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印度尼西亚建设成法治国家

       我第一次读到萧玉灿的作品是在2000年。当时，我得到他的一些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章，纸张已经旧得泛黄。我坐在雅加达南部黄海春家的书房里，一排排的书柜上，摆着他的许多书籍，那是他的妻子在他当政治犯坐牢的14年间冒险为他收藏的。他从办公桌后面给了我这些短文，也没有跟我谈论他对朋萧（印尼人对男性长辈或同辈尊称“朋”）及其文章的意见。就是在这张桌子上，他曾经一坐就是几天，翻译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当时，我除了知道朋萧是印尼国籍协商会的领导外，别的几乎是一无所知。我知道，黄叔叔（我这样称呼他）更希望看到印尼华人加入像印尼共产党这样多民族的组织，而不是像印尼国籍协商会这样的独立的组织。但我也知道黄叔叔非常尊敬朋萧，并了解国籍协商会形成的历史沿革。他在出版和发行许多萧的著作和有关萧的著作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我在东雅加达自己家里读了这些文章以后，对其中思路的清晰感到很惊讶。他的文章堪称分析思维的典范，甚至敢于深入探讨敏感的话题。例如印尼共产党面对军队的猛烈攻击无力抵抗的原因。我们很难想象，像朋萧这样当了12年政治犯，并经历了可怕的饥饿摧残，亲眼目睹狱友在身边死去的暴力受害者，还能镇定自若，写出如此深刻的分析文章。当提出一个论据时，他会指出其信息来源，并谦虚地注明哪些地方他缺乏信息。没有夸大其词、没有自以为是的、未经证实的说法，更没有说其他人的坏话。读者从字里行间便能发现，萧是一位观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没有强调自己的痛苦经历。
有一篇文章是关于9•30运动的，内容确实与其说明完全一致：“这些文字都是根据我记忆中曾经听到的、在拘留所内讨论的，诚恳而真实地写出来，没有任何冒犯人的意图。” 我们在了解朋萧的生活史之前，仅仅阅读这篇文章，便能看出其为人的风格。正是其高风亮节，使他在进步运动中如此备受推崇，而使右翼军阀们感到害怕。他的确是诚实的。他真诚地、虚心而充分地听取其他政治犯表达他们对9•30运动的看法，然后审慎评估他们的意见。他还十分勤奋，编撰了关于该运动各个不同方面的大量信息。我想不出还会有别的前政治犯能就此事件写出如此全面的、见多识广的、仔细的分析。正如我后来才知道的，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被选为印尼国籍协商会的领导，因为他是公正的，他能够与许多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相互尊重地进行对话，同时还坚定地主张自己的观点。
在本文中，我把重点放在这篇写于1978年的关于9•30运动的文章，以及一篇写于1979年的有关有必要就苏哈托的罪行进行审判的文章 。这两篇文章都是他在雅加达获释后以及移居荷兰后写的。在第一篇文章里，他想分享他在监狱里获得的知识，特别有关印尼共产党失败的原因。他想帮助在欧洲流亡的社群以及他在印尼的同胞受害者了解这起苏哈托的军队应该负起其刑事责任的事件—— 这起他们几乎一无所知的事件。在第二篇文章中，他写的是一种“公诉陈述”，提供一种在政治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在印尼法庭或国际法庭起诉苏哈托时所需要提出的信息和论据。
这些文章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对法治的执着追求。他在写文章时是被一个理想所引导的，这理想就是印尼要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从表面看这可能不算什么。法治似乎是一个无聊的、陈旧的话题，最好让热衷于法律、秩序的那些保守派去谈。但是，在印尼，法治一直是例外，并没有成为常态。这其实是一个当务之急，是最突出的问题。自从1949年独立，成为国际公认的共和国以来，印尼的大部分时间（1959年至1998年）都是在蔑视法治的政权统治下度过的。
在印尼，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从来都不太关注法治问题。例如，在有关1965-1966年大事件的文章里，都强调强权政治，好像它就是印尼共产党和军队之间的直接战斗。对于一些观察家来说，看起来与这些事件相关的唯一法则就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法则。现在很难去理解20世纪50年代末期“宪政民主衰落”（如赫伯特•费思所述）之前印尼民族主义者的理想。阅读朋萧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因为它们反映了反殖民斗争中有原则的民族主义者的关切，这些人想要建立一个基于人权的法治国家。他已经连续当了近20年的国会议员（从1946年印尼中央全国委员会开始到1965年互助合作国会结束）和制宪会议中的一员。他完全理解印尼的法律以及为共和国创造法律框架的重要性。
要理解朋萧著作的价值，可以把它们与一些幸存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比较。这些领导人在1965-1966年屠杀之后，还在彼此争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得出的抽象概念。在他们的辩论中，根本不涉及人权与法治。亲苏者指责党的领导太过崇拜毛泽东主义，亲华者则指责党的领导不懂毛泽东主义。这是“现代修正主义”（印尼语简称“Remo”） 和“冒险主义”之间的辩论，口出恶言互相攻击。也许，从这些文章我们唯一能了解到的，是印尼共产党内有相当数量的教条主义者。
印尼共产党不重视法治。事实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各国共产党都认为法治是资产阶级意识，革命者不搞这一套。法律为政治服务，而政治是一种战争。共产党人应该是在阶级斗争的勇士，要夺取政权，一旦掌权便要实行一套全新形式的法律。苏维埃国家作为共产党的典范，便实施没有“法治”理想的国家运作，是共产党的绝对的和专制的统治。
有些退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如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在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后退出了英国共产党，他们能够理解，把法律当作阶级压迫的工具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汤普森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他的书《辉格党人与猎人》（1975）中以《法治》为标题写了11页的简短的一章作为结语。这一章的名言是：“我只坚持明显的一点，这一点被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忽略了，那便是专制的权力和法治之间的差异。我们应该揭露可能被掩盖在此法律之下的耻辱和不公平。但法治本身，对权力强加有效的抑制，保护公民使他们不会受到所有权力的完全侵入性的索求，在我看来是一种并不合格的人类长处。”汤普森认为英国法律体现的是几个世纪的社会斗争，它部分反映了平民的胜利。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在任何国家都是必需的，即使是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并且，即使该国家只是意味着，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1917年）所指出的，是一座通向无国家社会的临时的桥梁。
萧写道，“印尼独立战士的理想是要建立以‘法治’原则为基础的国家，实现‘rechtstaat’（荷兰语：法治国家），而不是‘machtstaat’（荷兰语：权治国家）。”我想延伸这一观点的意义。我认为，1945年宪法的起草者们确实致力于实现法治国家，但我们必须看到，他们并没有完全理解法治国家的真正意义，这点是很重要的。独立准备调查会（BPUPKI）的某些成员是以与荷兰曾经认为其统治的东印度群岛殖民地国家是一个“rechtstaat”同样的方式来认识“rechtstaat”的。他们简单地把它理解为遵守书面法规的国家，并不必受到实行民主或尊重人权的限制。有些起草人认为自己是社会工程师，在为一台机器绘制蓝图，会产生和形成新的社会。在此项目中，他们没有考虑到国家权力必需被严格限制，以为有一部宪法就够了，就是合格的法治国家了。他们最终忽视了这个理念，他们在1945年宪法中并没有提及“法治国家”这个词。
穆罕默德•哈达在独立准备调查会会议上坚持说，宪法已经承认了一些个人的权利：“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要注意这些条款，我们所建立的这个国家，不要成为一个权治国家。”哈达建议，在宪法至少有一款要提到“结社、集会、通信等权利”。因此，我们有1945年宪法的第28条：“结社、集会、以口头和书面等形式发表思想的自由以法律来规定。”请注意，起草者们并没有明确规定公民有做这些事的权利：“hak”（权利）一词没有出现在第28条。它们只给予立法者以监管这些活动的权利。1945年宪法给公民的权利少得可怜：有工作和过上体面生活的权利（第27条），有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第29条）以及受教育的权利（第31条）。在特别委员会中，也没有关于公民投票权的明确说法。 1945年宪法也没有规定选择国会和人民协商会议代表的程序，留待以后确定。
正如朋萧所指出的，1950年临时宪法增加了较多的权利：“印尼人民曾在单一制国家临时宪法（1950年8月17日 - 1959年7月5日）下生活，该临时宪法引用了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全部内容”。印尼历史上的大悲剧，是国家无法保持此宪法并借鉴它。苏加诺总统以恢复基本的1945年宪法回应制宪会议的僵局。只是在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台后，国家才有可能在法律框架建设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宪法修订在停滞状态下冻结了长达40年后，立法者意识到，国家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他说的话就是法律”的领导人了（在有领导的民主时代和新秩序时代，总统的指示就可以成为法律），宪法修订工作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为此，他们必须改进宪法。而宪法一直被荒唐地镶嵌了神圣光环中，就好像是一个古老的传家宝，必须放在博物馆里，妥善保存，不能乱动的。后苏哈托时代的国会议员们，其中多数人是新秩序时代的几乎不懂得法治的留用人员，他们发现自己被情势所迫，必须把在1950年宪法中本来已经有的很多条款重新加入宪法里，如，“印尼是一个法治国家”等。在宪政历史上，印尼曾企图脱离法治的约束长达40年，却最终只能回到原点，从头再来。
如果像朋萧所说的，共和国开国元勋们所憧憬的印尼是一个法治国家，怎么就没有实现呢？他的回答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军队”。军队内部的冲突阻碍了国家的文官把国家控制住，并对国家实施法治。印尼军队内部经常发生冲突：在1948年茉莉芬叛乱后的暴力事件，1957年至1960年“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叛乱，以及1965年9•30运动。军官们经常抵制总统和议会控制军队的企图：1952年事件、1955年班邦•尤托约事件，以及1963-1966年Confrontation（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对峙，时任外交部长的苏班德里约称之为“Confrontation”——译者注）时军队的秘密抵抗。
虽然我也要批评苏加诺及其“有领导的民主”，但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朋萧没有这么做。许多朋萧那一代的进步政治家都了解苏加诺，知道他是一个诚实、善意和高尚的人。他们看得出来，他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遵循许多人权的基本原则，尽管他并没有促进法律程序的制度化。萧指出，苏加诺在平息“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暴乱时，并没有采取大规模逮捕和屠杀行动，也没有威胁那些曾拿起武器对抗政府的不可救药的叛徒。苏加诺没有因为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人加入了“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而下令逮捕该党所有的党员。那些在平定叛乱中被捕的人也很快得到释放和赦免。
苏加诺也没有命令处决那些参加叛乱了的政客，他说：“请记住，苏加诺总统从未单方面撤销或取消过有权领取退休金的作为国会一员的前部长！”这与苏哈托对9•30运动的反应形成鲜明的对照。9•30运动甚至不能说是一种运动，与“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武装叛乱比起来可差得远了，但苏哈托把它当作实施无限期关押和大规模屠杀的借口。在苏哈托非理性的、不受约束的邪恶之后，就很好理解为什么那些被苏加诺镇压过的人很难指责他。
虽然最初的《1959年法令》可以理解为应对危机的临时对策，但我认为很难原谅苏加诺没有能力找到退出其个人统治的路径。他没有拿出恢复法治和民主的路线图。长期的没完没了的“有领导的民主”，促使他所不能完全控制的军队和印尼共产党试图找到他们自己的出路。
自1965年以来陆军和印尼共产党的领导层开始互相猜疑，犹豫是否要采取行动对对方实施打击。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清楚地表明，陆军将领一直在不断地与美国大使馆联系，并决定等待印尼共产党先采取行动。这些将领并不想对苏加诺总统发动政变，因为总统很受拥护。他们认为最好是等待出现打击印尼共产党的理由，然后逐步摆脱苏加诺总统。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对苏加诺表忠心。9•30运动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机会。朋萧指出：“现在有一点很清楚，9•30运动显然是陆军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借口”。
朋萧意识到，艾地和印尼共产党一些高层领导卷入了9•30运动。然而，他无法理解他们究竟是如何参与以及为什么参与其中。他在监狱期间有机会与印尼共产党的几个领导人和党员交谈，如艾地的私人助理古斯诺和印尼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穆罕默德•穆尼尔。虽然他们没有完整的信息，但是从这些谈话中朋萧可以得出结论，在部署9•30运动中起最大的作用的，是一个名叫夏姆的人：“从9•30运动周围所发生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领导’9•30运动的，是夏姆。而夏姆显然与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一回事，因为根据印尼共产党的党章，夏姆并不能代表印尼共产党。夏姆所扮演的是特别局的主席的角色，也就是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D•N•艾地的工具。”
从古斯诺哪里，朋萧知道，发生9•30运动那天，艾地在哈利姆，当晚乘空军的飞机飞到中爪哇。在我的《大屠杀的原因》一书中，我试图继续朋萧的工作，对夏姆和特别局在9•30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艾地和那些被印尼共产党称为“进步和革命的军官”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朋萧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个“无名之辈”怎么会突然冒出来扮演“后台老板”的角色呢。这位1960年代在雅加达曾与朋萧一起蹲过监狱的夏姆，成为一个谜。
在监狱期间从夏姆得到的关于他自己的信息表明，他对党并不忠诚，甚至经常出卖共产党员：“其心态确确实实是破坏了共产主义的好名声。像夏姆这样的人竟然能成为印尼共产党的骨干分子，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一点共产主义者的尊严都没有。”
朋萧不知道艾地究竟怎样会被夏姆愚弄到卷入9•30运动，或者艾地究竟怎样与夏姆合作协调9•30运动。朋萧怀疑夏姆是一个打入印尼共产党内卧底的反共间谍。但他感到奇怪的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夏姆能深得艾地信任，领导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特别局，以至于艾地还甘愿在那个行动的日子听任夏姆的调遣。他认为这种情况是很难理解的。
虽然艾地在9•30运动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仍不清楚，但他不会是一个能愚蠢到被夏姆骗到哈利姆，以至于印尼共产党会被指责进行了一项本来就没有胜算的行动。就在9•30运动之前几个星期，艾地还曾与夏姆合作，安排对反共右翼将领的突然袭击。艾地和毛泽东1965年8月5日在北京的会谈纪要表明，艾地准确地知道9•30运动的计划。艾地向毛泽东解释说亲印尼共产党的军人会采取行动清除右翼将领，并成立了一个看起来是中性的委员会。在9•30运动两个月之前，艾地已能详细描述怎样做和为什么做。
翁东领导的9•30运动指挥部和革命委员会，显然是通向对国家机构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一座桥梁。9•30运动是一种运动，旨在清除右翼陆军将领，并巩固苏加诺总统的地位。其计划是为了避免与聚集在国民阵线内的势力发生冲突。
然而，这一计划带来的是彻底失败。9•30运动挽救不了苏加诺总统下台的命运，与此同时，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合法内阁，更何况苏加诺在内阁选举中已经没有任何发言权，其总统地位已名存实亡。朋萧用很大篇幅描述了有关革命委员会的公告内容以及其组成已经在推动中立部队也对印尼共产党发动攻击。
当然，这还难以否定朋萧的以下论点，即国际反共势力也于1965年对印尼共产党设下的陷阱，以及：“印尼共产党由于缺乏警惕性而掉入这个陷阱”。根据《大屠杀的借口》一书中的分析，夏姆没有为印尼共产党以外的组织工作，无论是要消灭印尼共产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克格勃或是陆军。夏姆的主要错误是粗心大意，缺乏规划且没有领导运动的能力，而并非因为他是双重间谍和叛徒。
从美国的解密材料中，我们还知道，美国和陆军将领们一起积极挑动印尼共产党先采取行动。他们等待着有什么事件，可以用来作为借口的来谴责印尼共产党。艾地显然觉得有理由率先采取行动，并且有信心能够取得胜利，以至于掉进了陷阱。
9•30运动后，朋萧在评估对印尼共产党党员攻击的凶猛程度时，毫不犹豫地批评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他提出了很多人都在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印尼共产党没办法对付这些疯狂的攻击？朋萧的答案是，印尼共产党已成为一个只会听从上级命令的党。1965年10月1日之后，艾地藏匿在中爪哇，政治局也散伙了。艾地的指示，是等待苏加诺总统指出一条出路。这是一项为了和平而不抵抗的指示。
面对苏加诺都阻止不了的攻击，印尼共产党的领导显然没有能力改变其战略并组织抵抗：“后来艾地在中爪哇所到底做了什么，不清楚……艾地为逃避追捕居无定所，显然无法行使其印尼共产党主席的领导职能”。
萧了解，在20世纪70年代，面对苏哈托独裁统治，印尼不得不回到法治和公民权的原则：“觉得有必要返回‘法治’的原则，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被法庭公正地证明之前皆视为‘清白’）；确立‘公平审判’的原则（法院公平公正地审判案件）和重视《世界人权宣言》。”
朋萧巧妙地辩称，潘查希拉的 “人道主义”原则，或对“人性”的承诺，必须符合联合国在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UDHR）的定义：“所以，公正、文明地实行人道主义，不得另搞一套，这是全人类公认的人权，因此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
当几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赞同《世界人权宣言》时，没有更好的文件能表达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人类发出声音，用人权的语言发声。印尼人不能在秉持潘查希拉的同时，却否认《人权宣言》。在苏哈托统治时期，印尼人都培训过潘查希拉，却完全不知道《世界人权宣言》和自1948年以来已经通过的一系列人权公约。苏哈托政权拒绝签署许多人权条约，如1966年的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并发动不光彩的倒行逆施运动（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一起），以“亚洲价值观”之名破坏人权。只是在苏哈托政权倒台之后，印尼才得以加入国际（不只是“西方”）的主张人权的共识。
我觉得朋萧会赞赏埃及人权活动家艾哈迈德•赛义夫•埃尔伊斯兰（1951-2014年），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被军事独裁政权囚禁和折磨。他决定在监狱中成为一名律师，并采取有原则的立场主张人权。比如他了解酷刑是邪恶的，是必须反对的，不管是谁触犯了它：“我确认，没有人权而开展政治活动是没有用。共产党会悄悄地说，‘如果伊斯兰主义者正在受折磨那也没事儿，’伊斯兰主义者也会说，‘为什么不折磨共产党人呢？’”赛义夫的问题，也是朋萧要解决的问题：如何把对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与实现普遍人权结合起来？
朋萧在1981年逝世时年纪并不算很大，这是一个耻辱。他的死是应该归咎于苏哈托政权，监狱的恶劣条件毁了他的健康。苏哈托时代的大规模屠杀和监禁摧毁了许多印尼最优秀的、最光辉的生命。最优秀的作家、画家、知识分子和组织者被杀害、被永久性伤害、被噤声、被恐吓和被流放。取代他们的，是恶棍、心胸狭隘的军官、贪腐者和无能的机会主义者，一群乌合之众。随着朋萧的逝世，印尼失去了一个响亮的人权之声，他是我们应该记住的建国之父，在我们民族的共和国诞生，在制定最早的两部宪法的时候，他都在场。在苏哈托独裁政权最盛时期，他是一个明白人，聪明人，他提醒印尼的公民，他们确实要维护自己的公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