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4年生于先达，那年印尼还在日本侵略的铁蹄下。我的出生没有给家人带来喜悦，也没有人为我庆贺。后来我的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病重。由于战时缺医少药，在我才8个月的时候，父亲就离我们而去了。 那是多么艰难的日子啊，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5人，还有一个年迈的祖母。每每想到母亲千辛万苦地把我们抚养成人，我就为我的母亲感到骄傲，她在我心目中是最伟大的母亲。母亲早出晚归在一个烟厂里做工，为多赚点钱贴补家用，晚上她还把烟丝带回来用手摇机器卷烟。后来她辞去了烟厂的工作，在附近小学校里开了一个小卖部勉强维持生活。虽然生活艰辛，但她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从不怨天尤人。工作之余，她爱哼哼小曲或看看报纸；她没有上过学，但自学认得字；她心灵手巧，做的纸花可以以假乱真。 我能有今天的成就，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我的母亲的教诲，是她用无言的身教告诉我要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才能取得成功，是她告诉我如何去爱周围的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要帮助母亲做事。那时，我深深懂得，要让母亲高兴的最好办法是——在学校里是勤奋好学的高才生，在家里是勤快懂事的乖女儿。不论是读小学还是中学，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由于学习优秀，学校每年都免去我的学杂费。
我上初中时，就开始半工半读，给两个中学生当家教，在当时实属不易。除当家教外，课后我还要帮助我的奶奶糊茶叶袋子，然后和奶奶一道把一大箩筐的茶叶纸袋子送到茶叶厂。我奶奶是缠过脚的小脚女人，我与奶奶拖着大箩筐穿过马路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可当时，我很不情愿，感到很没面子。我羡慕有钱的同班同学，他们不用半工半读，他们不用拖着大箩筐穿过马路。但是当我长大后，我渐渐懂得艰难的环境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更能锻炼人。 我第一次离开家是小学毕业学校组织我们到外地旅游。我们去了奇沙兰和亚沙汉两个地方。我们没有住在旅馆，而是住在一所小学里。不管怎样，毕业旅游是件快乐的事。也许是第一次出远门的缘故，至今做梦还经常见到当时的景色——一轮明月当空照，满江河水清又清——清贫的童年，快乐的童年。 初中毕业，学校又组织了一次毕业旅游。这次我们到旅游胜地——马达山。那里气候凉爽，当地居民个个脸色都是白里透红。因为照了相片，所以比小学旅游的地方记得更清楚。我们全班同学住在教堂里，在一家福州饭馆就餐。除这两次毕业旅行外，我还有几次到海边或乡村玩过。我记得有一次我和表姐在乡村的路上迷了路，我们在树林里走来走去，突然发现有一个榴莲正从树上掉下来。我们高兴地拣起来，一高兴，回去的路也记起来了。 当我迎来第16个春节时，不幸的事情降临了。那是1960年的春节，年初四那天，和以住过年一样，我们全家到电影院看电影。看电影之前，我们先到朋友家拜年，我母亲突然感到不舒服，呕吐不止。当时我们也不太在意，以为只是一般受凉身体不适，我姨妈陪她回家，我们继续到电影院看电影。电影刚要放映时，屏幕上打出这样的字样——“朱炳志、朱月珍，你们的母亲病重，赶快回家。”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等我们跑回家时，母亲已断了气。她一句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就静静地走了。年少的我们，没有了父亲，又没有了母亲，兄弟姐妹们只有在悲伤中擦干眼泪，自立自强。
母亲去世不久，印尼又开始排华了。祖国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派船来接受迫害的侨胞。学校决定保送8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乘坐接侨船回国深造，我是其中的一名。从通知回国的消息到启程回国，总共只有一周时间。一切匆匆，我又兴奋又依依不舍，姐姐送我到码头，一条彩带连接着我（在船上）和姐姐（在岸上），当轮船缓缓驶出港口出时，彩带就被拉断了——就在那一刻，我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土，告别了所有的亲人和朋友。 生离死别在60年代的第一年都让我经历了。那时，我才16岁。
附简历：朱月珍，女，1944年生，福建厦门人，出生于印尼先达市，1960年6月回国，在广州读高中，1962年9月至1967年6月在华中工学院读本科（前三年主修无线电工程，后两年转修英语。）1967年7月留校任教至退休。1976年被借调到湖北省化肥厂担任美国专家翻译，1987年被借调到湖北省有线电厂并前往西德西门子公司担任培训小组译员，1989年被聘为全国硕士研究生英语考试命题小组成员。1990年2月至1991年8月在美国新泽西州迪更森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91年8月学成回国。1994年晋升为教授，1995年获宝钢教学优秀奖，2000年获校优秀研究生导师奖，2001年被聘为河南省平顶山市师专名誉教授，2003年受聘为对申请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进行评议的专家。2005年退休。曾任湖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三届常委、2009年7月荣获由中国侨联、国务院侨办颁发的“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归国华侨联合会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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