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京 教授 中國著名僑史學者 值此萧玉灿（1914.3.23—1981.11.20）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作为印度尼西亚华人问题研究学者和晚辈，谨此向已故萧玉灿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深切的怀念之意。萧玉灿先生是印度尼西亚民族英雄和华裔杰出的领导人，理应在印度尼西亚民族斗争和华裔奋斗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得到崇高和公正的评价。此文不拟全面论述萧玉灿先生的生平事迹，而仅就若干重要方面做出合乎客观实际的评价。
热爱祖国印度尼西亚 赤胆忠心照汗青 萧玉灿先生虽然具有华人血统，但就其一生的所作所为，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观察，都证明他不愧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印度尼西亚人，一位赤胆忠心的印度尼西亚爱国者。1929年林群贤（1896-1952）担任主编的泗水《新直报》（Sin Tit Po），主张土生华人（华裔）应视印度尼西亚为祖国，支持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斗争。1932年，印度尼西亚中华党（Partai Tionghoa Indonesia，缩略PTI）在泗水成立，领导人为林群贤、蔡锡胤等。《新直报》成为该党的机关报。该党认为，印度尼西亚是华裔的祖国，华裔应该效忠印度尼西亚；各阶层人民和社会集团（包括华裔）享有平等权利；与其他印尼政党一起，参加政治斗争，实现印度尼西亚独立；加强华裔和印尼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从1929年起，萧玉灿始终坚定地支持上述观点，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争取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印度尼西亚政治界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力图制定被动制国籍法，反对主动制国籍法。1946年4月10日，印度尼西亚中央国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当时印尼中央立法机构，简称中央国委会）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陈粦如提出的被动制国籍法：凡是宣告独立前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人，无须提出申请，都自动成为印度尼西亚公民。萧氏始终坚定地支持陈粦如主张的被动制国籍法。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谈判印尼华人的双重国籍条约的过程中，双方达成了协议。其基本要点是： （1）凡是拥有双重国籍的成年人给予两年的时间以选择国籍。他们必须向有关当局报告他们所选择的国籍。 （2）凡是不具备上述条件者自动取得其父的国籍。 （3）凡是不满18周岁者拥有其父国籍。 （4）凡是其父为外国公民的未成年人在满18周岁时自动成为外国公民。这样的双重国籍条约，既满足了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士想减少华裔印度尼西亚公民的需求，也符合当时众多新客华人和华侨总会大多数领导人的愿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萧玉灿坚持反潮流，对该条约的内容提出异议。 萧玉灿提出拥有双重国籍者的定义： 1，凡是宣称拥有双重国籍的人。 2，凡是出国时持有两种护照即印度尼西亚护照和中国护照的人。 3，凡是1949年12月27日至1951年12月27日期间未满18周岁，同一时期其父母也拒绝了印度尼西亚国籍的人。 萧要求政府把不列入上述定义的人确认为印度尼西亚公民。萧要求把所有参加过大选、公务员、前部长、国会议员和工农确认为印度尼西亚公民。萧的主张获得了印尼进步民族党团成员、国会和舆论界许多人士以及印尼各反对党的支持。在印尼总理阿里的同意下，1955年4月底，在驻雅加达中国大使馆萧与正在印尼访问的周恩来交流协商有关条约各方面的问题。周总理接受了萧玉灿的全部论据，对签署上述条约感到后悔，并表示今后在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国籍问题的立场之前，他们必须与萧玉灿协商。其结果，印尼和中国两国政府以换文形式修改了中国-印尼双重国籍条约，而这个换文的起草执笔人正是萧玉灿。换文采纳了萧的观点，其中包括： 1，两国政府同意，印度尼西亚华人居民中有一部分已在法律上确认为印度尼西亚公民。这批人将继续按印度尼西亚公民予以对待，不列入拥有双重国籍者的范围。因此，他们无须通过国籍条约中规定的程序。 2，有关当事人选择了国籍之后，今后他们无须再选择国籍，尽管条约有效期已满。3，拥有双重国籍者的法律地位在两年的期限内继续得到承认。在这两年期限到期前，必须做出选择。 1957年11月，朱安达内阁提出国籍法草案，其内容与阿里内阁曾起草的大同小异。萧对朱安达内阁的国籍法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重申了他对国籍问题的基本看法。1958年7月1日该国籍法颁布实行。萧虽然还反对其中的一些提法，但他认为该法案所包含的条件还是可以接受的。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萧玉灿始终热爱印度尼西亚，不论遇到任何困难，他总是致力于捍卫印度尼西亚民族的整体利益，尤其是华人的权益。 追求进步 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 政治思想左倾，像一根红线贯穿萧玉灿的一生。从青年时代起，萧玉灿就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他反对荷兰殖民统治及各种形式的殖民帝国主义，十分向往建设一个公正、繁荣、没有种族歧视的印度尼西亚国家。萧认为，社会主义是解决印度尼西亚民族所面临的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出路。1959-1965年，萧之所以拥护苏加诺建立有领导的民主，是因为苏加诺鼓吹建立印度尼西亚式社会主义社会，它将全面解决华人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华人与印度尼西亚民族相整合问题。萧是一个颇有天赋的、擅长交际的社会活动家，他与各种政治流派的许多人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当中包括苏加诺总统、沙托诺（印度尼西亚民族党）、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印度尼西亚民族党）、阿鲁吉•卡尔塔威纳塔（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联盟党）、苏迪比约（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联盟党）、塔姆布南（印度尼西亚基督教党）、卡希莫（天主教党）、苏加尼（平民党）、亚当•马利克（平民党）、扎伊努尔•阿里芬（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佐迪•贡多库苏莫（民族人民党）、穆罕默德•雅明（无党派）等。这种亲密关系有利于萧在政坛上的活动。九•三○事件后，萧被军方逮捕入狱，但在被关押期间，他未遭到严刑拷打，甚至在医疗等方面还受到某些照顾，据云与亚当•马利克（1966年后先后任副总理、外长、副总统等职）暗中相助有关。1978年5月他正式获释，同年8月他以出国就医为由前往荷兰，亚当•马利克亲自批准他出国。 萧玉灿虽然出身于华裔商人家庭，但其政治思想的左倾，根源于他热爱、关心和同情印尼普罗大众和广大人民，并始终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其双亲病逝后，其家境困难，他不仅被迫辍学，还靠变卖家产，经营出租汽车业和当武术教练维持生计，促使他更加了解民间疾苦。故其立场观点倾向于左倾是有渊源的、不难理解的。 1945年12月，社会党成立。该党分为三大派：阿米尔•沙利弗丁派、沙里尔派和阿卜杜尔马吉德派。在时任社会党总书记陈粦如的邀请下，萧于同年12月底加入了社会党，其动机想借此改变印尼青年武装队伍对华人的态度，同时表明华人社会也参加保卫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独立。萧虽然非正式加入阿米尔派，但他与沙里尔关系良好。1948年2月，社会党分裂，沙里尔等人另立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包括萧玉灿、陈粦如在内的多数党员，依然支持阿米尔•沙利弗丁。1948年8月11日，慕梭从莫斯科返回印度尼西亚。他带回来所谓“新道路”方案，从此印尼政局随之发生急剧变化。同年8月31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宣布社会党和印度尼西亚工人党并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时，他们还宣布解散人民民主阵线。同年9月1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宣告成立新的政治局，由慕梭、陈粦如和阿米尔•沙利弗丁组成，慕梭任总书记，陈粦如任副总书记，阿米尔•沙利弗丁为国防组组长。慕梭脱颖而出，成为新的领导人，阿米尔退居第三位。萧玉灿拒绝加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此也不再介入任何政党活动。尽管如此，萧与印尼共产党领导人依然保持良好关系。萧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意识到，各政党的纲领往往与少数民族的利益相抵触。萧认为，只有保持无党派地位，他才能在印尼立法机构中更好地发挥少数民族代表的作用。1948年血腥的茉莉芬事件使印尼共产党遭到空前浩劫。萧作为人民民主阵线人物之一，依然难免遭到被政府逮捕的命运。幸而他未遭灭顶之灾。 在20世纪50-60年代，印尼政局出现了明显的三角关系：苏加诺—印尼共产党—陆军三角鼎立，彼此相互利用、限制、拉锯，乃至削弱和最终力图致对方于死地。在这种形势下，萧玉灿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不可能站在印尼右翼势力的总代表——陆军方面，更何况陆军背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方世界做后盾，这个右翼势力倘若得势或者获胜，华人社会乃至整个印度尼西亚民族必然会遭殃。经过权衡之后，深受社会主义思潮深刻影响的萧玉灿，只能选择苏加诺及其盟友印尼共产党方面，而北京—雅加达轴心的形成，对他的心理影响显然也是不可低估的。其实，政治是一场赌博，它是充满了各种风险的，难以预测谁可能是最终赢家。九•三○事件终于发生了，其结局有目共睹。追究和探讨萧玉灿的选择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已经毫无意义了。我们只能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萧的政治阅历、理想和奋斗目标，必然使他选择拥护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的道路。当然，萧并未卷入九•三○运动，但陆军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支持下的突然袭击，并获得最终胜利，导致苏加诺、迪•努•艾地和萧玉灿本人，都面临了失败的命运。 捍卫华族利益 促进民族和谐 捍卫华族利益，促进与印度尼西亚民族和谐，并提倡民族自然融合，已成为萧玉灿渗入骨髓的、牢不可破的信念和终身奋斗目标。 在印尼八月革命期间，印尼共和国中央政府无力控制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杂牌军，不时发生排华流血惨案，华人处境十分恶劣。1945年10月，萧玉灿在东爪哇玛琅市创立华裔青年非武装组织——中华青年队伍。旨在积极参加保卫印度尼西亚独立，加强与印尼各武装青年组织的联合和交流，使他们认识到华人并非敌人，而是朋友。萧玉美（萧玉灿之弟）任主席，萧玉灿在幕后领导，确定组织战略。在排华浪潮席卷爪哇、苏门答腊和其它地区时，华裔青年纷纷建立保安队，筹集武器自卫。国民党当局从中插手。保安队在印尼政府无法提供武器的情况下，遂转而向荷兰当局索求。保安队甚至为发泄民族仇恨和复仇心理，而充当荷兰的殖民工具。在这种形势下，只有在苏门答腊北部棉兰市的王任叔（巴人）和在东爪哇的萧玉灿，旗帜鲜明地坚定支持印尼民族独立斗争，反对建立保安队，说服华人要克制，不要与印尼民族为敌，共度难关。 在八月革命期间，1947年7月—1948年1月，萧就任阿米尔•沙利弗丁内阁的少数民族事务国务部长。在任职期间，萧曾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谴责荷兰当局蓄意煽动种族仇恨，制造排华骚乱；访问散布各地的华人收容所，并促使有关单位释放被拘留的华人；促使时任印尼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苏迪尔曼将军向各战区发出明确的指令：要保护华人居民，行劫者就地正法；号召华人社会继续信赖和支持印尼共和国；坚持被动制国籍法，反对和挫败国民党当局的代表蒋家栋修改国籍法为主动制的企图；鼓励华人自力更生，自行生产豆腐等豆制品以改善他们的伙食和减少对政府的依赖，为此印尼华人报纸《新报》和《竞报》谑称他为“豆腐部长”。在排华浪潮中，在完成其任务过程中，萧玉灿遇到了种种困难和尴尬。1948年1月31日哈达内阁成立后，不再设专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部，萧不再入阁。1948年9月，茉莉芬事件发生。1949年11月萧从监狱释放之后，迅即出席印尼中央国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继续履行作为无党派议员的职责。他谴责哈达内阁与荷兰殖民当局签署的圆桌会议协议，认为它大大损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地位。他只肯定该协议的一项决定：坚持被动制国籍法。在印尼国会活动中，萧最关注的问题有三项：种族主义问题（包括国籍法）、国民经济建设和保障真正民主的法令。 历届印尼政府出于保护“原住民”的经济利益，不同程度地实行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例如：“原住民”政策、“堡垒政策”、民族进口商政策、运输业和碾米业民族化政策、阿萨阿特运动等等。萧对上述具有排华性质的各项政策，均表示反对并提出抗议。他特别强调华人资本是国内资本，是印尼民族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萧在印尼国会内外挺身而出捍卫华人中小企业家正当的经济利益。 在捍卫华族权益方面，萧玉灿的最大贡献在于创立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简称国协。这个全国性群众团体，获得了全印尼华人社会各阶层的支持。1954年3月创立于雅加达。首任主席萧玉灿。其宗旨是：争取实现印尼民族的理想，促使每个公民成为真正的印尼公民；争取实现民主原则和基本人权原则；争取实现不分种族、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义务和机会：鼓励华裔加入印尼国籍，但反对全面同化于印尼主流社会，主张保持华人的特性，并争取华裔成为印尼的部族（suku）之一：认为少数民族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才能获得根本解决。萧玉灿为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规定的宗旨，说明了萧不仅在众多具体问题上捍卫华族权益，而且高瞻远瞩地把这种捍卫提升到理论高度以及使之成为整个华人社群的行动指南。实践证明，萧和国协的主张是正确的：目前绝大部分印尼华人社群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公民。当然，萧还进一步指出，民族自然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重视教育文化事业 贡献突出不可磨灭 萧玉灿在教育文化领域的贡献十分突出，不可磨灭。从青年时代起，萧就致力于华人教育事业。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泗水创办一所夜校，亲任校长兼教员，帮助失学华人青年。独立后，他鼓励玛琅华人青年队伍开办学校，对原来受过荷兰教育的学生进行辅导，帮助他们考入荷兰学校。特别是印尼国籍协商会创立后，萧拥有更多的手段来实现其发展教育的梦想，尽力帮助因受种族歧视政策而失学的成千上万华裔青年学生。国协在一些大城市创办许多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这些教育机构对外开放，但大多数为华人，其中占多数为土生华人（华裔）。他们因印尼政府的教育种族歧视政策，例如国立学校限制印尼籍华人学生所占比例不得超过25%，升入大学的华裔学生不得超过10%，而无法进入国立学校和大学。实际上进入国立学校的华裔学生不超过5%，升入大学的华裔学生不超过3%。1958年由于台湾国民党当局卷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集团武装叛乱，印尼各地军事掌权者宣布关闭亲台湾国民党的华文学校。同一年，印尼政府禁止印尼公民就读于华文学校。1958年7月，华文学校从2000所减少到850所，华文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从42.5万减少到15万。被迫退出华文学校的25万学生中多数是华人学生。在雅加达侨总的支持下，1958年初萧和国协成立教育和文化基金会（萧任主席），筹款创办国协学校，并负责监督和管理这些学校。1961年，国协共创办了107所学校，大部分为中小学。为了解决华裔学生升入大学的难题，萧决定创办大学。1958年10月，国协文化与教育基金会在雅加达创办科技学院。办学宗旨是：克服印尼国立大学招收华裔学生的名额限制造成的困难，解决华裔青年中学毕业后的升学问题，为国家和社会培养科技人才。后发展为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大学（Universitas Baperki，缩略UBA）。1964年改为共和大学（Universitas Res Publica，缩略URECA）。在泗水、三宝垄、日惹、万隆和棉兰等地设分校，设工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牙科学院、医学院、经济学院、法学院、药剂学院等。1965年上半年雅加达和泗水、三宝垄分校共有约1万名学生。1965年九•三○事件后，遭苏哈托政权封闭，后改名为三大原则（或特里萨克蒂）大学（Universitas Trisakti）。 萧玉灿在办教育过程中，提倡“五爱”（爱印度尼西亚祖国与民族；爱人道与和平；爱知识与文化；爱劳动；爱父母）精神，影响深远。萧还积极鼓励青年学生熟悉印尼文化，学习印尼民族舞蹈，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加入印尼青年学生联盟。总之，萧努力把自己的信仰和理念灌输到教育领域和青年学生的日常社会活动中。 一生清廉 道德高尚 萧玉灿在精神领域中具有许多令人崇敬和倾倒的高尚品行与人格魅力，其中包括爱国主义（热爱祖国印尼）、国际主义、勤俭持家、生活简朴、道德高尚、作风正派、清廉自律、谦虚和善、善于交际、真诚坦率、忠于友谊、助人为乐、意志坚强、坚韧不拔等等。正是这些品行和魅力，使他广泛地获得印尼社会各政治流派人士的欢迎和华人社群的敬仰和爱戴。萧玉灿远离我们已经许多年了，但人们依然怀念他老人家，其美名将流芳百世。 关于萧玉灿在精神领域的各种佳话，已广为流传。在这篇纪念短文里，加以赘述似乎是多余的。在这里，我只想摘录拙著《萧玉灿诗传》中的一个段落： •••••• 全家睡公桌，偶尔掉地板。 生活极简朴，短裤圆领衫。 客人来访问，误为勤杂员。 草埔小饭铺，身影常出现。 老板多相识，经常不收钱。 进出总统府，穿戴极随便。 有时穿拖鞋，上衣有破绽。 苏加诺见状，迅即卧室转。 惠赐三新衣，狼狈真不堪。 •••••• 萧玉灿先生离开我们已经33年了。有些人由于政治偏见或者戴有色眼镜，迄今依然不肯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我们理应向这位印尼民族英雄和华裔杰出领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我预言：雾霾散去之后，在印尼东爪哇泗水市会有一条重要街道将被命名为萧玉灿大街（Jalan Siauw Giok Tjhan ）。 2014年2月23日 写于蓝旗营自乐书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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