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镇和中国驻印尼使馆在亚非会议期间
刘海风 2015, 6, 12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一次有重大、深远历史性影响的国际会议，是二战后摆脱了殖民统治，争取到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列强参加的情况下，自己讨论与亚非人民切身利益有关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展现了大智大勇，亲自率团参加这次会议，呕心沥血，折冲樽俎，化解了会议中出现的危机，引导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和他领导的使馆，上下齐心，竭尽全力，为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中的各项活动，出色地完成了配合、保卫、服务工作。 为中国参加亚非会议铺路黄镇1954年11月16日到达印尼。 中国和印尼虽然在1950年4月已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在黄镇到任前，约有三年中国驻印尼大使缺位。而印尼也是在同中国建交后的第四个年头，才向中国派出了大使。在印尼，台湾设立的“中国国民党雅加达特别支部”一直还敢公开挂牌活动。那时，两国间的了解，友好关系都远远不够。 离开中国前，周恩来总理向黄镇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为反帝、反殖的主要革命力量，要支持、推动这个力量发展。印尼等五国倡议召开亚非会议，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行动，要积极支持，推动开成，开好。 黄镇牢记周恩来的嘱托，到任后很快拜会了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外长苏纳约，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支持印尼等五国倡议召开的亚非会议，阐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主张发展中、印尼的友好合作关系，希望加强经济、文化往来。 从12月2日至13日，短短十来天，黄镇又在翻译陈丽水陪同下，密集拜会了印尼副总统、议长、总理及国防部、司法部、交通部、文化部、内政部、财政部等部部长和雅加达市长。不久，又陆续拜访了劳工部、宗教部、福利部等部长。通过这些拜访，黄镇不仅了解到印尼上层的真实想法，而且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政策，增进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 在这期间，黄镇还同印尼外交部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加尼和亚洲司司长苏加尔佐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朋友关系。他们向黄镇详细介绍了印尼筹划亚非会议的前前后后，并说出了对会议能否开好的担忧。黄镇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政策，指出亚非各国的共同遭遇，共同利益，共同特点，共同语言。 1954年12月底，五个发起国总理在印尼茂物开会。12月29日会议发表公告，宣布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的最后一周在印尼举行，邀请信由印尼总理代表五国发出，包括邀请中国参加。因为在此之前，五国对是否邀请中国意见不一，黄镇和使馆的同志对会议结果有点儿担心。会议一结束，黄镇迅即得知了结果，并立即向国内报告。由于报告的情况迅速，准确，使馆得到了国内表扬。 之后，黄镇又遵照国内指示，同苏加诺总统，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印尼外交部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加尼等人就亚非会议一些问题进行商谈，交流双方的观点，进一步为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做了铺路工作。 全力以赴保证安全 万隆亚非会议前夕，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这一事件是台湾国民党特务为谋杀周恩来总理，破坏亚非会议，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手造成的。 早在2月中旬，已经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准备乘机谋害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代表团。保卫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安全，成为黄镇和使馆日夜关注，不敢丝毫松懈的首要工作。 然而，临近会议召开之际，4月11日，不幸事件发生了。中国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于下午6时30分在距北婆罗洲沙捞越的古晋100海里处上空爆炸坠海，机上的中国代表团3名工作人员，5名记者和波兰、奥地利、越南记者各一人，都遇难了。 那天，使馆人员正在忙着为代表团收拾布置住房，发现去机场接人的同志回来都低着头，情绪低落。大家忙问怎么啦，得知飞机没有接到，可能出事了。很快，广播证实了飞机爆炸坠海的事件。黄镇当时一直守候在办公室，急迫地核实着每一个消息。当飞机失事得到证实后，他立即派出武官茅琛，总领馆领事黎笑村和翻译胡训陶三人赶赴失事地点调查处理。印尼政府也派出了调查组。武官等人只带回了打捞上来的中国遇难人员的一些遗物，有已被海水浸泡过的蓝色制服、皮包和部分礼品等。 残酷的现实，让黄镇和使馆工作人员万分悲痛，加倍提高警惕。黄镇一方面动员全体使、领馆人员采取一切措施精心安排，一方面与印尼方面密切联系，依靠印尼有关部门加强安全警卫工作。4月13日，黄镇约见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告诉他，中国政府认为这次事件非常严重，是和平的敌人的破坏，要求印尼政府密切注意防止破坏份子进一步的阴谋活动，加强警卫工作。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表示，保证努力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各国代表团的安全，警惕和平的敌人的破坏活动。 事件发生后，周总理不但没有被吓到，反而向劝阻他的同志做工作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4月16日下午5点30分，周总理一行抵达雅加达机场。当时机场警戒森严，岗哨林立，密密层层欢迎的人们都站在警戒线以外。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走下舷梯后，首先受到印尼外长苏纳约和黄镇的迎接。 周总理往外走时，黄镇和临时加入代表团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马上一左一右把周总理夹在中间，使、领馆的全体外交官和新华社的记者都簇拥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周围，筑起层层人墙，保护着周总理往外走。 在机场门口，等候的汽车事先已编好了号。从安全考虑，为了转移视线，使馆准备了三辆同样的汽车，每辆车上都插着中国国旗。临上车前，黄镇和杨奇清机警地交换了一下眼神，随即改变了乘车的次序。两人拥着周总理上了第二辆车，陈毅副总理上了第三辆车。急忙中，黄镇夫人朱霖看到黄镇向她摆了一下手，立即会意拉着翻译陈丽水上了第一辆车，紧随开道的警车，驶出了机场。沿途夹道欢迎的人群都误以为周总理在第一辆车上，纷纷挥手致意。朱霖也煞有介事地向外挥手致意。后来她回忆说：“我当时想，如果有破坏份子搞破坏，要打就打我，我代替总理吧！” 周总理和代表团去万隆前，需要在使馆住一晚。黄镇和使馆同志事先已做了周密准备。黄镇安排周总理住在他的房间，陈毅副总理住在陈叔亮参赞的房间，代表团其他成员住在使馆其他同志的房间。而使馆的同志，除参加通宵巡逻者外，大都临时睡到了使馆楼下的过道里。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保证了代表团成员的休息，又便于保卫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安全。 那时，印尼国内存在有外国背景的叛乱武装。使馆经研究，为避免在途中遭遇武装袭击，同印尼政府商定代表团乘飞机赴万隆。 令人难忘的是，周总理到印尼参加亚非会议，成为印尼华侨的大事。他们在使馆协调下，专门组织了支援委员会。万隆分会为了支援中国代表团的各项活动，保证周总理的安全，成立了秘书组、食品采购组、住房组、家具组、车辆组、洗衣组、翻译组和记者组等，分工负责。他们还特地邀请曾为中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做过贡献的万隆洪门洪义顺公会，来担任保卫工作。在迎接周总理的车队时，他们还安排一些会武术、身强力壮的大汉，分散在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中。 当使馆同住房组代表商谈为周总理选择住房时，他们都表示欢迎住自己家。最后挑选租用的是郭贵盛先生的别墅 — 达曼沙里路10号。这处房子位于万隆市中心的一个独立高坡上，便于警卫，离会场又近。郭先生非常高兴，感到不胜荣幸。 同家具组、车辆组商谈的结果是，各家的家具都用一些，车辆组的160多辆车，日夜分批，轮流值班，才让大家满意。记者组则把各城市的侨报记者二三十人，串联起来，不论周总理走到那里，他们就跟到那里，组成一个内圈，既维持了次序，又保卫了总理。翻译组大多是侨校学生，能参加代表团的工作，让他们无比自豪。 4月18日，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大厦开幕。第二天午后，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使馆派人开车赶到代表团驻地，将一份特急件交给了黄镇。他打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员写给黄镇的一封匿名告密信。信中称，国民党直属支部于3月份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28个人的敢死暗杀队，任务是暗杀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成员。他们不但每人已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领到印尼币20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 黄镇看后，随即将信递给了在场的杨奇清。杨一看也不由得一惊。这封信进一步证实了此前获悉的情报绝非子虚乌有。美国为破坏亚非会议，不但派出了一个成员复杂的庞大的“记者团”，而且其特务机关还指使蒋介石在印尼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尼的武装匪徒相勾结，准备在会议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毛人凤等已匿居在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苏加武眉地区，坐镇指挥。有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前车之鉴，黄镇和杨奇清当然非常重视这封信。他们立即和代表团警卫组一起，研究了一个意见：就此情况以中国大使馆名义写一份备忘录，递交印尼政府。备忘录起草后，先送陈毅副总理。他看后气愤地说，“他们还要搞暗杀！杨奇清你马上开会，代表团全体包括使馆做动员进行严密部署，保证总理安全，人人都要做警卫工作，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又交给周总理，周总理完全同意，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尼政府负责，要他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会顺利进行。” 当天夜里，黄镇和杨奇清约见总统卫队长，要求他把匿名信的内容马上转告苏加诺总统和印尼政府，并要求他们加强警卫工作，同时说明已把使馆备忘录送交外交部。对方表示一定立刻转告，并当即拿起电话打给有关警队，要他们向中国代表团驻地加派巡逻队和警卫。印尼政府接到备忘录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外围的警戒，还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警力加强会议的保卫工作。据说对秘密暗杀队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又专门为周总理派来了军官和警察作为随身护卫。 在会议期间，黄镇只要没有其他活动，总是陪伴在周总理身边，随时准备用自己的身体去保卫周总理。 各尽所能，上下齐心，做好配合工作 黄镇深知周总理亲自率团参加亚非会议关系重大，也深知只有举全馆之力，扬各人之长，才能做好配合工作。他在使、领馆内进行了总动员，并严密分工负责，如参赞陈叔亮、康岱沙夫妇负责调研，搜集各方反映情况，及时提供代表团参考；参赞钟庆发是个“印尼通”，负责同印尼有关部门协调联系；武官茅琛为保证周总理的安全把全馆人员分成若干组，各司其责，后又和领事黎笑村负责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善后处理；副武官易非带领武官处的同志轮流做周总理专机的昼夜警戒工作；总领事赵仲时和其他领事负责安全保卫，同华侨联络；办公室主任国鹰负责代表团的生活和伙食管理。 临近会议，黄镇又动员全馆上下，对代表团的后勤保障和安全保卫工作，再做全面细致的检查。当时发现使馆招待大厅陈旧、狭小，他亲自指导对大厅的改造和布置。花钱不多，扩大了面积，使之可以举行五六百人的招待会。他还动员使馆人员到时把较好的住房让出来给代表团使用，为此带头把自己的卧室腾出来给周总理住。
周总理要求自己非常严格，使馆无人知道他的饮食嗜好。周总理卫士长成元功悄悄地找朱霖说：“邓大姐让我告诉你，总理生活上没有特殊要求，最多就是爱吃点儿面条或小包子之类，吃点蔬菜。”朱霖听后很感动，觉得总理这样操劳，可生活上这么简朴。从第二天起，她就设法多弄点儿蔬菜，尽量让总理吃得满意。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许多已建交或未建交国家的代表团进行了广泛交往，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对会议成功起到了积极作用。周总理更是以过人的精力，无比的勤勉，除参加安排得很紧的会议议程外，还在会外开展大量的会晤和宴请活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早上7点半就开始了，晚的竟至凌晨一两点还未结束；有时一晚上请两次客，6点请了，11点再请一次。黄镇全力协助安排，抽出使馆最好的厨师、公务员和管理员，在当地爱国华侨的大力支持下，圆满地保障了周总理和代表团全体成员的各项活动，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 周总理请的客人中，既有已建交国家的如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等；也有尚未建交国家的如埃及总统纳赛尔、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科特拉瓦拉、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泰国旺亲王夫妇、菲律宾外长罗慕洛等；还有尼泊尔、也门、叙利亚等国的代表；以及来自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和黄金海岸（今加纳）的代表。周总理把他们都一一请来，对他们很尊重，同他们一起吃饭、交谈，态度诚恳、热情，平等相待，以理服人，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建立了友好情谊，不仅推动了亚非会议取得成功，而且为促进与未建交国家发展关系以至建交打下了基础。 周总理出访，没有夫人陪同，因此只要外国代表团带夫人来的，他总是要朱霖参加，帮助他招待客人。这对于朱霖既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又是一个相机做工作的机会，如接待后来担任多年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亚非会议期间，黄镇个人也全力以赴地做了大量配合工作。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除了和廖承志一起出席文化委员会的会议以及参加代表团的其他各项活动外，还以中国大使的身份，通过各与会国大使或其他途径，积极安排各种会外活动，阐述中国的主张，协助周总理推动会议圆满成功。 亚非会议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成功来之不易，是与会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以其非凡的智慧，杰出的外交才能和高超的谈判艺术，引领会议绕过暗礁，化解危机，推动会议前行，赢得了与会各国代表普遍的高度赞扬。黄镇和他领导的使馆，为配合、保障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各项活动顺利进行，上下齐心，竭尽全力，也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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