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李梅英 光阴如梭，从1955年3月我离开印尼回到祖国已经59年了。回国、上高中、读大学、工作、退休……59年多姿多彩的人生，采撷记忆二、三事，以飨同胞。 一、回 国 1955年3月，我离开了素有“红色延安”之称的美丽山城——先达。我和一批抱有同样理想的同学在棉兰勿拉湾码头告别了亲人，在海上颠簸了一个多星期，终于跨过罗湖桥回到祖国怀抱。暂住广州华侨补校半个月。国家把我们分配到厦门集美华侨补校，补习文化课，准备参加中考。当时处于国防前线的集美侨校，与大金门小金门隔海相望。有时上着课，听到警报响起，我们就立即放下课本进入学校的防空洞。一开始，我们感觉很恐怖，心里暗暗咒骂：“该死的蒋光头，还在垂死挣扎，绝没有好下场！”后来，对频繁的警报适应了，而且学校领导也告诉我们说：“解放军在炮击金门，严惩他们呢。你们的安全有保证。”我们逐步对大炮的轰鸣习以为常了。 刚来侨校上课时也很有趣。有一次我进教室时，有一个男子在擦黑板，他平头、光着双脚，穿着旧衣服。我问同学：“学校还雇校工擦黑板呀？”同学瞪了我一眼说：“别乱说话，他是物理老师，课讲得可好了。”果然，老师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使我对他肃然起敬。此后，每逢下雨天，我也和大家一样，光着脚去上课。 在侨校所在地集美镇，我遇见了备受海内外侨胞和国人敬重的陈嘉庚老先生，他漫步在夕阳下，这里有他白色的故居和他为自己修建的陵墓，陵园四壁雕龙刻凤，他下南洋艰苦创业史，以及中国四大名著均以石匠高超的雕刻手艺呈现之，美哉！壮哉！给人高尚的艺术享受，更体现了陈老先生传奇的人生，爱国情怀！ 1955年中考结束后，我以第一志愿被天津女一中录取。我乘坐汽车、轮船、轮渡、火车等交通工具，辗转多少日夜来到天津女一中上高中。当时的天津宁静、整洁、美丽、我的学校坐落在小白楼地段。 二、求 学 我在天津的高中和大学生活，伴随着各项重大的政治运动。 我高中时的母校在海河边小白楼地段，在这里我从刚回国的纯真青年人步入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粮为纲”的特殊年代，经历多项政治运动：
三、事 业 1962年我大学毕业，国家分配我到天津自行车厂从事机械制造工艺专业。巧的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江炳松也先我分配在这个单位。我们很快成了夫妻。 1984年4月10日天津日报在专栏中刊登了题为“两颗赤子心”的报道。为了提高生产力，我们在“四人帮”大批“唯生产力论”“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专不红”的风口浪尖上，悄悄地进行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我们和同事密切配合，先后革新成功23个项目，大多数达到部级、行业先进水平。我们设计的曲柄金属切削加工自动线获得轻工业部1980年科技二等奖；还有江炳松和同事设计出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多线搓丝板磨床”，提高生产效率五倍多。1989年江炳松荣获国务院侨办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授予的“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奖。我俩一个从事机械设备设计、一个搞机械制造工艺，工作相辅相成。拨乱反正迎来了科技的春天，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多次获得中国轻工业部、天津市一轻局、飞鸽自行车集团授予的各种荣誉和奖项。 伴随着改革开放，也迎来了科技进步的春天。邓小平说：“海外关系是好东西”促进了国内外经济交流，招商引资的进展，迎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们有海外关系的人，不但获得政治上的新生，在业务技术层面上也能充分发挥，得到党和企业的信任和重用。 我爱人江炳松是全厂首批五人晋级高级工程师之列，并曾任设备科副科长，全厂技改项目设计总审。 我在厂32年间，担任技术员、工程师，1988年12月晋级高级工程师。行政职务曾任技术科副科长、档案科科长、中外合资异型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八五规划”期间，为落实一轻部规划要求，厂长方针目标，经过三年努力，于1992年实现飞鸽厂全厂科技档、文档、财档集中统一管理，达到档案信息化、现代化、科学化管理。 在此期间，我发表两篇有关档案工作的论文，一篇论文在华北五省区轻工档案工作会议进行交流；第二篇论文在全国轻工业部档案工作会议上交流。与此同时，天津自行车厂档案工作多次被评为华北五省区和天津市一轻局档案工作先进单位。我本人于1992年被全国轻工业部评为“全国轻工业系统档案先进工作者”。 从63年大学毕业进厂到96年退休，我始终兢兢业业，克服各种困难，为自行车行业的发展做出微薄贡献，深得领导和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收获各种荣誉，积淀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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