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先生与《共学社》——先达往事

巴人先生与《共学社》——先达往事

   作者: 深圳 王谦宇

1946年6月，巴人先生在先达日里影院做时局报告，由陈丽水担任翻译。

《共学社》是巴人先生在先达组织成立的一个学习团体，《共学社》这个名字也是巴人先生起的。1946年6月，巴人先生从荷占领区的棉兰转移到先达来，先达当时是印尼独立政权苏东州的首府。在先达，巴人先生担任华侨总会联合会的顾问，除了继续指导华侨爱国民主运动，支持印尼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外，他致力写作，并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用于青年干部的培养教育。开初是定期举行学习讲座，每星期一次，主题是国内国际时事评论，以及青年如何自学进修的问题。47年初，为了更有系统地促进青年干部的理论学习，巴人先生建议成立《共学社》。

《共学社》的成员是青年会、妇女会和教育工会的骨干，人数约四五十人。学习方式是讲课、自学和小组讨论相结合。每星期上课两次，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下午。《共学社》开设两门课程，《文学概论》和《哲学》，此外还穿插着几个有关群众运动工作方法的专题讲座。巴人先生亲自讲课，两门课程都编写了讲义印发给学员。巴人先生曾经说过，人活在世上，要有一个哲学的头脑和一个科学的态度，还要有一点文学的趣味，或许这就是《共学社》开设两门课程的因由吧。

巴人先生讲文学，重点是讲文学来原于生活。先要做人，做一个革命者，才能写出革命的文学。他灌输给我们一些文学知识。学员中除了少数读过先生的《文学读本》，大多数是在课堂里第一次听到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弗里奇的名字，也是第一次接触了诸如“典型"、”形象”、“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些生疏的文学专词和概念，知道了文学艺术原来是起源于劳动，而不是作家的笔。

课内和课外，先生都提倡读书。他说，只有读书，才能扩张自已的知识；马克思的书、文艺作品都要读，尤其要增加自己的历史知识。一个时候，他看到我沉迷于历史书的阅读时，十分高兴，给以鼓励。他说知识不丰富，生活的意义就不能理解得深刻和透彻。他还说，本本的书要读，生活的书更要读。鼓励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去锻练，在生活的旷野上去驰骋”。他担忧我们的是浅薄无知，只会呼口号，重复几句革命“八股"。有朋友以为，巴人既是一个文学家，对于自己的学生，理所当然的是鼓励他们从事写作，走上成就为文学家的道路。其实不然，在同先生相处的日子里，对我们这一群，他从来没有作过这样的指引。唯一的例外是在他被驱逐出境，临行之前写给先达同志的长信中，对我和郑钦镁所作的嘱咐，鼓励我们两个要争取回香港求学，说钦镁可以学文学。他在信中写道：谦宇喜读历史书籍，可以选择历史或其它的社会科学科目去学习。钦镁爱好文学，达德学院有文学系，可以向文学方面去发展(大意如此，原文记不清了)。经过努力，我和钦镁终于跟随先生的足迹到香港，入读香港达德学院，我读经济，钦镁读文学，他拜在黄药眠、锺敬文等文学大师门下。在屯门海畔，青山脚下，时时闪动着这个徜徉在文学天地的先达书生文质彬彬的身影。在文学系的刊物上，也时有署名“青梅”的清丽的文字。但是钦镁终于没有走上文学之路。1949年北上，先是入“华大”改造思想，后是当兵去抗美援朝，再是到外事部门做翻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晤面，虽翩跹风度稍逊当年，而对于没有做成文学家，似乎也没有失落的感觉。不知他是“身不由己”，还是记住了巴人先生“不做空头文学家"的教导。

巴人先生的课是十分生动的，宁波口音的普通话，开始时有些不好懂，熟悉之后却觉得这种带有吴越古语的音调，听起来别有韵味。他词语丰富，民谣、诗歌、寓言、故事，随手拈来，引人入胜。一次他竟然在课堂上用印尼语念起印尼民谣(Pantun)来，他念道：

    Terang terang bulan，(月儿光光，

    Bulan pernama；       月儿圆圆；

    Marilah bulan，      来吧月亮，

    Kita bersama。        我们做个伴。)

巴人先生印尼语说得不好，宁波口音引人发笑，不过他对印尼语言文字的造诣，却不由不让你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可能不是第一个印尼民谣的发掘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把印尼民谣引进中国文学的第一人。他在他所创作的剧本《五祖庙》里，借那个能歌善舞的爪哇少女Melati，唱出多首优美动人的印尼民谣，而其中的若干首竟然是巴人先生自己的创作。其中的一首是这样：

Orang Tionghua,tak boleh pulang,（中国人啊，回不了唐山，

Angin selatan ,sebelun（m）datang.   南方的信风，还没有吹来；

Djiwa bernjala membakar badan,    心火熊熊，燃烧躯体，

Siapa berani membunuh  orang.    谁人敢起来，把敌人杀害。）

巴人先生教授我们学哲学，目的是要青年有一个犀利的分析生活处理人生的思想武器。他在讲课中联系自已，说如果自己早些懂得辩证唯物论的思维方法，对于后来的创作会是大有不同的。哲学之于先生，不是干巴巴的理论，他用庄周之梦蝴蝶，蝴蝶之梦庄周来说唯物与唯心；他用“朝三暮四"和乡下人吃包子来讲量变质变的关系，真正是深入浅出了。

     巴人先生在《共学社》讲工作方法，为的是教给青年在实践中要讲求群众路线。当时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刚刚传到海外，巴人先生选择其中的若干章节，印发给大家学习。讲课时他举了一个吃火锅的例子，生动有趣，虽然事隔多年，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没有忘记。

     他说：搞群众工作要有一个核心，这是十分重要的，就像吃火锅，印尼华侨叫做生锅的，中间要有一个炭芯子，把炭火烧旺，让火锅周围的汤水沸腾起来，鱼呀，肉呀夹到锅里一烫，就可以吃起来。群众工作也是这样，要有一个坚强的核心。有了核心，群众才能凝聚，运动才有方向，才能扩大和持久。缺乏核心的乌合之众和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巴人先生既是坐而论道的演说家，又是脚踏实地的践行者。战后苏门答腊东海岸，尤其是高原小城先达，华侨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潮流浩荡，是和巴人先生的指导以及他所提示的组织思想和工作方法分不开的。

《共学社》是一个园地，巴人先生是一个播种者，在辛勤的耕耘之后，撒布在泥土里的种子会萌芽茁长，开花结果。这不正是自然生命和人群社会生生不息起伏行进的规律吗。

当着人们享受着收获喜悦的时刻，会记着那个播种者吗。我想，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