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胜与巴人、刘岩生死与共的战友情

 

       克胜是地道的先达土生土长的侨生。而巴人（王任叔）则是远在祖国浙江奉化的外江人；刘岩（雷德容）是山西平遥人，重洋相隔，素昧平生，他们是如何结为生死战友呢？他们的因缘际会就是爱国抗日这条红线。
       巴人和刘岩都是爱国进步的文化人士。在民族危亡时刻，于1941年由组织派往新加坡参与胡愈之等开辟海外宣传阵地，团结海外侨胞抗日救国，他们的身份是教师，分别在南侨师范学校和中华女中任教。而克胜是位血气方刚、积极投身爱国抗日的青年，他担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先达分会秘书、《苏门答腊民报》特约通讯员，除了参加抗日救济活动外，也不断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
       

        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巴人刘岩和胡愈之、邵宗汉等于1942年2月初离开新加坡，先后辗转流亡到印尼苏岛西部的巴雅公务。因人多且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不易隐蔽，遂决定疏散一些人到苏东去。
        正巧原在棉兰《苏门答腊民报》工作的爱国报人林革尘与胡愈之早有来往，《民报》被迫停刊后，林革尘改行跑苏西做生意，与胡愈之取得联系，胡愈之便托林革尘为巴人等在苏东寻觅隐蔽处。
        林革尘在《民报》任编辑时与克胜相识，他们又都是秘密抗日组织“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所以林革尘从巴雅公务路过先达便与克胜商谈安置巴人夫妇事。为了安全起见，巴人夫妇改名为何秀生、刘岩。林革尘一再叮嘱要绝对保密，连家人也不能透露。
        克胜是“先达通”，熟悉先达的情况，他再三考虑，认为郊区的马里辖较合适，那里有不少早期来先达的华侨经营菜园，养猪种菜；日寇南侵前夕又有一些侨商到那里建房或租房避难，其中就有他的亲戚。
       不久，邵宗汉先抵先达来了解情况。他和林革尘、陈松吟（影鹤弟弟）、克胜商议，考虑到巴人刘岩不懂闽粤语和印尼语，生活无人照顾，易暴露，否定了这方案。最后商定到许玉兰家隐蔽的方案。许玉兰的家在榴连街（现独立街）上段，靠近火车站，她家二楼空着，许玉兰是克胜的同学，热情爱国，又是先达“反盟”支委张琼郁的恋人，政治可靠，方便交流，她的父母还可以替巴人刘岩做饭洗衣服，生活方便。
       1942年10日，巴人刘岩乘长途客车离开巴雅公务前住先达，因路途遥远，汽车破旧，道路坑坑洼洼，没有准确的到达时间，克胜第三次到长途汽车站才接上他们，把他们送到许玉兰家。
   

        巴人与克胜的首次相见就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在回忆录《印尼散记》一书写道：
      “克胜是个非常热情的青年，但他全不把热情表现在脸上和言谈上。他非常文静，不善言笑，但他照顾一个朋友的时候总把朋友所需要的都想到了，当我们——我和小刘——在一九四二年十月间从苏西巴雅公务转移到苏东先达来居住的时候，他知道我们所乘的汽车大约可以到达的日子，曾经三次跑去汽车站迎接我们。而在我们一到的时候，他就把我们送到一家广东木匠的住家楼上，那房间里什么家俱都安排妥当了，就连肥皂、牙刷也不需要你自己再去购置的。那张突脑门长圆形的脸见了人总是笑笑。只见他经常霎着眼睛，仿佛这就代替了他的说话。我在他的身旁就好像得到一个伟大的卫士似的非常安心了。”
        安置停当后，克胜有空时就在黄昏时刻陪着巴人到火车站和先达旅馆一带，行人稀少处散步。一天，他俩正在转悠，迎面遇上骑车的李国海。国海与克胜打个招呼继续往前蹬。不一会，他又调头回来，停在巴人面前，问道：“你是王老师吗？”巴人大吃一惊，怎么小山城还有人认识我。国海接着说：“我是你南侨师范学校的学生李国海。”巴人定晴一看才认出。两人都十分激动，紧紧地握着手。国海意外的遇见心仪的老师，眼睛都模糊了。他向巴人说，先达还有几位你的学生：良赞、少青、邦豪。国海也是“反盟”的骨干，后来成为巴人的“交通”和“保卫”。巴人曾赞扬说：国海是我的一把手杖。他的《印尼散记》书中多次提到的“阿金”就是国海的化名。

         巴人刘岩生活有序后就迫不急待地组织秘密学习小组，为“反盟”及其外围组织的骨干讲课。讲授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基本理论知识，分析抗日形势，进行爱国抗日启蒙教育，大家收益匪浅，促进了抗日宣传活动，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
       1943年1月，巴人刘岩应邀到棉兰参与“反盟”总部的领导工作。同年9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日寇在苏岛进行大逮捕即“九二O事件”。苏岛两个抗日组织“反盟”和“苏岛华侨抗敌协会”遭受很大的破坏。巴人刘岩在“反盟”战友和爱国侨胞的掩护下分别疏散。巴人辗转半路店、先达、丹绒爪哇、蒂加罗洛，最后在新邦罗洛附近的菜园隐蔽。而克胜则躲藏在马里辖同乡的菜园里。
          一个月后，克胜的四哥打听到大逮捕的黑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日军也未到家里来搜查，便潜回家。巴人获悉后即托黄文泉转告克胜，建议他必需离开先达，随文泉去奇沙兰肥皂厂工作，作为职业掩护。文泉和克胜同属“反盟”的一个小组，文泉尚未被日军注意，可以公开活动。
        克胜由国海带到新邦罗洛和马达波罗看望巴人和张苞（“反盟”总部领导成员、宝蒂和华天的胞兄）。商定由克胜到先达、棉兰等地走一走，了解被捕和散落各地同志的情况。克胜马不停蹄地跑了棉兰、火水山和先达（含良赞与焕沾隐蔽的泗拉巴耶）三地，回来向巴人、张苞汇报情况。
        1944年三四月间，张苞隐藏的马达波罗告急，跑到奇沙兰联络站，克胜把他送到泗拉巴耶隐蔽。而克胜转移到丁宜郊区，在其表兄的帮助下开办肥皂厂作为新的联络点。
       巴人在新邦罗洛落脚不久，发现日本人的狗腿子又蠢蠢欲动。国海连夜把巴人送到利马布鲁火车站，画了一张路线图给巴人，让他到丁宜找克胜，打算到泗拉巴耶去隐蔽。
        为了安全起见，克胜骑车载着巴人到古弄格打兰附近的小火车站上车，在罗洛勿拉宜站下，骑车走小路绕过西利勿拉湾市区，沿着拉腊斯农场，穿过人烟稀少、杂草丛生的荒野走，傍晚才到达泗拉巴耶，与张苞、良赞、焕沾会合。

          关于这段路程的经历，巴人在他的<印尼散记>中有如下的追述：
        “克胜就把自行车向木棉树的缝间一条小径上开去。不久，他请我下车。他推着车，我跟在他后面走。我们越向前进越见不到路径。这是一个原生林啊！小径两旁的茅草比我们的人还高，密密麻麻的树林遮得空间一片阴暗，几乎是对面辨不清人脸。大嘴鸟在树上‘呷呀呷呀’叫着。只要一仰起头来，就看到满树枝爬着大大小小的灰色猴子，并且‘嘘唔嘘唔’的咬嚼着，争闹着。我们从一条小径要转向另一条小径去的时候，突然从前面送来一声：……”
         隔了一周，克胜又骑车去新邦罗洛接刘岩，为了安全，走另一条路去泗拉巴耶。途中遇倾盆大雨，两人被浇成落汤鸡。天色已黑，怕迷失方向，便改道去先达，在邦杰家住了一宿。次日，克胜感冒，四肢无力，由邦杰护送刘岩到泗拉巴耶与巴人团聚。巴人继续担负秘密的“前进报”工作。
          此后，克胜每月都骑车到泗拉巴耶给巴人刘岩送接济款、生活物资和书报等，使巴人刘岩度过最后的艰辛岁月。
         日本投降，巴人刘岩回到棉兰与胡愈之、邵宗汉等汇合，参与指导苏东地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和支持印尼的民族独立斗争。克胜也随去在《民主日报》工作。
    

        1946年，荷兰依仗英军的支持占领了棉兰地区，妄图重新霸占苏岛恢复其殖民统治，并压制当地爱国进步华侨的活动。不久发生了歹徒枪伤苏岛华侨民主同盟领导成员赵洪品事件，并扬言要杀害巴人等。巴人被迫转移到印尼统治的先达，继续开展活动。
      1947年7月，荷军发动第一次军事侵略行动占领先达并无理逮捕巴人，图谋驱逐出境，押送汕头，移交给国民党当局。这一阴谋事件是国民党驻棉兰领事馆与荷兰当局合谋策划。巴人被驱逐出境时，领事馆还派特务随船监控。
         荷军的暴行遭到民主同盟苏岛支部、华侨社团、印尼电台、新加坡和香港舆论以及国内文艺团体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为了巴人刘岩的安全，邵宗汉等商定安排克胜以记者身份随“万福士”轮同行，了解沿途情况。巴人刘岩被押在二等舱，克胜住三等舱，克胜和刘岩约定每天早晨在二三等舱楼梯口碰头互通情况。
        在胡愈之、饶彰风、萨空了等人多方奔走交涉下，巴人刘岩终获在香港避难的权利。党组织安排巴人在乔冠华领导的外事组和连贯负责的华侨委员会工作。
         克胜因荷兰领事馆拒发签证回不了印尼，巴人建议他留下，并介绍他到达德学院新闻系学习。在巴人倡导下，在达德学院学习的克胜、强声棋、伍英光等印尼进步华侨青年组织了印尼问题研究小组，收集、研究、整理有关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料寄回国内供有关部门参考。
       刘岩十多岁时就挣脱封建家庭的羁绊走向社会，投身抗日救国运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后，组织安排她到新加坡工作，之后流亡到印尼开展抗日活动。长期流离转战的艰苦生活，极大地损害了她的健康，抵港一个月后即病倒，尽管克胜和先达、棉兰等地在港的战友捐助医药费和输血三千CC进行抢救也无法挽回刘岩的生命。1948年5月24日刘岩不幸病故，终年仅35岁，英年早逝，战友们无不悲痛惋惜。克胜等五人联名写了一篇题为“给苏岛的朋友们”稿件给棉兰的《民主日报》，沉痛哀悼。   

 

        同年6月6日，苏东华侨妇女总会在棉兰为刘岩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苏东各地的各界代表六百多人参加。徐剑冬主祭，黄妙贤陪奠，吕慧英宣读祭文，丁韵清报告刘岩生平事迹。大会沉痛悼念刘岩的逝世，颂扬她为抗日救国、为祖国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高风亮节，号召广大妇女继承她未竟的事业。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追认刘岩为烈士，1958年她的骨灰移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948年9月，巴人奉命离港调至河北平山县中共中央统战部，任第二室综合研究组长、第二处副处长及侨务委员。离港前，介绍克胜认识了负责侨务工作的连贯。
         翌年，中央统战部在北京举办“青训班”，招收爱国青年。克胜通过连贯的关系北上参加“青训班”的学习。结业后安排在中央统战部二处工作。处长由统战部秘书长连贯兼，副处长为巴人。克胜在巴人领导下又在同一条战线上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对外关系扩大，为因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51年中央决定把统战部二处扩大为中央对外联络部。
        1950年8月巴人奉调外交部出任驻印尼大使，1952年卸任回国，后调至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克胜和巴人一直保持联系，逢年过节前往探望问安。
         反右倾时，巴人遭受不公平待遇，被康生诬陷为右派，遭到批判、撤职、罢官。“文革”时，又受到迫害，身患重病的巴人被押回奉化老家监管，1972年7月25日被折磨致死，终年71岁。克胜无比悲痛，怒不可遏。
         正义必战胜邪恶。无恶不作的“四人帮”及康生之流终被人民扫进历史垃圾堆，遗臭万年，极左路线获得纠正，巴人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
        1979年6月20日，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为巴人平反昭雪。追悼会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张致祥主持，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子野致悼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巴人生前友好及克胜等三百多人参加。巴人1925   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是我国当之无愧的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文学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战士。
        改革开放后，我国文化、出版、教育、研究等各界发起召开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来纪念和研究巴人。巴人一生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浩著，涵盖诗歌、小说、散文杂文、戏剧、理论批评、鲁迅研究、翻译、编辑出版等。全国有十几家出版社出版了巴人著作二十余种，其中有大量未问世的遗稿。
       克胜尽力支持巴人著作的出版发行，他不但自己资助而且亲自与国内外的老战友、乡亲联系，呼吁大家来支持赞助，其中陈洪和龚瑞花提供了大力的赞助。

        1991年10月19日适逢巴人诞辰90周年，第三次全国巴人学术讲座会在宁波举行。克胜作为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代表前往参加，同行的有陈永祥（影祥）。克胜在大会作了题为“怀念巴人同志”的发言，回忆了巴人在印尼进行秘密抗日、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和支持印尼独立斗争的事迹。克胜深沉地说，巴人既是我们的好领导，又是我们的好老师，我们会永远怀念他。会后，亲临奉化大堰村墓地瞻仰祭奠巴人，并拍下照片作为永恒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