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萧玉灿踏上争取印尼独立之路 ——读萧忠仁编写新书《一位印尼爱国者--萧玉灿的思索》 萧忠仁于1999年3月将毕业论文《萧玉灿传》出版成书。最近，他根据父亲箫玉灿出狱后，在家被软禁期间撰写的几篇文稿，编写成书，书名《萧玉灿，一位印尼爱国者的思索》( “Renungan Seorang Patriot Indonesia,Siauw Giok Tjhan”，Lembaga Kajian Sinergi Indonesia 2010年出版，536頁)。这本书记录了萧玉灿一生经历的“五个时代”：荷兰殖民时代，日本占领时代，独立时代，苏加诺时代和苏哈多时代，如实的写下了箫玉灿一生为争取印尼独立，为建构印尼民族的多元化社会而奋斗的事迹。笔者在本文只想简略介绍萧玉灿先生在年轻时走上争取印尼独立道路的历程。 萧玉灿童年时，受“新客”外公的安排，在中华会馆念书，接受华文教育。可惜不久，外公返回中国养老，侨生的父亲把他送到荷文小学。 从小，父母亲的不同文化背景感染了童年的萧玉灿。父亲是土生华人出身，母亲出身新客华人家庭。父亲对中华文化的兴趣更大，父亲虽不懂华语，经常带孩子去观看华人戏曲，而且每年总是要过春节和元宵节。每到华人节日，他请皮影戏班子到家里院子演出，招来附近的原住民前来观看。这些华人戏曲与皮影戏的故事深深刻在也对童年箫玉灿的脑海里。 慈祥善良的母亲是深受中华文化教育影响的，因此十分熟悉中国传统和儒家学说。但是，她既遵循土生华人的生活方式，又比土生华人的丈夫更能适应印尼的文化习俗，她吸收了原住民妇女的不少习俗。在家，她与孩子们使用华人马来语交流，在外，用爪哇话交谈，平时做爪哇菜。她经常带着孩子们到原住民朝拜的圣地加威山和吉里山。像原住民朝拜者那样进行祈祷。她对伊斯兰教很感兴趣，但她并未曾入教。她是信奉儒教的。 12岁那年，萧玉灿的舅舅去世，没有人掌管外公的商店，外公不得不取消在中国养老的计划，返回泗水重操生意。当他知道自己的外孙因就读荷兰学校，已经忘了华语时，非常失望。最后，外公与家里取得妥协，每天父亲从荷兰学校接箫玉灿放学，直接送到外公的商店帮忙，向外公学习经营生意，让外孙具有华人特性，懂得新客华人的生活方式。外公懂得中国武术，他教会外孙武术，教他要有自卫观念。所以，萧玉灿对那些持不良行为的人尤其是荷兰学生敢于反抗。年幼萧玉灿具一身打抱不平的性格，那是从外公继承而来的。 外公热心参加社团活动，并介入政治，常常请朋友们来家谈论政局。外公支持抵制日本货的运动，甚至驱逐敢来店里向他向兜售日货的商人。这一切使年幼的箫玉灿对日中战争的发展特别留意。当时，他对印尼国内政局还没有太大的兴趣。 在外公的影响下，他乐于与华校学生来往，热心参加社团活动，他加入了华侨青年会，当童子军的负责人。在同龄伙伴眼里，萧玉灿被认定是一名成熟的青年。他经常出面劝告打架双方停止敌对，但是，假如对方是荷兰青年，他会参与策划对抗策略，有时还亲自参加打架。 年轻的萧玉灿酷爱读书的，他熟练掌握了荷兰学校教的英、荷、法和德语，可以阅读这4种外语的书籍，包括华人马来语译本。他每天阅读父亲订阅的报纸，如华人马来语的《泗水日报》、《新直报》。 萧玉灿童年就是在土生华人和新客华人的家庭环境长大的。可以说，这熏淘了他多元化的融合思维，使他能超越文化局限，对塑造他的性格以及后来的成长道路，有着重大的影响。 1932年，他成年18岁，正当世界经济大衰退，印尼经济出现了严重滑波。他父亲的公司陷入破产的境地。银行倒闭，使父亲多年积蓄的存款化为乌有。外公也把商店关闭，与外婆一起离开印尼回到中国。双亲身心受到严重打击，不久一一病逝，离开了人间。一瞬间，萧玉灿和弟弟成了孤儿。 家庭的骤然破产使萧玉灿不得不负起生活的重担，使他与有共同命运的挚友的感情更到密切，患难见真情；他们互相交换如何克服困境的经历。萧玉灿在挚友的劝说之下，变卖了家里值钱的财物，把筹到的资金用来经营出租车行业。他也应聘当了武术教练。这样他得以维持家庭生活，支付弟弟的学费。他自己则刻苦学习，读完高中学业。 这个困境也唤起他要更多了解实际社会生活，通过童子军活动，他与同龄伙伴对社会状况进行了具体调查。这个调查使他领导的青年会也参与了救济穷人的活动。 有些人虽然走出了严重的经济压力，但却不理会其它人面临的问题，不理会大批青年的失业，他们对当时因流行的赌博造成不少家庭悲剧，许多儿童无法上学而成为文盲无动于衷。这个状况使萧玉灿很失望，促使他开始挣开眼睛，看到许多国家和社会问题。与其它的大多数年轻人不同，他开始关注殖民统治下的广大民众，尤其是思考华裔的未来出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也促使他结识《新直报》负责人林群贤。通过林群贤，认识了在泗水成立“印尼研究俱乐部”的苏多摩医生。萧玉灿开始阅读苏加诺在法庭的辩护词《印尼的控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研究印尼民族主义，研究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以及印尼民族主义者集多.芒昆库苏莫、苏加诺、哈达等领导的为争取独立进行的斗争，开始意识到要把印度尼西亚当作自己的祖国。 自此之后，萧玉灿开始从事政治活动。1932年，年仅18岁的萧玉灿加入了林群贤创建的新政党印尼中华党。这标志了他脱离当时倾向于荷兰或中国的大多数华裔，踏上了为争取印尼独立斗争而奋斗的道路。 1934年，在林群贤的支持下，他到三宝垄协助郭恒节创办的《太阳报》。郭恒节要求他采访报道印尼独立斗争的活动。使萧玉灿有机会采访了被荷兰当局流放的集多和苏加诺。通过采访，萧玉灿进一步认识了这两位印尼独立先驱，而且非常尊重他们。特别是集多医生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集多医生曾经向他说过，将来印尼独立后，应该把华人视为印尼其它公民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不能有种族歧视，这使他深深感动。集多医生是萧玉灿非常尊重的导师。 1937年，郭恒节又派23岁的萧玉灿返回泗水，主持《太阳报》泗水分社工作，并协助开展支持中国抗日的赈灾会活动。刚好有两名华裔激进人士从荷兰留学回来泗水，他们是蔡锡胤和陈麟如。林群贤迁居雅加达后，他们代替了他的地位，主持了印尼中华党和《新直报》的领导工作。这俩人20年代在荷兰留学，是荷兰中华会的领导人，与哈达等人领导的“印尼协会”关系很好。当时在荷兰的印尼留学生，大部份曾经是反帝同盟成员，所以，当时信仰社会主义思潮是很正常的事。萧玉灿在他们的感染下，也对社会主义思潮产生兴趣。这对他后来争取印尼完全独立和反帝反殖的政治立场，有着巨大的影响。 崔一生 (原载于泗水《千岛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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