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笔者燕妮是我联谊会顾问王谦宇老师的女儿。母亲黄妙珍老师，与病魔博斗整四年，终于2014年6日30日不幸与世长辞。本文是笔者为母亲的新书《先达纪事》写的代序，笔墨感人，经笔者同意，予以转载。
媽媽平時是个不太讓人操心的人，身體一直很好，只是有些皮膚過敏之类的小毛病。她能歌善舞，年輕的時候簡直就是个運动健將，游泳和跳水都超出了一般的业余水平，在湖南，每年夏天，她都到湘江去游泳，每次她都要來回橫渡湘江几次，迎风逐浪，勝似閑庭信步；在北京中央黨校時，夏日清晨，她在青龙橋運河邊欄杆上跳水的倩影，成為來往行人駐足觀看的一道靚麗风景；在50歲以后，她還獲得過北京市游泳比賽老年組的蛙泳冠軍。一直到77歲，媽媽才被發現心臟房顫，這導致了她在80歲時突發腦血栓，醫生考慮到她的年齡，採取了保守的治療方法，沒有給她及時通血管，使她從此臥床不起。對這一點我一直心存芥蒂，總是覺得，醫生往往都是從大部分人的情況出發，而每個個體是有很大差異的，如果當時採取積極的治療方法，以媽媽一個運動員的體質和從小就鑄就的堅強鬥志，也許能頂過難關，不致於使她最後的生活失去質量。但是，誰又能說得清楚呢，我畢竟是外行。 媽媽黃妙珍出生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北邊的多巴高原上的一個小城– 先達。她的兄弟姐妹一共八人，她排行老五。上面有三個哥哥，一個姐姐，下面還有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她的家庭是一個典型的華僑家庭，父親當年從廣東汕頭下南洋，經過多年的創業打拼，靠自己的双手，在先達的巴剎擺攤賣豬肉養活一家人。他雖然識字不多，思想卻十分開明，支援兒女們參加社會活動，竭盡全力培養子女，讓子女都有受教育的機會。三個男孩子都被他送回中國去受教育。三哥黃文泉，在國內讀書時就積極參加救亡運動，日占時參加反法西斯同盟；大姐黃妙賢，也是反法西斯同盟的盟員，先達婦女運動的領頭人。大姐對媽媽的管教十分嚴格，使媽媽從小就養成勤勞、勇敢的個性，從懂事起，她就幫助家裏幹活，在自已的院子裏種木薯和各種蔬菜，照顧弟弟妹妹，裏裏外外一把手。 媽媽這一輩人生長在一個動蕩的時代， 從懂事起就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年底，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全面展開。1942年3月，日軍佔領了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島，並陸續佔領印尼。1943年9月20日，蘇門答臘北部的日軍發動大檢舉，對抗日志士進行大逮捕。由於叛徒的出賣，蘇北反法西斯同盟的領導機關遭到破壞，領導蘇北抗日的巴人(王任叔)* 先生和他的妻子劉岩(雷德容)^先生，在當地華僑青年的掩護下，在棉蘭躲過日寇的追捕，逃到了先達，開始了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涯。巴人和劉岩兩位先生都不會講當地的馬達話和馬來話，也不會講福建和潮州話，在蘇北流亡語言不通，十分危險。當時只有13歲的媽媽，在她的三哥黃文泉的策劃下，擔負起掩護和陪伴巴人和妻子劉岩的工作，以實際行動，參加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鬥爭。 媽媽跟隨劉岩先生，在先達附近的山村四處躲藏，落腳地點多次變更，先是在蒂加篤羅，隨後又轉移到丹那爪哇，媽媽打點聯絡，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在巴人的眼裏，媽媽還是個孩子，卻出落得極為活潑和大膽，巴人先生多次表揚媽媽，說她勇敢、美麗，並稱她：“女子而丈夫者也”。而在此期間，劉岩先生給媽媽講了自已走出家庭的經歷，婦女要觧放的道理，這使年僅13歲的媽媽，在思想上得到了啓蒙，能力上得到了很大的鍛煉，並且拓展了視野。劉岩先生鼓勵媽媽，一定要爭取回中國讀書。 當時，印尼的華僑社會封建思想還很嚴重，女孩子要離開家庭回國讀書並不是很容易，加上媽媽的家庭經濟情況也不是很好，回國讀書需要一筆不小的開支。但是，正是因為有巴人和劉岩先生在媽媽少年時播下的思想啓蒙的種子，使她一直勇敢地追求自已的道路。 日本投降以後，組織上安排媽媽到學校去教書，組織成立婦女聯合會，參加青年合唱團，短短幾年時間，媽媽從一個不甚懂事的小姑娘，成為婦女運動的積極分子。1946年，媽媽在先達的中華學校教書時認識了我的父親，兩人相互鼓勵，互相幫助，相約一定要爭取回中國讀書。1948年初，媽媽的父親過世剛滿7天，她投身印尼革命的三哥被荷蘭當局追捕，隨印尼遊擊隊撤離。在此之前，巴人先生和劉岩先生被荷蘭當局驅逐出境。這時，未滿18歲的媽媽，在徵得她的母親和大姐黃妙賢的同意後，脫下喪服，毅然同我的父親一起登輪回國，跟隨巴人先生的足跡，到香港達德學院讀書，從此踏上了一條波浪壯闊而又曲折坎坷的生活道路。 在香港達德學院讀書期間，媽媽有幸做過中國最著名的教授曾昭掄、沈志遠、鄧初民、章伯鈞、侯外廬、千家駒、鍾敬文、黃藥眠、胡繩、翦伯贊…的學生，初次離開家庭步入社會的媽媽，如饑似渴地吸收知識，學經濟學、學英文、學歷史…努力培養自已各方面的能力，想要報效自已的國家。她最喜愛的科目是英文，兩個學期，跟隨曾昭掄先生讀完兩本英文小說，縮寫本的《格里弗遊記》和《基督山恩仇記》。 1949年2月22日達德學院被香港政府封閉，媽媽被迫中斷了學業。當時地下黨決定讓父親一個人北上解放區，沒有媽媽的名額。作為媽媽的戀人的父親，對這一決定頗為踟躕，媽媽在香港舉目無親，又怎能放心讓她一個人留下？究竟是服從組織決定北上，還是陪着媽媽留在香港，激烈的思想鬥爭讓父親陷入絕望的困境。當媽媽得知這個消息時，卻沒有絲毫猶豫和苦惱，她勇敢地對父親說，這正好可以培養自已的獨立作戰能力。父親沒有錢買北上的船票，還是媽媽先拿出錢來給父親墊上。後來回憶往事，父親描述了當時他心中的困擾，他說，在曲折坎坷的人生旅途中，還是媽媽給了他堅強不屈往前走的力量。 父親離開後，媽媽獨自在香港補習英文，為以後的工作打基礎。幾個月後，她才隻身北上解放區與父親會合，勇敢地投入了中國的解放戰爭。在離開香港時，媽媽專程到跑馬地劉岩先生的墓前，向劉岩先生告別。劉岩先生于1948年5月因病在香港去世。 1949年10月1日，媽媽和父親一起，在北京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在此之前，她服從組織需要，放棄了讀大學學外語的志願，進入中共中央統戰部青年訓練班。離開青訓班後，她南下粵東參加土改。1952年又調回北京華僑補校。後來她跟隨父親去重慶，回北京，到湖南，去廣州，以後又再次回北京…她與父親一起，走過大半個中國，經歷過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土改、肅反、反右、大躍進、四清、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最後，在1985年，她再次跟隨父親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深圳，加入建設特區的開荒牛行列。 媽媽一生波瀾起伏，充滿刺激，她毅然接受生活和命運一次又一次的挑戰，無論在什麽情況下，她總是盡能力，生活得積極而有質量。她對朋友熱情直爽，對工作勤懇努力，從不阿諛奉承。她率性而簡單快樂，單純而堅毅的性格，無形中深深地感染了家人，讓大家覺得沒有什麽克服不了的困難和不可逾越的難關。 在湖南工作期間，她對待工作勤勤懇懇，對待家庭任勞任怨，生活樸素，勤勞持家，熱愛生活，從不鄙吝力氣。自已做衣服、縫補衣服、挑煤、做蜂窩煤。當時，我們住在嶽麓山下的斜坡上，屋前有個小院子，媽媽在房前院後種花種樹、開闢菜園。她在院子裏種過很多種花：鳳仙花、紫茉莉、紫荊花、小桃花、臘梅花、木芙蓉、槐樹、桔子樹、桂花樹…她種的兩棵桂花樹，如今已長成比兩層樓房還高的參天大樹，每年秋季，桂花樹枝繁花茂，香氣醉人，蔭蔽着後來的人們。 三年困難時期，物質短缺，全家人都吃不飽飯，爸爸媽媽都得了水腫病，腿部一按一個窩。媽媽克服物質短缺造成的困苦，帶領全家人，在自已開闢的菜園裏種蠶豆、辣椒、西紅柿和其他蔬菜，還養雞、養鴨，我和妹妹都給她做幫手，我們用自已勤勞的雙手，設法解決吃不飽的問題。 組織上要媽媽去湖南常寧參加四清運動，跟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體力勞動完全難不倒她，她挑着百八十斤的擔子健步如飛，連那些農村婦女也自歎弗如。 文化大革命期間，父親被打倒，家裏兩次被抄，大字報貼滿家，連門窗都糊住了。紅衛兵還查封了媽媽的衣箱，並用大字報醜化她，因為媽媽穿過連衣裙，大字報裏說她是穿奇裝異服的妖婆。造反派要媽媽揭發父親並與之劃清界限，但遭到媽媽的堅決拒絕。媽媽的想法非常樸素和有原則，她說，父親工作可能有錯誤，但他決不是反革命，他在海外就參加抗日，在日本投降後，他又同國民黨作鬥爭，在家裏也從來沒有說過反動話。媽媽蔑視被孤立的狀態，在遭受最大困難的時刻，自始至終堅定地與父親站在一起，與邪惡作鬥爭。 每次挨批鬥，父親幾乎都要戴高帽，挂牌子，然後坐“噴氣式飛機”和“跪”。所謂坐“噴氣式飛機”，即兩手被反綁伸直在身後，紅衛兵從背後揪住頭髮把頭部拉起；“跪”就更為可怕，紅衛兵從背後用腳踢父親的膝關節，使他失去重心膝蓋著地跪倒在地上，膝蓋因此而遭受巨大的衝擊力。還有一次，紅衛兵把木板凳倒放在地下，讓父親跪在連接凳子四個腿的兩條窄木杠上。每批鬥一次，父親的膝蓋都會淤青紅腫疼痛不已。父親偷偷跑回家，向媽媽求助，問媽媽是否可以做兩個護膝，減輕一點膝蓋所受的衝擊。媽媽毫不猶豫地剪開一件舊棉衣的袖子，在兩端縫上綁帶，讓父親偷偷系在膝蓋上，以求儘量減少“跪”對膝蓋所造成的傷害。 當時父親的工資被扣發，每月只有18元生活費，銀行存款也被凍結，媽媽靠自已的工資負擔家用。造反派把父親關牛棚，把媽媽下放到長沙電池廠勞動，還要她去拉練，並且準備把我們全家的戶口都遷到農村去，而且已經選定了落戶地點。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家中只剩下我和妹妹兩個人，當時我們都在上小學，煮飯、洗衣，全靠我們自己，晚上睡覺也只有我們兩人。父親逼于無奈要媽媽離婚，讓她帶着孩子走，不要拖累兩個孩子，媽媽堅決不同意，她用自已的堅定來呵護親人，她甚至說，實在不行就去廣東華僑農場，我們靠自已的雙手，用勞動來養活自已。 媽媽開朗樂觀，在任何非常情況下，她都不改初志，她頭腦中的哲學非常簡單，只要自已認定是對的，就堅持不去絕不退縮，哪怕是吃盡苦頭也無怨無悔。正是因為有這樣的世界觀，所以她可以對複雜的事物進行簡單的處理，把惡劣的環境在自已的內心改造得對自已有利，讓那些別有居心的人到了她面前也無能為力。她的直來直去不阿諛奉承的性格，使她這個從13歲起，抗日戰爭時就參加革命的紅小鬼，遲遲都入不了黨，而且其他很多工作安排、職稱評定等也遲遲不能解決，她對此完全無所謂，入不了黨就不入，工作安排不如意就自我抗爭，絕不因此而去遷就，依舊我行我素。她對自已的要求始終如一，到最後也沒有變成馴服工具。我最最佩服的就是媽媽的這種改造環境的能力，她的純真和率性，一輩子都沒有被改造掉。 時間終究會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社會如此，個人也是如此。文革結朿後，1978年，媽媽隨父親從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院調入中央黨校。經過多方查證，人事局確定了媽媽參加革命的時間，承認了媽媽在海外從事抗日鬥爭的歷史，並根據媽媽的一貫表現，吸收她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85年，中央黨校黨委給她頒發了“從事教育工作三十年，為黨的教育事業做出貢獻”的榮譽證書。 1994年，媽媽正式辦理離休。 1995年，深圳市委，深圳市黨委，為她頒發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紀念牌。 200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給媽媽頒發了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 在我的面前，是一本1947年媽媽在印尼先達中華學校教書時寫下的日記。16-17歲的媽媽，青春的追求，生活的苦惱，愛情的甜蜜，參加婦女聯合會、讀書會，與落後的勢力作鬥爭的點點滴滴，都是那麽脈絡清晰地躍然紙上。那個活潑美麗的小姑娘，剛剛認識她將託付終身的男友，她十分淘氣地給她的男友起了一個綽號：Big boy，因為她的男友從表面看像一個小男孩，但實際上，已經是合唱團的指揮，中華學校的訓育主任，青年運動的骨幹，各方面都能擔當一面的真正的男子漢。她也給自已起了個綽號：Naughty girl，因為自已看起來是個淘氣女，實際上早已經是中華學校的教師，婦女聯合會負責人。 媽媽正要開始她生命中最具有決定性的選擇…同自已的愛人一起，回中國去讀書！一個光明的前途正在等待着她去奮鬥，一個開闊的人生正在等待她去爭取，她勇敢而堅定，迎着風浪，毅然接受時代的挑戰！ 2013年8月於深圳 註*：王任叔(1901-1972)，筆名巴人等。1922年5月始發表散文、詩作、小說。新中國成立後駐印度尼西亞首任大使。1954年4月調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總編輯、1957年任社長兼黨委書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終年71 歲。 注^：雷德容(1913-1948)，1935年在北平參加“一二、九”運動。1939年，在重慶參加鄧穎超等人領導的新生活婦女運動指導委員會，任戰時鄉村服務隊指導員。1941年7月，奉命赴馬來西亞、新加坡參加抗日宣傳工作。同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同王任叔一起，流亡到蘇門答臘，組織地下抗日鬥爭。日本投降後，投身華僑愛國民主運動，領導推動蘇東婦女運動。1947年8月被荷蘭當局驅逐出境到香港。1948年5月病逝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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