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篮和熔炉

  先达中华学校，我们的摇篮，我们的童年在这里度过。

我们在这里读书识字，接受中华文化的哺育，即使在日治时期也没有中断。

日治时期。许多失学儿童在街头游荡，但先中在日本军政部管制下还开办几班，收容一部份学生。记得那时的校长是李荫峰，教师有古继铮、高泉峰、范淑贞等。老师上课时唯一的教具是手上拿着的一根藤条。老师一味要学生朗读课文、背诵课文。李荫峰校长还一个个把学生叫到校长室。（也是他的寝室）背诵课文，然后在学生的课本上打分数。

日治时期的奴化教育不可能学到什么东西，但背诵课文使我们牢牢铭记着祖国的语言文字，也因此掌握一点基本的阅读能力，有可能寻求课本以外的知识。虽然那时所能看到的书只是一些连环图画、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神怪小说等，但偶然会看到适合儿童看的健康书籍。那时我唯一看到一本好书，是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著，夏丏尊译的《爱的教育》，这本书使我从蒙昧中第一次领悟到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体会到什么叫做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恋！至今还有一点印象。

先中，我们的熔炉，我们的青少年在这里度过。

战后，华侨总会接办先中。这时，我们已经是初中学生。教导我们的除了老一辈的老师郑子经、陈琼瑶、徐剑冬、陈洪、陈三友、张尚志等老师以外，还有几位年青教师：宋凉赞老师教我们语文，采用课外教材，让我们睁开眼睛看看校园外的世界，认清时代的潮流；王谦宇老师教我们唱歌，寓音乐于教育，激发我们爱国热情；郑钦美老师教我们美术，介绍中外艺术家的作品，引导我们走进瑰丽的艺术殿堂。我们就在这些老师春风化雨的滋润下成长，坚定的信念在这时凝成，对美丽理想的追求从这里起步，但是正当我们充满青春活力、充满对未来的憧憬时，1947年荷兰发动警卫行动，荷军战领了先达，先中也随之变了天。新的董事会辞退十多位教师，新来的校长黄剑峰，教务主任严雪，训育主任李秀白掌管学校行政权，学生自治会为了抗议校方排除异已，反对校方实施党化教育，出版两大壁报，号召同学罢课起来抗争，这就是先中有史以来第一次学潮。当然，同学们这一行动为校方所不容，于是报警取走壁报，并逮捕壁报负责人。记得那时我和黄文和、黄文钦等同学到李秀白家交涉，要求取回壁报时，被警方用吉普车把我们押送政治部录取口供，接着学治会全体执委被开除学籍。我们班在那学期正好是初中毕业班，离毕业只差一两个月，我和同班同学文和、文钦、静海、泗来、务成、英香等只好提早对先中说“拜拜”了。我一直保存着那份由校长黄剑峰签署的开除通知书，视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可惜在后来几次搬家时遗失了。

虽然在1951年林伯丛任先中校长时，一部份教师重返先中，夺回这块教育阵地，但为时短暂，在当时政府的压力下只好退出先中，一些教师还为此吃上官司，被判处三年预约徒刑。

从1948年算起，离开先中至今已六十一年，在时光的河流中回首看看，先中已经离开我们很远很远了。

2007年3月，先达乡亲在先中礼堂举行世界先达同乡联谊恳亲大会，舞台上的对联写着：“人隔万里仍念情，树高千尺不忘根”，道出了先达游子的心声。为了响应先达乡亲的召唤，我和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老先中踏进了日夜思念的先中。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已经改头换面的礼堂，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妇，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强作欢颜地迎接我们。

这那里是我们的先中？心中泛起一阵说不出的失落感。

寻寻觅觅，走遍每个角落，再也找不回昔日先中美丽清纯的影子，唯一能唤醒记忆的是那块见证、记录先中历史嵌在礼堂墙壁的大理石碑文，那碑文记载着先达先贤创建先中的经过，告诉后代子孙先中是先达华族前辈用他们的心血凝成的文化遗产，即使在多次改朝换代的动荡局势中受到冲击、折腾，她仍然屹立在先达市中心。虽然，她的外貌已经改变，学校性质也已变成印尼学校，但她在受过先中母亲哺育的先达游子心中是永远斩不断的悬念，每当回忆起先达的陈年旧事时，一定离不开先中。

先中，你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