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藏心底的怀念—怀念爸爸伍英光

       爸爸走了，在两年多以前的那个冬季，在我们痛心疾首的伤心里，他永远地走向了那个鲜为人知的世界，留给我们的是无限的伤痛以及无尽的哀思……
　　爸爸突然走的那一刻，是迄今为止我唯一所经历的一次生离死别，那一刻，刻骨铭心！那一刻教我尝到了人生第一次失去亲人的痛彻心扉！
　　“清明时节雨纷纷”，又是一年的清明节，我们姐弟妹三人再次陪伴妈妈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站在爸爸的墓前，泪水模糊了我们的双眼……看着我们带来摆放的百合花勾起我对爸爸无限的思念，泪水控制不住的留了下来！

       爸爸祖籍广东台山，出生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棉兰一个华侨商人家庭，家里兄弟姐妹七人，爸爸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父辈兄弟姐妹十一人是个大家庭。虽然生长在海外，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我感觉爸爸比我们这些生长在祖国的人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在印尼中学毕业后，受革命思想感召爸爸参加了棉兰地下抗日组织“华侨抗敌协会”，积极投身反抗日本法西斯斗争。1943年9月因叛徒出卖遭日军逮捕，被关押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出狱后，爸爸仍然不改初衷，坚持信仰，又先后加入由“华侨抗敌协会”改组的进步华侨青年组织“新生社”、由出狱同志组织的“被难同志会”以及“新中国剧艺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祖国的富强才是海外华侨的靠山，爸爸那时正在香港印度洋行、香港远东通讯社和香港大安公司工作，生活稳定，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接受祖国的召唤于1949年5月由香港奉调回国，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并在1950年被派往中国驻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工作。1951年调入中联部工作，直至1985年4月离休。爸爸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年华交给了自己的祖国，献给了祖国的外交事业。他不仅自己如此，回国之后的多年他还召唤弟弟、妹妹也回到了祖国。

        幼年时的记忆
      1954年10月6日我第一个幸福的降生到了这个家庭。我出生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忙碌的外交工作使爸爸根本无法顾及家中的妻女，听妈妈说，我快要出生时爸爸正在国外出差，是机关同事帮忙把妈妈送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养蜂夹道妇产医院，这家医院据说后来划归北大医院了。
      在我的记忆中，爸爸总是忙，经常不在家，所以我们都是在幼儿园里过着“整托”的集体生活，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团聚，但即使回家了爸爸也很少在家，如果生病了就会被送到位于部里2号楼5单元一层的医务室隔壁的幼儿园隔离室，我记得每当那个时候我经常都会爬到隔离室的窗台上看着外面，盼着爸爸、妈妈来看我，看到别人的家长来了就羡慕不已。正因为这个记忆太深刻了，后来当我的弟弟、妹妹也住进幼儿园隔离室的时候，虽然我还太小不能把他们接走，但我会时常隔着玻璃去看他们。
      记得1958年大概是在我4岁时候，突然有一天晚上，我非常意外地看到爸爸推着自行车来幼儿园接我，并高兴地告诉我“咱们搬家啦！”他推着自行车让我坐在后座上先到当时我们居住的房间里收拾东西，然后，我抱着锅碗等杂物和爸爸一起来到了我们的新家——3号楼12单元2层3号，在这里我们全家一直住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70年，弟弟、妹妹也是在这个新家出生长大的。
       那时的我很小就经常晚上独自一人在家等候父母的回来，那时妈妈在离家很远的北京钢铁学院上班，由于是在院长办公室工作也是经常晚上要开会到很晚，一般到家也已经是晚上十点以后了，趴在厨房窗台上仔细听楼下马路上井盖声响，就知道妈妈回来了已经是我和弟弟、妹妹的家常便饭了。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爸爸晚饭后要去机场接外宾，告诉我妈妈一会儿就回来，结果等来的是妈妈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开会太晚就不回来了，结果我害怕当时就哭了，让她快点回来，告她爸爸不在家，妈妈只好答应我赶回来，看着窗外对面楼人家的灯光和全家欢乐的笑声，我只有抱着电话等待着父母的归来，大约十一点了爸爸先回来了，不到一会儿妈妈也到家了。这样的日子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讲真是太多太多了，但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的经历至今都让我历历在目。

       上小学了，同学们都想报考景山少年宫，我也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向家里照顾弟弟、妹妹的保姆要了五毛钱和同学们一起去景山少年宫报考绘画，记得那天我们正在考试画静物画，突然部里的小伙伴陈春燕在门外大声喊“东宪,你爸爸来啦！！”喊声让我停下了笔，吃惊的看着门外，只见爸爸带着几位外宾走了进来，一进门他也吃惊得看到了我，因为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见到爸爸了，“你怎么来了？”我激动得不知道说啥好“阿姨给我的钱”，这时旁边的监考老师也走过来问我爸爸“这是你的女儿？”，“是呀！”爸爸接着说“考完赶紧回家，别在路上玩儿了”，然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爸爸走了之后，后面的考试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完成的，满脑子就是想他怎么不和我多说几句话呀。直到后来爸爸回家我才有机会问他，他说当时在工作还有那么多的外宾，不方便多说，其实我知道爸爸他心里一定也很想念我。
       小的时候，还有一个情节让我们三个子女至今都难以忘怀，那就是我们最盼着爸爸在家的时候能赶上一起吃午饭，因为午饭后，爸爸一定会从壁柜里取出一个圆形的饼干筒，让我们三个人排成队伸出手等待着他发给我们饼干，当然饼干给几块要看我们每个人的表现，每到那个时候我们都特别享受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爸爸当时正在担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翻译组组长的工作，常驻北京友谊宾馆很少回家，而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随着运动越来越“深入”，每天都有新的“叛徒“”、“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来，我们也就每天都要心惊胆颤的到部里的食堂等待着今天谁的爸爸又要被批斗了。突然有一天，造反派来到我们家，一进来就要强行拆掉家里的电话。因为爸爸工作的需要，我家很早就有电话，公家给谁家装电话在那时的我们看来也是身份的象征，突然来拆掉电话，也就意味着要出事了，我急忙给爸爸打电话问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别害怕”，紧接着家门外就听到了“英光访问印尼流毒没有肃清”的喊叫声，我一开门，居然家门外还挂了一只死猫，吓死我了！

       我知道，1962年4月爸爸陪同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全程担任翻译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刘主席受到冲击也波及到了爸爸。但是之后，爸爸居然也还在做着他的毛选翻译工作，没有停止，只是他如果要去医院看牙，必须要先请示得到批准才可以。再后来又因为爸爸在印尼遭到日本人逮捕关押坐牢是否成为叛徒又开始了多年的审查，但爸爸始终相信党会给自己一个清白的。
       1969年6月1日是儿童节，但是那天我的记忆不是欢乐，而是爸爸和部里很多的干部一起在北京站集合，要乘坐火车下放到黑龙江省肇源县五七干校，送行时，爸爸一直嘱咐我要听妈妈的话，照顾弟弟、妹妹。一年之后，由于中苏关系紧张，黑龙江地处中苏边境，部里的五七干校又搬迁到河南省沈丘县。记得爸爸他们整体搬迁时，不允许回家，我们只能到他们火车途径的西便门火车站（今天的北京西站）与他们见面。那时的西便门火车站是一个货运站，没有接人的站台，由于人很多，只能是站在小马路上等，到站的时间在不断的变化，天气很冷，大家也只得听从部里的安排一次又一次的回到家里等待，又再听到召唤后回到火车站，我们和妈妈带去的咖啡也只得一次又一次的加热，直到天快黑了，爸爸他们乘坐的火车才终于进站了，我们都激动得不行了，一年没见爸爸了，他变了吗？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的想象着他的模样和见到我们他会是什么表情。爸爸走下火车的那一刻我终生难忘，满脸胡茬子，一身东北人的打扮，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样，感觉人黑了很多，但还是十分的乐观，我们三个急忙把带来的食品和饮料递给爸爸，生怕他来不及吃。相聚的时间很短，爸爸一边吃一边依次嘱咐我们要好好读书，要听妈妈的话。列车鸣笛了，那是在催促爸爸他们上车，我们拉着爸爸依依不舍，那个场面如今回忆起来仍然感觉是那么的温馨。

       成长中的记忆
       1970年8月，妈妈向钢院组织提出下放到爸爸所在的五七干校的申请批下来了，而那年7月不满16岁的我刚刚分配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模型车间工作，因此，妈妈只能带着弟弟、妹妹到河南沈丘五七干校与爸爸团聚，而把我独自一人留在了北京。此后，我和全家一别就是4年，直到1974年落实干部政策全家才返回北京，而那时的我也已经进入了大学，开始了大学的生活。
       记得妈妈带着弟弟、妹妹刚下放到五七干校时，我才参加工作半个月，第一次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第一次走向社会，第一次独自一人留在北京，一个不满16岁的我心里非常恐惧，送走全家回来的那个晚上，面对空荡的房间，往日的欢笑荡然无存，我害怕得把所有的房间门全部锁上，后来甚至一个月都没敢走进其他的房间。突然有一天我正在上班接到部里的电话让我回家，回家一看我就懵了，门打不开了。原来部里军管会的人看上了我们家的房子，就趁我上班不在家的时候，擅自撬开房门把我家的东西、家具搬到了对面的三居房子里，而把他们自己的东西搬进了我家，将我家的房子据为己有了，而我居然不知道。他们让我居住的房间是一个套间，里面还放着黄薇阿姨家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个年代，什么人权都没有，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我们扫地出门了，爸爸、妈妈也是事后才听说的，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刚参加工作，看到工厂的工人师傅每天带饭上班我也非常羡慕，也想试着自己做顿饭，但是长这么大不是吃食堂就是家里有人做饭，我从来就没有动过火。记得一天晚上我馋得不行了，就找出一个妈妈留下的小汤锅放上水煮面条，水开了我就把一纸挂面（大约400克）放了进去，谁想到一会儿再看，锅烧干了，锅里的面条变成了一个大面砣，根本不能吃了，那个晚上我又饿又害怕得哭着睡着了。后来爸爸和妈妈听说了这事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得知我当工人了，爸爸十分高兴，在我16岁生日的时候爸爸还特地买了一本《木模工工作法》的书送给我，并来信鼓励我好好向工人阶级学习，学好技术，前两年搬家的时候我才又找到了那本书。离开父母以后，我在工厂努力工作，学习技术，当年12月我就第一批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又当了车间的团支部书记，两年之后的1972年6月，车间党组织又找我谈话准备发展我入党，由于我不满18岁，才拖到1973年11月1日我19岁的时候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几年里，爸爸经常来信询问我的学习和工作，在入党组织审查时，组织上把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来对待，要我写一个对爸爸历史问题的认识，我很抵触，不愿意写，因为我认为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不愿意写什么思想上要划清界线之类的话，当我和爸爸讲了我的心事时，他又一次告诉我，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会把事实问题搞清楚的。
       在爸爸的不断鼓励下，我在工厂3年的时间里不仅入了团、入了党，当了车间团支部书记，由于表现突出，还得到了《北京日报》记者的采访，并将对我的报道文章登在了《北京日报》上，爸爸看到我的进步别提多高兴了，特地将那张报纸上的文章剪下来寄给了我留作纪念。

        1972年毛主席发表文章，提出恢复大学招生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在那个时代背景下，1974年6月我们工厂也得到了推荐名额，在车间党组织和群众民主投票一致推荐下我被推荐上了大学，那一年我还不满20岁。一开始我非常希望继承爸爸的事业学习一门外语，将来毕业也能从事外交翻译工作。由于我有这个家庭背景，到工厂挑选学生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老师经过几次面试也的确给了我实现梦想的机会，准备招我到他们学校的德语专业学习，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公布录取名单时，我却被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专业录取，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理想和现实的反差，执意要放弃这个机会。这事让爸爸知道了，他给我来信说，想学习外语的想法固然好，但是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的选择，他已经干了一辈子这个行业了，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学工科，将来好更直接的为祖国建设服务；他还说，如果我当年有这个条件一定会选择从事工科。后来我才知道这事的变化是妈妈将爸爸的想法透露给了来招生的老师，招生办协调以后调整了我的录取学校。爸爸希望自己和亲属都能掌握一门专业技术的愿望不仅仅体现在我身上，他自己的弟弟、妹妹回国以后，也在他的鼓励下，分别选择了地质、农业科技、石油等专业，他想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的强烈愿望可见一斑。
       

       1977年7月即将毕业了，全国的高考入学制度也将恢复，需要大批的老师。学校机械系领导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准备让我留校当老师，由于当年毕业分配的原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按道理我从工厂来应该回到工厂去，但是学校领导希望通过置换的方式把我留下来。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我征求父母的意见，他们说尊重我的选择但不要后悔，选择了就要干好它。我在综合考虑了未来发展机会和与我置换同学发展前途的多方影响因素下，婉言拒绝了学校留校当老师的方案，回到了工厂。又在被留到工厂组织科工作的情况下争取到了工厂设计科，因为我知道这才是我爸爸最希望我从事的行业，7年之后我又争取调到了北京市工业设计研究院工作，因为那里离我父母家最近，他们帮我照顾孩子，工作单位近了就能够减轻他们的一些负担。

 
          短暂难忘的记忆
      说说过往转眼就是几十年，细算起来，我和父母一起居住的时间很短，与爸爸相处的时间就更有限。从1954年出生到1961年幼儿园毕业，基本上是整托在幼儿园即使天天回家爸爸也经常出差不在家；1961年到1969年期间，我开始上小学因为不到7岁第一学期先去了钢院职工子弟小学上学，因此住在学校里，转回羊坊店中心小学后，正值爸爸最忙的时候，不是经常陪同国家领导人出国，就是四清、下放，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9年下放五七干校前，他又时常住在外面翻译毛选很少回家；1969年到1974年下放期间，我基本上没有和爸爸见过面；1974年爸爸虽然回到北京了，但我已经上大学住校了，只有周六才回家周日又返回学校了；1977年我毕业了又直接搬回了工厂，也是只有周六才回家；直到1980年我结婚成家独立居住至今。什么都是失去了才知道后悔，想一想这辈子我和爸爸相处时间的短暂真是留下了很多很多无法弥补的遗憾，但也留下了许多短暂难忘的片断记忆。
       我小的时候很瘦，吃饭不多，那时我们放学以后都是到部里的食堂吃饭，每当我吃得少时，爸爸就说我“你是不是要变仙呀，不食人间烟火呀”；等到我参加工作体检时，身高1.74米的我体重才92斤，班里同学给我起个外号叫“面条”；多年以后，特别是生了小孩以后，我的体重直线上升，每次回到家里，一推开门就能听到爸爸用他那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大声喊我“大胖子回来啦！”的声音，每当那个时刻真的是一种享受，直到现在回家时我还恍惚能听到他的声音。我的中学同学再来电话找“面条”时，他就告诉他们“面条”已经变“水桶”啦！引来一通笑声。
       由于我是家中的老大，又是学工科出身，所以多年来家中的大情小事爸爸和妈妈都会和我商量，找我去办，特别是到了他们的晚年对儿女的依赖就会更加明显，什么是否换房、搬家、装修，什么家里的天然气没有啦，电灯不亮了，要交物业费、燃气费、电费、水费等等，全部要等你去办，这也可能就是父母需要子女的反哺吧。每当这个时候，不管我离家有多远，不管我多忙，也不管我是否具备这个修理技能，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时间赶到解决问题，就是想让他们感觉子女是他们晚年的依靠。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每当弟弟、妹妹佯装生气地埋怨爸爸，“你就是向着我姐”时，爸爸就会哈哈大笑的说：“你姐就是会来事儿”，听到爸爸这句话我感觉就是父母对我的最高奖赏。
       2007年，我的外孙女陈麒羽出世，取小名：小小，看到小小出生，爸爸别提多高兴了，他可是看到了第四代人啦，我鼓励爸爸，你现在可要保重身体，争取活到100多岁看到小小长大成人，爸爸说：“那是，以后小小上学你们忙我就负责接送了”。今年，小小真的要上学了，想到爸爸说的话，触景生情，每每想起爸爸的这句话就让我伤心不已。
       2009年，我也到了55岁的退休年龄了，有一天爸爸和我说，等你退休了，有时间了，就陪我回一趟广东台山吧，我知道回到家乡走一走、看一看，是爸爸回国几十年一直等待实现的愿望，因为那里是我们的祖籍，我答应了。但是当我办完退休手续单位又返聘我时，爸爸又鼓励我，返聘就说明单位还需要你，还能体现你的价值，有精力就干吧。现在想起来，不免后悔，好不容易等到我退休有时间了，可是他却永远地走了，留给我的是永远的思念和不尽的泪水。
       爸爸走了，永远的走了。他在世时，我们和妈妈多次提起让他写一个回忆录，留给我们和他的后人看，让我们和孙辈了解他的一生，因为他的一生经历了很多历史事件，与时代的变迁，祖国的发展，特别是祖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但他总是说，比我经历丰富的人有的是，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翻译那时我的工作，有啥好写的。直到爸爸去世以后，看到中联部给他写的生平，海外友人发来的唁电，以及很多人写的回忆和纪念文章，发表在侨友网上，连载在印尼“国际日报”上，才使我们和更多的人了解了他，了解了他的一生。通过互联网，世界各地的人，特别是华人华侨知道了他，了解了他，大家纷纷发表文章纪念他，让我们一家非常感动和宽慰。

        2012年，我在爸爸去世三个月的时候通过侨友网回复大家：“感谢网友们在我父亲去世后对他的肯定和怀念，从大家的文章中我才更加了解了我父亲的一生。几十年来，他一直低调做人，从不在我们面前夸耀自己，他是一位慈父，这三个月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作为他的儿女我们祝愿他在天国健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