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達是我出生的地方，西馬龍温(Simalungun)是哺育我成長的土壤，周邊有茶園、橡膠園、棕櫚樹園、咖啡園等。
我是喝先達水－Babies長大的，水是清甜、温馨水，沒有污染。我是呼吸先達清新的空氣大的，這是從馬達高原東坡、多峇湖畔吹來的氣流。 我們講的是先達國語，這是一種非常特殊、帶有強烈地方色彩，又跟國語密切相聯的方言，只要你一講起先達國語，不論是在天涯海角、不論在世界各國、各地，都會立刻相認是先達鄉親、先達故友。先達國語把遍佈全世界的先達鄉親、先達故友聯成「先達一家親」。 我在先達長大，經歷荷蘭殖民統治、日本軍國主義侵佔、印尼民族獨立運動三大時期。我們的父輩，像郭懋欽、陳於勝、鄭子經、張谷和、周清木、鄧衡山、陳洪、陳文博、王定一、洪吾情(甲必丹)、王振漢等都是滿清末期出洋到印尼謀生發展的福建、廣東鄉親、鄉里。 我算是第二代虛渡年華八十五載的土生先達人。和我同輩、同學現仍健在的有：吳國勝(K.O.K，印尼馬達民歌《寶貝》Butet的收集、編纂者)、陳瑞良(在法國巴黎)、吳健如(厦門大學)、饒鐵生、楊國堅(北京)、張桂昭(天津)、張愛群(福州)、張松聲(椰城)、黃文和、張育文、林淑明(皆在香港)等。 我們的老師輩、兄弟姊妹輩健在者有：王謙宇(在深圳)、林克勝(北京)、蕭邦傑(廣州暨大)、鄭廷琛(印尼多峇湖)、曾加廉(巴厘)、陳少英(香港)、葉木英(北京)等。已故的有黃文泉、張谷和、陳麗水、張瓊郁、李國海、伍煥沾、陳斯剛、陳瑞蘭、黃妙賢、陳友蘭、周泗來等。 荷蘭殖民統治時期(1907~1942年)，我只是十幾歲的小童，印象不深。日本統治時期(1942~1945年)，蘇北華僑展開了抗日愛國民主運動，1943年9月20日，日本進行了震驚全蘇島的對華僑的大檢舉、大逮捕的「九、二Ｏ」事件，英勇犧牲烈士的英名永垂青史。日本的統治把印尼前宗主國荷蘭勢力驅逐出去，並推動了印尼争取民族獨立運動。 中華學校(現稱蘇丹阿貢學校)在日本統治時恢復了華文教育，我報讀初中二年級。中國解放戰争時期(1945 ~ 1949年)，由於國共的內戰和紛争造成了先達華僑、華人社會也分裂為兩派：親國民黨的「藍屁股」和親共產黨的「紅屁股」。先達華僑總會是華僑各界聯合組織。兩派争奪中華學校的管理權造就了印尼官僚的貪污、受賄，大把大把的錢白白送上門去。鷸蚌相爭、漁人得利，據說，無謂的撒銀子，足足可以再建幾所中華學校。後來，先達華僑總會先輩們學精了，籌款集資蓋起了先達華僑中學。 我從棉蘭華僑中學最高班高中第3組畢業後，回到先達華僑中學任教，直到1956年離開先達，追求憧憬、奔向理想，回國升學了。祖國解放戰争的節節勝利給海外(包括印尼)華僑、華人極大的鼓舞和激勵，先達山城，一方面是敬慕祖國解放戰争勝利所造就的福祉和成就，另一方面是得力於巴人(王任叔)等人帶來的「民主革命」新思潮，使這個蘇北第二大城市成為聞名遐邇的「小延安」。 當年，日本侵略了大半個中國，國內許多愛國進步文化界人士像胡愈之(流亡新加坡)、郁達夫(流亡印尼巴爺公務)、王任叔等，陸續流亡到海外，特別是新加坡、馬來亞、印尼等是他們安全的避難所，巴人輾轉到了先達，住在STO一間房室，室內擺滿圖書，我也曾經造訪過。巴人在先達，指導和推動蘇北華僑商人、青年、婦女開展反法西斯斗争，進行愛國進步活動，他曾在先達舉辦青年學習班，宣傳革命理論，我沒有參加，內容不詳。 1952年12月在先達召開第三屆蘇北青總代表大會，這是先達人的光榮。在這種「紅色」革命理念的渲染下，先達青年掀起了回國熱潮，被看成青年所追求的最富有理想的前途。回國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我也在這種急流下，於1956年3目22日毅然離開先達回國升學。 我查閱2010年版的《先達鄉友通訊錄》，登記在冊留在香港的先達鄉友人數近四百人，不包括沒有登記，也不包括繼續留在國內或遠赴世界各地的鄉親。據估計，當年回國的先達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人數在五百以上，一千以下，佔據先達年輕人階層的很大比例了。後來，我們許許多多人又出國了，有的相聚香江，有的遠奔世界各地。 目前，我們先輩，一代又一代，鑄造的「先達情」，把我們從印尼、國內、香港，直到世界各地的先達鄉親凝結成為「一家親」。3月22日將在雅京舉行的「2015年世界先達人相聚雅加達」，又一次充分洋溢着熱烈的、温馨的「先達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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