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安之处就是家——回忆趣事
雅加达 张育珍 我出生于棉兰，六岁时父亲在先达一家板厂当经理，我们全家就搬到先达。我们住在谭林街板厂办事处。我和育文哥就到“先中学校”读书。不久，日本鬼子来了，白天晚上都会响警报。有一晚，我们睡得正甜，忽然警报响了，母亲马上吹熄灯，叫醒我们，摸黑带我们躲到屋后“防空洞”里。白天有警报更糟，有一次，母亲正在做饭，我正在洗澡，全身都是泡沫，也得匆匆忙忙跑进“防空洞”，“防空洞”里又暗又闷，躲在里面真不好受。
那时市面很乱，接着学校停课了，父亲送我们到工厂去避难。徐儒农伯母带着素蓉、旭彬、泽彬、华彬和我们一同去。另一家母亲是“娘惹”，他家女儿剪短发，穿男装衣，我们叫她“哥哥”。我们住在河边的板屋，刚到时，见到小河很高兴，就下河去玩。真不幸我的脚被水蛭吸住了。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水蛭怕口水，于是文哥他们都向我的脚吐口水，才把水蛭除去，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敢下河去玩了。 有一天，我们站要桥上钓鱼，不小心全弟跌进河里去了，我很快跳下河里，拉着他的手，文哥他们也下河来帮忙，最后是一位叔叔把我们救上来的，那时全弟刚会走路，他长得黑黑胖胖、眼睛大大，蛮可爱。真没想到全弟那年没被水冲走，四十多年后（1983年）育全弟还是因为出海钓鱼，遇风浪沉船溺毙。
我们在那儿住了半年，雨季来临了，我们住的房子淹水了，父亲带我们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住。我们到树林去玩，看见一只“大猫”，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可能是只小老虎。晚上听到老虎的吼叫声，证实是老虎，母亲再也不许我们到树林去玩了。那时日本人已占领苏岛，父亲接我们回先达。 不久，我们搬去Kandang Besar住，文哥和武弟就到“中华学校”读书。我第二年才入学，从二年级读起。我们班是“少慧级”，我和陈素莲、周玉钻、吴莲女、陈玉凤等常在一起。中午喜欢到素莲家听她弹钢琴，有时到公园去玩。有一次，玉钻带我们到她哥家采水果，回到学校迟到了，是刘毅老师的课，结果我们都被罚站。 玉钻同学回厦门探亲，我们班开茶会欢送她，我和莲女合作做九层糕。我们把做好的糕送去为她饯行。在送去的路上，我们打打闹闹，不小心把糕打翻在地。玉钻从厦门回来后就有了“厦门小姐”的雅号。至今提起“厦门小姐”先达人都知道是她，她长得标致，完全配得起这个称呼。 有一年，中华学校创办人，很有名的侨领陈顺丹老先生过世时，我们全校师生都去送殡，表示对他的尊敬，然后我们学生每人都得到一个红包。 六叔张绵松、六婶龚瑞花因在棉兰参加抗日运动，为了躲避日本人，到我们家来住。那时他们同志有几位已被捕关在先达监狱里，为了想见他们，六婶时常带我和文哥到监牢对面朋友家。
我们在屋外玩，见牢门有人出入，马上通知六婶。有一晚，有几个印尼人来我们家搜查，第二天，六叔和站婶只好搬到菜园去住。我和文哥有时会送些吃的和日用品给他们。六婶还在我们家产下堂妹如友。 小时候，我不爱读书，像个男孩子，整天跟着哥哥和弟弟到处玩。黄木贤和我同班，又住在我家隔壁，他每晚都会把所有的课本很大声的读出声来，我在窗外听，文哥叫我温习功课时，我就说我学会了。 印尼独立运动时，荷兰人进攻先达。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忽然枪声响了，老师叫我们躲在桌子下，我害怕，哭了。可枪声还是响个不停。接着下一场很大的雨。雨停后，枪声也停了。文哥带着两个弟弟来接我，我们到职工会找父亲。父亲带我们回家，路上看见很多尸体，真可怕。
1946年，珠珠出生了。第二年十二月，我们家又添多一个弟弟。为了帮母亲照顾弟妹，我休学了。那年我刚上四年级。在“中华学校”两年半里，我学到很多东西，认识很多好同学。现在除了李荪梅和孔炳吉常见面外，其他的同学都不知道哪里去了？非常想念你们，我小学的同学。 我不喜欢黄凤招老师，因我没能准时交学费，她用尺打我手心。那学期武弟和我同班，她把武弟的算在我“手”上，结果我被打两下，那时我很伤心和难过，很委屈的哭出声来。回到家还在哭，母亲知道后，也跟着掉眼泪。我最喜欢的是钟卿云老师，她像姐姐一样爱护我、关心我，教我功课。我们班去郊游时，一路上她牵着我的手，拿东西给我吃。她结婚后，还带我到她夫家去玩，又教我绣花，可惜她很年轻就过世了，我永远怀念她。 春节前后，观音庙有庙会，请潮州戏班来演出。我们邻居都是潮州人，也很爱看潮州戏，我更不用说了，可能是因为我还在娘胎时每天都在听母亲讲故事吧。
当年，祖父到唐山去选媳妇（母亲和三婶），知道母亲识字又会唱“歌册”（内容是一些历史故事或传说，如山伯英台、陈三五娘、狄青征西等，每句七个字，要用潮州话唱），买了很多部“歌册”带回印尼，母亲一嫁来棉兰，每天除了工作外，还要唱“歌册”给祖母听。在先达时，邻居和亲友也常来我们家听母亲唱。观音庙演戏时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除了下大雨，我们每晚都会去看戏。庙会上有我爱吃的麦芽糖和冰棒。我们又相约一起做潮州糕，然后到观音庙去拜拜。母亲还给我们每人都抽一支签。 有一年，通往观音庙的桥正在修建，见有人走左边的小水沟，我们也跟着走。我一手把妹妹，一手提篮子，走在最前面。走没多远，往下一看，哇！水那么深，再向前看，糟了！还有这么长的桥要走。我一害怕，不敢再走了。妙娥的母亲走在我后面，她问我：“你为何还站着不走？”我说，“我怕，我想倒回去。”她说：“桥这么小，不能转身，而且你母亲他们也跟着来了。”我又问她：“我想爬过去。”她听了很紧张的说：“你手把妹妹，不能爬，不要怕，也别急，一步一步慢慢走，很快就到了。”好不容易走到对岸，我怕得全身发抖，哭了。 我家右边有一间印度教堂，种很多甘蔗，守教堂的印度老人有时会送几支甘蔗给我们。文哥和武弟把甘蔗当刀剑武器来玩，又当马来骑（从潮州戏班里学来的）。我家屋后种花和木瓜。几年前陈德华老师回棉兰时亲口跟我说，他小时候常到我们家找文哥玩，用弓箭射我们种的木瓜。我们还养鸡和鸭，文哥和武弟抓蚯蚓来喂鸭子，看到蚯蚓在鸭笼里爬行，有的还会跳，把我吓坏了，从那时起我最怕蚯蚓了。有一次，一只母鸡失踪了，原以为从此失去了这只母鸡，没想到，不久它带着一群小鸡回来了，真让人喜出望外。 文哥和武弟自己削陀螺来玩；他们糊的风筝飞得高，很多人跟我们买来玩。小时候，武弟很好动，看到树上有鸟窝就爬上树去摘下来。小鸟在窝里张开口，吱！吱！叫，我们用碎米和水喂它，不久小鸟都死了。文哥再也不许我们抓小鸟来玩了，现在想起来我们的童年是很快乐的。
1950年元月，六叔病危，父亲在六叔临终时，把发弟过继给他，就在六叔头七前，父亲带我和发弟一同到棉兰去。从此我们最小也是最爱的好弟弟，变成六婶的儿子如谊。那时，他刚病愈，瘦瘦的，看了很心疼。当我们分别时，他哭着叫“姐姐”，我很难过。回到家，我和母亲两人泪眼相望，接着母女俩抱头大哭。 不久，我们搬去丁谊。小姑母张木英住在丁宜，她在家教裁西装和车花，我就到她家跟她学手工，从没想过要再读书，但文哥一定要我重返学校读书。在他的坚持下，我就到刚开办的“华侨学校”读书。因停学太久，四年级只读半年就跳到六年级，所以感到很吃力。那时文哥和武弟都在棉兰读书 ，不能请教他们，幸亏父亲会外文，他可以教我。教我们数学的麦希汗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他很耐心的教导我，我本来对数学特别有兴趣，所以很快就学会了。在他们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学期结束时，我考到第一名，我很高兴。我第一次考到第一名。
小学毕业后，父亲送我到棉中升学。我们的学校在“不地沙”，教室和宿舍都是亚答屋。我考进“棉中十三组”，有两百多人，都是来自苏岛各地，分成四个班。就我们班有六十三人，级任是李炯安老师。我住宿在学校“F组”，有24人，组长余冰心，是先达人（赵秀英老师的女儿）。她来棉中读高中，她多才多艺，常教我们唱歌和跳舞。她很照顾我，有一次，她眼镜跌坏了，我陪她去配眼镜。我是路盲，不认识路，她近视很深，没眼镜戴看不清楚，结果闹了很多笑话。在棉中第一学期结束时，李炯安老师到宿舍告诉我，我考到第一名。冰心听了问我：“什么，你整天躲在被窝里能考第一名？”她会这样问那是因为棉兰和丁宜一样，只上半天课。在这里读书很轻松，没事做时，我喜欢躺在床上，而且不管有睡没睡，我都习惯一上床就要盖被单。到今天我还有赖床的坏习惯。 第二学期，新校舍落成，我们搬进新校舍。我们的宿舍在二楼，教室在楼下。在新教室读了一个多月，我病了。其实这病是一年前开始的，左颈生三粒不知名的东西，稍微多活动就头痛、发烧。父亲带我到“丁宜红毛丹医院”和“丹容勿拉哇医院”去看医生。这一年，我每天都在服西药和打针，但那三粒杯东西却越来越大，而且很痛，痛到吃不下也睡不着。医生要我每三天到医院去电疗一次，因为这样我只好乖乖地回家去养病。 经过了几次电疗，患处红红的，又痛又痒，但一点效果也没有。我灰心了，有几位同学还有李炯安和林天幹老师写信来关心我。我跟他们说：“我的病不会好了，我的生命快完了。”说真的，那时的我已经绝望了，我觉得我快死了。那年，我才十多岁，那段日子我过得很痛苦。 有一天，林礼明同学来看我，他跟我母亲说他有位同乡（福州人）是一位很有名的中医，不如找他试试看，他可以带我去找他。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才到那中医的家。把完脉，他开两张药方和一包药粉给我。他说：“服第一张药方会腹泻（排毒），三天后再服第二级药方（补药），两张药方轮流服。每天两次用旧红砖热敷患处，再用清水少许和药粉调和擦在患处，一个月后再来复诊。” 服过中药和母亲细心的照料下，不到半年，那三粒东西慢慢缩小了，不痛了，我的病好了，我很高兴，我又可以上学去了。校方要我再读初中一下。李炯安老师说如果我要读初中二上，他帮我报名，要我当新生再投考。那学期是从数学分数来分班，结果我考进“二上丙”班。教我们数学的黄国庆老师很会教书，他解释得很清楚，所以我很喜欢上代数这门功课。每次考试都考到满分。他和同学选我当我们班的代数课的组长。李炯安老师带我去参加“学艺社”。每次出去练歌都是男同学接送。有一次，陈文珠同学载我出去，在回宿舍的路上，我们跌倒了，幸亏只受了点外伤。老师和同学都很照顾我，知道我刚病愈，义务劳动和大扫除都不要我参加。 我很喜欢宿舍生活。晚饭后和杨秀英、黄汗水、张宝珠等一起到操场散步，看同学打球。晚上在教室温习功课，睡觉钟一响，我们就要回房睡觉。考试时，有时同学要“开夜车”，只好躲在楼梯口的灯光下。舍监张尚志来查房时，他们赶紧回房假装睡觉，舍监一走，他们再回去继续“用功”，真有趣。
有一次，卫生股要我们每个人打十只苍蝇，我们几个人合作凑够十只，然后轮流拿去交，结果被发现了，我们只好再重新去找苍蝇。我和纪素銮怕蚯蚓，被同学知道后，有些同学就抓蚯蚓来吓我们，我们怕到躲进冲凉房，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条弄断的红橡胶圈。每星期六，我和杨炳辉、邱思赏、郭玉娥等都会搭火车回丁宜。有一次，我们还没买车票，眼看火车快开走了，我们只好先上车。检票员当作没看见，放过我们。从此我们搭火车不再买车票了，但也不是每次都这么好运，有的检票员会叫我们补票或收小费才肯放过我们。 1953年6月，我们又搬回先达。于是我就转到先达“华侨中学”，在“持恒级”读完初中三年级。重回学校的三年半里，我在丁宜、棉兰和先达，每学期都考到最好的成绩。初中毕业典礼那天，陈于胜伯父跟我说他要资助我回国学习，我很感动、很感谢他老人家对我的爱护和关心。我因体弱多病，所以选择留下。接着在华中高小部教了两年的书。 1975年，我搬回棉兰。2009年，搬来雅加达，很多朋友问我是哪里人。翁克忠老师也曾经这样问我。我棉兰出生，住的时间最长也是棉兰，我应该是棉兰人吧！但我跟他们说我是先达人。因为先达有我童年的回忆。育文哥告诉我：“心安之处就是家。”所以我现在的家在雅加达，但我还是先达人。 附注：在陈捷昌兄府上，认识他的好友凡夫夫妇，我本来就爱读他写的文章，他送我一本“夕阳絮语”，我爱不释手。他说：“趁‘老年痴呆症’还没来临，把过去所经历过的事都记起来，留下美好的回忆。”我有同感，所以写下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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