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张大永
1931年日寇侵占东三省之后，不断把其侵略魔爪伸向全中国。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号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一致对外。南洋华侨在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及其他爱国侨领和抗日志士的号召和推动下，也群起响应。
位于地球偏僻一隅的小山城——先达的上空，也响起了抗日救亡的歌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九一八’，‘九一八’！……”。
父母亲像众多华侨一样，不愿当‘亡国奴’，密切关注国内外时局的发展，关注国家的前途、中华民族的命运，并且响应当时“国民政府”的号召，踊跃捐输，支持国家抗战。出生于1931年的大姐，在先达幼儿园就读时，在老师的带领下，也参加了到大街上义卖筹款的活动，支持祖国抗战。 1941年12月8日，日寇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邻邦先后沦陷。许多原先从中国南来新马活动的爱国抗日志士和文化人，如胡愈之、郁达夫、巴人等等，为了逃避日寇的追捕和杀害，纷纷乘船偷渡来苏门答腊西部的武吉丁宜等地避难，并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活动。
次年3月，日寇又攻占了荷属印度（即今日之印尼）多个地方，包括苏门答腊首府棉兰等地。资料显示，巴人老前辈（即王任叔）和他的夫人刘岩，是在1942年10月从苏西转移到苏北的棉兰和先达的。他们与日寇南侵前就在苏北棉兰等地进行抗日活动的“华抗”（苏岛华侨抗敌协会）和“反盟”（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取得联系，共同筹划和领导了当地的抗日斗争。 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出卖，1943年发生9-20事件，导致两个抗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爱国抗日志士被捕被杀，巴人和刘岩被迫转移到先达一带乡间避难，一直到日寇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就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得到当地一些幸免于难的爱国抗日青年的协助和掩护，安全地躲过了日寇的追捕，并继续从事抗日秘密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培养了不少爱国抗日青年，提高了他们的理论认识和思想水平，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新形势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日寇投降后，巴人和刘岩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这批朝气蓬勃的进步青年，纷纷出来进行各种活动，并且到先达的中华学校教书。巴人老前辈和他的夫人刘岩也亲自到学校教课。在他们的努力下，爱国进步团体，如职工会、妇女会、青年会如雨后春笋般浮出水面。
老师们在课堂上，不仅讲课本上的知识，也讲国内外大事，讲《西行漫记》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教唱革命歌曲《延安颂》、《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以及各种抗战歌曲《歌八百壮士》、《新加坡河》、《长城谣》、《救国军歌》、《旗正飘飘》等等，激越嘹亮的歌声，响彻了先达上空。 说实在的，那时候，年仅十一、二岁的我，就爱上了这些歌曲。学校举行歌唱比赛，我的参赛歌曲，就是《歌八百壮士》。记得当我站在台上，张开喉咙激动地放声高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引得台下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此外，在黄妙贤和黄妙珍老师的安排和指导下，我和她们的侄儿黄光辉同学还在学校大操场举行的文娱晚会上，表演了《黄河大合唱》里的《河边对口曲》。还有一次，黄妙贤老师还安排我在陈斯刚老师表演的一出抗日剧里当“活道具”，在戏里每当他被日寇特务拷打时，我就躲在幕后哭叫着“爸！”一声。另外，三弟和我只相差一岁，身高和模样长的也相似，又是调皮贪玩的孩子，也被表演叠罗汉的大哥哥们看中，吸收我们参与演出。 可以说，当年先达的文娱演出活动轰动了整个山城，记得这些演出多是在日里大戏院举行，每次演出都由吉他乐队先出场，演奏轻快悦耳动听的夏威夷乐曲，随后精彩夺目的节目纷呈，有安排得很紧凑的“叠罗汉”节目、歌咏和戏剧等，吸引了先达的乡亲 父老和孩子们的目光，每晚都座无虚席。记忆中，当时我也曾带着浓厚的兴趣观看了巴人先生自己编剧的反映华侨劳工反抗白人种植园主残酷剥削的《五祖庙》，深深地触动了我幼小的心灵。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苏北地区的印尼人民政权中心也曾设在先达，得到了以巴人等老前辈领导的先达左派爱国民主人士的热情协助和支持。他们努力引导和说服一些华侨改变对印尼人反对荷兰殖民者、争取民族独立斗争采取的“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保守思想和态度。他们领导下的先达妇女会、职工会、青年会等进步团体，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主动地与印尼各界的人民团体一起，在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八一七印尼国庆节，联合举行庆祝活动，共度佳节，增进友谊；而先达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文泉老前辈及其下属吴国胜等，还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印尼人民军的游击战，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荷斗争。 先达的这些进步活动红遍了整个苏北地区，“小延安”之美称，由此而来。影响所及，我家“与时俱进”，由支持蒋委员长抗战转而支持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从此以后，我家一众大人孩子都成了“红屁股”，除了堂弟和我留在海外闹革命，大哥早早就病故，其余姐弟妹（包括堂姐），都先后回中国学习和参加工作，外婆和父母亲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回国养老。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变成一个热烈的“红屁股”的时候，外婆曾幽默地对我说：“小心啊，阿永，不要由‘红屁股’又变成‘赤屁股’了！”由于年幼的缘故吧，那时候我对这句话，并不理解，只当是外婆开玩笑说的话。其实，现在想来，这句话富于哲理，是她对从小就热衷于政治的小外孙未来人生旅途发出的“预警”：千万不要由极左变极右。 1953年初，我接受组织的任务，在母亲帮助下，为建立一条地下航线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先达。
记得当年离开时，先达这个小延安已被荷兰殖民军占领，巴人老前辈被捕，母校被“蓝屁股”夺回，进步团体和爱国民主运动遭到镇压，那是“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然而，由于印尼人民的英勇斗争，以及1950年代“四海翻腾云水怒”的国际形势，荷兰殖民者被迫结束了它在印尼长达350年的殖民统治，小延安——先达，已然“旧貌换新颜”。恰似“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的一派新气象。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左派团体的铜乐队，坐在大车上，为办喜事的人家，沿街轮番吹奏起《歌唱祖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激动人心的革命乐曲。电影院进而放映着许多新中国和苏联出品的电影，书店里销售着新中国和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革命书籍和唱片，令你目不暇接。 此时，先达的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响应祖国的号召，回中国深造或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巴人（王任叔）获委任出任新中国驻印尼的第一任大使，得到苏加诺总统欣然同意；受他影响或培养的许多老师和同学先后到中国大使馆担任印尼语翻译，另一些则投身到棉兰的中印文报刊工作；先达中华学校教育出来的许多同学都分散到苏北各地小城镇当教师或校长。可以这样说，先达小延安的美称，不仅传遍苏北地区，而且已经名扬海外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先达爱国民主运动之路硕果累累，自然是跟战后亚洲和世界人民（包括印尼人民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这一“五洲四海风雷激”的时代潮流息息相关的，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与此同时，也是跟巴人老前辈的正确指引以及他的许多优秀的学生——当年的亲历者和践行者的努力工作和无私奉献分不开的。没有这一切，要取得以上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时间和历史证明，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不仅爱国爱民主，支持中国人民的反蒋解放战争，而且也爱印尼及其人民的自由和解放斗争，支持他们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巴人等的革命激情和身体力行，实际上，也给当年印尼华侨指明一条正确道路：只有跟印尼人民一道，同甘苦，共患难，自己的权益才能得到有力的保障，自己的前途，才会有光辉的未来。这一点，对于今天已成为印尼公民的华人，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时间和历史还证明一点，由于巴人等老前辈及其培养和教导的年轻一辈所进行的这些活动，使得先达的中国人和当地的印尼人都能友好相处，即便在战乱的岁月以及苏哈多掌权的新秩序年代发生大规模反华排华逆流的时候，先达地区的华人所受到的打击和损失，相比之下，也是比较轻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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