中国访问的印尼代表团有：印(尼)中友协访华团、印尼海军访华代表团、雅加达市长访华团、印尼劳动考察代表团、伊斯兰教访华代表团、医生访华代表团、印尼议长沙多诺访华团、印尼国会访华代表团、印尼巴厘艺术友好访华团，还有苏加诺总统在黄大使任内三次对华的国事访问、前副总统哈达和夫人访华团、印尼军事访华代表团等等。我国方面，宋庆龄副委员长应苏加诺总统的邀请，作为印尼国宾，也到印尼各地访问，并参加了1956年的印尼国庆典礼。此外，到印尼进行考察、访问演出的，还有中国农业科学考察团、中、印尼友好代表团、方明率领的教育代表团、赵朴初率领的宗教代表团、黄中率领的体育代表团、萨空了为团长的中国艺术团、北京杂技团、中国举重队、中国博览团、邵宇率领的《苏加诺藏画集》、《苏加诺文集》出版专家组、吴阶平率领的医疗队等等。 黄大使出使印尼期间，中、印尼互访人数逐年成倍增长，扩大了两国间的贸易额，加强了两国间的经济与技术合作，出现了新中国与印尼建交以来，中、印尼关系的良好新时期。 正当苏加诺总统亲自组成“互助合作内阁”，以实现对外贯彻执行“积极自主”外交政策，对内恢复治安、稳定政治生活，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印尼叛乱份子驾驶飞机扫射总统府，他险些被击毙。1958年，对印尼来说是个多难的年头，在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的边远省份相继发生了武装叛乱。印尼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将军对《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说：叛乱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印尼有充分证据证明，叛乱份子是按冲绳岛一名美国海军将领的命令行事的，印尼政府缴获的武器印有标记，也证明武器是来自菲律宾克拉克美军基地和台湾。当时，美国飞行员鲍尔驾驶的轰炸机从美军基地起飞，轰炸了印尼东部边远地区。 在这种紧急形势下，苏加诺总统等印尼领导人约见黄大使，要求中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印尼以支持和援助，并要求我国政府发表“不能置之不理”的公开严正声明支援印尼。黄大使表示将立即把总统的要求报告我国政府，并且相信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支援。苏班德里约外长说，他已去电苏加尔佐大使向中国政府请求支援。我国政府于2月中旬发表了严正声明，并表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印尼政府所要求的支援。同时，为应付当时印尼在开斋节日的急需，经黄大使建议，国内同意以贷款方式向印尼政府提供棉布和大米。1959年10月苏班德里约外长访华会见毛主席时，再次感谢中国对印尼平息武装叛乱的支援。 1961年，苏加诺总统访华，代表印尼共和国政府授予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以共和国勋章(陈毅外长访问印尼时，苏加诺总统已予以授勋)，感谢中国对印尼共和国的友好关系和支援印尼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进行的斗争。 然而，正当中、印尼友好关系获得迅速发展的时候，印尼国内出现了一股“排华”逆流——《印尼火炬报》称之为“恣意掀起并随意扩大的反华运动”。在当年那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黄大使始终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着对印尼睦邻友好的方针和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的责任，掌握政策，有理有利有节地向印尼政府提出交涉；同时广泛接触印尼各界人士，阐明真相，晓之以理，以谋取有利于双方的合理解决。黄大使多次指出，这股逆流绝不是印尼有识之士所愿看到的，更不是广大印尼人民的愿望。黄大使坚决贯彻执行国内有关指示，多做工作，使中、印尼关系在双方努力下终于得到改善。1961年4月间，陈毅副总理访同印尼，并和苏班德里约第一副首席部长兼外长在雅加达签订了两国友好条约和文化合作协定，从而平息了当年带有浓厚种族主义歧视的排华骚乱，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双方的友好关系。 数十年后，黄大使在谈起当年使领馆为促进中、印尼友好关系的工作情况时说，掌握政策，坚持原 则，勤于钻研，认真思考上级指示，对各级外交干部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在印尼建立良好的私人友谊 黄大使在印尼期间，为和印尼各界人士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断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也方便了公务上的交往。黄大使经常说，外交是处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但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交谈才能完成。他同印尼政府官员，上自苏加诺总统，下至一般政府官员，都建立了良好的官方合作关系和令人满意的私交。 1958年，黄大使回国述职，有较长时间没有回使馆。苏加诺总统在一次招待会上见到甘野陶代办和我，问我为什么这一次没有随同黄大使回国。接着又问黄大使为什么久久不回印尼?并要甘代办催黄大使回来。他诚恳地说，黄大使在印尼任职期间，对印尼有着良好的合作态度，他和印尼政府都感到满意，希望黄大使再回来担任几年大使。 黄大使和苏加诺总统交往时，谈话方式较随便，气氛轻松，往往没有什么能称得上是突出的话题。但并不是没有实质性内容。这可称之为演奏“无标题音乐”。有时也来一段“变奏曲”。苏加诺总统很喜欢“即兴演奏”，不喜欢“大乐章的交响乐”，但他特别欣赏谈画的“咏叹调”。 有一年，为了出版画集，苏加诺总统曾两三次邀请黄大使去参观他的藏画。有一次，他请黄大使到总统府，到他的卧室去看。壁上挂的是美女肖像和睡着的维纳斯一类的油画。他笑着说，这部分藏画过去不公开，因为一公开就会受到一小撮死顽固的伪君子所攻击。那批人都不懂这批画是艺术作品，需要用艺术眼光去欣赏，绝不能用庸夫俗子的眼睛去观看。他请黄大使看看画上的色彩、线条、构图和造型，问黄大使那些画好不好。黄大使赞扬了他的艺术鉴赏力。苏加诺总统说：对那些不懂艺术的伪君子谈这些，简直是对牛弹琴。 看完画后，他请黄大使到独立宫后凉台大厅喝咖啡，又谈起华人画家说中国的山水画大部分是水墨画作品，每幅作品所表现的画风、格局和意境都充满中国特色。黄大使说，“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这是唐朝大诗人王维的画学秘诀。 数月后，黄大使夫妇在官邸宴请苏加诺总统和哈蒂妮夫人时，苏加诺总统看到黄大使挂在壁上的一幅齐白石的画，十分钦佩，说色彩浓淡协调，很有动感。黄大使介绍说，齐白石是一位观察力很强、很细致的现实素描大师。苏加诺总统说，据华侨画家李曼峰介绍，齐白石有几幅讽刺朝政的画，使用印象派手法，把朝庭的腐败无能淋漓尽致地揭露于纸上。 苏加诺总统经常请黄大使到茂物总统别墅参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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