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良师益友—林克胜同志

书海手记：

      林克胜是先达乡亲德高望重的长者，中联部离休干部，原先大家都期望他能活过百岁，不料却被肾癌夺走了宝贵生命。众乡亲对他的逝世感到十分悲痛。

    为此，我特邀他的老战友，九十二高龄的张爱粦和他的子女林小坚撰写怀念文章，以寄托大家对克胜深深的哀思。

怀念良师益友——林克胜同志

张爱粦

        克胜不幸走了！他生前在《难忘的“九·二0”》、《忘不了的岁月》用林克胜、林坚、林映青署名，发表了许多篇文章，对当时“反盟”的人、事和对日斗争情况，留下了十分丰富和珍贵的史料，从中对他也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

反盟骨干  贡献良多

       日军占领初期，克胜即受“反盟”先达支部指派，开设一个文化学习班，担任教师，教导十余个孩子，以免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

      “九·二0”事件后，克胜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更大的多方面的作用。

       最突出的是他和其他同志掩护巴人和刘岩躲避敌人的追捕四处逃亡。他曾冒着危险用自行车先后载巴人和刘岩在乡间崎岖小路奔波上百公里，正如他自己回忆的：逃难期间，他和巴人“曾同住一个亚答屋，同受风吹雨打，饱受饥寒之苦；在敌人追捕的时候，同经历生死的严峻考验。”

开办肥皂厂  建立联络网

        日占时肥皂紧缺，克胜便和同志们用灰水土法制造肥皂，销路可观。他们在苏北各地共开了10间肥皂厂，并以此为据点建立起从火水山经棉兰到先达、马达山长达数百公里的联络网。肥皂厂赚到的钱接济了众多逃亡的同志和他们的家属，联络站则为沟通各地战友、转移被追捕的领导人、传递抗日秘密报纸等发挥了极大作用，克胜因身份未暴露，便常穿梭其间，直到日本投降，未出事故。

新闻民运  同样出彩

         1945年底民主日报创办初期，据我所知外勤记者主要只三个人，陈文营负责印尼尤其是友方方面，侨社是林克胜，后来带了一个“徒弟”曾白心（注一），所以当时重大的侨社新闻都是出之克胜之手。

         日本投降，9月初先达政治犯出狱，克胜便乘大家记忆犹新，抓紧采访较全面了解狱中情况的张琼郁等人，于1945年10月23日在民主日报发表了一篇《先达政治犯集中营》的纪实文章（署名林映青），文中对政治犯总人数、印尼、华侨、荷兰西方人各民族人数、华侨总人数、因不同原因入狱的人数、死亡总人数、各民族死亡人数比例以及狱方的暴行等等都做了极为具体详尽的记载，以上数据事实，后来成为“被难同志会”联合印尼各方控告日本狱长西浦克三罪行的依据，盟军军事法庭终于据此把西浦克三判决为战争罪犯，把他送上不归路。

         1946年“九·二0”事件三周年出版的《血仇》纪念刊转载了林映青的这篇文章，而且成为国内外有关文章一再引用的权威性材料。

         1946年1月，苏东青年总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克胜在时任民主日报本岛新闻版编辑的老革命家、资深老报人郑楚云的指点下，用特写的方式写了大会的报导，可惜苏北历经时局剧变，华文包括民主日报资料已荡然无存，克胜这篇报导以及后来的重大报导均已无处寻觅了。

         克胜作为反盟骨干，当然积极投入了民主爱国运动。他利用记者身份，便于在各方各种场合出现了解情况，搜集信息供我方参考，并且串连我各方力量共同斗争，在这方面同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克胜在棉兰和民主日报的时间大约只有两年。1947年7月荷军发动第一次“警卫行动”，逮捕了巴人，驻棉兰国民政府领事与荷方勾结，企图把巴人和刘岩押解到尚未解放的汕头交由敌特处置。这时克胜接受组织委派的重任，再一次随船暗中保护老战友巴人夫妇，在香港正义各方呼吁营救下，巴人夫妇终于获准在船经香港时登陆居留，克胜也随同登陆，从此离别了苏北。

良师益友  三生有幸

        我是战后认识克胜的，他是民主日报极为活跃的记者，时常可以看见他的身影，阅读他报导的新闻。1946年前后，我在新成立的棉兰华侨总会秘书处工作，克胜常来采访，我提供他新闻材料（注二），后来他介绍我去民主日报工作，经陈洪同意，我便改行了，从社团到新闻界，这是我人生旅途重要拐点之一，影响我后来的走向。

        克胜年长我三岁，阅历经验都比我丰富得多，是我名副其实的良师，在报馆我们朝夕相处，成了朋友加同事。不过作为外勤记者，他的工作是没日没夜的，只要有重大新闻他随时出动。平日他总是在下午四五点钟像一只辛勤的蜜蜂，带着丰富的花蜜，疲惫地飞回编辑部，然后立刻整理编写新闻，直到天黑才骑着自行车回巴黎士路民主日报宿舍，所以在报馆同事两年，我们几乎没有好好坐下来谈谈过。

         四年多后，1952年初，我们居然在新中国首都北京重逢，而且居然住同一宿舍。我漂洋过海万里迢迢回来，就不忘带一罐几斤重的印尼咖啡粉分送老友（还有英光、声棋，我那时还不喝咖啡）。一掀开罐，满室飘香，克胜高兴得很。不过我们还是没功夫聊天，因为不在同一处室，又还忙着打“老虎”（三反运动），而且不久我又调走了。1953年克胜和张爱兰结婚时我却来了，在来宾贺片上赫然可见我的签名，还有英光和文胜等苏北老友的。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大家都退休了，社会气氛也较宽松，交往和聚会才多了，逢年过节必轮流在各家欢聚，吃百家饭（各带拿手菜肴来）。在中联部总是在英光家，他家位置适中，房子宽敞，英光月姣又热情好客，爱兰见到我总要乐呵呵认我为她的弟弟。我当然感到荣幸。克胜在家是大厨，但他向我们推荐的是他最拿手的抹面包的Serikaya，并向我们传授。我回家按指点学过，以失败告终，原因大概没有长时间不停搅拌的耐心吧。这是我们最为欢乐的一段晚年时光。

        2001年我去了深圳长住，往往三五年才回北京看看。我经常想给克胜打电话问候、聊天、问些往事，可是他耳背得很，嚷了半天还听不明白，只好先讲给小阿姨听，托她再慢慢向克胜传达。去年9月，已有6年没回京了，决定跑一趟，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很想我，要赶快啊！似有预感，毕竟岁数太大了。国庆节后，因为月姣刚过世，先到她家见东宽、东宁，正好李月蓉和张祥平也从香港过来，过后便由东宁驾车带我们去复兴医院，近在咫尺，片刻便到，措手不及，空手而去。

     克胜当时状况比我原来听到和想像的好得多，气色好，讲话底气足，思维清晰，只是反应胃口不好，医生也不让他多吃。回深圳不久，听月蓉说克胜回家了，而且在家过了96岁生日，我真为此高兴，祝福她必定年过百岁。不料病情突然急转直下，终于违背不过自然规律，还是安祥地去了，过了96岁超高龄的生日，还配带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应该是完美不留遗憾地走了。

      克胜走好！安息吧！

        注：（一）曾白心本来是民主日报的派报员，是克胜把他引进民主日报当记者的，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可是白心本人并不知道。他后来成长为出色的记者，曾于1954年应邀回国观光长达两个多月。克胜是识好马的伯乐。（《忘不了的岁月》P366《与邵宗汉相处的日子》）

        （二）新成立的棉兰华侨总会在客家街左拐进关帝庙街约200米处，系借用莆田同乡行业公会会所，秘书处是一间大房子，主任林革尘和大家一起办公，中文秘书冯锡龄，印尼文秘书为一留花白寸头用两只食指飞快打字的中年人，名字忘了，还有丘德树、沈明基、张锡坤、卢秋生和我，卢和我是陈洪安排去的。