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清明节的话——怀念爸爸
伍东宁
清明节，我们三个儿女陪妈妈去八宝山看望爸爸，虽然我们一年总会来看他几次。但在这个传统的日子,我们还是不想让他感到孤单。
他离开我们已两年多了，但站在他的像前,我们仍然有一种安全感，仍然能感受到慈父的温暖。妈妈提出，想为爸爸出本书。这是她这两年的心愿。我们十分赞同，认为可以抒发她多年的情感，也可以让老朋友分享美好的回忆，更重要的是，让晚辈通过字里行间的点滴，了解他们的爷爷和外公。 记忆中的爸爸
我的童年可以说是在幸运和不幸交叉中度过的。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爸爸很忙，平时很少能见到他，“出差”两个字我很小就会说。童年的晚上,多数是我家的保姆徐景慧陪伴着我们度过的，她也成了我们家庭不可缺少的一员。虽然与爸爸接触少，但很多情景却是在童年的记忆里格外清晰。 那时，爸爸在家的话，星期天的早上，我和妹妹会爬到爸爸的床上，赖着不起来，等着爸爸用他的招牌动作“拔萝卜”,一次一次地把我们从床上拔起来，总能换来我们一阵阵开怀大笑。孙子輩们也都享受过这种快乐。或许这招儿是我们祖母传給他的吧！
爸爸是我心目中的骄傲。他从事外交工作，60年代初正是他最忙的时期。那时，每天晚上吃完饭，我经常会早早跑到大食堂占位子，等着看新闻简报（现在叫新闻联播），总希望能在电视里看到他。有时电视里出现爸爸的镜头，其他小朋友会大声喊:“东宁，看！你爸！”每当这时，我心里都会感到格外地骄傲，因为他是我爸爸！ 文革发生的变化，让我接触到了一个另样的爸爸。那是1969年夏天，爸爸跟部里许多人一起被下放到黑龙江省肇源县，听说他在那里养猪，还遇到过特大洪水，挺危险的。1969年冬天，他们接到指示，要转迁到河南省沈丘县，将会途经北京，并在车站做短暂停留，我们听到消息都十分雀跃，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爸爸了。
那时北京的冬天天气很冷，我们头天就为他买面包和蛋糕，早早的就跑到西便门火车站等候，火车晚点了，到站的时间被一再推迟，好像是迟了6、7个小时，直到天黑火车才到。进站后的场面十分震撼，与电影中的情景有几分相似，所有的车窗都被人头堵满了，月台上，人们都用及快的语速在对话。妈妈把我们三个依次拉到爸爸面前。我惊呆了，眼前这个人，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爸爸。他头带狗皮毛帽子，满脸胡茬子，身穿灰蓝色的棉袄，脚上蹬着一双翻毛大头鞋，唯一没变的是他朗朗的笑声。 相聚的时间很短，爸爸平静地嘱咐我要好好读书，要听话。没有太多的交流。短暂的相聚却十分温馨，那一刻的画面至今都深深地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里。 1970年，妈妈决定把不满16岁的姐姐留在北京，带着我和妹妹到沈丘与爸爸团聚。此后，我们有了较多的时间和爸爸一起了。 在河南五七干校里，他被分配在打面房里工作，还负责保管工具，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四年多。在这里大家虽然挺累，但很充实。没有听说有太多的政治活动，大家都挺平等，许多后来的大干部，那时也和大家一样的出工。我觉得这段时间，爸爸的心情不错。我们回家时，他会和我一起去沙河里游泳，骑车带我们去赶集，他失眠的毛病，也是这时候康复的。爸爸是个爱学习的人，特别爱查字典，每当我有不会的字，问他的时候，他总是让我们去查字典，说这样不容易忘。他在河南的时候，一直很乐观。一次看爸爸落泪，是在他听到祖母去世的消息时，那天他接到承德姑姑的来信，他非常难过。我陪着他在果园里散步,他向我讲了许多祖母的事情，回忆了很多往事。看得出他与祖母的感情很深。现在想起来,或许他觉得对父母有些愧疚吧！也许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此次爸爸无意间，告诉了很多他家的情况。祖母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1973年,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先行回到了北京。我已读中学了，从那时起,我没少让爸爸、妈妈操心。印象最深的是1976年,我和院里的孩子一起，把机关里弃置的轿车座垫偷走，拆了弹簧去做沙发。为此全大院招开了批斗大会，并令我爸爸站在台上做检查，当时我真的感到无地自容。可回到家，爸爸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对我大声责骂，只是平静地说:丟人啊！以后要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听说他为了我的事受到了很大压力。其实爸爸，我当时就想跟你说:爸爸对不起！你是个宽容的爸爸。 1978年,我高中毕业了，马上面临高考了，应考的人都忙着找补习班，妈妈也十分着急，每晚回到家，她都会问我补习的情况。这段时间,我也是有压力的。可爸爸却经常跟我说:行行出状元，高考未必是唯一的出路。只要人的生活得充实就好，平凡也会幸福，哪个父母不对自己孩子寄予希望呀！可爸爸在这个时候能跟我说这样的话,可说是用心良苦啊！爸爸，你是个不平凡的爸爸。 1982年,我和妈妈去香港探亲,如果可能的话,我就打算留下来发展。在这之前，我看到许多朋友都去了国外和香港，我闹了很久，他们一直不同意。机缘巧合，妈妈决定带上我一起去香港。临行前爸爸跟我说，你爷爷曾经就说过，18岁后不养儿，18岁后，我们做父母的义务已尽到了，以后就靠你们自己了。我们不会是你们的负担。那一刻,我鼓起勇气走出了这个家门，开始了走我人生自己的路。我十分感谢我的父母。
1991年,香港金融风暴，我因为投资不当，亏了很多钱，精神压力很大，我打电话回北京，爸爸接的。他听了我的情况，没有马上接我的话茬，而是很平静的问我，身体没事吧？跟着说:钱财身外之物，平安就好。我们没法让你们发财。但什么时候家里都有你们的饭，什么时候你们都可以回来住。爸爸,你知道吗？当时你的一句话，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他让我感到自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家，从来也没离开过你们。 在我条件好的时候，我曾要求过爸爸、妈妈过来香港跟我同住，爸爸马上就拒绝了。当时他说的话，我记得很清楚。爸爸说:香港的生活指数太高了，你们不容易，我们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我们有国家管呢！可怜天下父母心，你们从来都是在为我们着想呢！ 1996年，由于97将近，香港出现移民潮，很多人都在办移民。我一个香港朋友答应帮我免费办移民加拿大。我征求爸爸的意见。爸爸说:还是别移了吧！太远了，有事回不来！话说得很平静,但感到了那份不舍的亲情，爸爸老了！我马上说，我不移了！ 转眼间，爸爸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很多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在昨天。每次与姐妹们聊起他的时候，大家还会模仿着他的口吻和语调来调侃。许多趣事仍然是百说不厌。爸爸今生能做你的孩子,是我们几个最大的幸运，相信我们也曾给你带来过许多欢乐。生命虽然有限，但我们缘岂止今生？站在你的像前，我曾无数次的默默对你说:爸爸，我们真的好想你！
伍东宁 写于2014年4月春 （本文作者伍东宁是荣获国家颁发的抗战胜利60周年、抗战胜利70年奖章的先达抗日老战士、
已故的中联部离休干部伍英光伍英的女儿。文章编发时标题稍有改动。 ——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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